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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1）
------------ 世界上有胖人，也有瘦人；有个头高的人，也有个头矮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同理，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身体残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能进入这所大学是很幸运的，可是，你能想象一个没有四肢的人考进了这所大学吗?日本残疾青年乙武洋匡就做到了。他不但能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还是学校多项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用残臂和脸颊夹着笔写字作画，他还去跑步、游泳、爬山、打球、拍电影，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
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全有赖于父母与老师向他灌输的一种做人态度：我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残疾只是我的生理特征。
沉重的门
我的父母为我的上学，可谓费尽心机。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接收残疾儿童入学，残疾儿就要上养护学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养护学校的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那是一种特殊教育，因此，我的父母很不情愿。他们一直存有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普通教育的愿望。
可是，这一愿望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但联系来联系去，一切努力均化作泡影。难道说我要接受普通教育的愿望是异想天开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家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入学体检通知书》，父母大喜过望，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会轻易地就能进入普通学校就学，何况这张《入学体检通知书》是一所已拒绝过我的公立学校发来的。出乎意料的是，那所学校的人竟说不知道我是一个重残疾儿。父母不会轻易放弃希望，好说歹说，校方也许被说动了，便说先让我到学校去面试一下。
入学检查的情形，就像逛动物园。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在狭窄的过道跑来跑去。有些孩子则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惧怕，哭闹声此起彼伏。而我，坐在轮椅上，很有礼貌地在人丛中穿来穿去，医生竟对我称赞有加。母亲看到我像模像样的神态，更坚定了我可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信心。
所有的检查全部结束以后，母亲带我来到校长室。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该是多么紧张。当时的我，自然没有谨小慎微的自制力，但我却为此时此地的紧张气氛所感染，小心翼翼地尾随在母亲身后。
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和可亲。母亲与校长谈话，我听不懂，自然感到无所事事；校长呢，则时不时地向我微微一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看到校长把眼眯成一条缝，母亲那原本僵硬的脸慢慢地变得轻松起来，而且充满一种欢乐的神情。
回到家，母亲迫不及待地向父亲报告：“哎，我说，这孩子可以上普通学校了。”然而我们的喜悦，并没有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当时，校长确实是同意了。却认为让重残疾儿童接受普通教育，至今未有先例。
我走向接受普通教育的道路刚迈出几步，又不得不回到起点。可是，父母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非要把我送进这所学校不可。
父母前去找教育委员会的人进一步交涉。委员会的人果真是对我的能力表示怀疑。母亲便把我带来，口气中带着一种骄傲：“真的，这孩子什么都会做。”
我明白现在到了决定我命运的时候了。我心中有了一种冲动，一种炫耀的冲动。我侧头把铅笔夹在脸和残臂之间，一笔一划地写字；我把盘子中的刀叉交叉起来，利用机械的原理，靠残臂的平衡用力，从盘子中吃饭；我把剪刀的一边衔在口中，身体呈L型，用臀部和残腿的交互动作，自己一步一步挪动……
我每做一个动作，就会听到声声惊叹。我知道我完全把教育委员会的人征服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乎忘记了一切。
就这样，凭着父母的充满无限爱意的韧劲，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终于得到了用贺小学的入学许可。
恩师高木
看了入学典礼上的同学合影，我的心头就情不自禁地掠过一丝苦笑。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女孩子，她使劲地向后仰着身子，脸上的肌肉很不自然地痉挛着。我非常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神态。
我明白由于我的存在，周围的人无不感到慌乱和麻烦。
其中也有我的老师，尤其感到苦恼的是高木老师。高木老师是我一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年长老师；尽管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却从未教过像我这样的无手无足的学生。他与我无论做什么，对于他来说都是“第一次”。我觉得，我让高木老师感到苦恼的首先是班里的同学见到我的反应。
“他为什么没有手?”
“他为什么乘坐轮椅?”
有的同学还小心翼翼地过来触摸我的残臂。高木老师不知如何回答学生的疑问，我发现他的脸上竟冒出丝丝汗水。这类问题难住了高木老师，对于我来说却早就习以为常。我知道，这类问题的答案是我与班里的同学成为朋友的桥梁。“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生过一场病……”我总是这样向同学们反复说明。
就这样，我化解了同学们对我的疑惑。过了一段时期，班里再也没有人间我为什么没有手和脚了，高木老师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谁也没想到由这件事又引出了另外的问题。
高木老师是一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的老师，自己的班里有了我这样一位残疾学生，怎么办?他认为如果别的同学时时处处帮助我，对我并没有好处。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但他又不明确地对我和同学们讲，而是把这种意识压抑在心底，因为同学们的所作所为——对一位同学的帮助——本质上是一种美好的行为。高木老师不能干涉同学们帮助我，但他又实在担心同学会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女同学，她们与生俱来的喜欢体贴照料他人的天性，会让我失去自理能力，完全依赖于他人。
高木老师非常苦恼。他想：大家都来帮助乙武，在理解乙武的同时班内会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好风气，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阻止同学们帮助乙武，如果强行阻止，说不定还会引起同学们的抗议。可是，如果同学们对乙武的任何事情都给予帮助的话，乙武会不会滋生一种不良的性格——“我等着不干，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帮助我”的惰性呢? ------------
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2）
------------ 高木老师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向全班同学摊牌：“对于乙武来说，他自己能干的事尽量让他自己干；他自己干不了的事，我们再去帮助他。”同学们听了高木老师的话，心里老大不高兴，小嘴噘得老高。这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啊!但老师的话必须得听。“是——”同学们齐声回答。自此以后，主动前来帮助我的同学一个也没有了。
几天以后，让高木老师苦恼的事又发生了。班上的同学每人有一个橱柜，都放在教室的后面。橱柜里有“算术箱”，存放尺子和小弹子什么的；还有“工具箱”，存放糨糊，剪刀什么的。在上课时如果需要什么，随时可从橱柜中取。这样的事，我应该自己做。我的动作非常慢，老师说让取什么，同学们便一齐快捷地去取，我不能与同学们一起动作，要等到同学们回来以后才能动身。我必须用屁股和残肢一步一挪，在一条条腿之间挪动身体。如果与同学们一起簇拥着走，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我以为是一种近乎自杀的行为。我起身晚，而且到了橱前，打开箱子盖，从里边取工具，更是颇费周折，之后还要再盖上箱子盖。这一系列动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说得夸张一点儿，真比登天还难。
那一天，可以说我与工具箱进行的是一场殊死搏斗。要在以前，说不定哪位同学就会来帮我，可那一天没有人间我需要不需要帮助了，因为前一天高木老师刚对大家说了我能干的事尽量让我自己干。同学们看到我取工具的样子，尽管不忍心，但谁也不主动上前来帮忙。
课接着上，我仍然没能取出工具。我尽量探出身子，却怎么也取不出来，渐渐地鼻子发酸，我终于哭了起来。这是我上学以来的第一次流泪。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更有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
高木老师听到我的哭声，大吃一惊，急忙跑过来安慰我：
“怎么了?你自己不是已经打开箱子盖了吗?再加一把劲儿!”
我听了老师的话，心情安定了许多，同时又感到似乎受到莫大委屈，不由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高木老师终于明白我不能与别的同学一样快速而方便地取出工具。他在想：乙武这孩子接受老师的吩咐，尽管知道自己要完成老师的吩咐是极为困难的，却没有任何不情愿。但他与别的孩子终究是不一样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有些他是做不来的。而且，即使他能与别的孩子做同样的事，但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别的孩子也不可能一直等着他。在这种时候，如果换一种方式给予他一定的帮助，对他是会有好处的。
于是，高木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又专门为我设置了一个橱柜，加上原来的橱，工具箱和算术箱中的东西可以分别放到两个橱柜中了。这样一来，我就用不着一个一个地开箱盖了，可以直接从橱中取东西，既方便又快捷。
高木老师就是这样想了一招又一招，一直在为我能有正常学生那样的学校生活而操心挂念。
刚入学的时候，我每天来到校园里，立刻就有小朋友围拢过来，好奇中带着友善，我感觉我是一个深受同学关注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手足的人，是他们迄今从未见过的残疾儿，而且还乘坐在轮椅上。不管怎么说，在校园里有人乘坐轮椅还真是一件稀罕事。特别是我乘坐的轮椅是一种新型的电动轮椅，我的手臂很短，操作轮椅的动作别人几乎注意不到。在小朋友们的眼中，这个轮椅好像是在自动地前进、转弯。于是他们便惊异、好奇，我也就成了“新闻人物”。
别的班和其他年级的孩子与我接触的机会不多、只在课间休息时间才能在一起。他们一旦发觉我来到了校园内，马上就跑过来，就像蚂蚁群发现了甜食。有的还一个劲儿地问：“你的手怎么了?”有的竟想乘坐到我的轮椅上玩玩。接着我同班的同学过来了，于是便出现一个美妙的场景：我同班的同学显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自以为他们知道的有关我的事情比别的班或其他年级的同学多，煞有介事地讲解说：“乙武啊，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在学校里成了备受注目的人物。我的身影一出现，马上就聚来一圈又一圈的同学；我离开，同学们也必随我移动，呼呼啦啦，拥挤不堪。对于这种现象，我心中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我总是受到重视，处于人群的中心位置，作为一个孩子，心情怎么能不愉快呢？还有，我还把跟随在我身边的同学看成我的仆人一样，而我则自诩为“大王”，又欢又闹。
但终于有一天我感到了一种危机，是一种行将从“大王宝座”上掉下来的危机。高木老师在那一天突然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没有老师的同意，你不能在学校里坐轮椅。”高木老师禁止我在校内使用轮椅，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因为乘坐轮椅，我心中滋生出一种优越感。我坐在轮椅上，一些好事的同学则跟随在我的左右，相对于他们来说，我自然容易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高木老师对我说：“大家都跟在你的身后跑，其实不是羡慕你这个人，而是对电动轮椅感兴趣，你却洋洋自得，这怎么能行?”再说，“残疾儿”不能被特别看待。高木老师认为，我应该有普通孩子一样的心态，而从乘坐轮椅无端生出的优越感，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
另外，从体力上考虑，我也不能再乘坐轮椅了。小学生时代是成长发育期，虽然没有手和脚，但我也自有我的成长发育特征。如果在这一时期一直乘坐轮椅；身体活动的机会就会减少。为了我的将来打算，高木老师认为我应该从小就注重身体的锻炼。
高木老师的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疑于一种严厉的指令。不管怎么说，轮椅是我的代步工具，如果没有轮椅，我只能用两条残腿撑在地上，靠着屁股的挪动而行。如果那样，校园在我的眼中将变得无边无际，而且我的体力也有限，真是一种万分痛苦的事。
当然，对于高木老师强行阻止我在校园里乘坐轮椅，也有人表示反对。我不再乘坐轮椅，而是靠残腿和屁股在校园里行动后没几天，以女老师为中心，许多老师纷纷慨叹我可怜，但高木老师不为所动。寒冬或是盛夏，我在校园中的行动更引起老师们阵阵唏嘘。屁股蹲在地上，两条残腿撑着地艰难挪动，我感觉我比任何人都更能痛切地感受到大地的冷热。
还有，每日例行的“早操”对我来说也成问题。“早操”结束后，同学们合着音乐的节拍回教室。男生行列本来我是排头，因为我走得慢，我们班总是落在后面。老师没办法，就指示后面的同学超过我。我的眼前，一条条轻快的腿交替晃过，不一会儿工夫，偌大的校园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种情况，让主张允许我可以在校园中使用轮椅的呼声更高了。 ------------
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3）
------------ 高木老师一如既往，对这种呼声充耳不闻。他说：“乙武现在看上去是怪可怜的，但有些事他必须自己做。他现在就要为将来做准备。这也是我的任务。”
高木老师的果决源于他对我的将来的期望。他的做法，现在看来完全正确。后来我入了初中、高中、大学，那些学校几乎都没有方便残疾人的设施，我靠了自己在小学时的磨练，一切都能对付。譬如上楼梯，我先把轮椅停在下面，然后从轮椅上下来，靠自己的手、足和屁股，上去，又下来，轻松自如，从不感到遇到了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
父母的温暖
父亲33岁结婚，35岁的时候有了我。中年得子，少了几分慌乱，多了几分沉着，而且不再时时处处炫耀威严。他有时甚至比我还显得孩子气，譬如：“巨人队”输了球，他会暴跳如雷；吃饭后水果，他会和我争抢；看电视，一旦有女明星出来唱歌，不管自己会不会唱，他一定要跟着哼哼。
他曾经对我说：“你没有兄弟姐妹，我也不能娇惯你，所以我既要做你的父亲，又要做你的兄弟。”父亲、兄弟的两个角色，他都扮演得非常出色，一点儿也看不出“表演”的痕迹。
父亲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使我们的父子关系极为融洽。
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感到父亲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在他面前，我也从来没有压抑、拘束的感觉，他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自然而亲切。每到星期天，他会带我外出游玩；有时加班，他就与我约定傍晚到他的公司会合，他再带我一起去吃晚饭……
我的名字“洋匡”也是父亲给起的。据他解释：洋者，太平洋也；匡，匡救世界也。他希望我有一颗像太平洋一样宽阔的心，有匡救世界的凌云壮志。光有字面上的意义还不行，一向不计屑小的父亲，这次竟搬来大词典仔仔细细查对笔画，最后得出结论：“洋匡”的笔画数，预示着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将会得到无数人给予的深挚的爱。
能否以太平洋般宽阔的心匡救世界，我没有信心，但我确实得到了无数人的深挚的爱。我喜欢我的名字，我为拥有这个名而自豪。
要写母亲，不能不写她陪我上学的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必须有人陪伴，母亲就充当了陪伴人的角色。去学校，她跟我一起；我上课，她就在教室前的走廊里等侯；放学了，她再陪我一起回家。
高木老师说：“残疾学生的家长总是对学校要求这要求那，可是乙武的母亲从不这样。她非常尊重学校的决定，遇事特别好商量。”
学校规定不能在校园里驾乘轮椅，老师事前与母亲商量，母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听老师的。”她对老师的教育方法从不妄加评说。
母亲不仅对老师特别尊重，就是对我也不过多干涉。入学当初，小朋友们常常问我为什么没有手脚，还时不时地触摸我残肢的断面，有的孩子还故意不穿袖子，一摇一摆，模仿我的样子戏弄我。老师有些担心，生怕母亲会怪罪学校，可母亲一笑置之，说：“这是孩子们之间的事，大人没必要管，让他自己解决就行了。”老师为母亲的宽宏大量深感钦佩。
我上了中学以后，母亲对我的自主权更加尊重。记得那是中学一年级的夏天，有一天我对母亲说：
“我想在暑假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青森。”
这是我第一次用意志的口吻向母亲说话。对于我的这一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现实。我猜想，母亲听了我的话，肯定会说“和朋友一起，危险啊”、“大人不去，能行吗？”之类的劝阻的话，没想到母亲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啊，是吗?什么时候出发?几天?”
我如坠五里雾中；“哎……同意了?为什么?”
“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家，离家多长时间，我们也好安排我们的旅游的事啊。”
就这样，8月中旬我和朋友去了青森，父母在送走我们的第二天就去了香港。
一般情况下，为人父母往往过于呵护自己身有残疾的孩子，我的父母却不这样，不但敢于放任儿子离家，而且还趁此机会外出旅游，好像巴不得似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儿子当成残疾人。
这样最好!
过于呵护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觉得他“可怜”。如果父母先有这种想法，时时处处小心翼翼，这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可怜”的意念传染给孩子，孩子也就会自以为“可怜”，那么他就不可能勇敢地迈上今后的人生之路。
我在父母的养育下，自四五岁懂事起一直到快二十岁，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因此也就从未因自己的残疾而苦恼过。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听父母说过要我正视现实、克服残疾之类安慰、鼓励的话，也许他们觉得这样的安慰或鼓励对于我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认为，之所以对我没有用处，就是因为他们从不说这类话。
常常听人们说“残疾能塑造人的个性”，我以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至少我不敢当。我小的时候是把我的残疾当成一种“特长”，现在我又认为我的残疾是我的身体的一个“特征”。世界上有胖人，也有瘦人；有个头高的人，也有个头矮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同理，有健全人，也有残疾人。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身体残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只要把残疾当成自己身体的特征，你还有什么可苦恼的呢?
使我获得这一教益的是我的父母。他们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感谢他们；他们养育我直到现在，我感谢他们。
(本文作者：（日）乙武洋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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