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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摘自《中国哲学简史》，作者：哲学家冯友兰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
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哲学，将
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
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
解释清楚的。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继续
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
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我想，这样做，比
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要
好得多。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
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三个月；这
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
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从历史家的观
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
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
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
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
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
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
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
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
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
个关头，战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
国内最强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
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
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
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
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
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
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
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
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
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
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
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
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入神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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