《生命淡如水》

rendao

------------
戳穿安顿的“绝对隐私”
------------

　　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
　　写隐私的人成了最没隐私的人
　　《绝对隐私》面世不久，安顿办公室电话几乎被打“爆”，甚至影响到同事的工作，她不得不拔下电话。在这个“名人难见”的时代，安顿做了一件让圈内圈外人都大为吃惊的事，她在北京某大报刊上赫然公布了自己的私人电话、寻呼、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为了让我的志愿受访者能够找到我。”她说。写“隐私”的人反而成了最没有隐私的人。各种传闻不绝于耳，有说她是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被丈夫抛弃后，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所以她需要靠这样一些故事的写作来求得心理平衡，在《绝对隐私》首发式上，第—个发问者就毫不拐弯儿地提出：“安顿，说说你自己的隐私。”
　　在百十双眼睛的凝视下，安顿坦然答曰：“我没有什么隐私，如果就我个人生活来说，我可以告诉这位先生，我有一个比我大10岁的丈夫，我们有一个10岁的儿子，我是孩子的后妈。”当下会场一片寂静，随即爆发热烈的掌声。安顿说，当时的心情真是从容而不轻松，因为丈夫就在听众席中。
　　安顿自己说她的婚姻是“非常态”的，并且就因为她认准了这“非常态”的婚姻里就有她引为幸福的爱情，她为此甘愿付出，忍受许多。踏上红地毯的路说长似乎不长，她和丈夫陈菽相爱，奇异而又自然。相识第四天，爱已到论及婚嫁。而一向对女儿把握极准的母亲，为安顿好难过：“为什么我那年轻姣好的女儿不能体会到应当属于她的两人世界?为什么选择一走进婚姻就给一个6岁的男孩做后妈?”安顿一句话，母亲让她嫁了：“他是我这一生该等的人，不让我去我会很遗憾。”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相守，安顿付出很多。丈夫此前那次失败的婚姻对他的自信心和对于婚姻爱情家庭的信心都有很大打击，这使得他们的恋爱，从一开始就常常要触及些安顿现在想来都非常沉重的话题。他曾反复地问年轻的安顿关于家庭、婚姻、责任感等等的看法，试探着寻找对于未来的信心。安顿从那时起就已经知道自己在这份爱情中担当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有那么多的阻力要跨越，她的家庭，他的心情，孩子、前妻、父母……然而作出嫁给陈菽的决定时，她没有想太多，像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准备好要为这份感情去付出，去努力，似乎也是在不知不觉中知道了怎么去做。结婚近五年了，安顿的感觉是自己学会了在婚姻中怎么去启发一个人对于爱的信心和责任感……
　　婚姻生活中，安顿的付出很具体，比如：在《北京青年报》繁重的工作压力下还承担起全部家务；无论丈夫从公婆家回来多晚，一定坚持等他回来一起吃迟至午夜的“晚饭”，饿了就先吃块饼干；给年幼的陈涵冰又做姐姐又当妈，同他滚在地毯上踢球，出席他的家长会，结识他的小朋友，听他讲对爸爸也要保密的心事；有的时候，涵冰受欺负，她挺身“护驹”，涵冰闯祸，她又十分尴尬地带他登门道歉……爱情，在生活的面前，变得无比具体而琐碎，然而安顿仍然保持那初婚时的笑容和发自心底的快乐。丈夫受过伤害，安顿又把他的世界补充完整了。
　　谁安顿了安顿
　　丈夫陈菽出身于一个有着家学渊源的家庭，身在商界，但不乏人文素养，这为他们的交流锦上添花，但也意味着年轻女孩顿在走入这样一个大家庭，并尝试为老人们接受的努力中，要遇到比平民百姓家更甚的困难。老人有他们的考虑和忧虑，于是有了安顿那一个个关于等待的辛酸的故事……
　　五年后的今天，事情有了它们相对成型的样子，安顿感到自己已经很好地努力过了，因此挺满意。她相信自己得到的是最好的爱。
　　人们惊讶29岁的安顿和她10岁的儿子之间似母子，又似姐弟，然而许多时候更似朋友的关系，更为小涵冰从后母这里得到的温情而感动。儿子大叫着带球在前面跑，安顿笑着在后面追；为了抢一个球，两人在房间地板上滚作一团，难怪“大大”连连摇头，“你阿姨不是像小孩，是太像小孩了。”
　　说起儿子，安顿没有疲倦的时候，“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做母亲”，尤其一结婚就给已经6岁的男孩做母亲。起初那份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十分戒备我”。然而心是肉长的，童心又最“无欺”，小涵冰开始发现，这个总是能够跟他玩到一起的阿姨，这个不会轻易对他说“不”的阿姨，渐渐成了他的小秘密的惟一听众，她知道自己幼儿园里小朋友和小学校里同学的名字，她成了家里惟一自己可以随便“欺负”的人……涵冰开始相信，这个对爸爸那么好的阿姨，完全有可能对“爸爸”的儿子也一样好。
　　孩子的逻辑无比简单，于是行动也无比直接和纯粹。现在他是扎扎实实把安顿当作自己可依赖并为之骄傲的人。安顿出书了，涵冰在好朋友面前掩不住心底的自豪；带他去商店，有读者认出又有些犹疑时，他人声对人介绍：“是的，安顿就是她。”去大连采访，为读者签名，他要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妈妈旁边，还对读者逗乐：“不好意思，我的名字没有什么用。”而对安顿来说，再忙，也不会忘了为儿子的小储蓄罐里投下换来的钢崩儿。儿子平时住奶奶家，两周来度一次周末，那么周四周五她就要和丈夫紧锣密鼓地张罗安排这个周末的计划。几年了，北京的好地方儿子都去过，几乎都是安顿带着他去的……
　　问安顿想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她立即地回答：“想，但不是现在。”
　　她曾对涵冰一本正经地谈过这个问题。一次游园走过石雕小白兔，她问儿子：“阿姨将来给你生一个属兔儿的小妹妹，好不好？”涵冰想了想，“叔叔(陈菽的弟弟)也属兔……”十分慷慨地，他拉起安顿的手回到小兔儿旁边：“那么我们在这里照张相吧！”安顿十分感动，并因此确‘信心，那个“小兔儿妹妹”的出世不会影响她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这张照片也从此让她倍加珍惜，同事们也都知道安顿是多么得意她的这个儿子，天天把涵冰的照片摆在办公桌上，美滋滋的。
　　当初起安顿这个笔名的时候是她开办“口述实录”之初，同事打趣这个爱笑的女孩儿居然在从事这样沉重的“替别人开解不幸”压力的工作，笑她“连自己都安顿不了，还要去安顿别人”，她索性从中取了调侃，来做了自己的名儿，倒也符合安顿的脾气。
　　又有“市场火眼”曾经看好安顿和爱人之间很有些特别的感情故事，邀安顿的丈夫写书，书是没写，但私下里丈夫笑语“如果写，书名就叫《我安顿了安顿》”，两人都觉妙极，大笑此名道出了安顿的“不安顿”。
　　(本文作者：吴荣荃)

rendao

------------
摘去心灵的“唱针套”
------------

　　要想让人生的唱片发出悦耳的声响，千万不要忘了摘去那个套住心灵的薄薄的“唱针套”。
　　师范毕业那年，我因为各科成绩不错，班主任向学校推荐保送我去师专深造。遗憾的是，节骨眼上仅有的两个名额被另外两个有背景的人夺去了。而手执分配单到县教育局注册时，命运再一次跟我开了个玩笑，有关领导置学校指定分配的一所城郊小学于不顾，硬是把我塞进一所山旮旯学校。令人气愤的是，另外两位分配到乡村学校的同学却堂而皇之地进了那所城郊学校。
　　我一个既无背景且一穷二白的农家子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顶了我的位置，病恹恹地夹着行李来到那所山村小学。
　　校长是位四十来岁的矮个子，民师转正后不久，脸上洋溢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喜气。他大老远地看见我来了，迈着大步迎了上来，朗声说道：“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你可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师范生，看来今年我们学校有希望在全乡排名靠前了。”领我同其他老师见过面后，他把我安顿在一间光线不错的房间里。我推开窗户，一棵小叶杨迎风而立，似乎在等我和它相依相伴。
　　接下来的日子紧张而单调。尽管校长在每周的例会上都要大谈特谈学校的前景，尽管众教师摩拳擦掌并且对我寄予厚望，但我心里并不把这当回事。我压根儿不想和他们抢时间争名次。我变得异常懒散，备课敷衍了事，上课照本宣科，下课后不是捧本杂志听音乐，就是关门闭窗蒙头大睡。休息日我也不屑和其他老师交流什么。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迷上了玩气枪，特意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从城里买回一把气枪，一有空闲便带着枪到山上或河边游逛。几个月下来，鸟没打着几只，一颗失意的心却被击得千疮百孔。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所教科目的成绩在全乡排名倒数第二。校长跟我谈话的口气不那么热情了，甚至我从村口小卖部买完东西离开后都能感觉到背后一束束异样的目光。
　　当时，近乎麻木的我开始为自己寻找退却的理由。我请求校长向上边反映把我调走。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利。我激他说，就说你讨厌我不要我总可以吧?谁知他不吃这一套，而是推心置腹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他说：“你的分配情况我都知道了，但人生在世谁没不顺心的时候?我那年差点连民办教师都当不成……这样吧，这个学期，我们准备购买一套音响设备，你兼放广播，少上几节课，多看些书充实充实自己，以后有机会多留个心眼再图发展。”
　　一套在当时还算高档的音响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在山村露面了。调试、放磁带、录音扩音，都很顺利。放唱片时唱片在转，唱针也放上去了，却怎么也不出声儿。反复几次，都是如此。一屋子的人没见过这种带唱机的录音机，你按一下，他捏一下，最后都把目光投到我这个“文化最高的人”身上。我这人平时眼高手低的，刚才已经很没面子了，便想找说明书看一下。不巧的是说明书又不知放哪儿去了。我心里开始发怵，又不愿当众现丑，便对大家说：“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再调试调试。”可大伙正在兴头上，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这时，从外面挤进一个中年人，我认出是村里经常外出揽活的王木匠。他仔细看了一下唱片的转动情况后，很快找出了问题。他把唱针上那个薄薄的塑料套子摘去后再放到唱片上去，唱片立即发出一阵悦耳的乐声。王木匠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丢下一句“都是外行”后兀自离去。我像是当众被人猛抽了一个耳光，脸上火辣辣地灼痛，恨不得在地上找个裂缝钻下去。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这次不仅仅因为王木匠的举手之劳使我当众丢了丑，更主要的是我为自己一年来的迷惘和消沉感到万分愧疚。我算什么呢?充其量是一只笨拙的驼鸟罢了。我想起了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它(驼鸟)认为跑得很快，却没有很好的自卫手段。当情况紧急再也跑不脱时，便把头钻进沙堆，自以为很安全，其实已是苟延残喘了。”看来，我的这种驼鸟心态非改不可了。
　　第二天，我主动要求校长不要减我的课，并兼任校广播员工作。我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一只步履蹒跚、自以为是的驼鸟。
　　我把气枪藏了起来。更多的时候，我出现在学生的课桌旁，端坐在深夜的台灯下。第二年，我所教的班级成绩在全乡统考中名列第二。此后一年，我拿下了中文大专的自学考试文凭。调入一所中学后，我更加努力工作，并潜心写作，在教学受到老师和学生好评之余，我终于凭着近百篇报刊作品跻身县委宣传部。
　　几年来，我从一只自甘沉沦的“驼鸟”变成一只勤奋的“叫天子”，无不得益于那个薄薄的唱针套。是的，要想让人生的唱片发出悦耳的声响，千万不要忘了摘去那个套住心灵的薄薄的“唱针套”。
　　(本文作者：詹平相)

rendao

------------
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
------------

　　打算一气跑一百公里也许需要勇气，但是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只要你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然后一步再一步，一百公里也就走完了。
　　19B3年，伯森汉姆徒手攀登，登上纽约的帝国大厦，在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同时，也赢得“蜘蛛人”的称号。
　　美国恐高症康复联席会得知这一消息，致电“蜘蛛人”汉姆，打算聘请他做康复协会的心理顾问，因为在美国有八万多人患有恐高症，他们被这种疾病困扰着，有的甚至不敢站在一把椅子上换一只灯泡。
　　伯森汉姆接到聘书，打电话给联席会主席诺曼斯，让他查一查第1042号会员。这位会员很快被查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伯森汉姆。原来他们要聘做顾问的这位“蜘蛛人”，本身就是一位恐高症患者。
　　诺曼斯对此大为惊讶。一个站在一楼阳台上都心跳加快的人，竟然能徒手攀上四百多米高的大楼，这确实是个令人费解的谜，他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伯森汉姆。
　　诺曼斯来到费城郊外的伯森住所。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庆祝会，十几名记者正围着一位老太太拍照采访。原来伯森汉姆94岁的曾祖母听说汉姆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特意从一百公里外的葛拉斯堡罗徒步赶来，她想以这一行动，为汉姆的纪录添彩。谁知这一异想天开的想法，无意间竟创造了一个耄耋老人徒步百里的世界纪录。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问她，当你打算徒步而来的时候，你是否因年龄关系而动摇过?老太太精神矍铄，说，小伙子，打算一气跑一百公里也许需要勇气，但是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只要你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然后一步再一步，一百公里也就走完了。
　　恐高症康复联席会主席诺曼斯站在一旁，一下明白了伯森汉姆登上帝国大厦的奥秘，原来他有向上攀登一步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奇迹的人，凭借的都不是最初的那点勇气，但是只要把最初那点微不足道的勇气保留到底，任句人都会创造奇迹。
　　(本文作者：刘燕敏)

rendao

------------
我是快乐的工作狂
------------

　　期望不劳而获就能成功，如同伸手朝天空摘星般愚不可及，但不论做什么，全神投入，真正乐在其中，你不可能失败。
　　我每年出国时间超过200天，呆在国内时，视察各地的业务也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有时我会把内人和孩子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常常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得。我很忙碌，但我太热爱工作了，有人说我是工作着魔的工作狂，而我并不在意。我坚信倾注全力投入是成功的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全力以赴的人会失败。
　　一般人难以了解为什么我宁可变成工作的奴隶，也不愿意调节工作和休闲，让生活多些乐趣。但是，这种思考模式来自那些从未真正品尝过工作乐趣的人，来自那些从未目睹全神贯注工作者散发出“美”的人，更来自那些未曾体验过成就和满足感带来的狂喜的人。
　　我认为那些着迷于五光十色，却只把工作当成谋生工具的人很可悲。想到他们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原本应该充满远大的梦想、蓬勃的精力和上进心，竟然觉得工作令人厌烦，实在令我难过。当你不从成就、满足感、个人成长以及对社会贡献的角度思考工作的意义、乐趣和努力，光考虑金钱报酬，这对工作伦理是莫大的伤害。工作是极珍贵的，绝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评估。工作就像念书，你必须勤奋用功到有人说你已经读得过度了。你是否注视过专心一致念书的学生眼中闪耀的光芒?
　　碰到别人询问我的嗜好，常让我一阵困窘，因为我想不出一项特别的嗜好，尤其当嗜好是指某件费时间的消遣。虽然也偶尔下下围棋，但却不能称作嗜好，这对真正的围棋高手是种侮辱，他们可不把下棋当作排遣光阴的玩意儿。我也没打过高尔夫球、没上过戏院或听过音乐会。若真要追根究底，做什么事能让我得到莫大乐趣，答案还是工作。我没有强迫自己工作过，也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做过。如果“嗜好”的定义是带来愉悦和满足的活动，我的嗜好就是工作。
　　假若一个生意人把工作当嗜好乐在其中，事业必定蒸蒸日上，大展鸿图。同样的，一个能够享受读书乐趣的学生，学业成绩和表现都会进步。如果你不相信，何不试试看呢?期望不劳而获就能成功，如同伸手朝天空摘星般愚不可及，但不论做什么，全神投入，真正乐在其中，你不可能失败。
　　我在创业之前7年，在远亲开的一家公司上班。虽然有亲戚关系，我也只是领薪水的员工，却卖力得仿佛是公司老板。不用等别人吩咐，我总是自动自发去找额外工作来忙，上班从不迟到，一天假也不休。由于成就带来的快乐不可言喻；至今我仍毫不懈怠。
　　偶尔，和陌生人交涉新案子会令我不太自在。我想象当运动员面对着考验自我能力的重大挑战，必然产生类似的紧张情绪。但是，愈艰巨的挑战、愈庞大的案子，我的心志愈集中、兴趣愈高昂。例如，谈判志在必得的合约时，若能洞悉对方底线而不致落入陷阱，最后双方达成圆满协议握手言欢，我总觉得全身爆发出一股新生的能量。
　　(本文作者：金宇中)

rendao

------------
铁生：你让我久久感动着（1）
------------

　　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最早知道你的名字是读了你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时我并不知道你也坐在轮椅上，后来还是听于蓝阿姨说你的腿有病，于蓝阿姨希望我写一部电影，她说你就在写电影，她说你很有才气，是陕西回来的知青。我没问你是什么病，我不愿问起别人的病。我只以为你受了风寒，就像我们乡下那个地方的人，风湿性关节炎是常见病。我曾经用针灸给很多老乡治好了关节炎。所以我想你也许很快就会好起来。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你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思想片断。也正是在这期间，我知道了你的病情——你也是因为脊髓病而截瘫的。我只觉得心重重地往下一沉，我说不出那种感觉，但我懂得你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好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你，一次去北京开会，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而你没有到会。但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几年后，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你。此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那天，我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和朋友们闲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但很浑厚。回过头，我看见了你，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因为轮椅。我们握手互相问候。铁生，知道吗?你比我想象的要高大健康。你的笑容温和而朴实，一副可信赖的兄长的样子。那一会儿我不知道跟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一些印象急速地闪过我的脑际，我说不清那些印象来自何处，但它们仿佛又是我熟悉的：陕北的黄土高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头扎羊肚毛巾的放羊老汉，灰头土脸憨笑的娃娃们，还有窑洞，窗花，石磨……然后我看见你躺在担架上，被人们七手八脚抬下火车，又匆匆地送往医院……
　　铁生，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看他们翻弄病历夹，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锤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把棉棒头扯得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试探着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钮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有时我猜，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假如真是这样，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
　　铁生，你患病时十九岁了，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十九岁已有丰富思想，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猩红热。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住进医院打针吃药，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我不敢抽泣，我怕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我二十一岁的天空，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我觉得自己正向深深的海沟沉落……那个冬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二十年后，我会与这么多作家一起开会。我只记得那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忍着手术后的创痛，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习德语，日子枯燥又单调，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
　　印象仿佛一片片落叶在我的眼前飘飘闪闪，重重叠叠……
　　那天大会选举作协全委会，人们在清点人数，我坐在会场的过道上，我的轮椅显得很孤独。我不由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常常把手紧紧绞在一起，有时指甲会在手心嵌出印记。铁生，其实我很怕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长期以来，我一直很难消除内心一种说不清的怯懦。小时候有一度我很怕见人，一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紧张，脸色就变得苍白。尽管我渴望和人们在一起，而一旦走进人群，我又是那样脆弱，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个脆弱的人是不是叫海迪。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奏国歌。随着一阵椅子轰轰响，成百上千的人站起来。那一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会场里只有我依然坐着。我能觉出我在微微发抖，我镇定自己，勇敢点儿，我对自己说。我让冥想中的自己站立起来，跟人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过去一些苏联电影里，常有人站着唱歌的情景，我那时很向往长大后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庄严肃穆地唱歌……
　　过道里不时有一阵凉风，那是十二月的天气，外面已经天寒地冻。虽然会场里是温暖的，可我还是有点发抖。我害怕冬天，我常常会冷得发抖，我的腿因为血流不畅有时像冰冷的
　　石柱。我的目光掠过会场，无意间我看见了你。你也坐在过道上，你坐得伟岸挺拔，你的表情沉稳平静。我觉得紧缩的心猛然放松了，几乎凝固的血液又开始流动。看着你，我不由得问自己；你究竟惧怕什么呢?
　　铁生，那次见到你之后，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心被它撼动了。近年来，我已很少能被一本书感动。我有时甚至怀疑，是我对文文冷漠了吗?我常常毫无热情与渴望地翻着一些平淡的书，有时就放下，重新拿起翻过多少遍的充满真情的旧书，与那些早已熟悉的人物会面，他们仿佛是我永不厌倦的朋友，每次见面都会给我新的感受。我们的心其实是渴望被感动的。我被你书中的人物C感动了，这并不是因为C的残疾，而是C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和爱所做的努力，还有你的笔敢于直面残疾与性的勇气。真的，很多关于C的章节都让我感到惊悸和颤栗。性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很多残疾人，却如同荒漠戈壁。他们爱的情感和性的欲望，从来都被传统和偏见排斥在社会的意识之外。你以卓绝的勇气向这些不能言说的困惑发起冲击，使C成为揭示人类内心深层奥秘的探索者。有一段时间我不敢读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作品总是撕扯人们的灵魂。其实，你也是。因此，你的很多作品我也不敢再读第二遍，比如《秋天的怀念》，《命若琴弦》……纯粹的凄美让我心中一片怅然，总想去一片寂静的山野，独自哭泣。
　　写作是残疾作家的翅膀，我们在飞，时间在飞。

------------
铁生：你让我久久感动着（2）
------------

　　不久前，我又一次见到了你。你看起来有点儿虚弱，穿着厚厚的毛衣，你依旧露出诚挚纯朴的笑容，我能深彻地感受到你的坚毅。我靠在会议桌边，听你说的一切。你告诉我你的双肾功能都不好，几天就要做一次透析。你卷起毛衣的袖子，让我看你扎满粗大针眼的胳膊，几根血管因为反复的使用已经被扎坏了，错乱地盘虬着，有的地方还凸起青色的硬结。我难过极了，铁生，你一定很疼，你……哦，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我问你是否有换肾的可能，我说我们那座城市有医院做过这种手术，效果很好。可你轻轻摇摇头，你说你换肾已经很难了……我感动，就在这样的病痛中你依然顽强执着地写作。在你面前，我忍不住诅咒造物主。而你述说这一切时却是那样平静，仿佛病痛已是很久远的事。
　　你忽然说到安乐死。你说安乐死有必要。
　　哦，铁生，我不知道那会儿你是否看见了我眼里的泪水。你知道这也是我无数次想过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病痛的炼狱，我常常设想逃离它，我设想过很多种我走后又不让亲人和朋友伤心难过的方法，我甚至将某些细节都设想好了。我觉得最好是得一种病，比如肺感染，高烧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无效，要不就患心脏病，突然离去……
　　你还说，你告诉你的爱人，如果你得了脑血栓千万别抢救了。我说我也多少次对我的爱人这样说过。铁生，我觉得对我来说，活着需要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我早已不惧怕死亡，或许我从来就没惧怕过。死亡给我童年留下的是一个快乐的记忆：那一天幼儿园开饭了，我们吃年糕，阿姨说年糕很黏，吃年糕不能说话，更不能笑，不然就会生病。我问阿姨生病会死吗?会的，阿姨说。我们于是就很安静很严肃地吃年糕。笑一笑真会死吗?我偷偷地笑了一下，我发现我没有死，我快乐地笑起来，我还是没有死!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同桌的孩子，他们笑了，后来全班的孩子都笑了，有的男孩还故意哈哈大笑，我们都为自己没有死而欢呼。后来我常想，假如我那时死了就好了，快乐地笑着……
　　死亡只是—种生命终结的状态。在我跟里死亡是一片绿色地带，也是生命新生的地带，那里下雨，纯净的雨滴滋润着青青芳草……当我再也无法抵抗病魔，我会从容地踏上曾给我美好生命的小路。生命消亡是万古的规律，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只是我不愿看见人们在纷纷的春雨中走向墓地……
　　铁生，那天我们还谈到了美国。你说你去了美国。我说去美国路真远，我不知道怎样度过十几个飞行小时，所以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去。你教我去美国时在哪座城市转机休息，还有在飞机上怎样休息。你说海迪你一定去美国看看，你应该快点儿去。我说我会去的。这世界吸引我的地方很多，不过，铁生，你知道，我最想去的地方不是美国而是古巴。很多年前我就向往古巴。小时候我在一支歌里知道那儿有美丽的哈瓦那，还有一位大胡子领袖卡斯特罗。在武汉我的叔叔还背我上街参加过声援古巴的游行呢。一次我往稀饭里放糖，妈妈说我吃的是古巴糖。我问古巴在哪?古巴远吗?我妈妈说很远，你想象不出有多远。我那时向往很远的地方，因为古巴糖。
　　好多年过去了，我不再向往古巴糖，但我依然向往古巴。那是因为我读了《老人与海》。我读的是一本被人翻得皱巴巴的英文小说，当时在小小的县城里那本英文小说对我是多么珍贵啊。我试着翻译它，用我仅有的一本英汉小词典。在阅读翻译中，我被迷住了，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翻译的段落，我喜欢那些海上搏斗的描写，更为老桑地亚哥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感动：过去，他曾证明过一千次，但落空了，现在，他又去证明。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开端……我甚至在睡梦里都看见那片海上有一面千疮百孔的帆，它看上去就像一面标志着被打败的旗帜。其实人生可能很少有胜利的归航。起航时他也许正值豆蔻年华，意气风发，在人们渴望和艳羡交织的目光中怀着豪情和梦幻，去探寻理想的王国。沧海茫茫，迎接他的是永无止息的挑战，直至海风吹皱了他青春的面容，浪涛扑灭了他青春的火焰，冰霜染白了他的两鬓，他形容枯槁，嗓音苍老而沙哑，目光浑浊而凝滞，只有他那颗饱经磨砺的心还在不屈地跳动……在平庸的人看来，他也许一无所获，可一个真正的勇士，却以此为自豪——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铁生，我想我很快就会去美国，总有一天我也会去古巴的。
　　天上，白色的鸟，甚至雨中也在飞翔。
　　这是你的长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它久久地感动着我……
　　(本文作者：张海迪)

rendao

-----------
读书和扔书
------------

　　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前不久，我在美国一位朋友家里住过几天，每当晚上我们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信箱里都塞得满满的，朋友将这一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抱到屋里，码起来足有半尺多高——有报纸，有广告，有免费赠送的刊物，纸张优良，印刷精美。但他苹苹地一翻，随手就丢进了垃圾袋。
　　我感到可惜，看到这样浪费文字和印刷术，总有一种特殊复杂的感受。我的朋友却说，你要想把这些东西部看过来，一天到晚就什么事也别干了，没有那个必要。
　　首先是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现代人最珍惜的是时间和空间，没有时间阅读对自己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没有空间存放没有用的东西。就只好将这些东西及时丢弃，印得快，丢得快，出得多，丢得多，问世的时刻就是死亡的时刻。
　　这是一个速成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我不免感到一阵恐惧：现代科学技术和商业化，会不会使印刷术毁了印刷术，用文字毁了文字?
　　我每次走进书店，满眼满墙满地是书的积压，书的膨胀。每本书装帧设计得都很漂亮，什么样的书名都有，对人的视觉和心智构成一种诱惑，一种压迫，真的能让人对书生出一种恐惧。有时我不免也为自己是一个写书的感到悲哀。
　　古人讲过两句话：“书有皆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凡是世上有的书我都得读过，自己千的事没有不可以对人讲的——现在谁还敢讲这样的大话呢?十年前，我是只买书不丢书，对刚出版的文学杂志和文学新书基本都能浏览一遍，粗读细读反正都要读一读，自信对当前的丈坛动态有个大概的了解。现在，却也和那位美国朋友差不多了，对许多书和杂志边读边丢，有些也只是翻一翻就顺手丢掉了……为什么?
　　书多了，书滥了；丈字多了，文字的污染重了。有些名不副实的，哗众取宠的，故弄玄虚的，没有保留价值的，只能看过就扔，有的也用不着细看，翻一翻就可以丢掉。哪有地方存放废书啊!
　　记得大仲马说过，读者就是陪审团。现在读书还真得有点陪审团意识，须快读，粗读。才能大量地读，只有读得多了才能淘汰一些废书，留下有用的书常读、精读。
　　人类的知识每隔几年就要增加一倍，人脑怎么、跟得上外界知识的爆炸?只能吞进对自己有用的和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部分。
　　书毕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东西，式样万千，所表达的人生经历、情感信息更是五花八门，可随身携带，可放于桌边，可置于床头，何等方便。开卷有益，你不动它，它不会烦你。特别是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书能让人静下来，引人思索，给人以自我完善的机会。
　　好书永远是人们所渴求的。总的说来，我对书的前途并不悲观。
　　(本文作者：蒋子龙)

rendao

------------
归去来——赵浩生谈常回家看看
------------

　　人老了，太累了不行，可也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孤独，孤独就要想家。家有自己的小氛围，还要有大环境和大氛围，要让人有归属感，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老觉得美国不是家。
　　我的家十分“国际化”——我是中国人，夫人是日本人，我们的家却定居在美国的麦迪逊市；女儿在纽约大学教书，她的小家自然也建在纽约；儿子在泰国，找了个菲律宾姑娘做妻子，给我生了个孙子是泰国籍……看看，我这个家像不像个小联合国?
　　家这种地方，年轻的时候想离开，上了岁数又想回来。我已经到了想回家的年纪，飞走的儿女们还处在建立和完善自己小家的阶段，这其中的滋味，除了我这个“一家之主”，别人穷尽其想象力也无法体会……
　　我在麦迪逊有一所不错的大房子，要讲舒服是够舒服的，但太舒服了就写不出东西来。舒服而又不干事，最可怕的现象发生了——这就是孤独!那股劲如百虫咬心，正如陶渊明《归去来辞》所言：“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我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做一套柔软体操，然后吃早饭。饭后夫人去上班，我到门外的邮筒拿报刊，读一个小时，又开始活动，绕着房子周围的车道走20圈，总计有1公里。休息一会儿吃午饭，很简单地在夫人留下的菜里放上点米饭力口热，吃过饭午睡，醒了再去开邮筒，下午中文报刊就来了，读完了就等着夫人下班回来。亲人团聚才是家，否则就只是一栋空房子，再大再舒服也不能算是家。我自己在花园里种了一片竹子，长得很好，当寂寞难挨时就对着竹子说话、吟诗。再难受了就唱，我喜欢京剧。但唱戏的都有个毛病，旁边有琴师，面前有听众，才会有激情，就是自己一个人，面对一片竹子，干嚎上几句就没有情绪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没事不会出去串门吗?在美国串门是罪恶，大家都很忙有时间让你浪费。订一次约会要提前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没有提前约定好不能出去乱串。我们要到纽约看女儿，还要提前申请，女儿却经常说很忙。
　　我门常打电话询问女儿的生活和经济状况，但她常说要保密，譬如那本畅销书的收入是多少她就始终不说。地道的中国家庭，有人伦的联系，也有经济的联系，子女不会向父母保密，父母也不会瞒着子女。我们一个是正统的中国父亲，一个是正统的日本母亲，又不能经常见到女儿，似乎无法表达压在心里的亲情。
　　当初我们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决定让他们享受中国式的亲情，接受最优良的美国教育，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女儿和儿子的中学同学里有肯尼迪的儿子、布什的儿子，罗斯福家族的子弟也都上那个学校。暑假送孩子到贵族夏令营，寒假到欧洲旅游……
　　他们果然都彻底美国化了，自信心强，干得也都很成功。儿子拿到耶鲁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后，应聘到美国最好的工商业顾问公司任职，几年后被派往泰国。事业成功的儿女忙于自己的事业，有这样成功的儿女，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说也是成功的，可惜到老年却要享受这成功所带来的孤独。家不光是住人的地方，更是心的居所，是亲情扎根繁衍的地方。
　　我只要熬过白天，等夫人一回到家就好了，我们两个有说不完的话，这大概跟我们职业的有关。我当了一辈子的记者，教了大半辈子的书，夫人一生都在教书，每天都要说话，养成了习惯不说不行。我讲我的梦，讲白天的所思所想；她讲她的家务，讲学校见闻，话题永远扯不完。我们交谈既不用日文，也不用中文，而是用第三者的语言——英文。
　　有的周末，如果是跟女儿约好了，我们就乘火车去纽约，跟女儿一块好好地吃顿饭。儿女们没空回来看我们，我们就去看他们，也一样算是回家。因为回家的主要目的不是看房子，而是看人。
　　总之是要自得其乐，要有事干。人老了，太累了不行，可也不能闲下来，闲下来就会孤独，孤独就要想家。这不是有病吗?我就在自己的家里还想哪个家呢?想大陆的家。家有自己的小氛围，还要有大环境和大氛围，要让人有归属感，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老觉得美国不是家。到这时候才理解当年老舍和林语堂的心境——老舍是在大陆刚一解放的时候就回到了中国，当时他的《骆驼祥子》已经译成英文，手里有一笔美元，有人劝他看一看、等一等再说，他说：“等不了啦，太寂寞了!”林语堂也一样，当时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吾土吾民》，经济条件很充裕，在纽约的曼哈顿岛上还有一栋很好的房子，可就是想回家——在海外早就成了名成了家的人，却还是叫漂泊，叫游子，喜欢把回国说成是回家。他请我写一篇能表达这种思乡之情的访问记，我问他：“你住得这么舒服，向窗外一看，是五光十色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多漂亮。”他说：“我希望从窗子里向外一看，是绿树红墙。”闻一多有一句诗，“家乡是个贼，能偷去你的心。”“家”应该跟“乡”连在一块，两者分开来就容易像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所感叹的：“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
　　自1971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并通过我的笔向海外报道了林彪事件的真相，此后我便依次接触国家领导人，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开始每年回国三四趟，每趟回来都要住上一两个月。在老家呆长了老不回美国的家也不行，回去呆上两个月又想中国的家了，便又飞回来……长年处在思念之中，也长年处在回家的快乐之中。一个人只有回家才会有家，旅程的尽头就是家。有家不回等于没有家，永远都是一个浪子。老在旅程上，就没有安定感。有人说我把钱都送给航空公司了，这回家的代价未免太高了。但，我和我的夫人心里最清楚，如果不是这样来回跑，我肯定会发疯。因此我们觉得，没有比这些钱花得更值得的了。
　　(本文作者：蒋子龙)

rendao

------------
父母离婚了
------------

　　高三那年，父母离婚了。我自知父母离婚是迟早的事，心中并不很悲伤，我被判给了母亲。喜欢父亲的女孩，我心中也喜欢，她温柔、大方、善良，不过就是脾气大点。我心中暗自为父亲庆幸，庆幸这女孩对父亲如此一往情深。我始终也搞不清父亲有什么优点能吸引她，既不帅，也不会关心人。喜欢母亲的男士也不错，对母亲真的好，照顾得无微不至，也常关心我，送我小礼物。我为他们祝福。
　　说来很奇怪，父母的离异引来的是别人的悲伤，他们总觉得我可怜，觉得我一定很伤心。邻居阿姨常让我到她家玩。去了，总拉着我的手，说都是那女孩、那男的破坏了我们幸福的家庭，我应该对他们不好，赶走他们，这样我的父母又会和好。任凭我怎样解释，他们都不信，有时候我甚至想，或许我应该悲伤一下。
　　真的有一次我伤心了。
　　高三下半学期，要交资料费还有其他费用，需要500块钱。母亲在离我较远的地方做火锅生意，我便自然而然打电话给父亲，说要交500块钱。父亲用责备的口气说，他没有那么多钱，让我打电话给母亲，让母亲寄过来。我的心被刺了一下，好痛，是的，我“忘了”父母已离婚了，我已不是父亲的女儿了。拿着电话的手颤抖着，心也同样，泪水不争气地爬满自己的脸颊，好冰。独自静静回到宿舍，想，父亲，您得到了自己的幸福就不管我了吗?这件事烙在我心里，我不肯原谅父亲。父亲常接我到他的家去吃饭。在校园我只肯走在他的后面，他对我说话，我只摇头或点头，自己也不主动跟他说话，吃饭时，我更是一言不发。
　　直到后来……
　　母亲来学校看我，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散步。她从父亲嘴里知道这一切，幽幽地告诉我：其实她和父亲都感激我，感激我不反对他们的抉择，感激我的真心祝福，父亲那次是做生意赔了本，的确没那么多钱，那阵他的心情不好，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肯定不会向我道歉。母亲说父亲为我对他的不理睬感到难过。人也显得憔悴了。他知道我喜欢洋娃娃，说等高考完，一定买给我最漂亮最大的洋娃娃——这是喜欢父亲的那个女孩告诉我的，听着听着我低着头只是流泪。对不起，父亲，我不该那样。
　　第二天，父亲又来接我到他家吃饭。我静静地走在他的后面，注视着父亲的背影，父亲真的有些驼背了，脚步也不那么矫健了，让我感觉到岁月的无情。吃饭的时候，我依旧静静地不肯说话，只是夹了父亲最喜欢的猪耳朵放在他的碗里，我注意到父亲忽然停了一下。
　　我写的不知道算不算故事，只知道那段记忆像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有了岁月的深刻，那段记忆也像无味的一朵野花——看起来那么平淡，但它的确让我长大了。
　　长大了，多一些理解给父母。
　　(本文作者：虫子)

rendao

------------
PMA：保险业巨子斯通成功的奥妙
------------

　　“如果你以坚决的、乐观的态度面对艰难，你反而会从中找到益处。”销售是否成功，决定于推销员，而不是顾客。
　　斯通生于1902年，童年住在芝加哥南区。他曾卖过报纸。斯通卖报纸，有家餐馆把他赶出来好几次，但他还是一再地溜进去。那些客人见他这样勇气非凡，便劝阻餐馆的人不要再踢他出去。结果他的屁股被踢得很疼，口袋里却装满了钱。这事不免令他深思：“哪一点做对了呢?哪一点做错了呢?下次我该怎样处理同样的情形呢?”他一生都在这样地问自己。
　　斯通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他母亲对他个性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斯通的母亲替人缝衣服，干了好几年，存了一点钱。还在小克里曼特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把钱投到底特律的一家小保险经纪社。这个保险经纪社替底特律的美国伤损保险公司推销夕阳保险和健康保险。起初他母亲是这家经纪社惟一的推销员。
　　后来这家经纪社发展起来了。斯通16岁念中学的那个夏天，他也试着去推销保险。他的母亲指导他去一栋大楼，从头到尾向他交待了一遍。但是他却退却了。这时当年卖报纸的情景又重现在他的脑海里，于是他站在那栋大楼外的人行道上，一面发抖，一面默默念着自己的座右铭：“如果你做了，没有损失，这可能有大收获，那就下手去做。马上就做！”
　　于是他做了。那天，只有两个人向他买了保险。以推销数量来说，他是失败的，但在了解自己的推销方面，他收获不小。他知道他有克服恐惧的那种勇气，而且他还想出了克服恐惧的技巧。第二天，他卖出了4份保险。第三天6份。他的事业开始了。那个假期及后来放假的日子里，他继续替母亲推销健康保险和意外保险。他居然创造了一天10份的好成绩，后来一天15份，20份。他分析自己：为什么成功了?他终于发现，他有了“积极人生观”。
　　他走遍了密歇根，每天的平均记录是30份，在有些城市达到40份。不管怎么说，他的PMA的确是相当有效的。
　　20岁的时候，他搬到芝加哥，开了一家保险经纪社——“联合登记保险公司”，全社只有他一人。他决心使这个公司办得跟它的名称一样堂皇。开业的第一天，他销出了54份保险。开市大吉，斯通信心十足。然后开始在其他地区扩展，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有一天，几乎叫人不敢相信：他创造了122份的纪录!
　　经过了4年的自我训练、自我激励之后，他达到了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更可喜的是，以前买了保险的人，到期又要求继续下去，不必再花力气，佣金源源而来。
　　早期的成功使斯通得出一个原则：开始的时候不要图快，要把根基打稳，一切都要靠自己。现在他有办法招收其他的推销员了。他在芝加哥一家报纸上登上一则招聘广告：“学习的绝好机会……”仅伊利诺斯一州就有许多人来信应征，他从中挑选了一些。
　　他不断向东、向南、向西拓展他的事业。到20年代末期，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他雇用了1000多人。每州都有推销部管领导推销员，他自己管理各地部管。后来又在芝加哥设总部，总部之下的几个副职帮助主管全盘。那时斯通还不到30岁。
　　但那时候，整个美国笼罩在经济大恐慌之中。有一阵子，斯通好像也要走上末路。大家都没钱买健康保险，真有钱的人又宁愿把钱存下来以防万一。这一艰难时光给斯通添了几条如何对付的座右铭：“如果你以坚决的、乐观的态度面对艰难，你反而会从中找到益处。”销售是否成功，决定于推销员，而不是顾客。
　　由于他在20年代那几个繁荣的年头建立了事业，那时候几乎什么都可以推销出去，因而他对每一个推销员及其推销方式和态度，都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而现在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于是斯通开始了他推销讲座的第一课，向推销员说明PMA，加上一些推销术，他花了18个月的时间旅行全国各地，同遇到困难的推销员谈话，跟他们一起出去推销，表演给他们看：“一切决定于推销员的态度，而不是顾客。”
　　1938年底，克里曼特斯通成了一名百万富翁。他觉得也该自己组织个保险公司了。
　　当初的小保险公司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巨大的美国联合保险公司，现在它的经营范围不但包括美国，还伸展到国外，1970年的销售额是2．13亿美元，拥有1000名推销员，每个推销员都懂得PMA。据统计，这1000人中有50人后来成为百万富翁。到1988年，他的财产估计已达71亿美金。
　　(本文作者：周益广)

rendao

------------
鲍威尔心目中的父亲
------------

　　我们能够和别人一样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我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我们矮人一头呢?”这就是爸爸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如今它也成了我的态度。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回忆父亲时说，我小时候最敬畏的人物是一个矮个子男人，他的身高只有5．2英尺。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常常倚着我家窗子朝外瞅，看着他身穿外套，系着领带，头上戴一顶浅呢帽，腋下夹着一份报纸，从英特维尔大道的地铁站出来，一步步地走过来。他的外套敞开着，随着八字步不停地左右摇摆。他吹着口哨，一路上遇到熟人时，不论是药店掌柜、面包房师傅，还是我们楼房的管理员，都停下脚步向他们打招呼。
　　这条街上有些孩子把他当做一个怯懦的、有点滑稽的人，但我并不这么想。这个活泼、愉快而又自信的矮个儿男子名叫卢瑟鲍威尔，他就是我的父亲。
　　记忆中的父亲是个慈爱而宽厚的人。
　　每逢橄榄球的比赛季节，父亲总会让我戴上全街区最好的运动帽——尽管我的球艺并不高明；我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是一辆非常风光的哥伦比亚赛车牌的26白胎车，这是父亲给我买的，他坚持一定要买名牌货；如果我说我想要买一套西装，父亲就会说：“儿子，把这张信用卡带上，到梅亚公司好好挑一挑!”
　　这一切都是来自一名货运部领班，一个每周工资从来没有超过60美元的人。
　　父亲乐善好施，无论对熟人还是对陌生人都是如此。
　　1950年，我的姐姐玛丽琳要到纽约北部布法罗市的州立师范学院去上学，父亲亲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动，我们全家都到中央火车站去，送她上“帝国号”特别快车。
　　父亲迈着八字步走进车站，大衣两边摇摆着，他的眼里含着热泪，脸上却强露出笑容。他一面给所有在场的搬运工、剪票人和列车员一一分发小费，一面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请多多关照我的小女儿!请保证她一路平安无事!”
　　我看见父亲给别人塞钱，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可是父亲一贯如此——每逢节日，他总给邮递员、加油工人和清洁工人送小费。父亲年轻时住在哈莱姆区(美国著名的黑人社区)，每个星期六，他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口袋里插着支票簿，从第一站——擦皮鞋摊开始，一站又一站地挨站送小费，莫宁赛德大道上的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馈赠。
　　父亲的乐于助人使他成了我们那一带教父式的人物。人们有困难时请他出主意；闹家庭纠纷时请他调解；失业时请他帮忙找工作……父亲常常从他工作的盖因斯公司带回来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脚料子，把它们按批发价处理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给没钱的人们。
　　父亲从来不曾让自己的种族或者职位影响到他的自尊心。他对我们说：“像我这样的西印度群岛人，是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我们每天清晨乘地铁上班，整天拼命地干活，晚上8点钟才回到家里，我们能够和别人一样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我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我们矮人一头呢?”
　　这就是爸爸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如今它也成了我的态度。
　　(本文作者：月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