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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资本家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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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10月26日 09:38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在我祖父尝试真正去创办一份报道人物的杂志之前，商业报道只是一堆枯燥的数字而已，媒体很少会注意数字背后的人物。——蒂姆西·福布斯现任福布斯公司首先执行官

　　从1964年接手《福布斯》开始，马尔康姆·福布斯就渴望把声誉卓著的《财富》杂志压在身下，这种渴望好比拉里·埃利森对比尔·盖茨特殊情感。

　　马尔康姆的父亲柏蒂·福布斯于1917年创办了《福布斯》杂志。之前他是纽约《商业日报》记者，因其报道善于加入人性化的描写，而声誉鹊起。《福布斯》杂志从一开始就带有了鲜明的福布斯家族色彩，强烈的挑衅性，柏蒂在第一期杂志就批评了当时著名的古尔德家族企业。这位相信“写作可以带来富有”的爱尔兰移民有一个著名的报道公式：小心求证，刺中要害，生动的渴望出报道对象的外表或个性特征，再加上一两个生活小故事，让读者看清事实真相。

　　马尔康姆似乎生来就精力过剩，渴望成为人群中的焦点。高中时他创办批评校方的学生报纸，成年后又渴望进入政界，参与1957年新泽西州长竞选。失败的政治经历，让他重回《福布斯》杂志。虽然已有近50年历史，此时的《福布斯》除了类辱骂企业方面颇有特色外，似乎乏善可陈，人们并不习惯将之视作严肃财经杂志，它只是《财富》与《商业周刊》之间的侏儒。

　　马尔康姆除了加强报道能力、抛弃掉小报的风格之外，开始将一种新精神注入《福布斯》。

　　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选择了六十年代最流行的“故作姿态”。该杂志在1965年推出广告词——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此时，正是全美学生都起来反抗万“恶的资本主义”之时。一年后，《福布斯》在广告文案中继续写道：“如果贵公司的会议室和精神病房还有段距离的话，《福布斯》建议你不妨试试‘出轨’的点子”。在嬉皮精神与反文化潮流席卷世界时，马尔康姆令《福布斯》杂志与资本主义同样玩世不恭，与摇滚乐手和LSD一样酷。

　　到了1967年，在该杂志50周年庆时，马尔康姆遍请名流，《福布斯》杂志一副资本主义代言人的模样。

　　到了1972年，《福布斯》的发行量高达62万5千份，首次超过《财富》。一年后，志得意满的马尔康姆·福布斯创下了热气球横跨美国的记录。他要让那些对商业新闻没兴趣的人，也要记住了《福布斯》的名字。

　　到了里根的80年代，野心勃勃的浮华世界成了每个人追逐对象。《福布斯》成了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美国商业界以暴利与哗众取宠来肯定自己的成功。于是马尔康姆不失时机的推出了“福布斯400富豪”，这项艰难无比的创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直对“财富500强”耿耿于怀的马尔康姆·福布斯终于找到了翻身机会。而这项评比也将《福布斯》杂志的“作秀”水准推向推向极致。

　　《广告周刊》在1983年将《福布斯》列为10大热门杂志的第八名。该评选写道：“关键是，马尔康姆·福布斯——出版界奇才，这股惊人的冲力能维持多久？我们进行热门杂志排行榜这5年以来，《福布斯》的广告年收入已经剧增3倍，看来他们这股气势恐怕要持续到雅皮重又变成嬉皮。”到了80年代末，马尔康姆和他的《福布斯》杂志的生誉达到了颠峰，在提出了“资本家利器”之后30年，《福布斯》杂志比《财富》杂志更为嚣张与恰当了充当了“浮化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商场上凡强调个人独创性的主管都煞有介事地将《福布斯》视作必读刊物，以此强调与他人不同是其成功本质。

　　而这位喜欢购买油艇、哈雷摩托车有着伊丽莎白·泰勒做女友的亿万富翁，每年在家中举办的盛大聚会，成了世界名利场的中心，从商业巨子到政治人物再到好莱坞明星，无一不以受邀为荣，它成了媒体“流言专栏”的最佳原料。1987年，合众社在一篇评论中说：“马尔康姆敢于表现他以‘资本家’身份自豪，对于一般民众的观念多少也有影响。早年的洛克菲勒那种吝啬到极点的百万富翁当然惹人讨厌，而象马孔这样一来赚钱赚得高兴，又花得愉快的富豪形象当然会引起美国民众的好感。”之前一年，《洛杉矶时报》则评论道：《财富》有权威、《商业周刊》有火力，而《福布斯》有油艇。而一位《福布斯》记者麦克·西普则更为切中要害：“过去18年来，马尔康姆一直都资本阳刚特色的象征——报章杂志上看到的马孔总是雄赳赳地站在热气球上，要不就是一身斗士打扮跨坐在哈雷摩托车上。”

　　显然，人们更愿意记住马尔康姆的同性恋倾向与出手阔绰。当他于1990年去世后，新闻界才意识到这位出版奇才对于杂志业本身的贡献。在马尔康姆追求“标新立异”的推销技巧的同时，他也同样关注新闻报道本身。尽管广告客户是杂志的金主，但在编辑独立原则上，这位反传统总编辑似乎很少偏离传统。正如《福布斯》前任记者法兰克·赖利所说：“马尔康姆偶尔会考虑到其他利益而牺牲报道的新闻价值，可是次数绝不会比别家刊物多。”而且，在生活上喜新厌旧的总编辑求贤若渴，在《福布斯》杂志内，只要你有天才，便可获得一切自由。这两点，或许也正是促使《福布斯》成功更为关键的原因。没有好的杂志品质，仅仅依靠自我标榜，终是难获成功的。

　　象父亲马尔康姆年轻时一样热衷政治的《福布斯》继承人，斯蒂夫·福布斯已经参加过1992年与1996年两次总统竞选。他除了象父亲一样是个失败的政治家外，看来也难成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家，他对于杂志本身没有兴趣。在他眼中，这仅仅是个赚钱的机器。这个缺乏个人魅力的总编辑，唯一关心的就是广告的页码。为了取悦广告商，他似乎随时可以干涉编辑权，撤换批评文章。尽管1995年该杂志的广告页达到惊人的4542页。但是，新闻界对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显然不屑一顾。《商业周刊》总编辑斯蒂夫·谢泼德自信地说：“在我们那里，决不会出现广告干涉编辑的事情”。这种信念，也同样出现在《财富》与《华尔街日报》。

　　不管怎样，《福布斯》依旧是一家无法忽视的商业杂志。《商业周刊》依靠它对新闻事件的快速反应而著名，《财富》因为其似乎无法撼动的权威感而取胜，那么《福布斯》从创办起就奠定了它的基准：对商业行为中人的戏剧化因素的关注。创办人柏蒂因为不满于当时的纽约商业报纸仅仅报道商业数据而创办该杂志；马尔康姆则利用自身的人性魅力，将这种关注推向一个极致，马尔康姆的人格正是当代商业中戏剧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福布斯》如日中天；那么，今天呢，显然我们还没有理由说它已经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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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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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10月26日 09:36 新浪科技

　　生于美国的亨利·詹姆斯与T·S·艾略特都因为受不了本国在文化上的粗俗，而最终移居英国。而对于那些对标榜自我品位的今日美国人来说，除了一如既往地对传统欧洲表示敬仰外，还可以加上一条“我的观点来自于《经济学家》”，这同样也适合于这个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精英们。对于这些商业、政治、文化各领域的权贵们来说，《时代》、《新闻周刊》、《财富》、《福布斯》这样的典型美国新闻杂志尽管拥有傲人的发行量，却无处不流露着大众文化的粗鄙，它们不仅过于沉迷于事实的陈述，更被美国式的好大喜功支配着，看待问题缺乏超然态度。

　　而带有浓重英国腔调的《经济学家》则被一种扑面而来地从容感围绕着。它排斥刻意的设计感，拒绝使用大幅、彩色的图片，文字的精炼准确与思想的深度力度是其唯一试图突出的。每周四，这本全球发行的新闻评论杂志用其刻意追求的坚定而优雅的语调，阐述其编辑对一周来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的深入分析。“它(《经济学家》)的口气仿佛是牛津联合会”，美国杰出编辑詹姆斯·法罗斯对此评价道，“它将自己推向一个过分自信与优越感的位置上，似乎羞于仅仅表达新闻事实。”而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雷为了表现对《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罗伯特·萨谬尔森的不屑，致信给该刊编辑说：“我拒绝从《新闻周刊》获取经济新闻，我读《经济学家》——它在伦敦出版。”而普遍的读者则一致承认，它绝对讲究写作。

　　对于这本为倡导自由贸易而于1843年创办的杂志来讲，公然宣称的精英意识、能者统治的姿态是其取胜的关键。即使该刊编辑并非全部是“牛津腔调”，但任何版面的编辑定然是该领域的权威人物。为了保持杂志整体意见的一致性，该刊坚持集体匿名制，这项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准则，无形中产生了令人惊异的敬畏感。你可以忽略某位编辑的个人偏见，但你不能忽略《经济学家》的集体智商。这种传统也正好似在牛津大学中，所有人(当然聪明非凡)都被简单地称作“先生(Minister)”。

　　编辑们相信，他们的读者应该是那些受过优良的绅士教养的精英人士。除了手中握有金钱与权力，他们还关心世界和平、非洲的饥荒、全球化进程，深觉肩负使命感；同时，他们还要理解迷人的科学发现、门德尔松的音乐，对于严肃书籍始终保持着阅读的兴趣。他们是智力生活的迷恋者，是坚定的世界主义者。《经济学家》趣味的广泛性与深入性令同行黯然失色，其专门设有“书籍与艺术”重要栏目，对小说、诗歌、历史、博物馆、现代绘画、歌剧进行评论，以彰显其编辑与读者的趣味高雅，而不同于一般商业杂志。

　　对于读者来讲，《经济学家》的价格是惊人的。125美元的年定费，暗示了这本杂志并非为大众服务。而这个价格的关键意义是，正如经济学家报业集团总裁斯卡丹诺所言：“即使我们卖不出任何广告，我们仍可靠发行赢利。”在媒体对广告客户具有压倒性依赖的时代，《经济学家》从容镇定地摆脱了任何可能破坏“编辑独立原则”的市场压力。

　　“编辑独立是《经济学家》的核心”该杂志这样傲然宣称。在制度上该杂志母公司禁止任何个人或组织拥有绝对控股权。《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说《经济学家》提供世界上最稳定的新闻工作。作为编辑，只有“三人理事会”有权雇佣或解雇你，因为与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这个理事会被确保赋有绝对独立权。

　　这股趾高气扬的“牛津腔调”当然也会遭受怀疑。曾任该杂志“美国编辑”的迈克尔·金斯利说，该杂志在全球不过60名全职记者，新闻来源很大一部分要依靠线人(stringer)。这些业余新闻爱好者能够编辑们提供准确的来源吗？该杂志象其他媒体一样，会在非本国问题上犯一些简单粗暴化的错误。金斯利说：“《经济学家》总是给人这种感觉——我已经明了事件的重点了：‘问题很简单，但接下来的三个步骤就极关键了’。”但如何进行下去，该杂志似乎就缺乏兴趣与能力了。

　　这种指责显然有失苛刻，金斯利显然按照圣人的标准去要求《经济学家》的编辑们了。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在该杂志任职的经历，为其个人增添了光彩——在《经济学家》工作给人一种过分的荣耀感。

　　不管怎样，《经济学家》部分减弱了美国媒体文化的影响。当然，象我最初提到的，它还给了我们某种虚荣感。J·M·凯恩斯或许是一位典型的《经济学家》的撰稿人与读者，毕业于剑桥，参与挽救即将崩溃的世界经济，与爱因斯坦、萧伯纳保持通信，拥有简洁、明快、典雅的写作风格，有一双修长而优雅的手……

　　与J·M·凯恩斯为伍的感觉实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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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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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5月31日 17:01 新浪科技

　　《第三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3.O)
　　作者：肯.奥勒塔
　　出版：兰登书屋

　　《衰落之前的傲慢》(PRIDE BEFORE THE FALL)
　　作者：约翰.海尔曼
　　出版：哈泼科林斯

　　许知远/文

  
　　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企业界与政府之间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斗争。

　　　　　　　　　　——历史学家荣.切尔诺评价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反托拉斯案

　　我个人认为，赚钱是上帝赐给我的天赋，与他人无关。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比尔.盖茨的父亲在评价微软垄断案时用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句子：“这次是他的政府在控告他，而不是什么巧克力冰淇凌。”在肯.奥勒塔看来，这何止不是巧克力冰淇凌，它简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本具有如此耸人听闻名字的著作中，《连线》杂志的这位特约作家将1995年视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世界上最有强大的国家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公司之间的对抗开始了。

　　我得承认，这场战争正在变得冗长与乏味，比尔.盖茨与托马斯.杰克逊法官已经成为一出肥皂剧，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看一眼。即使敏感的华尔街似乎也对判决结果或者上诉失去了足够的兴趣。人们对于微软是否垄断本身已不再在意，即使大法官自己在私下都承认“证据不足”。构成垄断的关键要素是该公司是否利用垄断地位制定不合理价格，是否真的妨碍了消费者的利益。显然，微软并非如此，人们会抱怨Windows软件有bug，却无法想象会出现替代者。

　　我们对比尔.盖茨的个人形象的关注已经吞并了垄断案的法律细节，就象2个世纪前的拿破仑令那整个欧洲黯然失色。我时常怀疑驱动这场战争的动力，并非是政治家们对“自由竞争的渴望”，而是现代民主社会庸俗的平等主义带来的“反英雄情绪”。我们最初喜欢比尔.盖茨是因为他是个满脸雀斑的孩子，最初的媒体有意地夸大了这个软件天才的缺乏经验、腼腆、马马虎虎……弥漫于90年代之前新闻报道中的这种盖茨形象，有效地拉近了普通人天才之间的距离，并让读者相信信息时代“人人平等”的概念，盖茨之辈不再象当年的约翰.洛克菲勒、J.P.摩根那样高高在上。

　　这种相对单纯的情绪几乎持续到网景公司推出互联网浏览器、美国司法部起诉微软非正当竞争时，这是1995年，也是美国股票市场开始疯狂之时。浏览器之争迅速成为攻击比尔.盖茨个人财富的借口。1997年，这个仅仅工作了20年、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人拥有了400亿美元的财富。

　　一种恐惧、不信任与深刻的嫉妒开始在公众与媒体中以不可抑制的速度蔓延。神话般的洛克菲勒资产不过是10亿美元，他当时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产业。比起100年前的美国，今天的世界已经联结一体，无处不再的传播业将一切事物都加倍的放大与更迅速的传播。当年的洛克菲勒还可以深居简出，但今天的盖茨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评论的对象。他的同行们太阳公司的麦克利尼、Oracle公司的拉里.埃利森出于一己之私而擅自将自己视作公众的代言人，声称盖茨与微软在与全人类为敌；而媒体人则充分地运用着过分发达缺乏理性的想象力，认为盖茨是产品与财富足以控制整个世界，是新的独裁者；而公众，他们渴望看到一场更加活生生的闹剧，如同热衷于讨论莱温斯基裙子上的精液一样，低级趣味让他们心情迫切地看到那些大人物的丑闻，已完成对于自己平庸暗淡生活的报复。

　　而比尔.盖茨自己呢？他完成了由年轻的创业者向企业巨人的转化，年轻时的随意在中年时看起来就是傲慢无礼了，这种每个人都会出现的傲慢在几百亿美元身价的衬托下被急剧的放大了。在指责声愈来愈喧嚣的时刻，比尔.盖茨卸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反而心平气和地钻进了自己的技术世界。对于垄断案，他会说，倘若微软真的开始那么关注案件了，那它就可能变成当年缺乏生气的IBM了。激怒政客、竞争者与公众的正是这种毋庸质疑的漠视。人们本能地要争夺会自己可怜的自尊心，就象因为长期曲居第二而耿耿于怀的拉里.埃利森时刻不忘攻击盖茨一样。

　　当然，对于未来世界的迷惘感是比尔.盖茨倍受攻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象洛克菲勒象征了美国由乡镇式模式向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变过程，比尔.盖茨代表了美国社会由工业时代演变为信息时代的进程。在转型过程中，由于陌生，人们而产生了恐惧感，在一片混乱中，害怕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操纵。100年前，报界与趴粪记者将洛克菲勒视作全美国最大的敌人，无耻地操纵了美国经济，并简单而粗暴地认为只要打倒他，就可以让美国经济重获自由。而现在，人们愿意相信这个叫比尔.盖茨阴险地躲藏在 Windows2000背后，操纵着全世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法国总统希拉克、英国首相布莱尔不过是他的雇员，整个世界是微软的1.0版本，盖茨随时可以给她升级。而人们处于对技术的天然恐惧，将盖茨描述为一个在生活中轻度弱智、冷冰冰的机器怪胎。

　　于是，在这场战争中，冠冕堂皇的“促进自由竞争”的目的退隐了，人们借以对比尔.盖茨的攻击来获得集体性的自我安慰。这次反垄断案不同于十多年前的AT&T及IBM，它更相似于我已经不断提及的1911年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反垄断案。

　　在那次案件中，那些急于争取政治资本的进步主义政治家与激情大于理性的扒粪记者们试图将洛克菲勒推向绝路。在那次审判中，大约444名证人提供了1100万个字的证词，案件记录里有1274件物证，长达1.2万页，装订成厚厚的21册。我当然不否认，这些证词中的确说明了标准石油公司存在着垄断的问题，但是人们是否忽略了洛克菲勒的证词：“它(标准石油公司)的销售区域是全世界，用最便宜、最好的煤油照亮全世界是它的使命”。历史表明，他说的没错，在标准石油公司全盛时期，它的确成功地将油价控制在最低。一部分报纸惊呼道：“洛克菲勒先生从他那个深居简出的世界中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讯问，根本不象人们想象中的怪物”，“他态度和蔼到了真诚的程度”。令人欣蔚的是，标准石油公司在被强行拆解后，洛克菲勒的私人财富激增到10亿美元，利用这些财富，他建立了美国最令人惊叹的慈善事业。

　　从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伟大的人物常常被别有用心的误读，公众夸大他们的弱点而忘记了他们的贡献。而现代的法律与民主制度的目的，也正是削弱杰出人物的才智，而获得人人平等的假象。而真正杰出的人物往往是用另外一套标准来评判的，就象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在战争期间试图控制最高法院，破坏三权分力的制度，但谁能说他不是伟大的总统。当然，其他人没有罗斯福那么运气，他们随时可能被公众的怯懦与嫉妒所迫害。于是丘吉尔在而英国获胜后却被赶下了台；而尼克松会叫嚷道，是我让美国从越南撤军，与中国建交，你们却只记得水门事件；至于刚刚离任的克林顿呢，他会抱怨说，是他削减了庞大的赤字，促进了医疗、教育改革，促使了长达8年的经济繁荣，你们却只顾谈论那一次每个男人都会运用的谎言……

　　我们在等待盖茨的抱怨，是他一手把我们拉入信息社会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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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中的马基雅维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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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5月15日 16:20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管理是处理人员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成长与发展，而这一切使得管理变成一门人文科学。——彼得·杜拉克

　　商业管理如何去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伦敦一位管理学教授在去年10月开办了“哈姆   
雷特与危机管理”讲座。那位丹麦王子走投无路的困境与现代企业领袖面临的痛苦极为相似。这种变化一方面暗含了管理人员试图改变自己冰冷与枯燥形象的渴望，商业管理被长期斥责为只懂得表格与流程而忽略人的情感。它同时表明，商业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真正核心，商业思想家试图抢夺来几个世纪以来的戏剧、小说、艺术的阵地，而公司领袖则开始公开表明自己是这个时代的王子。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人物们都沉湎于马基雅维里学说的快感，把这个15世纪意大利人写作的《君主论》放在枕边，当然他们都忽略了作者寻求和平与正义的愿望，而把它演变成急功近利的操作手段。于是终身不喜欢暴力的马基雅维里变成了尔虞我诈、残暴、虚伪、自私、不择手段的代名词。

　　《财富》杂志专栏作家斯坦利·宾将这个头衔给予了21世纪的商业英雄。在他的著作《马基雅维里怎么做》中，他将那些无所不用其能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的公司管理者称作马基雅维里式管理者，他们自大、盲目乐观、傲慢、自我膨胀、偏执狂、冷血，随时可以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而牺牲掉盟友、朋友、家人更不要提下属了。

　　《商业2.0》杂志别有用心地运用这本书的原理来对照新经济人物。马基雅维里说，君主易变且健忘，他随时准备坚持新立场，只要对他有利。于是，我们看到斯蒂夫·凯斯在收购时代—华纳之前大声疾呼要“开放线路接入”，而并购后，却公然反对开放。而在中国的张朝阳则两年前回到处宣扬，搜狐一定要上市，在股票跌至底端时，同样理直气壮地说NASDAQ并不说明问题。

　　《君主论》说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才获成功。于是，我们看到新经济公司先是盲目的号称B2C、争夺眼球，然后就是B2B、P2P，满口只说赢利前景。他们随时跟风。君主可以在形势需要时，随时向曾经无比唾弃的敌人示爱。就象苹果公司的斯蒂夫·乔布斯曾经骂比尔·盖茨“无耻、卑鄙、下流胚子”，但当微软同意注资1亿5千万美元时，乔布斯开始和盖茨称兄道弟了。

　　君主们对于别人的利益视同儿戏，对自己的利益却极端关心。杰夫·贝索斯毫不心疼地花着风险投资，他迅速的扩张公司，但赚不到一分钱。他却让自己成为了《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这种列举多少象文字游戏，而不是严肃的管理评论。关键是我们得承认，马基雅维里在薄薄的小册子中，触及到人性中所有的要素。这个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的本意是，我们必须认清人性的弱点，承认贪婪、自私、权力欲是每个人不可更改的属性。为了尽量减少这些不良情感的危害，我们就需要坦白地面对它，然后将之纳入理性的轨道，顺势利用这些情感，来获得稳定与繁荣。

　　所以，不如象拉里·埃利森学习。这位Oracle公司创办人似乎从不否认自己的贪婪、嫉妒、无耻的一面，他的公司的确很成功。一切伟大人物，不管他在政治、商业还是别的领域，他都必须都是马基雅维里的信徒。公开承认这一点，至少避免了虚伪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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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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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5月15日 16:11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我看到我们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死于疯狂。——艾伦·金斯堡 《嚎叫》

　　《眼球战争》(Eyeball Wars)，这本名字已经过时的小说无比形象地描述了我们刚刚经历的那场dot-com运动。作为麻省一家网络内容提供商负责人的作者D·M·斯科特，显然试   
图创造出一本类似《了不起的盖茨比》之于爵士时代，《赤裸的午餐》之于垮掉一代，或者柯特·科本的《少年心气》之于90年代初那样的时代精神之作。

　　在这本不算成功的小说中，主人公理查德·威廉，一位澳洲报业巨头之子，因与父亲的女人有染而错失继承权。为了证明自己能比父辈更出色，他带着仅有的几百万美元来到硅谷，以父亲的报业帝国中的小报为素材，创办了一家诽闻网站。很快的，公司获得了IPO(首期股票上市)。在短短的时间内，年轻人可以笑傲父亲用一生获得的财富。

　　从1995年至2000年4月，浪漫的年轻人不断地到浪漫的旧金山寻找这样的动人传说。带上你的一夜暴富的激情，匆忙地撰写商业计划书，迫不及待地开办dot-com公司，日以继夜地泡在办公室里，开各种无效的会议，商讨昙花一现的创意。

　　而全世界的媒体则几乎腔调一致地以赞美诗般的口吻在描述这些来自哈佛、斯坦福大学的MBA，印度理工学院与中国清华大学的数理才俊……他们象六十年代柏克莱学生谈论“自由表达运动”一样狂热地献身于创办公司的活动，比起当年沉溺于性与反抗的嬉皮士，他们的核心是工作，是追逐财富。他们将办公室变成游乐场，他们穿着破T恤衫，他们带着宠物狗上班，他们在走廊里玩滑板，他们在冰箱里塞满了冰激凌，他们每天至少工作14个小时……他们的信仰是：不在25岁前赚到第一个一百万是失败的人生。是我们时代的新偶像：年轻、富有、有才华、随意……他们是dot-commers，不同于那些传统公司枯燥乏味的职业经理人。

　　《标准周刊》作家K·S·海莫兹依然清晰地记忆着1969年在旧金山贫穷却喜悦的青春时光。30年后，她发现这里的年轻人只会谈论“如何开始一项生意”，“快速公司(Fast Compay)”已不仅是一本杂志的名字，而是这场运动的内核。而这场运动本质精神也已从硅谷散播到纽约、北京、香港，从dot-com公司扩展到传统经济公司。“我在汽车里、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在酒店都进行工作。”克瑞斯蒂纳·阿波特尼，一家名叫Steelcase的家具制造公司的副总裁这样说。家庭与工作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今日的美国25—32岁的年轻人中73%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而这个比例在1977年是55%。

　　厚颜无耻地追逐财富、浮夸作风、轻松致富，这样典型的硅谷作风，在披上了“勇于冒险、标榜创意、坚信自我”这样的美丽外衣，风行世界。我们当然相信，在硅谷的确有着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技术天才与创意，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刚刚过去的淘金热潮中，99%的求财若渴的青年是平庸人物。在标榜商业冒险精神的背后，是乌合之众式的盲从。而怂恿这股潮流是，是人类不变的贪婪精神。它最精确的标征是纳斯达克指数，从1991年的1000多点到2000年4月的5000点，再到今日的1600点，它戏剧性的涨落沟勒出这场演出的高潮与终结。

　　纳斯达克的一代。《新共和》周刊作家杰西·奥克菲德形容自己这一代人，他们出生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他们的青春时光是在1991年至2000年，长达10年的非常规繁荣期度过的。除了柯特·科本这样过早凋谢的文化偶像外，他们的激情全部挥霍在“如何在35前退休”上。他们沉浸在工作间，与没完没了谈论风险投资的鸡尾酒会上。在杰西·奥克菲德看来，这代青年中最优秀头脑已被纳斯达克所摧毁，除了IPO，他们不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对社会问题了无兴趣，在硅谷疯狂工作的小伙子们甚至对性爱都提不起热情……青春生命的丰富与层次感，被贪婪、浮躁与投机热情简化得单调乏味。

　　在不断用各种时髦口号包装自己的革命中心硅谷，表面花哨的工作方式下，是每日绝对乏味的生活。除了一少部分真正的商业与技术精英，盲从者们仅仅依靠暂时的狂热在支持自己。而轻易得手的大笔风险投资则为这种盲从提供持久的动力。个人的表演性掩盖了商业操作的基本要素，使得硅谷的大量CEO们更象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的演员，而非公司建社者。在杰西·奥克菲德看来，正是这种easy money腐蚀了这一代青年的意志，他们先是被贪婪驱使进入dot-com，然后被轻松到手的资金给惯坏了，把世界想得如此简单，并坚定不移地厌恶艰苦的劳动。

　　纳斯达克一代的风气，象30年前的学生运动具有强烈的感染性，而在全球化的推进下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不管是欧洲、亚洲，印度还是英国，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号称克隆“硅谷”的科技园区。在1999年北京的地铁站里，dot-com的广告牌铺天盖地，所有的聪明不聪明的年轻人，都在谈论杨致远一夜暴富的奇迹……世界如此清晰与瑰丽的展现在每个人面前：找10个人，设计30个网页，拉一笔投资，成立一家公司，两年后卖掉它或者上市，35岁去加勒比海度假过下半生。就象香港那位叫李泽楷的公子的作为：Tom.com只有5页内容，却在2000年3月1日刚上市获得20亿美元的赢利……

　　1929年，人们下意识地把今日股票市场悲观表现与那个萧条年代联系起来。当时，由汽车与电器驱动的技术革命促成了美国在20年代的经济繁荣，美国青年的爵士乐中欢笑忧伤。但接踵而来难以想象的萧条，却将美国推向了转折点。去年轰动一时的著作《最伟大的一代》，将在萧条期成长，然后参加二战的青年，称作“美国最伟大的一代”，他们用自己的坚韧与乐观，度过了经济危机、拯救了世界沦为纳粹统治的危机……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来讲，惨不忍睹的纳斯达克指数，为纳斯达克的一代提供了成熟的契机。他们必须正视，生命历程中的险境的与艰难，了解生活除了迅速致富而还有别的东西需要珍惜。在dot-com大行其道的时候，年轻人忽略的考虑的问题，现在终于有机会的突显出来。杰西·奥克菲德在《新共和》几乎带有感激地表述了这一点。而对于被杨致远、张朝阳、李泽楷刺激得血脉贲张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应该明了，成功道路并不只有一条。先别一心想着创业，好好在大学里谈一场足够刺激的恋爱吧。

　　当然，更多的人对此并不乐观，不要指望年轻人头脑会冷静下来。K·S·海莫兹在《标准周刊》上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忘形资本主义时期”，对于创业与财富的过度热情已经刻入社会的肌体，不可更改，人们皆已得意忘形。而3月26日出版的《财富》杂志在一篇有关硅谷的报道中援引一位权威人士对一片萎靡的硅谷的评价。这位叫查尔斯·达拉人类学家在距离斯坦福大学不远的咖啡馆里这样说：“在硅谷，生活已与冒险仅仅相连。最糟糕的情况是，两年后，这个咖啡馆里将再次坐满前来淘金的年轻程序员与工程师，并坚信将赚到更多的钱。”是的，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头脑正在死于疯狂，不管这些头脑是否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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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ster与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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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5月15日 16:09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19岁的辍学生肖恩·范宁环抱着双手微笑着。这个看起来满脸纯真的孩子象汤姆·克鲁斯与那两位总统竞选候选人一样，占据了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一年前，这个热爱电脑程序的少年发明了一个发明了一个软件Napster，它可以帮助数字音乐爱好者们轻易地搜索到任何他们喜欢的音乐，无需中间环节。也即，为了Nirvana的一首   
《Never Mind》，他们无需再到mp3.com上费劲呵呵地下载。利用Napster他们可以立刻搜索到并拥有它，只要互联网上任何人拥有这首歌。

　　Napster.com迅速突破250万的访问量说明了这个软件广受欢迎的程度，但是各大唱片公司还是迟缓而坚决地意识到这个软件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他们刚刚解决掉mp3的盗版问题，而Napster比mp3更加有力与邪恶促进了音乐爱好者之间的交流与共享，那么谁还来买他们的唱片。唱片工业把满脸无辜的范宁推上了法庭，因为这项软件的传播助长了盗版行为，“艺术家们的工作被一钱不值的对待”……

　　这场争吵与审判被媒体视作革命的两方的较量。数字革命带来的自由共享与传统秩序之间的斗争。不管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我对这场争执所触及到人类情感的变化更有兴趣。

　　这项发明的再次触及到一切技术革命的根本核心——直达目标，消灭过程，一切以效率为中心。一直以来，新技术发明者致力于将世界的距离缩短，关系变得更透明化。铁路、飞机使得物理距离的缩短，而电报、电话则将沟通变得轻易，世界在电视的帮助下变得清晰透明起来。今天的互联网则将这一切推向了某种极致。在我们为这些变化喜悦时，可能无意中已经踏入了某种陷阱。技术为人类思维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一切事物的工具化。技术使我们提高效率，也使我们将一切目的化，凡是便于提高效率，更直接地获得结果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在这样观念的影响下，我们对世界失去的人文判断，而变得只有技术判断。也就是说，人天性中的艺术与情感部门因为天然地缺乏效率，而被挤压。

　　回到Napster问题。在19岁的少年范宁看来只是个好玩的程序，致使整个唱片工业陷入恐慌。我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世界变得脆弱了。就象上面讲到的，技术使世界透明化，也是人与整个环境的变得极其直接化。或许在拿破仑时代，一个男孩子为了改变世界，必须辛辛苦苦地爬到一个位置，并且要恰好地赶上战乱。因为当时大人物是与世界格局发生联系的唯一方式。而今天，除了范宁，我们还很容易看到15岁的少年轻易的闯入五角大楼，或者另一个毛头小子利用键盘从某家银行窃取了几十万美元。利用互联网，世界成了每个人的玩具。在这些少年看来，这个世界与他们喜欢的《帝国时代》并无实质区别，它是由一个复杂程序构成的世界，我们可以随时更改它。在游戏的世界里，是没有值得敬畏的事物的。

　　再具体一点。在Napster的使用者们看来，那些容易传输的数字音乐，也仅仅是一些程序语言组成的，它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于是，艺术家在这些音乐表现的激情、才华、与艺术情感隐退了。人的精神气质与情感，在一个技术主导的时代，失去了它鲜明的性格。

　　这些人文情怀有趣缺乏可操作性、效率性，正在被遗弃。

　　一些人为Napster辩解道：“这项技术是另一场自由运动，它代表了自由精神与工业巨头之间的对抗，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我无意对此赞同或反驳。我只是更加关心一点，在这个时代，人民的意志是否已经被极度简单化，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情感与价值取向带上太多技术时代的痕迹，已经日渐工具化了。互联网上的人们，热爱新奇刺激，通过鼠标的轻轻点击来快捷得到满足，因为人们在这里的注意力极度分散。互联网技术让使用者习惯了坐享其成，不习惯于挫折。所以，那么多Napster的使用者会如此抱怨。因为，他们太习惯于迅速得到了。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上个世纪将“新时代的技术”视作人类的“最高危险”，原因并非是原子弹这样的技术产物可能会使我们毁灭，而是因为人的思维已经被技术化，在这样种情况下，人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而变得工具化了，因为他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在互联网上，没有人会记得海德格尔的警告。

　　我们可以支持唱片工业的起诉，也可以坚信19岁的范宁与他的支持者一样是无辜的。但是，在我们表明态度之前，或许应该首先思考事件的症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结，因为忘记了这个症结，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失去海德格尔所坚持的“人的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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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左派还是右派?

许知远  
2002-7-18 9: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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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WorldCom与安然一样轰然倒下，华尔街的丑闻再次提醒我们，仅仅追逐私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仅仅放纵市场经济的自由基因也于事无补。同样，对亚当·斯密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鼻祖，也必须有一个重新而全面的审视过程。
在同代人中，亚当·斯密与伊萨克·牛顿同样以天才与心不在焉著名。亚当·斯密没有煮过手表，却常常在沏茶的时候把黄油面包放进茶壶里，然后抱怨茶的味道太差。斯密显然是牛顿理论的信仰者，他在1776出版的《国富论》，成功地将牛顿对于天体的理解移植到经济社会中。在牛顿力学的体系中，世界像瑞士的钟表一样和谐有秩序，它或许在由上帝操控。斯密说，不管是面包师还是铁匠，他们只要专心追逐自己的利益就足够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国富论》是近代商业社会的奠基石，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不断提及亚当·斯密，以嘲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他们认定人类的贪婪性是驱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像许多极端放任主义的质疑者一样，剑桥大学学者爱玛·罗斯柴尔德宣称，今日的人们夸张了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精于计算的一面，却忽略了这位心不在焉的苏格兰人温情脉脉的一面。
在新著《经济学情操》中，罗斯柴尔德重申经济学需要“生命中的情感与想像力”。作为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将经济自由视作解放人类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刻意强调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对抗封建统治的等级观念，自由市场前提，即是每位公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这种手段上的平等必然导致结果上的不平等，而那些在自由竞争中获得巨额利润的人很可能危及自由竞争本身。
所以，心态矛盾的斯密发现如此“合理化的商业社会”存在着大量的污点。在推崇劳动分工时，斯密承认它使劳动者总因重复性劳动而“可能变得愚蠢和无知”；而商人也常常破坏公平游戏，超乎寻常的财富通常是“超乎寻常的罪恶的代名词”。
罗斯柴尔德在提醒读者，亚当·斯密不仅是商业社会的预言者，他同样是位杰出的社会批评家。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也同样认为，那些动辄搬出斯密的人，忘记了斯密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对于社会不公的批判同样著名。看一看这样的句子：“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200年前的启蒙运动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它的核心是“人的解放”。所以，尽管存在诸多污点，亚当·斯密仍无比坚信，商业“引入秩序和好的政府，以及与它们一起，引入了个人的自由和安全……”。死于1790年的斯密没有看到，法国大革命后，威权政府再次上台，它与自由市场间的不匹配必然引起商业社会的不确定感。这种后遗症也正引起了20世纪始终没有终结的“国家”与“市场”之争。
而在自由市场获得普遍胜利的今天，人们似乎被推向盲目迷信市场力量的道路，他们忘记了放任市场带来的社会不公所潜藏的危险。也忘记了，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关注“人的解放”的启蒙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伟大的市场预言者。罗斯柴尔德说，在距离启蒙运动200年后，我们的世界可能将再次面临重要变革。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思考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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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商业中的历史精神

许知远  
2002-9-26 9: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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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被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道“你为何如此受到公众推崇”时，虚荣心膨胀的基辛格说，因为美国人喜欢那些孤胆英雄，他们单枪匹马地改变历史。尽管，基辛格很快为此而向他在政府内的朋友道歉，但这个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最后30年的国际关系的政治人物的确道出了我们着迷杰出人物的原因。对于20世纪的商业世界而言，有两位思想家具有这种伟大而迷人的特质。

彼得·德鲁克在1940年初开始管理学研究时，图书馆里只能找到5本相关书籍，而现在，人们承认德鲁克创造了管理学这一行业，它是20世纪末最引人入胜的学科之一。如同很多历史中的独创性人物一样，德鲁克属于那个无法被归类的行列，他对于经济学、政治学、人文艺术、历史乃至日本学、印度学的广泛兴趣迫使他不得不创造出一门学科以容纳自己的广泛好奇心。在这个已93岁的老人眼中，管理学就是一项通才教育，训练经理们就像16世纪训练那些人文主义者差不多，他在传统基础上引伸出一股新潮流。

而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得·泰德罗则这样说阿尔弗雷得·钱德勒，“当他在1971年来到哈佛时，全美有13名研究商业史的教授，如今这个数字是1300名”。一些人为钱德勒错过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遗憾（它给予了道格拉斯·诺斯与罗伯特·福格尔），因为瑞典皇家学院很难确认钱德勒的地位。他1977年写作的《看得见的手》是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与轻微的嘲笑。在追寻1850年～1920年美国企业的成长时，钱德勒写道：“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的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而为管理日益复杂庞大的现代公司而伴生的经理人阶层，将在新社会中扮演日益主导的角色。

钱德勒在少年起就宣称将“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拥有一种天才的叙述能力，他对资料的热爱与紧凑的写作风格与布罗代尔不无相似，这些特质足以造就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但这个出生于1918年、在海军服完兵役的年轻人如果选择了常规的历史研究领域，他的成就可能终究淹没在群星灿烂的天空。他与著名的杜邦公司间的某种渊源使他将目光投入到从未被严肃的历史学家涉及的商业领域，他对于大公司则具有博斯韦尔对于大人物那样的浓厚兴趣。在他眼中，那些庞大的铁路公司、化工企业、石油托拉斯像伟大的人物一样值得崇拜与深入研究，他如一个严肃而才华横溢的传记作家一样对待这些大公司。他关注着《财富》500强的排名，试图了解从1840年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为何有些公司成功了，而大部分却消失了，何种公司才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截然不同的竞争风潮中幸存下来。他用文学中流传下来的史诗传统来打量这些商业行为。

从20世纪50、60年代对杜邦公司的考察，到荣获1978年普利策奖的《看得见的手》到1990年的《战略与结构》，2001年出版的《消费电子史诗》，钱德勒以惊人的能量描述并分析着商业革命的本质。尽管这个84岁的老人喜欢说：“我是个历史学家，我不习惯预测未来。”类似汤姆·彼得斯这样的新生管理学者也质疑他对大公司分散经营结构的偏爱是过时与错误之举，却没人敢于怀疑他通过追寻历史赋予商业的长远的战略性眼光。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战略定义为“关于公司的长期目标和目的，以及为实现目标和目的所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和资源配置的决定”时，整个商业界没人思考这样的问题。正是通过不断回望过去，钱德勒使人们逐渐相信，在新的挑战面前不断创造新的结构与策略是多么至关重要，历史中那些成功的伟大公司皆是如此。

在2002年7月接受《战略与商业》杂志采访时，钱德勒用他的历史眼光审视了正在面临变革的商业世界。对于安然事件，他说它使美国经济陷入双重不幸，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与谣言盛行。而类似的情况只在1929年出现过。但1930年时经济形式在表面上已经好转，但1931年～1932年间随即跌入谷底，失业率达到25%，其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的股市被谣言所困扰，人们相信美国经济正在被一小群无赖操纵着。这样的情况在2002年也发生了。而对于日本经济，钱得勒说它同样使他想起了1929年的大萧条，美国直到二战发生时才恢复过来，而今天日本与之颇为类似。更糟糕的是，日本缺乏国内市场，他必须更多地依赖美国与欧洲市场，那些在过去十年中表现不错的日本公司，如索尼公司等都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了非本土市场。

《商业周刊》曾写道：“在商业历史中，BC（公元前）意味着在钱德勒之前。”这样的说法不无煽情，却相当准确。对于人类从事的任何事业而言，倘若它缺乏历史感与传奇性，它注定令人鄙视。而钱德勒正是赋予了长期以来被鄙视的“经商活动”这种历史感与传奇性，使那些看起来无趣的公司显得如此生机昂然和光芒四射，并具有某种神秘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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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的生物世纪

许知远  
2002-11-19 9: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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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在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到达美洲时，欧洲人会了解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吗？”胡安·恩里克斯问道。当然，他根本不想听取我的意见，就继续说道：“他们当然不知道。那些马德里、巴黎、伦敦咖啡馆里的人们在闲谈中不会对此表现出任何敬意，他们只是嘲笑与怀疑。直到第一幅世界地图在1503年出现后，哥伦布航行才显现出一点点意义。”这位哈佛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兼生命科学项目主任以习惯性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式继续说道：“而未来的孩子们将在历史课上像记住1492年10月12日一样记住2001年2月12日，在这一天，我们破译了人体基因密码，尽管我们仍不清楚这项发现的后果。”

这是典型的胡安·恩里克斯的风格，他是哈佛商学院生命科学项目主任，全世界最著名的基因技术鼓吹者，他在北美地区的讲演每场收费2万美元，而很多商业人士都相信，他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因为他能够将各种不相关的知识组合在一起，从更宽阔的角度来看待技术与商业变革。在2001年出版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基因改变未来》中，他探讨了生物技术对文明的改变，其具体体现是对一种语言的主导：那些曾经伟大的城市和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居民拒绝跟上新的潮流，世界的支配语言由埃及语转向希腊语、拉丁语，接着是法语、英语。今天，恩里克斯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是基因语言，如果你拒绝学习与理解它，将会在这个变迁的时代丧失竞争力。

这是一本无法归类的书籍，丘吉尔的警句与ＤＮＡ的双螺旋结构并列出现，他不断从古罗马帝国跳跃至李光耀，从一个磁盘的存储量转移到法语的威力……他将尚不足3万字几乎完全由知识断片与豪言壮语组成的文章印在250个页码上，这使他的行文看起来像首并不高明的诗，而且插入了各种图片。他为此解释道，常规的技术与经济著作常常难以卒读，因此他希望这本书变成一场谈话，而它的读者也并非专业读者，它将为一切充满好奇心的读者服务，可能是医生、科学家或是研究生。他在后记中为自己书中过于粗暴与简单化的语言而道歉，因为他并非试图解释具体技术，而是力图由此引起一场争论，因为科学技术对经济的改变已远超出公众的理解，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知识真空。

除了哈佛商学院的职位，他还同时兼任一些高科技公司的董事以及哈佛医学院的顾问。他的文章时常出现在一些最著名的大众媒体上，比如《外交政策》、《纽约时报》与《科学》杂志，而他在2000年与人合作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获得了著名的麦肯锡奖，该杂志还将他的研究视作2001年度最具突破性的观念创新之一。

“克隆人不可避免”，像很多技术进步的信徒一样，胡安·恩里克斯追随这样的原则：你或许不理解新的变化，但是你却必须接受它。尽管这种理论让人痛恨，却在大多数时刻准确无比。他说基因技术是21世纪最重要的推动力，基因语言就像19世纪的法语、20世纪的英语一样成为世界共同的语言，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它。当2020年到来时，世界第一大公司将是生物科技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将成为新时代的IBM与通用汽车。

6个月前与胡安·恩里克斯的谈话并不令人愉快，他的语速就像机器一样运转过快、吐字不清，语句中充满了令人难以信服且不断重复的例证。但那些看似连贯实则漏洞百出的谈话不正是我们生机与混乱并存时代的鲜明例证吗？他那间还算宽敞的工作间杂乱得像大学生宿舍，《商业周刊》、《科学》等各种流行杂志堆积在桌面与地板上。他略微后仰地坐在书桌后面，不断地从同样零乱的书架上取出一本书，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的语调充满布道色彩，一些生硬的词汇，如“不”、“一个错误的问题”随时插入对方的谈话，常常使我怀疑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总之，他的举止与言谈像极了未来学家——看，我看到了未来的方向，跟随我吧。当然，他不承认这个头衔，因为谁都清楚，未来学家这个名词背后隐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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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先驱杰弗里·雷伯特

许知远  
2002-6-27 9: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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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雷伯特（Jeffrey Rayport）更喜欢亨利·卢斯在世时的《财富》杂志，它严肃而令人尊敬，并拥有令人生畏的一磅重量，象征了20世纪40、50年代高高在上的企业领袖形象。在他投身这本杂志时，美国的商业正面临着一场解放，就像汤姆·彼得斯与鲍勃·沃特曼在1982年出版的《追求卓越》中宣称的，伟大的管理是由激情而非谨小慎微的服从驱动的，它在商界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个人解放的风潮。此外，《追求卓越》与迈克·波特的《国家竞争力》还促成了商业书籍的繁荣，此前一本能印刷10万册的管理著作已属惊人，而《追求卓越》则卖出了上百万册。“现在的美国每年出版200多种商业书籍”，雷伯特说到，此时他的身份是“市场空间”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3年前他结束了为期9年的哈佛商学院的教学生涯。就像《财富》杂志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转型，《财富》将自己刻板面目转化成90年代的嬉皮风格，而雷伯特先生则开始从事90年代最时髦的职业——哈佛商学院教授（或是商业思想家）。
“我对此充满矛盾情感”，雷伯特对于在1990年代风行一时的管理大师（Management Guru）如此评价道，并坚称自己并非从属其中。但他充满激情甚至有些喋喋不休地表达，他的工作背景，他出版的《电子商务》的著作，他强烈的讲解欲望又为其打上了鲜明的“管理大师”的印记。尽管这个词在安然事件与9·11悲剧后已变得略含贬义，一些人质疑这些满口“市场份额”、“顾客价值”、“平面管理”的演讲天才们除了创造了眼花缭乱的时髦名词，还会干些什么，当经济萎靡时，他们毫无解决方案，他们的文学才华似乎高于商业思想。就连管理学中的王子汤姆·彼得斯都在最近承认20年前的《追求卓越》中有虚假的数据。
雷伯特可不同意在20世纪90年代由互联网与全球化驱动的商业革命已进入困境。研究商业史出身的他从容不迫地列举出火车、电力、汽车等例证，他们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都滞后于技术发明本身。“我们正进入一个商业史上的新时代”，雷伯特坚信，雅虎、eBay，亚马逊等公司与福特、克莱斯勒公司一样伟大。
试图打断雷伯特过分滔滔不绝地谈话是徒劳的，他总是热情地将你视作他的学生，他孩子般的热忱与真诚相信我们正在改写商业史的姿态，使他在1997年～1999年连续三年获得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教授的荣誉，这在该学院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
在激情的同时，他始终在强调“商业就是商业”，他不接受凯文·凯利“互联网会改变一切”的天真宣言，而更愿意相信卡尔·夏皮罗的观点：它仍遵守商业规律。同样的，如何看待技术革命的问题上，他更多地持有一种乐观的平衡论调——“我们尽量使技术为人服务，而技术本身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也因此，以更长远的视线看来，由电视、互联网等驱动的“电子商务”形式不过是将由集贸市场、火车、轮船所塑造商业环境向更密切联系的方式进行了改进。尽管他是全美最早开设“电子商务”课程的教授，并在别人闻所未闻时开始推销“数字策略（digital strategy）”,他写作的《电子商务》一书被称作该行业的“圣经”，著名的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甚至不无夸张地评价道：“杰弗里·雷伯特之于电子商务，正如迈克·波特之于策略竞争，保罗·萨缪尔森之于数理经济，彼得·德鲁克之于管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