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摘自《中国哲学简史》,作者:哲学家冯友兰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
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
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哲学,将
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
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
解释清楚的。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了,我打算继续
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
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我想,这样做,比
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的走过场,要
好得多。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一九三四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
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三个月;这
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
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从历史家的观
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
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
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
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
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
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
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
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
哲学史家。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但是正在这
个关头,战争就于一九三七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
国内最强的。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
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
王。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
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
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
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
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最初,联大曾
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了大约四个月,一九三八年春迁往昆明,最西南的边陲。在衡山只
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
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见本书第二十二章),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
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
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
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入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