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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01:00

斯蒂格利兹的质疑
http://business.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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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 ]

　　来自内部的叛变往往意味着最大的伤害。昔日的苏共领导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地面对戈尔巴乔夫。看，是我们将他推上了权势的颠峰，他却利用“新思维”使他的政党变得一钱不值，并解散了借以与里根、布什分庭抗礼的帝国；而利用汇率的不稳定性而获得令人惊叹的财富与声誉的乔治·索罗斯，如今却热衷于宣称“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倡导干涉性更强的全球政府；或是１７９０年的罗伯斯庇尔，他以革命与人民的名义上台，却使大革命变成了了一场真正的暴政。

　　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正积极让自己跻身于这串名单之中。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除了获得２００１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外，他还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在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出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时代》在１９９８年称阿兰·格林斯潘、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是“拯救世界”的小组，他们确保了自由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表面看来，斯蒂格利兹无疑应属于他们的行列，他们借助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和跨国公司共同领导着“全球自由市场”的进程。

　　但是，斯蒂格利兹却是我们时代最尖锐的全球化批评者，《纽约时报》称其刚刚出版、备受争议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是“象牙塔精英拥抱了街头抗议者的观点”。这位经济学王子尖锐地批评了ＩＭＦ在华盛顿一小群精英们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灾难，它建议俄罗斯使用休克疗法，建议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要更开放，对于阿根廷金融危机则迟迟不理睬……它在过去１０年的表现几近完美地体现了“全球化精英”的偏见——“它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几乎忽略特定国家的特定环境与更紧迫的问题”。自从１９９７年起，斯蒂格利兹就不断强调全球化过分地由公司利益驱动，它忽略了大多数贫困者的声音。

　　就在左、右派各自对斯蒂格利兹的观点争论不休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到２０１５年，全球将再有１亿人口被拖入每天１美元的贫困境地，这个数字是３．０７亿，而１５年后会增至４．２亿。在最不发达国家中，生活的基本水准甚至低于３０年前。

　　“今日的全球化形式是加剧，而非减轻国际贫困压力”，报告得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反的结论，“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事实上，在贫穷国家的ＧＤＰ中贸易份额已超过４０％——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比例。

　　这份过分严峻的报告无情嘲弄了领导人全球治理的能力。在两年前的“千年峰会”上，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试图在２０１５年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但这份报告调查的４９个最不发达国家，无一能达到要求。

　　“我们正睡在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上”，托克维尔在１８４８年对法国下院说道。这句话或多或少地鼓舞了３０岁的马克思与２８岁的恩格斯发表那个著名的宣言：无产阶级要打破这令人窒息的不平等的世界。

　　以某种角度看来，１８４８年欧洲的不平等现状，已经扩大到２００２年的全球范围。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悬殊对比，如今变成了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差异。漂浮在１９９０年代上空对全球化创造的似锦前程的憧憬，正让位于一种更深的忧虑——我们再度在自由与平等两者间摇摆。在面对９·１１悲剧、安然危机、中东冲突和全球不平等等诸多并非全无联系的事件之时，一些思想者甚至本能地想起了卡尔·马克思，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预见到“政治腐败、垄断、异化、不平等与全球市场”，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塞甚至说，倘若马克思在世，他将反对ＩＭＦ与世界银行——这二者都被少数国家主宰。

　　但是，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标志就是，他可以被任何人以任何他们需要的方式误读。在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的１８６７年，资本主义正在获得它当时的“全球性胜利”，１８４８年的革命风潮迅速烟消云散，工业增长与贸易扩张是当时欧洲的最鲜明旗帜。当越来越多的公众获得财产与政治参与权时，他们开始躲避革命。其实，一种更合理的治理方式，可以规避灾难的到来。

　　公正地评估今日的全球化进程，就像在１８４８年不无偏袒地理解欧洲的革命一样困难，托克维尔所说的“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充满了修辞的魅力，却容易令我们回避更深层的思考。

　　的确，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全球化并非只通向光辉的未来，它同样会充满各种不幸，９·１１悲剧与联合国的报告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热情地欢迎斯蒂格利兹这样伟大叛徒的出现，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指出了存在于全球化领导者头脑里的偏见，使问题足以引起更广泛和深入的争论与研究。斯蒂格利兹与其支持者们努力纠正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学派们领导了２０年的“放任自由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正僵化成意识形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但更严峻的挑战是，在了解危机四伏的现实之后，如何解决问题。或许自由贸易并未提升穷国的生活水准，我们却不能终止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同样导致暴力全球化，我们却不可能封锁自己；ＩＭＦ的政策充满弊病，但在危机时刻，人们又都需要这样的国际组织……改良现有机制的决心与能力才是对我们的真正考验，在很多时刻，技术手段像观念变革一样重要。

　　斯蒂格利兹相信，对更多的落后国家，相对于彻底的市场化举措，聪明而有效的政府干预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加格狄许·巴格瓦蒂（ＪａｇｄｉｓｈＢｈａｇｗａｔｉ）则强调，那些市场化措施的攻击者忽略了这些措施需要更深层的改革加以辅助，失败的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应伴随的改革。但这种观点又触及到一个似乎永恒的陷阱，一个国家的落后的大部分原因是，它拥有一个糟糕的政府，这个政府可能将自己转变成一个精明的政府，并支持这些改革主张吗？

　　长远来看，我们都是凯恩斯的信徒。这位我如此偏爱的伟大人物相信，我们都会死去，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非死守什么观点。彼得·德鲁克或许会在凯恩斯逝世后４０年说，是熊彼得而非凯恩斯把握住真理，但这位英国人的观念却帮助了当时似乎无药可医的美国经济。促使凯恩斯在１９４５年领导创建世界银行与ＩＭＦ的基本信念即是——更早的干涉可能制止更大的灾难。

　　我们争论的一切焦点并非是政府应否干涉经济，ＩＭＦ与世界银行应否给落后国家开药方，而是我们如何提高处方的效用。我们希望斯蒂格利兹这样的伟大的叛变者在此提出更具创建性的意见，尽管这种要求显得不无苛刻。

picckunshan · 发表于 2003-5-10 10:07:00

太佩服楼主了，应该是好东东。一定拿回去好好学习。

wosohu · 发表于 2003-5-8 16:26:00

你给收集全了。感谢。

天牛星 · 发表于 2003-5-4 21:30:00

哥们果然有味道,文风很好,也很有自我色彩,可惜有点像余秋雨.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45:00

在接下来的20年间，科特先生与他的工作地点“哈佛商学院”同时迎来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荣誉。在“全球化热情”如此高涨的20年间，尤其在“历史已经终结”的90年代，哈佛商学院（ＨＢＳ）像麦当劳的鲜黄色“Ｍ”标志一样，代表着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那些来到哈佛商学院就读的亚洲与拉丁美洲学生有充分的信心——经过两年的训练，他们将毫无困难地领导他们的国家。在政治式微、文化破碎的过去10年中，商业成为绝对的主宰，首席执行官是时代英雄，哈佛商学院是“圣地麦加”，而管理大师们则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家、艺术家和传教士，向全世界渴望富裕的人传播福音。

　　与同时代中最杰出的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迈克·波特一样，约翰·科特忙于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文章，埋头于研究公司案例，出版著作。在90年代最为畅销的《领导变革》一书中，科特总结的八个组织常犯的错误已成为使企业保持生命力的至理名言。这八点主张分别是：（1）自满程度太高；（2）变革领导团队不够强；（3）低估愿景的作用；（4）愿景沟通不足；（5）放任种种障碍阻挠新愿景；（6）没有创造进程战果；（7）太早宣布成功；（8）没有将改变深植企业文化中。科特的《松下的领导》则赢得了《金融时报》Ｂｏｏｚ－Ａｌｌｅｎ全球商业图书奖传记类第一名。除此之外，约翰·科特还因在哈佛商学院杰出的课程设计而获得埃克森奖，因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论文而两次获得麦肯锡奖，而他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至少已经销售出一亿五千万份。

　　当然必不可少的是，他需要奔波于全球发表讲演，为跨国公司做管理咨询。管理大师们的口才甚至比他们的观点更关键，激发人们内心的热情比告诉他们如何画表格更重要，正如约翰·科特所说，前者造就真正的领导者，而后者只训练管理人员的素质。尽管在一小时的访谈中，我并未完全看到他“令人精神振奋”的讲演才华，但弥漫于媒体上的报道的确在说，约翰·科特的口才令人折服。尽管演说能力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素质，但在2002年7月即将出版的《领导之心》中，科特还是强调，作为领导人，一个重要的忌讳是“谈论得过多，而实际说得太少（ｔａｌｋｉｎｇｔｏｏｍｕｃｈ ｓａｙｉｎｇｔｏｏｌｉｔｔｌｅ）”。

　　作为婴儿潮的一代，约翰·科特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在童年时代满怀成为“一个科学家”的梦想，美国与苏联在五六十年代太空领域的竞争使科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在投身于管理学的七十年代，科特从未意识到他的学科可能迎来的巨变。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式管理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最终占领全球，以至于约翰·科特、迈克· 波特这样的管理大师获得明星式的仰慕。在1996年出版的《巫医》一书中，两位《经济学人》的记者约翰·迈克斯威特与爱德瑞恩·伍德里奇将管理学大师比作具有神奇魔力的巫师。

　　如何公允地评价这些“大师”仍是一个难题，他们的名声像那些曾经光芒万丈的首席执行官一样充满着脆弱性与不确定感，他们都赢得超出自身贡献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大师们”的确可能就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就像启蒙运动思想家之于18世纪一样，他们是我们这个相对平庸的时代的“哲人王”。他们在一遍遍地重复他们的管理哲学时，他们同样在强调，在这个高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反对束缚人性的官僚制度，更加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充分给予他们自由；而且既然每个人都是公司的雇员，每个家庭都将持有股票，那么公司也该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强调彼得·德鲁克对他的个人影响时，约翰·科特说，德鲁克以惊人的智慧将商业、管理与社会变迁统一在一起看待，并帮助我们思考未来。这不正是伏尔泰在18世纪所做的工作吗？

　　领导学是一门有关激情、梦想而非制度的学科，就像科特太太所说“他（科特先生）最讨厌的就是官僚系统”。所以他给予杰克·韦尔奇很高的评价，因为他废除了ＧＥ令人烦恼的官僚体系。这位55岁的教授每天6点钟起床锻炼，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就是阅读，他最近读的一本书是约翰·埃利斯所著的《建国之父》，讲述美国缔造者们的故事。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幻想倾听约翰·科特两天的讲演就获得“领导力”是不切实际的。中国的商业领袖们一方面迷恋于阅读《杰克·韦尔奇自传》，参加各种管理培训，幻想西方式管理；一方面在实际运用时，又常常利用“中国国情”来阻挠自己的深层改革。就像科特自己也承认的，如何在国际化与地区化之间寻找平衡，依旧是个难题。但在这个已经相当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性的思考与地区化的行动（Ｔｈｉｎｋ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Ａｃｔｌｏｃａｌｌｙ）”已成为新一代商业领袖取胜的关键。“领袖不同于管理者，他们需要的是远见”，科特不断强调这一点，这至少是对于那些总是着迷于“职业经理人”的中国企业家的一次提醒，创造未来比制定规则更重要，尤其是在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42:00

约翰·科特：动荡时代的商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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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2002-05-30，作者: 许知远，访问人数: 856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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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页
商业管理发生了什么改变
如何看待商业领袖
领导者要担负社会责任
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区别
自满阻止变革

　　危机时刻是对领导人的真正考验。过去的八个月，是美国的商业领袖们最为颠簸的时刻之一。当两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之后，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首席执行官们失语了，他们不知道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自己该做些什么；三个月后，世界公司史上的奇迹小子安然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坍塌，它传奇般的领袖肯尼斯·雷被推上了被告席，而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安达信则被拉至毁灭边缘；华尔街上的金融巨子们则被舞弊的丑闻困扰着——从ｄｏｔ－ｃｏｍ的虚假繁荣到安然事件，什么被一直隐瞒着？
　　“很显然，大多数商业领袖没能做出好的表现”。约翰·科特，世界最著名的商业思想家、领导力专家对此评价道。因为，真正的领导者要在危机时刻鼓舞下属的士气，并用远见来引导人们走出暂时的困境。正如科特所说的，“取得成功的方法是，75－80％靠领导，20－25％靠管理。”

　　当约翰·科特在5月10日对我讲解他的领导哲学时，世界商业领袖们的噩梦仍在继续。通讯巨人ＷｏｒｌｄＣｏｍ的创始人伯尼·埃伯斯辞掉了ＣＥＯ一职；戴安娜·布鲁克斯，索斯比拍卖行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差点被判入狱……在5月10日这一期《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杰克·韦尔奇的雕像倒下并破碎。

　　闪耀了10年的商业领袖的光环正在迅速黯淡。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我们以为长期的意识形态之争会迅速地烟消云散，商业力量将取代政治势力角逐，跨国公司将取代民族国家，而商业领袖是这个新时代的主宰。就像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瑞·加登所说，他们是“商业政治家（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但我们最终却发现，这些“新领袖”缺乏真正的责任感，甚至是一群喜欢说谎的“坏孩子”。“傲慢使他们失去了方向”，约翰·科特说。商业媒体在90年代的繁荣，将商业领袖们置于聚光灯下，很容易使他们显得比真实情况下更高大，也同样使他们的弱点更为鲜明。

　　曾经被全球化、互联网创新催促得紧张万分的首席执行官们如今发现，他们仍然必须要强调一些极度基本、却被长期遗忘的个人素质：诚实、责任感。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安然事件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商人们备受尊崇的时代结束了，对于公司的不信任很可能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再度弥漫。

　　在这一时刻，约翰·科特的声音值得倾听。尽管这位55岁的“领导力权威”在访谈中缺乏足够的激情，举证的例子似乎过于平常，但他正确地指出，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神秘角色的“领导力”正在发生另一次重要的变革，它以越来越迫切的姿态渗入社会的日常状态之中。正如约翰·科特所做的形象的比喻：倘若我们的社会是一辆汽车，它最初的速度是30公里，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下一个目标，但其间我们只需要为数不多的几次调整方向，而今天，车速已达到200公里，用在路途上的时间大大缩短，但这也意味着你要更频繁与敏捷地调控方向盘。

　　在描述我们面临的新的管理革命时，彼得·德鲁克说：“任何组织都必须做好准备，抛弃以前所做的每一件事”。这也是约翰·科特所倡导的“领袖哲学”的关键部分。就某种程度而言，他希望商业领袖们都患上19世纪贵族式的“厌倦症”，对于成功保持一种强烈的抛弃心态，而同时利用对未来的憧憬来驱散暂时的消沉情绪。

　　作为《商业周刊》2001年度最令人尊敬的“领导学大师（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ｇｕｒｕ）”，约翰·科特的履历近乎完美地体现了一位“管理学大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ｕｒｕ）”的职业历程。他在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在ＭＩＴ与哈佛受训，并在1980年33岁时成为哈佛商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34:00

许知远：追寻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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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3日10:28　搜狐视线

　　在1975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留下了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同时，周恩来最亲密的助手邓小平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人民代表与总理一样希望这个后来被称作“打不倒的小个子”的人能够将中国引领回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当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时，他被普遍视作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与年纪更长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共同构成一条20世纪中国演进的线索。在他们出生与成长的年代，中国经历着历史上最悲惨的境地、最深刻的变革，被殖民的屈辱感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停滞状态，催促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重塑中国、以在国际社会赢回失去的尊严。他们与一些最杰出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一样在过去的100年间，试图完成两项艰巨且彼此重叠的重任：赢得民族独立，并完成自身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型。

　　孙中山求助于西方的共和政体，并认定推翻满清政权是第一要务，却在临终前无奈地发现，国家仍处于分裂与屈辱之中。毛泽东则追随了列宁的模式，试图建立起一个清除资本主义、并比前者更为先进的新国家，在他的后半生，发起了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运动——大跃进；当然，他最伟大的成就仍在于他使中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恢复了作为整体的民族尊严，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在一瞬间将中国推向了不可能再被轻视的地位。尽管意识形态之争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主题，但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约翰·格雷相信，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还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从某种角度看都是启蒙运动精神的延续，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子们将“历史必然向前”、“我们可以一直保持进步”的乐观信念注入了人们的思想之中。

　　20世纪的历史表明我们曾面临的最险峻的考验，是如何避免陷入乌托邦的幻境，不管它是全民平等、公社化的乌托邦，还是绝对的自由市场、民主政体的“历史已然终结”的乌托邦。

　　在面对毛泽东庞大而复杂的遗产时，邓小平果敢有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周恩来的方式，回避过度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代之以更为具体和有实践意义的行动。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与孙中山更为亲近。

　　在1912年被迫离职后，孙中山首先的打算是为中国修建更多的铁路。邓小平选择了可行性更强的现代化之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种方式中，国家前进不再仅仅依靠政府的意志来实现，或者按照丹尼尔·耶金的定义来说，政府逐渐放弃一部分经济生活中的“制高点”。

　　过去2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以更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经济，与赋予每个公民以更多的空间以激发其创造性，是获取改革推动力的最关键因素。按照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的定义，1978年后的中国，正在创造类似于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与19世纪末的日本、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这样的奇迹，他们用非常短的时间，创造了巨大的成果。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种个人的自由空间规范化，如何减少不确定性。

　　作为民族国家，2002年的中国已获得孙中山、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一生都渴望的尊严感与安全感，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中国正处于150年以来外部环境最安定的时刻。当邓小平在1979年最终决定访美前，他还需要出兵惩戒越南，而在过去的23年，中国已逐渐消除了外部世界与自己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敌意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9·11”事件更加深了中国的建设性与富于责任感的形象。

　　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上，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孙先生民主革命的继承人。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毛泽东渴望在2001年时，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更重要的是，“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在2001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同样富有象征意义的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与足球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它或许是中国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成就，它除了坚定了中国已走过的20年道路，还给予了中国一次继续推进政治与经济改革的新的推动力。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孙中山先生率先起身革命，除了赢得民族尊严，更希望能够建立现代意义的政治体制，除了物质困顿上的解脱，它同样使人民充分享有民族、自由与平等。而事实上，这同样是在1848年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的初衷，是人的真正解放，它不被物质所压抑，也同样不被强权压制。1902年，清政府不情愿却仍颁布了一条新法令，允许学习西方科学，11个省开设了学院。

　　回顾这些历史细节，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已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但同时，它还提醒我们，我们仍处于一条自19世纪中叶就开始的崎岖、漫长的追求现代中国的线索之中，这条线索由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与最富热情的心灵组成，他们可能犯下错误，但他们的指向却很少改变。时常将自己置放于一个更宽阔与悠远的历史语境，有助于当事者跳出眼前的纷乱与过于细节的思考，从而作出更为果断与长远的判断。也因此，我们对于正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抱有充分的信心，我们深知，这对现代中国的成长至关重要。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32:00

重写经济学――在“非理性繁荣”之后

许知远
02-1-30 上午 10: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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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席勒的气质近乎一个诗人，敏感而优雅。这位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宣称，经济学的规则可能正在被改写。两年以前，他夜以继日、笔不停挥地写作《非理性繁荣》一书，试图证明支配90年代美国股市的不是实际效益的反应，而是时代风尚的表征。他的书赶在股市2000年4月的溃败前出版，现在罗伯特·席勒说话，很多人在倾听。某种程度上，他就像保罗·克鲁格曼之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成了杰出的经济学家与预言家。
情感与心理作用正在经济学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比单纯的数据与统计数字往往更具决定作用，席勒将之称作“行为式经济学”。是什么支持了90年代股票市场的全球性繁荣？这位杰出的商业思想家说，不是企业利润，而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乐观情绪——它使人们相信，未来如此美好，它随时可能创造奇迹。1999年出版的《道：36000点》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时代风尚（Zeigtgeist）”，这个歌德发明的单词，在席勒看来对市场起到了巨大的支配作用。席勒也对“有效市场”理论表示怀疑，该理论一厢情愿的认为，价格清晰地反映了公共信息。但股票价格从来都是过高或过低。即使在信息极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仍旧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
华尔街已陷入25年来的第一次严重衰退，当裁员的行为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标志地展开时，乐观气氛是否正在成为过去？正如席勒所说，不管是雅虎还是其他dotcom公司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经营结构依旧，赢利方式依旧，它们价值的跌落仅仅是公众对他们已失去兴趣。而对于市场来说，主要的经济指数同样没有发生戏剧性转变，变化的仅仅是社会心态。同样的，将近15年以来，格林斯潘其实从未改变，但越来越多的人对他表示怀疑。对此，我们唯一能够解释的是，这个74岁老人身上的魔力正在消失，更本质地讲，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乐观气氛正在减弱。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统计数据”，席勒称，“它们能够解释的范围过于狭窄了。”这位经济学家认为，不管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是罗马帝国的衰败，历史是由一系列庞杂的因素构成的。当很多因素开始朝同一方向发展时，标志性事件就会最终发生。而他对于今日经济学研究者的主要批评是，他们总是将目光放在自己能够研究清楚的那一点上，他们失去了活力，因为他们忽略更多别的因素。
席勒拒绝成为书斋内的学者，早在1991年他便创办了自己的dotcom公司，尽管他生意并不比其他dotcom 更成功，但他却在实践中寻找到观察世界的另一个角度，正如他所说的：“如果你真的试图去理解些问题——不要仅仅分析它，去实践它”。对于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席勒并不看好，因为人口众多的婴儿潮一代在正值壮年时的乐观情绪是造就90年代牛市的主因之一，如今他们正在老去，这种悲观情绪有可能深刻地影响未来经济。
那么dotcom之后，何种技术将成为新的驱动力？是机器人。席勒认为10年或20年之后，你将在街头碰到问路的机器人。面对质疑，席勒希望人们能够开动想象力，未来20年的机器人，正如80年代人们想象今日的计算机下国际象棋一样不可思议。席勒甚至想像了机器人足球赛，这是年度盛会，人们竞相设计最出色的机器人以获得胜利。
如今，席勒先生正在忙着撰写下一本书，阐述技术到底怎样影响了生活，《非理性繁荣》给了他前所未有的自信，在接受《快杂志》访问时，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预言家式的语气。他说人们常常夸大技术变革的速度，比如在1968年的电影《2001：漫游太空》中，库布里克使我们以为到了2001年就可以在火星上旅行。但是，这种趋势却是不变的，如果说机器人世界在30年后无法实现，那么也许100年后它就会出现。
一切都在改变，不仅仅是经济学，罗伯特·席勒像一个老师般的提醒我们，必须学会调整自己的视角与想象力，以适应新时代。尽管他的预言充满着不确定性与荒谬感。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31:00

托马斯·沃森的管理哲学

许知远
02-3-6 上午 09: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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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沃森很容易被视做一位独裁者。在1940年《财富》杂志的记述中，这位IBM公司的领导人好大喜功、性格乖张、极端自负。他禁止员工在任何公开场所饮酒，要求销售人员一律身穿白色衬衫、深色西装，他们一律要学唱“IBM之歌”及其他称颂公司领导人的歌曲。历史学家埃德温·布莱克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甚至将托马斯·沃森与阿道夫·希特勒拉到一起——IBM生产的打孔机在德国纳粹清理犹太人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技术作用。但在2001年出版的《七位创造现代美国商业的巨人》一书中，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罗依旧将他列为世界商业史上最富创造性的天才，因为他深刻地影响了计算机工业与其他商业领域。
出生于1874年的托马斯·沃森不喜欢什么深奥的思想，他推崇行动，他被天性中的英雄主义驱动着，是个真正的直性子。
他也不是技术天才，他17岁就开始推销钢琴，事业不算顺利; 40岁时，他被一脚踹出了现金公司的门。
天知道他怎样挺过了一道道难关，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他始终背负着至少10万美元的债务，在1921年与1929年两次股灾中，他和他的小公司都差点完蛋。不过这一切不妨碍他的雄心壮志，1924年，这个50岁的男人兴奋地告诉妻子与孩子，他把公司名字改成了“国际商用机器（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可连他儿子小托马斯都知道，他爸爸的公司其实一点也不国际，“只是个小玩意”。
托马斯·沃森不知道，未来的世界将由数字掌控，他生产的打孔机正暗示着未来世界的趋势，他也不知道自己公司生产出来的计算机是多么重要，将怎样改变世界。
这个超级推销员坦承自己不喜欢美酒与姑娘，只是喜欢雇用推销员，喜欢接近大人物。
他要求推销员们着装庄严，因为这能够培养他们的自尊意识，并赢得尊重。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推销员是浑身冒坏水的无赖，彻夜不眠地在镇上妓院里鬼混的家伙。他以无比的热忱，将这个职业严肃化。他创办公司杂志《思考》，像亨利·卢斯为《时代》杂志一样富有使命感地为该杂志撰稿;他设立了IBM学校，为员工提供培训，他要求雇员在“IBM之歌”中，培养对公司的忠诚; 除了大萧条最困难时期，他几乎从不解雇人……
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他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照片，这是他认识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在新政期间，他几乎是惟一支持罗斯福的商界人士，他乐于成为总统的朋友，常常花公司的钱为白宫招待客人。由于新政与纳粹德国对于计算的需求，他的打孔机流行起来，他的业务额在1939年达到了4000万美元，他还当上了美国商会会长。尽管IBM离大公司的距离还很远，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他花100万美元搭建了豪华展厅，与当时全球最大企业通用汽车与通用电气比肩而立。托马斯·沃森得意于这个举动，它极好地宣传了IBM的名声。他还在全球设立了78个分公司，尽管其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赚钱，但那符合老沃森的“全球胸怀”。
彼得·杜拉克视托马斯·沃森为先驱式人物，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后工业社会的缔造者。
他执着于打孔机，因为他本能地意识到“数据处理”与“信息”将成为未来的主宰，就像他喜欢说的“日常工作应该由机器来完成，而不应该是人”；他同时还是新管理模式的开创者——终身雇用、强调忠诚度与终身学习，这种方式在战后的日本广受欢迎。
1956年，托马斯·沃森以82岁高龄逝世。他的儿子小托马斯·沃森成功地将IBM转型为计算机公司，并赢得信息业霸主地位。尽管托马斯·沃森并不怎么喜欢儿子的举动，但他的确应该感到满足。当年那个希望有一辆马车的孩子，不仅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还帮助美国从一个马车时代, 演进到后工业时代; 从乡镇社会，进入管理社会。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29:00

比尔·盖茨与新历史主义

许知远
2002-4-12 9: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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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年初，34岁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布鲁塞尔的小型私人会议上宣读了他的新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与此同时，德国纳粹正在以“高尚的目的”迫害犹太人，而斯大林则“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继续在前苏联进行大清洗。
卡尔·波普尔一生都在坚持，历史的发展是开放的，它没有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的世界过于复杂，谁都无法全面地了解它，我们不可能把科学中的预测方式转移到社会科学中，这只会酿成灾难。至少在学术意义上，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质询波普尔的结论了，发生在20世纪的主要惨剧几乎都是由于坚信历史的指向而造成的。
但谁又能说我们已经消除了历史决定论的影响呢？20世纪70年代风行一时的罗马俱乐部相信，我们对于资源的开采最终会导致能源紧张，而人口膨胀使粮食紧张，环境污染威胁到我们生存—这些聪颖的头脑一厢情愿地用历史经验来估量未来，而忽略那些新发明与新状况。在1991年接受采访时，已经89岁的卡尔·波普尔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谁也不会想到计算机革命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正是这些不可预测的变量，使我们世界的未来是开放的。
“9·11”的恐怖主义行径震憾了整个世界，但是，在谴责并惩罚了恐怖主义之后，我们发现，将近20年来世界正在陷入另一场历史决定论的游戏。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里根政府与英国的撒切尔进行大规模的放松管制运动之后，自由市场理念开始大行其道。而全球化，这个词汇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变得时髦无比，互联网革命、哈佛商学院、跨国公司与不断走高的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将美式资本主义推广至全世界。
在政治上，人们对于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民主制度、个人权利的确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在经济上，自由市场、技术革命的胜利显得极度辉煌，我们普遍相信这种说法，世界由自由贸易联结在一起，互联网则克服地理差异，全球竞争使产品与服务越来越好，跨国公司将比政府更有影响力，商业领袖是我们时代的王子，技术与资本战无不胜。文化领域，一方面那些标准的大众符号好莱坞、EMI唱片统治着世界; 另一方面，互联网将真正使我们的地球变成一个村落，我们彼此融合，并形成新的电子村落文化……
在“世界一家”理想的鼓舞下，全球化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像.com喜剧一样倍受推崇，在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政治、经济、文化领袖一起指挥着世界的新航行。尽管在哲学概念上，没人相信历史的河流是有指向的，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却普遍相信了全球一家、自由竞争、民主政体、个人主义。一方面，它看起来更温和，它不借助任何明显的暴力，而它制造的美丽幻想，并不比马克思的差。况且人们默默认同，自己变得更聪明了，不致再犯下那些明显的错误。
“驾驭脆弱的世界”，全球化运动标志之一的世界经济论坛选择纽约为2002年的论坛地点。毫无疑问，洋溢在20世纪90年代的喜悦感、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已经让位于不确定感。没人诋毁将把世界建设得更繁荣与和平的美好希望，这种希望依旧是支持我们人类前行的关键动力。但是，当我们被从《时代》杂志所说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的假期”的喜悦中赶出时，我们应该更清醒与理智地观察身边的世界。它依旧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过于复杂，它的灾难与痛苦永远和成就与喜悦共存。在我们为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陶醉时，我们肯定是刻意忽略了其他灾难。在比尔·盖茨宣称未来之路就是互联网之路，我们在网上随心所欲时，我们肯定忘记了新技术以更快的速度传播着仇恨与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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