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儒教误国：读《万历十五年》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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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这一年，海瑞去世，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努尔哈赤崛起，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作者以这一年为横断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些根本弊病。今天来看，事隔四百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仍与之有惊人的相似。
       黄仁宇明确指出本书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黄仁宇还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自1587年之后，朱翊钧除1589年短暂出行过一次，此后30余年居然未迈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按：即“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
       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大小臣僚期望他（按：指万历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德行意味着什么呢？……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
       《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几乎都是由一些琐屑的礼仪事件而引起。比如在《万历十五年》中，身居要职、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一代名相张居正，1577年其父去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场交锋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然而形式上却是礼仪性的。张居正的政敌要求他应当遵从四书所说父母三年之丧的原则，去职丁忧。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辅佐，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必须使他留任。然而在“礼”的规定面前，这一切理由都是苍白的，最后皇帝为了使他留在身边，不得不援引先例特许“夺情”慰留。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则是另一方面的例子，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儒家的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　只是碍于他的“清廉”　
       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的升迁去留，更重要的是他对儒教伦理规范及其礼仪遵守得如何，而不是他工作的实际成效。
       儒家礼教显然具有浓厚的形式主义特点。礼仪，作为某种固化的行为程序，反映的是某种社会关系及其秩序。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礼仪是一种能指，它代表的社会关系及其秩序则是所指。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说，礼仪只是精神内容的外在形式，无论如何它不应比它所指称的事物本身更重要。儒家礼教恰恰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代表某种事物的符号当作了事物本身，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说得通俗些就是－－－为礼仪而礼仪。
       中国号称“礼义之邦”，礼仪之繁琐在整个世界无出其右者。如孔子声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他本人也做出了守礼的榜样：当他朝见鲁定公时，提着衣襟，弯着腰，贴着屋檐，迈着小碎步，说话时低声下气，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卑微屈从的画像。　
       在《万历十五年》中，除了上述张居正去职丁忧的例子外，随处可见这类空洞的仪式。例如早朝，按祖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管寒冬酷暑，刮风下雨，亦不管年老体弱，文武百官及皇帝本人仍须每日清晨于早餐前五更（早晨5￣7点）时分上朝议事，以至于从皇帝到臣僚皆视为畏途。其实要议的事早已经写成奏折或公布，这样做的行政实效可想而知，然而却从来无人提出废除它。慈圣太后作为万历的亲生母亲，在万历登基后，再也不能自由表露发自天性的母爱，万历为她修葺宫室，她要表示感谢，也须请学士写一篇赞扬皇帝纯孝的文章，再当面诵读出来。她去世后的丧仪甚至连哭多少声都有规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封建统治者在以礼治国的同时，又为自己保留了极端野蛮的习俗，据有的学者研究，明代深宫仍用宫女殉葬。
       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更晚些时候另一个众所周知的著名例子，即英使马戛尔尼1793年谒见清朝乾隆帝时是否下跪的礼仪风波。这次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充分暴露了中国人爱面子的特点。英国极想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及贸易往来，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然而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这一切丝毫不感兴趣，只关心如何维护天朝大国的威严。

wxhong

各个国家自有其发展历史，终归逃不过兴衰浮沉！

 

对2000多年前产生的儒家思想，以及诸子百家，有弹有赞，相当正常;

 

以后见之明看历史，自然能够有高超见解；却不应对古人过多苛责！

 

儒教是被后世儒生以及统治者一起捧上神坛的；

 

其局限性可想而知。

 

似乎用误国这个词，不无语言暴力的嫌疑！

 

儒学也好，国学也好，今人开始重视，渐渐成为风潮！

 

各家看法皆为自己立场服务，无可厚非！

 

动辄出现攻击之词，偶现废止之言，无伤大体；

 

心平气和，客观评价，实事求是是我辈学子所期待；

 

处处有专家，个个是权威，今时实况；

 

每一个论点，必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让人无所适从，不知称了谁的心？如了谁的意？

 

何须上纲上线？

 

 

 

 

gdljc

长见识，看来书读的太少了，学习

sliverwolf

QUOTE:

以下是引用秋天的河在2009-9-23 14:24:14的发言：

你既然也认为“儒学已经脱离了学说的范畴了，而是成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思想，既然成为一种与政治挂钩的东西，就充满了功利色彩”，那么理所应当的儒学就因该要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负责任。不管有什么借口。

至于你说的原生的经典儒家的经典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什么呢？几千年来那些儒者们不过是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境况变着花样的在解释这几个经典而已。而我们在当下解读这些这些原生经典的时候又怎么能保证我们不是同样的充满了功利色彩想要为自己的想法或实践找一个“古已有之”的论据支撑呢？

请先注意楼主转贴的题目是什么，再请谨慎斟酌自己的言辞。先弄清楚立论的基础，然后再请慎重地理清自己的逻辑。首先我不是儒学之徒，更不是儒教徒，所以也不必给予别样的称呼。为什么总是要将问题扩大呢？如果将儒教等同于儒学，这无疑是株连九族，是十足的暴君行为。将学说上升为宗教，而且是古代社会精英阶层的宗教，只能说是历史的选择，然而上贼船易，下贼船难，以一种学说作为治国思想，无疑是难为了这个学说，因为社会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学说只是一家之言、一家之说。

我们重读经典的时候，应该与当时这些经典诞生的年代相结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典。在我看来，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都有理想主义的情结，都有济世救人的慈悲，但肯定没有那种充满功利色彩的龌龊。生在乱世、人不如狗，而孔子立言反映的是自己的理想治国方案，春秋无义战，孔子希望通过自身的学说使统治者能够规范自身，然而自身却一直颠沛流离，那个孔子最看不起的秦国却最终统一了六合。孔子的学说不是王霸学说，而只是太平学说，并不适用于危机时期，学说讲究教化，然而乱世中又何来教化。有些御用文人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实际上已经将封建士大夫的反抗精神剥夺了，这些社会精英也只能成为所谓的道德领袖，不可能成为变革领袖，即使中世纪除了个王荆公，也被道学们淹死在唾沫里。此“儒”非彼“儒”，作为儒教的“儒”还是儒学的“儒”吗？我想起了一个很现代的名词：借壳上市，难道不是吗？

而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将君权神话，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将皇帝放在了最高层，实际上与孟子的主张相违背（原话我忘记了），我并不认为董仲舒是儒家，我只是将之放在野心家和投机者的位置上，如果将他也放在了儒家的位置上，而自身的主张又与创派的孟子有理论冲突，这样又作何解释？实际上学派内部是要求基本理论互相支撑的，而不是互相拆台。董仲舒利用了儒学，其实是假儒学，其实是违背了儒学。而今人没有看出这样的谬误，其也怪哉！

我反对一种学说成为社会主流，但也反对排斥任何可行的执拗；我反对任何敷衍潦草的的轻率，尊重任何求真务实的行为和个人。我更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行为，还是让那些冤假错案少一些吧。言尽于此，不再与诸位就这个问题纠缠，还请诸位自便。

ylpoplove

赞同，迂腐死板地照搬儒家误国误人，以道德治国者，必道德沦丧而亡国

秋天的河

QUOTE:

以下是引用sliverwolf在2009-9-22 13:29:33的发言：

凡事有利弊，当董仲舒向汉武帝推荐儒学治国的时候，儒学已经脱离了学说的范畴了，而是成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思想，既然成为一种与政治挂钩的东西，就充满了功利色彩。而儒士是托庇在统治者下的，其实还是为了其功利服务的，至于老兄说的儒学是截止到哪位古人的，我不知道，我只认为孔孟之后的儒家各家只是其中的一个学派，我们应该将目光转向原生的经典，而不是那种被功利化以后的东西，就像是花枝招展的性工作者一般到处抛着媚眼，极力骗取客人的钱财。

历史（历史中的某些人）把支流变成了主流，混淆了视听，而今人不辨黑白而如小儿般道听途说而徒笑古人，甚者以偏激之语作为真理，被蒙蔽而不自知。再说李贽，明朝中后期民间思潮出现逆反，而儒学的支流（其实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走向死胡同，而不得以思想禁锢作为统治手段，而民间以“性灵”作为反击武器，同期还诞生了伟大的文学名著《金瓶梅》，我们可以赞扬李贽的反抗精神，但是不能全盘接受他的言论，这必然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而如何破除学说被人描绘的伪善，并不以伪装和雕琢作为实质需要今人的智慧去辩驳，我们应该职责那些别有用心的伪学者，失去了学术的范畴而试图以霸道而压服其他所有学说。其实如果任何学说这样被利用，都会走入死胡同，包括老兄所言的李贽。至于楼主所言“儒学误国”我并不赞成，而真正误国的应该是儒教，一开始就有立论的错误，而被人误导者不知有几，用词不能偏激，而应慎重为上。

你既然也认为“儒学已经脱离了学说的范畴了，而是成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思想，既然成为一种与政治挂钩的东西，就充满了功利色彩”，那么理所应当的儒学就因该要为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负责任。不管有什么借口。

至于你说的原生的经典儒家的经典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什么呢？几千年来那些儒者们不过是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境况变着花样的在解释这几个经典而已。而我们在当下解读这些这些原生经典的时候又怎么能保证我们不是同样的充满了功利色彩想要为自己的想法或实践找一个“古已有之”的论据支撑呢？

williamjen

既然你说儒家学说都已经上升到“儒教”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它成为某种类似精神信仰，而不是一种科学，那么，何来用实践检验？   用科学来分析宗教精神是盲目，用宗教教义来分析科学是愚昧。
你能用实践检验 伊斯兰教、基督、佛教吗？

马克思韦伯 所分析的新教伦理，也是说明资本主义这种萌芽其发展的背景与思想根源，而不是新教本身所带来的实践。

一种精神信仰倾向并不能成为误国或兴国的理由，西方的宗教可以那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与世俗相互影响与发展，为何我们不能？我们甚至根本没有发展出全民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发展出类似资本主义这样的机制，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sliverwolf

QUOTE:

以下是引用秋天的河在2009-9-22 12:01:14的发言：

您的刀论一开始我就看到了，但我觉得你的比喻并不妥当，你所用来作比喻的“刀”是静止的不会自己发生变化的，而作为统治国家的“刀”的儒学却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学说，这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

大家其实并不像您认为的那么武断，而是仅仅把儒学当做同法、墨一样的一个学派来看待，来分析，来批评。把儒学还原到它应该是的位置而已。作为一门学说，它的优点与缺点是同样存在的，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而统治者既然选择了它作为统治国家的主流思想，那么它就要为此负责，不管是国家的强盛也好还是国家的衰亡也罢，它都责无旁贷！

说道儒学的僵化保守，并不是今天才开始有人指责，在明代的李贽--这个伟大的异端就做出过辛辣的嘲讽“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 “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焚书 赞刘谐》 回过头再看看当下，李贽之言还是一语中的。

凡事有利弊，当董仲舒向汉武帝推荐儒学治国的时候，儒学已经脱离了学说的范畴了，而是成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思想，既然成为一种与政治挂钩的东西，就充满了功利色彩。而儒士是托庇在统治者下的，其实还是为了其功利服务的，至于老兄说的儒学是截止到哪位古人的，我不知道，我只认为孔孟之后的儒家各家只是其中的一个学派，我们应该将目光转向原生的经典，而不是那种被功利化以后的东西，就像是花枝招展的性工作者一般到处抛着媚眼，极力骗取客人的钱财。

历史（历史中的某些人）把支流变成了主流，混淆了视听，而今人不辨黑白而如小儿般道听途说而徒笑古人，甚者以偏激之语作为真理，被蒙蔽而不自知。再说李贽，明朝中后期民间思潮出现逆反，而儒学的支流（其实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走向死胡同，而不得以思想禁锢作为统治手段，而民间以“性灵”作为反击武器，同期还诞生了伟大的文学名著《金瓶梅》，我们可以赞扬李贽的反抗精神，但是不能全盘接受他的言论，这必然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而如何破除学说被人描绘的伪善，并不以伪装和雕琢作为实质需要今人的智慧去辩驳，我们应该职责那些别有用心的伪学者，失去了学术的范畴而试图以霸道而压服其他所有学说。其实如果任何学说这样被利用，都会走入死胡同，包括老兄所言的李贽。至于楼主所言“儒学误国”我并不赞成，而真正误国的应该是儒教，一开始就有立论的错误，而被人误导者不知有几，用词不能偏激，而应慎重为上。

秋天的河

QUOTE:

以下是引用sliverwolf在2009-9-22 9:41:50的发言：

看来大家总是没有仔细看我的“刀”论，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潘金莲，长得靓也有罪吗？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操弄出来的祸端吧。因此请大家不要轻易的枉杀，冤案和错案太多了。是非在人心，是人心，而不是任何别的任何客观的东西。如果大家又这么武断的去做审判，那必将又是一次曲杀。两码事的事情千万不要混为一谈。

您的刀论一开始我就看到了，但我觉得你的比喻并不妥当，你所用来作比喻的“刀”是静止的不会自己发生变化的，而作为统治国家的“刀”的儒学却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学说，这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

大家其实并不像您认为的那么武断，而是仅仅把儒学当做同法、墨一样的一个学派来看待，来分析，来批评。把儒学还原到它应该是的位置而已。作为一门学说，它的优点与缺点是同样存在的，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而统治者既然选择了它作为统治国家的主流思想，那么它就要为此负责，不管是国家的强盛也好还是国家的衰亡也罢，它都责无旁贷！

说道儒学的僵化保守，并不是今天才开始有人指责，在明代的李贽--这个伟大的异端就做出过辛辣的嘲讽“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之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 “天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然安知其言之至哉！李生闻而善曰：“斯言也，简而当，约而有余，可以破疑网而昭中天矣。其言如此，其人可知也。盖虽出于一时调笑之语，然其至者百世不能易。” ”--《焚书 赞刘谐》 回过头再看看当下，李贽之言还是一语中的。

sliverwolf

QUOTE:

以下是引用秋天的河在2009-9-21 0:57:58的发言：

汉唐是真正的开放豁达，对外来的事物没有那么多的忌讳。而那时的儒学虽然是统治者主导的学说但还没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地步，而明清时儒学已经确立了意识形态的地位。八股文的出现已经表明儒学已经僵化了，选拔治理国家的精英人物的考试却只能从四书五经中来，不能不说是儒学的悲哀和这个国家的悲哀！到了这个时期可以说儒学已经不是一门学问了而成了一种宗教了，想一想孔老夫子那一大串吓人的头衔吧“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

国家衰落统治者罪无可逃，但是作为统治一个国家近千年的一种学说，它的责任呢？总不成国家强盛时，是它的功劳，而国家衰落时，就仅仅用一句“非常不幸地被当作了统治的工具，为此断章取义，极尽歪曲之能事”就能解脱的吧？

看来大家总是没有仔细看我的“刀”论，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潘金莲，长得靓也有罪吗？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操弄出来的祸端吧。因此请大家不要轻易的枉杀，冤案和错案太多了。是非在人心，是人心，而不是任何别的任何客观的东西。如果大家又这么武断的去做审判，那必将又是一次曲杀。两码事的事情千万不要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