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阚治东：我最艰难的时刻

林帆

失去自由

　　离开南方证券，曾有境内外不少公司邀我加盟。我只能告诉这些公司，我必须等离任审计结束后才能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后对我的离任审计工作也没了下文。在这一两个月时间，只有分管副市长找过我。他告诉我，他们在市投资管理公司给我和董事长各安排了一个办公室，让我暂时到那里办公。我去投资管理公司看了看，所说的办公室是两间非常简陋的小房间，除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没有其他办公用具。我找了投资管理公司的总裁，他告诉我市里就让他们安排两间办公室，其他的没什么交代。

　　每天临下班，南方证券方面会有电话过来，问：“阚总你在哪里？”后来又听说我们这一批人被禁止出境了。

　　我对自己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2006年3月2日，长久的噩梦终于成真——我为南方证券失去了自由。

　　上午10点左右我的手机铃响了。我一看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专案组经办警官的电话。电话开头第一句就是：“老阚，昨天怎么不接我电话？我到上海了，一起吃午饭？”

　　我手机里确实有一个未接电话，是深圳经侦总队办公室的座机号码。我没有回这个电话，但心中直犯嘀咕：“他们又找我干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妻子劝我别多想，安慰我说：“估计就是进一步了解情况，他们还能做啥？”

　　那位年轻警官约我在上海宾馆吃饭。尽管妻子不停地安慰我，但是这一次她执意要开车送我。在路上我谈了自己的预感，好让她有所准备。我告诉她万一我被抓起来，无论安的是什么罪名都是欲加之罪！我要她相信我，相信我在南方证券没有干过任何违规违法的事。我叮嘱她注意保存好我在南方工作的资料和文件。这些可以证明我清白的资料，一些存放在我的电脑里，还有些原件则存放在深圳的宿舍里。最后我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要多听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上海宾馆离我住宅不远，几句话叮嘱完毕就到了。妻子让我上楼，而她在楼下等我。

　　一进预定的房间，我的预感就得到证实。满屋躺着、坐着的都是人。而那位年轻警官见我进去，勉强笑了笑，然后向我介绍了他的领队：“这是我们的老大！”这位领队是深圳市经侦局的一位队长，部下私下称他“老大”。

　　那位队长把我领到隔壁房间，然后装模作样地说：“老阚，马上陪我们去上海经侦总队，那儿有个案子希望能协助一下。”我故作不解，问：“上海有什么案子要我协助，还让你们来了这么一大帮人？”他没有回答，而那位年轻警官为其搪塞，说：“会不会是申银万国的案子啊？”

　　不一会儿，他们说可以出发了。出了宾馆就拦了两辆出租车，每车四人。而我被安排在其中一辆的中间座位上。我在宾馆大厅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估计是她没料到我会这么快下楼。路上，我悄悄地给朋友发了个短信：“现去上海经侦总队。”来上海宾馆的路上，我曾给这位朋友打过电话，谈过了我的不祥预感。

　　上海经侦总队位于永嘉路上。一位上海经侦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一个房间。一进门，看到房间的布置我就明白，我被捕了！房间不大，西墙上挂着用来测量身高的尺度纸，前面放着一台照相机，而南墙放着墨盒和纸，应该是给罪犯打手模的工具。

　　此时那位队长才向我出示了深圳市检察院和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逮捕状，告知我因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捕了。他解释道：“老阚，对不起，请理解我们。我们不想进一步追究你们这些领导的责任，但其他机关执意要追究，我们也只能秉公办事。”另一位警官对我说：“阚总，对不起。把手机给我，这些物品会交给你家人的。”

　　然后我被拍照：正面、侧面，标准的罪犯照。然后是打手模：食指、拇指、无名指，标准的罪犯存档档案。

　　说实话，我曾想象可能被限制自由的情形，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是被双规，而是被直接逮捕。我没有想到我会一下子就沦为嫌疑犯。我参加工作三十余载，从农村，到各种金融机构，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被认为作出巨大贡献。怎么瞬间就成了阶下囚？我罪在何处？难道又是某些领导因为南方证券破产一事要向公众有所交代而再次拿我当替罪羊？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

　　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扪心自问之后依然认定自己是清白的。我想这大概又是杀鸡儆猴，借我的“人头”警示他人。而当儆猴用的鸡，我已经有了经验。早在1997年，国务院调查组认为我等对当年证券市场发行过热问题负有领导责任，我也因此受到了行政处分。有人曾给我捎过领导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想清楚这些，我反而冷静下来。我没有大喊大闹，因为我明白有些事情仅仅是程序，而无关正义与个人的清白。我在上海经侦总队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在那里我安安静静地完成了一个“罪犯”所需要的存档记录。

　　上海看守所

　　随后我就被押往上海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前台，我被要求交出包括皮带在内的所有个人物品。狱医给我量了体温和血压，然后问我有没有高血压史。我回答说没有。他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因为血压计上显示我的血压是168/110。狱医对我的态度突然好了起来——他从血压数值上看出我在强行抑制自己的愤怒，大概也从我的“怒气”之中看出我的问心无愧。他见我穿着一件质地不错的皮夹克，就善意地提醒我不要把夹克穿进来，因为看守所不允许带进金属，所以这件皮衣到里面就会被剪掉拉链，有点可惜了。我听从他的提醒，把皮衣交给外间的深圳警察，请他们交给我妻子。

　　我跨入了铁门。

　　随着铁门沉重的关闭声，我与自由隔绝。

　　在里面走道里，看守让我脱去所有衣物，说是例行检查。那天气温很低，只有四五度左右，因此我对在四下通风的走道里赤身裸体进行身体检查感到迟疑。这时，另一个看守恶狠狠地训斥我：“怎么？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老总，给我蹲下！”

　　我怒火中烧，但又万般无奈。这里是牢狱而我就是他们所称的 “罪犯”，在这里我没有尊严，也没有对我人格的尊重！我脱去衣物，仅剩内裤。一个狱警把我的裤子拉链用剪刀剪去后再让我重新穿上自己的衣服。他扔给我一件红马夹，让我套在衣服外面，随后就送我进了监舍。

　　令我意外并且感到一些安慰的是，在这里，我居然得到了对我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工作成就的肯定。进看守所时我听见上海经侦总队的人对看守说：“关照点，人家过去是申银万国证券的老总。”

　　我平生第一次失去自由，也是第一次见识这被称为牢房的地方。整个监舍约20平方米，两头是走廊。监舍一边是押送犯人进出的走廊，另一头是看守巡视的走道。铁门加铁栅，贯穿南北风，监舍里充斥着逼人的寒气。

　　监舍已经有十七八个人，全都面对铁栅栏盘腿坐着。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坐下。看守一走里面就有人问我：“犯什么事进来的？”我回答是为操作股票价格案进来的。这时有人问“你姓阚？你是阚治东？”我回答是。问我的人忙令边上的人让一让，挤到我边上坐下。

　　他自我介绍姓洪，曾经见过我，是海通证券北京营业部的，因为涉嫌挪用客户保证金被抓，已经关了半年还没判决。小洪告诉我，这监舍关的都是刑事犯，就他一人是经济犯。听他这一说，我才开始打量一下同监舍的人。这些刑事犯岁数参差不齐，每人披着一件外面已很难见到的蓝色棉大衣。不少人模样怪怪的，看人时很少正视对方，目光中透着狡黠、带着几分狠劲儿。

　　正说着话，有看守传我去提审。提审室在进看守所的铁门外面，在走道训斥过我的那个看守在门口守着，他提了副手铐把我双手铐上。这也是我此后21天监禁生活中唯一一次被上铐的经历。

　　提审我的还是深圳经侦局的那些警察，他们告诉我，这是犯罪嫌疑人被收监后的例行程序。我被问到的还是老问题，因此那位警官对我说：“老阚，还是那些老问题，你的回答没变化吧？不问了，你抽支烟，我们把过去的材料抄一遍。”他们问我有什么话要转告家属，听我说了一遍后他们递上一页纸：“还是你自己写吧。”见我手被铐着写东西不方便，就让我坐下写。

　　回到监舍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这才想起自己一整天粒米未进，感觉有点饿了。他们给了我一个塑料饭碗和一把半截的匙子，让我仔细辨认清楚，不要与别人的搞混了。

　　从铁窗口递进来的晚餐是一份米饭和一匙子黄芽菜。我饿了一天，因此第一顿牢饭就吃得精光。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监舍的老大主动与我攀谈几句。又有看守传我出去。这回是看守所一个警官传我，看样子还是个干部。他让我坐在办公室的小板凳上，先是掏出一包牡丹牌香烟问我吸不吸。见我接了烟，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这些人没什么好烟，你在外面怎么会吸这种烟呢？”接着他随便问了问案情，转而聊起家常。

　　不久，房间涌进了一帮警察，纷纷问我股票行情走势和如何操作的问题。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当年四处讲课的日子，我忘记了自己的嫌犯身份，一一解答警察们的提问。这次“讲课”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课”似乎效果不错，大家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最后，队长主动提出送我回监舍。他说：“只要我送你，他们就会明白的。”

　　回到监舍后小洪闻到我身上的烟味，他羡慕地问：“他们给你烟抽了？”小洪告诉我刚才送我回来的是这里的队长，这说明外面有人给里面打过招呼了。我没有回应小洪的说法，心里想我得到优待靠的不是招呼而是本事——这几个小时内家人和朋友们肯定发疯似的在找我，但绝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我被关押的确切地方。

林帆

重获自由

　　周五上午看守传我出去。经侦警官在外面等我，告知律师要见我，并说完事后他也要找我。新来的两位律师我都不认识，经他们自我介绍才知道，我妻子给我换了律师。他俩一个是上海的陶武平律师，一个是深圳的张律师。陶律师是上海的名律师，他的大名我早就耳闻过，德隆案中唐万新的代理律师也是他。

　　事后才知详情，我突遭逮捕后，经尉文渊、姜国芳和刘龙九商定，请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和深圳律师协会会长李淳牵头，为我的案件组成律师团，推荐陶、张两位律师为我的代理律师。

　　陶、张两位律师转达了外面很多人的关心，并向我介绍了些具体情况，同时也简单地问了些问题。见陪同警官到外面抽烟，张律师给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以为是告诉我外面一切都好的意思，也没特别在意。但临分别时，张律师再次做了同样的手势并悄悄地说：“也就是一两天。”莫非这一两天我就可以出去？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兴奋不已。

　　回监仓不久，经侦警官他们又传我出去。他告诉我这次是例行公事，就是再做个笔录。他说：“老阚你吸支烟，我们把笔录再做一遍。”等把笔录做完，我签名画押后警官告诉我：“老阚，各方面领导对你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局领导也很关心。据你自己和你家人反映，你患有严重疾病，决定给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估计也就是这一两天就可以出去。”

　　想到很快能出去，我心情也特别放松。我把要洗的衣服洗了，又冲了凉。然后我想今晚给大家再加点菜。等到送餐的人来了，我花了二三百元钱把可以点的菜都点了一遍。大家问我为什么加菜，我说今天见了律师心情不错。我简单说了个理由，大家也就高兴地用起餐来。

　　突然喇叭招呼我，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大喊说：“老阚，收拾东西，走了！”而旁边仓里也在为我出去的事欢呼。大家似乎有点不舍，而我有了前人的经验，夹了一床被褥，把其余物品都留给同仓就走出仓门。我看见刘波也走了出来，知道我们俩同时被释放了。这时不仅我们仓，其他仓不少人也都挤在铁窗口，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向我们祝贺。

　　……

　　走出看守所，我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见到自由走动的人群、流动的车辆，深深感觉到，自由真是太好了。

　　我原想在深圳停留一天，向深圳一批朋友道个谢，但妻子决定当晚离开深圳。她当日离开的决心很大，我也就只能听从。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在机场公安那里帮我搞了张临时登机身份证明。在机场，想到这21天我被逮捕入狱的日子，我和妻子惊魂未定。看见警车驶过就怀疑他们是否放了我之后又后悔了，担心是来把我重新抓回去。妻子满脸凝重，直到飞机起飞眉头才舒展开来。此时，我才理解她为什么执意要当天离开深圳。

　　对我的被捕，外面媒体报道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感到惋惜的、同情的、小骂大帮忙的，拍手称快的报道也有，但不多。这对我多少是个安慰。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看那些报道，不想被那些报道勾起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忆。我注意到很多报道尽管对我表示同情，但几乎认为检方认定的罪名成立。难道没有人相信我没有参与南方证券的任何操纵股票价格行为？

　　申诉

　　回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补办患有严重疾病的证明，以补全取保候审手续。妻子已联系了上海一家大医院的高级病房，每晚1000元，贵得令我忐忑不安，我被取保候审的原因是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当时警方半夜通知我妻子，让第二天带上我的病史证明到深圳领人。事情来得突然，妻子不知要什么病历证明，但她反应机敏，知道事情有了转机，就四处去找我的疾病证明。但我这个人很少有病，只是很久以前有医院认为我心脏很有问题。

　　我觉得这住院的钱花得有点冤，就改去相对便宜的市级医院。

　　我曾搞过一次病历证明，不过那是知青大返城时候的事了。当时上海规定，有病的知青可以返城。起初我们这些知青干部没有动作，后来看到同伴们通过这个途径走得差不多了，才去搞了张病历证明回到了上海。

　　如今，历史重演。而且在这期间，我被要求每月去深圳一次，向专案组报到并要递交每月情况报告。这更是使我联想起“文革”，那时，“黑七类”分子需要定期向革命组织报到一次，以便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

　　处理完病历证明后，朋友们建议我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自己的情况。于是，我在家里翻阅了过去的工作记录，给深圳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了一份情况汇报：

　　尊敬的李鸿忠书记、许宗衡市长：

　　……

　　至今我清晰记得，2002年6月，当时的市委、市府主要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去危机四伏的南方证券工作，我知道南方证券状况非常糟糕，既然组织如此信任，我无权讨价还价，为此我还谢绝了人总行让我参与组建中国银联总公司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安排。坦白讲，我对南方证券的问题和困难估计不足，以为只要自己竭尽全力工作，情况就会有所好转，实际并非如此。当时南方证券沉疴已久，证券自营投资和代客理财规模庞大，持仓规模和结构严重违规违法，经营亏损严重，资金链紧绷，内部管理混乱，债主围堵逼债，加之全国证券市场低迷，南方证券的内、外部生存环境日益艰难，濒临崩溃。尽管我到任后根据市领导 “先救命，后治病”的指示精神，在拓展业务、加强管理、控制成本、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尽力为南方证券争取喘息机会，但成效不大。我开始感到仅凭个人有限的能力救不了南方证券，加之公司高层领导之间意见不一，内部缺乏合力，工作难度较大，为此在上任仅半年后我就开始以口头、书面形式，分别多次向市委组织部门和分管领导以及公司董事会请调和请辞，直至2003年12月8日经市委组织部批准后方得离职。

　　没能挽救南方证券，辜负了领导重托，是我工作经历的一次失败，为此我曾经抱怨过，也深感自责，反省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自身的各种缺点和不足。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今年3月2日，深圳市公安局突然以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为由将我逮捕，引发轩然大波，我本人和家属内心极为痛苦、迷茫。

　　实事求是地说，南方证券确实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深圳市司法部门要追究有关领导责任有一定理由。但要我个人承担刑事责任，我深感委屈。之所以这样讲，一是我的情况与南方证券其他高管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临危受命”去南方证券解决问题的。二是南方证券 “庄股”在我赴任之前业已形成。正是这些“庄股”造成南方证券大量资金占用，引发无力归还所挤占的客户保证金和代客理财的资金等问题。我到职后一直想方设法压缩持仓规模，但市场不好，“庄股”名声已坏，鲜有接盘，压仓很难，弄不好价格崩盘，公司账面损失巨大，导致“火药桶”爆炸，危及中国证券市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我只能小心谨慎，按照市领导“不要捅破火药桶”，逐步化解风险的指示，不敢贸然造次。三是在我到任后，为防止南方证券业务出现新的违规违法问题，制定了“十不准”的纪律和制度。外界传言我到任后继续操纵 “庄股”，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南方证券的投资管理工作混乱失控，有的干部甚至欺上瞒下，直至2003年下半年，任职一年多，我方能看到南方证券股票持仓明细报表。我以党性和人格保证，我本人从未在口头上和行动上组织策划和参与任何“庄股”操作和操纵股价的相关行为，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这次重点调查的“哈飞”股票在内。我也从未要求公司下属去那样做。我主持的历次总裁办公会议和其他业务会议也从未作过此类决策、决定，这些会议都形成了会议纪要或文件，上报公司党委、董事会以及市证管办、分管市领导等有关部门，均有案可查。

　　李书记、许市长，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金融干部，20多年来，在去南方证券工作之前，我相继在上海、深圳两地的银行、信托、证券、创业投资等公司担任领导职务，个人的自律廉洁受到各方肯定，所领导的公司也多次被评为行业内的先进模范。我和家人一直以此为荣，自认问心无愧。如今我因临危受命去南方“救火”，为时仅一年有余，却沦为一个对党、国家、人民的有罪之人，对此，我无言以对。

　　……

　　离开南方证券后，我已两年多时间无职务、无待遇、无工资，这些我都能承受，唯一期盼的是能有清白之身，对父母、妻儿有个最基本的交代。恳请李书记、许市长能关心、帮助我，挽救我的政治生命。

　　此致，敬礼！

　　阚治东于2006年4月6日敬书

　　这封信通过领导的秘书送了进去。我对书记不抱希望，因为新来的书记对我不熟。但是我对许市长抱有一线希望，因为他了解我去南方证券的全过程。在南方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我向他汇报的次数最多。另一方面，我在深圳工作的六七年时间内，与其交往的次数相对其他市领导可以说是多的。我希望他能出面，在书记面前为我说几句公道话。可是等了一段时间，我没有得到回音。

　　姜国芳去北京，他让我给中国证监会领导写份汇报材料并由他转送。我在给深圳市领导材料的基础上又整理了一份汇报材料。我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我是2003年12月8日获准离职的，因此我不清楚在12月15日后南方证券的“哈飞”股票库存突然增加1300多万股的原因。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我本人从未组织策划和参与任何 “庄股”操作和操纵股价的相关行为，也从未要求公司下属去那样做。我主持的历次总裁办公会议和其他业务会议也从未作过此类决策、决定。这些会议都形成了会议纪要或文件，上报过公司党委、董事会以及市证管办、分管市领导等有关部门，均有案可查。

　　欲加之罪

　　6月底，深圳市某区检察院公诉科通知我和妻子去一次。一个科长和他的助手接待了我们，告知我的案卷已从公安方面转到他们那里。这次找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补充办理取保候审材料，另一方面是为了核实情况。

　　我注意到检察院方面不友善的态度。有朋友告诉我主要是我工作没做好，并称其他当事人都在深圳而他们做的工作都比我多。至于要怎么做工作，朋友用二指捏了捏。这种用钱开路的方式被我断然否定，我对朋友说“不要最后此罪不成立，但行贿罪成立”。更主要的是，我坚信我的清白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证明。

　　我的案卷转到检察院后，上海的陶律师专程去深圳见那位科长，以了解案情的进展。陶律师对那位科长的印象是年轻气盛，交谈中那位科长再次明确地告诉陶，这个案子就是他们要搞的，尽管有很多“不了解情况”的部门和领导为我们说情，但检察部门掌握充分的证据。

　　陶律师问为什么阚治东会排名最前面，那位科长辩解说排名并不重要。陶律师婉转地表示，据他认为，我在此案中责任是最轻的，但那位科长认为郭元先是最轻的。陶律师问为什么，而那位科长对此的回答是，郭担任总裁只有四个月。陶律师说，据他了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郭元先担任南方证券总裁是在2000年年底，尽管证监会批复其高管资格是在2002年，但并没影响他行使职务的权力。

　　南方证券改制是在2000年年底，郭元先在改制后的董事会上被聘任为总裁。而检察部门却认为他的任职时间只有四个月，就这样还说是了解情况？！

　　我们聘用的深圳的张律师拿到了深圳公安局在案卷移送检察机关时对我等人的起诉意见书。此前，我也不明白公安局对我实施抓捕的理由，很多帮我的朋友私下也担心，公安部门可能真的抓到了我的什么把柄。

　　仔细阅读这份起诉意见书后，上海陶律师首先给我来了电话，愤怒地说，针对这点东西就要追究刑事责任，真是瞎搞！上海很多朋友看后也愤愤不平。起诉意见书认定我的犯罪事实就是一句话——“南方证券库存股票既是问题所在，也是希望所在”。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仅仅因为我说过一句实话，就遭受21天的牢狱之灾，我心中的愤怒无法止息。

　　我到南方证券后召开业务部门例行汇报会，当时参会人员排名在我前面的有董事长，还有深圳证券监管部门的人员。我说这话时他们都在场，为什么不当场反对？而我的原话写进了会议纪要——“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证券监管部门十分关注，因这项业务既是公司风险所在，也是公司希望所在。”明白人都知道，我这番话中重点强调的是风险，这与此后股票持仓继续上升没有必然关系。另外，我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反复要求减仓。这些会议纪要都送达过这些部门，为何他们对这些却视而不见？

　　检察院方面正好也要求我再写一份情况汇报，于是我又翻箱倒柜查阅资料，针对上述涉及的问题写了一份详细情况汇报。大部分内容与已往的申诉内容相同，重点强调了一些事实。汇报中的附件共18份，都是原始资料。我想问题应该说清楚了吧。不料没多久，深圳律师又告诉我，检察院方面认为我对哈飞股票操纵完全不知情的可信度不大，希望我以退为进承认点什么，并说检察院希望我再到深圳做份笔录。我当即对那位律师表示，我此前所说全是事实，没有理由让我说有违事实的话。

　　重获真正自由

　　为了申诉，为了澄清那些不是所谓的事实，我耗尽了全部精力。案件最终还是移送到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在罗湖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没了“犯罪嫌疑人阚治东认为公司持有的股票规模既是公司问题所在也是希望所在”这句话。但列举了三组数据，指控我在南方证券担任总裁期间，某月某日哈飞股票持仓量达到最大，某日市值达到最高，某日单日成交量最大。

　　面对这组陌生的数据，我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原秘书小匡。我问他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每日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是谁编制的。小匡告诉我，是孙田志下面姓廖的员工编制后发给他的。我随后找到小廖，而小廖告诉我们，这些统计资料还存在他的电脑里。拿到小廖发来的统计资料后，我将小廖的数据与检察院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三组数据逐日核对，没有一组能够相符。我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每天都看这种统计报表，这么大的变化理应知道。陶武平律师随即也找到小匡和小廖作了笔录，二人都愿意在法庭上为我作证。

　　陶武平律师为了应诉，把我提供的主要书证材料合编成 《阚治东证据目录》。材料分11部分，共计200多份书证，还详细注明了书证来源、每次会议地点以及具体参加人员。这些证据能充分证明作为2006年6月才刚刚上任的南方证券公司的总裁，阚治东在自己短短的一年半任职期间内，并未实际参与南方证券公司操纵股价的任何活动。

　　在法院进行书证交换时，我们提供了一箱书证。

　　不断有人劝我顺着检方的意思退一步，告诉我判决结果最多是“免于刑事处分”，没必要坚持无罪辩护。包括一些朋友也这样劝我，认为既然上了法庭，无罪判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我不顾劝阻，坚持无罪辩护！因为这已经不是为了我的自由，而是为了我的人格尊严，为了正义和公理。

　　2007年2月2日下午14点，“南方证券总裁刘波、阚治东涉嫌操纵股价案”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法庭气氛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公诉方只来了一位科长。陶律师在法庭上为我做了无罪辩护。大家注意到公诉人的态度。我方律师辩护和证人作证时，公诉人并没有反辩，而法官问其意见时都是摇头示意没有。历时4个小时的庭审没有出现激辩场面。

　　18时30分，审判长宣布此案审理到此结束，将择日宣判。

　　2007年4月，区法院主审法官对我说，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要求撤回此案。法官问我同意与否。我问法官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撤诉，法官回答：“判不了，就让他们撤呗。”接着法官让我在同意检察院撤案的文件上签字。

　　2007年4月30日，我到了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不起诉决定书让我签字。签完字，我问：“还有什么手续？”

　　工作人员回答：“没有了。”

　　陶律师在一边欣喜地说：

　　“阚总，一切都结束了！”

　　（阚治东，“中国证券教父”，曾任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南方证券总裁。现任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编选自其即将出版的自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林帆

押往深圳

　　早饭后不久，我得到通知，让我收拾东西准备被押往深圳。

　　在看守所的前台，深圳警方和上海警方的人员都已在那里等待。我看到刘波也从铁门里面出来。刘波在上海看守所比我多待了一天，如果那天晚上我先接深圳警方的那个电话，那么多待一天的就是我了。在看守所待了两天的刘波，神情懊丧，完全没有了过去的神采飞扬。办完走出上海看守所的手续，我和刘波各上了一辆警车，在车上我的前后左右都有深圳警方的人。车往浦东机场方向开，他们将通过民航把我们押到深圳。深圳警方曾用带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们：“如果予以配合，让你们体面地坐飞机去深圳，否则上刑具，坐火车走！”

　　我默默地望着窗外——内环、南北高架、卢浦大桥……穿梭的车流、自由的人群——我眼中飞逝而过的都是熟悉的景色，而心中想的是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深圳看守所的前台比上海看守所的明亮很多，看起来像一个招待所。可连通里面的铁门和高墙电网还是告诉我们，这里是囚禁人的地方。把我们送进那道铁门，押解我们的那批警员就算圆满完成了抓捕任务。一位看守接待我们，问了些简单的情况后他自豪地介绍说，这个看守所是全国最好的看守所——“除了秦城监狱，这就是最好的了。”得知我们一天里基本没吃过什么，那位看守问我们要不要泡碗面。我和刘波颇有嫌犯的自觉，不敢劳驾人家，忙说不用，看守也不再提此事。

　　深圳看守所果然不愧于 “仅次秦城”的说法，进去后得先换里面的服装。几个劳役给我们每人拿来两套单衣和一套厚衣、一个提包和一床被子，并在楼道口让我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这次赤身裸体并不完全是为了换装，还要检查我们有没有夹带违禁物品。旁边人来人往，似乎还有异性，好在灯光不亮。我们面露羞涩而他（她）们毫不为奇。我们穿上标有“深看”的囚服后，那位看守就领我们去监仓。

　　我去402监仓，铁门外有个小牌写着“过渡仓”。刘波与我是“同案”，不能关在一起，所以他去了202监仓。我进去的时候，监仓里的人都已躺下。看守对匆忙中爬起来的仓里管事的关照了一句“不要让他睡在地上”，说完咣当锁上铁门，走了。

　　借着灯光，我看见一排北方大炕似的木板床上挤了近10个人，地上还睡了好几个人。仓里管事的叫阿杰，他年龄不大，但很有威严。他指着板床上一个满头卷发的黑人命令道：“小黑，你下去睡！”那黑人顺从地卷起被褥往地上一铺又躺下了。我在小黑让出的铺位上放下被卷，躺了下来。可能半夜新犯人进来是常有的事，我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骚动。我习惯睡前阅读，喜欢拿张报纸或一本书作为自己的安眠药，在阅读中慢慢入睡。现在换了新环境，身边又没有片纸，所以久久没法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不久又被一声起床的命令惊醒，我一看墙上挂钟，时间是早上7点。我学着其他人，把自己的被褥卷起塞进木板床下。床上只留下几床薄薄的毛毯，由一个蒙古国的青年慢慢整理。他把那些毛毯折叠得见棱见角，就像军营中的床被那样。

　　早餐前，阿杰问我有没有存钱卡。得知我还没有存钱卡，就先给了我一些洗漱用具，并询问跟不跟他们一起用餐。他说看守所供应的饮食没法吃，而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须自己花钱。他们是每人每天40元的标准，我表示也按这个标准来。同室的人洗漱完毕就各自忙碌起来，有的洗刷卫生间，有的擦拭铁栏杆，有的擦洗床板和地面。闲人只有我和阿杰。阿杰作为仓里的负责人，自然不用做什么，而我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发生了点意外。那天早上，我也学阿杰他们跑步锻炼身体，所谓跑步，其实也就是在天井与室内打转。天井与室内之间有个台阶，跑到那里需往上或往下蹦跳一下。我光着脚蹦上蹦下，突然感觉右腿腿肚那里一阵刺骨的疼痛。我以为是骨折，但自己活动了几下后感觉仅仅是肌肉撕裂。不一会儿腿肚那里就红肿起来，同室人劝我去医务室看一下。我拒绝了，我想反正在这囚禁之地，有腿没腿有何关系。此后的日子里，我基本是踮着脚走路。

　　每天上下午都有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周六和周日不用学习。学习时间每个人都要盘腿而坐，整齐地保持“打坐”姿势，在这段时间可以看书也可以写信，没有什么学习内容上的特殊要求。不过提供的学习材料也只有那本《在押人员须知》，我没其他读物，也就认真地拜读了这本“蓝宝书”。有的犯人拥有文学读物，但都是一些老书。据介绍，家人可以往里捎书，但都必须经过看守所的严格检查，盖上通过检查的印鉴后才能送到在押人员手里。而且这些书以后不可以再带出去，因为据说任何看守所都不允许在押人员离开时带出有文字的东西。我进看守所后，把每天经历的事都作了记录。尽管前后只有21天时间，也写了有2万多字，离开时就只能扔在监仓里了。

　　同监仓的人对我比较关心，不断询问我的案情。他们说起南方证券比我还熟悉，因为南方证券有20多个干部员工在这里关过。李振伟、孙田志、江岩、孙明明……他们说的南方证券员工之中，有些我都不认识。这让我颇感羞愧，只能安慰自己在南方证券时间不长，有的干部叫不上名字比较正常。

　　有些人见我情绪不高，就“安慰”我说“时间一长就习惯了”……大家都劝我多锻炼，劝我不要总想着出去——风刮进深圳看守所里的树叶都得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才会被扫出去，出去有那么容易吗？

　　进深圳看守所第二天是周六，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我估计妻子和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到达深圳，我可以想象他们在焦急地打听我的下落。看守所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每天能获得外面信息的来源只有两个：一份报纸以及电视里的《新闻联播》节目。每天晚上7点左右，看守所的电视机会统一打开并锁定在央视一套。开始几天，我对索然无味的电视节目并不感兴趣，但几天后，我也与大部分在押犯人一样，期待着电视机的打开。

　　看守所的报纸是 《深圳特区报》。一般是阿杰先看，然后大家轮流看。看完后要小心地收好，因为还要当我们的餐巾布。

    一天，阿杰对我说：“老阚，你上报了！”说完阿杰就把报纸扔给我。我看到报纸上大大的标题——《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刘波、郭元被深圳警方刑拘》。

　　我知道我被拘留的事情来得突然，无论家人、同事还是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我家人来说，打击更是沉重，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他们的骄傲。我异常担心我年迈的父亲和我的妻子——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老同事，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 “双规”时，其在申银万国证券香港公司工作的妻子经受不了打击在美国坠楼自杀。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格外令我印象深刻，我只能在内心祈祷，希望这种灾难千万别降临我的家庭。

　　第二天晚上，就在电视被打开的时间，突然铁窗口外有人传我的名字。阿杰让我靠前，透过铁窗口我看见两位穿着制服的人在和我打招呼。问清我的身份后，其中一人悄悄自我介绍说，他是我深圳朋友的朋友，代表外面很多人来看看我并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忙说谢谢他们的关心，并表示没有其他困难但是如有可能希望能给我送一副近视眼镜，因为我原先戴的眼镜镜架是金属的，按规定不能带进监仓。而离开眼镜，我根本看不清吊在高处的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这次会见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我从中了解了一些外面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家人和朋友们都在关心我，通过这次探访，我确认家人已到深圳。

　　第三天是星期一。上午一个女看守传我出去，在走道里给我又照了几张正面和侧面的标准罪犯相片。可能是我心情有所放松的原因，我面带微笑。那个女看守对别人“表扬”我，说：“站好，放自然点，这么紧张干什么？你们看，人家多自然，还面带微笑呢。”她发现我光着脚，有些吃惊地问：“这么凉的天，你怎么连拖鞋也不穿？”我告诉她我刚进来还没鞋穿。这一切，阿杰通过铁窗看到了。回到监仓里后，他对我说以后再出去不管谁的拖鞋都可以穿出去。

　　随后看守送来了我的存款单，存款单分几张，共数千元。上面写有很多存款人的名字，除了我的妻子张松妹，还有一批我熟悉的人。我想妻子是在暗示我，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我！存款单上注有名字的有陈玮、白颐、刘龙九、谢坚辉、王文星、匡晓明、何诚颖、陈勇、沈涵、欧瑞达等一批上海和深圳的朋友。陈玮是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总裁，是我当年创办深创投时的合作伙伴。

　　这一情况在我出狱后得到了证实。我妻子找到了深圳看守所，但不能够探视，她发现有关存款的规定有漏洞——每次存款不能少于200和超过3000，但存款人可以随便写。于是她就想出了这个办法给我传达朋友们的安慰。此后几天，我陆续收到不少存款单，都是金额不大，但存款人不少。我把存款卡交给阿杰，因为这两三天吃的都是他们的钱。阿杰说：“这样吧，老阚，明天我们开你的账，约400元。我们是轮流从每人卡上花钱，每人都一样。”

　　会见律师

　　当天10点左右，看守又来传我出去。这次是让我与家里请的律师见面。见面的地方是贴着高墙旁一排小屋中的一间。接待室隔成里外两间，用玻璃把我与律师隔开。我坐在里间，两位律师和陪同的警官在外间。

　　妻子给我请的律师我都认识。一位是南洁，这位女律师我在深圳认识多年。另一位男律师名叫赛杰拉夫，是内蒙古人，我们是在酒桌上认识的，他与我的哈尔滨朋友方存忠是黑龙江大学的同学。他们要向我出示妻子的委托书，我摆摆手示意不必。接着他们对警官说我妻子有一封信，问能否给我看。警官看后表示我可以看。妻子在一页纸的信中让我务必冷静，告诉我家中一切都好而尉总对公司的事已做了安排。

　　律师问我是否知道涉嫌什么案件，我回答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律师告诉我，南方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定为单位犯罪，而我是作为南方证券原领导进来的。律师明显在提示我，应该讲的问题只能局限于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他提醒我也清楚，自己也没有其他问题可谈——这么多年我经手钱财无数，但是没有亏心赚过一分钱，否则我也不会是今天这个经济状况。

　　谈起案情，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参与任何南方证券操作哈飞股票价格的犯罪活动，而我过去的工作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希望他们能认真查阅这些资料。这时律师告诉我，我的一批朋友都非常关心我，而我儿子也有一份邮件给我。征得旁边警官同意后，我看了那份邮件。妻子并没有把我的事告诉儿子，但远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他还是从网上知道了我的事。在邮件中他没有说这事，反而给我讲他与同学到大海里游泳搏击风浪的事。我感到儿子已经长大了、懂事了，这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赛杰拉夫告诉我，他曾做过孙田志的律师，因此对我的案情很熟悉。陪同警官立即抓住他的话题，认为如果是这样他就不能作为我的律师。赛杰拉夫连忙解释说，他仅是孙田志的取保候审手续的律师。但那位警官还是认为这个问题要请示一下领导。两位律师还想多说点什么，但被警官拦住了，说会面时间已经过了。这样短短的二十几分钟匆匆而过，与律师见面的过程就结束了。

　　见到徐卫国

　　星期二上午，一位看守传我到他的办公室。我这时已经知道他是里面的队长，权力仅次于所长。那位队长了解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告诉我南方证券好多人在里面蹲过。他又问我是否认识李振伟。我当然认识李振伟，他是南方证券的副总裁啊。那位队长告诉我李振伟现在北京，他来过电话说他的老板进来了，希望能照顾一下。“当然，他说的老板主要指你。”那位队长特意强调了一下。最后他告诉我，所里决定给我换到条件比较好的505去，让我去做些准备。不过他又提醒我说刘波在504，因为是同案，因此不要隔墙多说话。

　　李振伟是南方证券负责投行和国际业务的副总裁。南方证券被接管后他也被收监了，关了一年多。最后他以扰乱金融秩序罪判了一年多，也就是关多久判多久。这种刑期的判决方法很奇怪，但很流行，据说是防止有些关押的人由于关押时间长于服刑时间闹补偿。南方证券两个案子的涉案人员基本都是用这种判决方法。

　　我当时特别感谢李振伟的电话。人们都说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当你倒霉时不落井下石就算好人了。而李振伟能在这种时候打来电话给我帮助，令我十分感动。

　　回到仓里，阿杰问我那位队长找我的原因。话还在说着铁门就已打开，一个看守让我拿着东西跟他去505。阿杰让一个年轻犯人爬到床铺下把我的被褥找出来，我自己找出晾晒的衣物夹着要出门。这时阿杰拦住我，把我的存钱卡塞给我。我不收，说这些天都是吃大家的，我还没花过钱呢。但阿杰示意没关系，强行把存钱卡塞给我。

　　……

　　搬到505的第一天很忙，大家都在打扫卫生。冲洗地面、擦床板和铁栏杆，很是忙碌了一阵。老关和小邱（注：阚治东狱友）在里面时间长了，个人物品比我多得多。这些物品怎么放、平时被褥怎么放，我们心中都没底。看守就打开铁门让大家过去看一下作为样板的502。我拥在502门口，还没看清楚布置，就见到从502里面伸出一只手招呼我。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徐卫国也是早年证券业的创始人，不知为什么被关进来半年多。我和徐卫国很早就认识，过去经常在一起开会，彼此在业内的知名度都不低，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见面。正说着，刘波也过来和我挤在一起与徐卫国打招呼。置身这样的场景，我百感交集——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等人也关到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开创者大会了。

　　证券业，这个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行业到底怎么了？这个行业的领导人的结果都差不多，我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