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转帖]许知远的文章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01:00

斯蒂格利兹的质疑
http://business.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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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 ]

　　来自内部的叛变往往意味着最大的伤害。昔日的苏共领导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地面对戈尔巴乔夫。看，是我们将他推上了权势的颠峰，他却利用“新思维”使他的政党变得一钱不值，并解散了借以与里根、布什分庭抗礼的帝国；而利用汇率的不稳定性而获得令人惊叹的财富与声誉的乔治·索罗斯，如今却热衷于宣称“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倡导干涉性更强的全球政府；或是１７９０年的罗伯斯庇尔，他以革命与人民的名义上台，却使大革命变成了了一场真正的暴政。

　　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正积极让自己跻身于这串名单之中。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他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除了获得２００１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外，他还曾是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在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０年出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时代》在１９９８年称阿兰·格林斯潘、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是“拯救世界”的小组，他们确保了自由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表面看来，斯蒂格利兹无疑应属于他们的行列，他们借助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和跨国公司共同领导着“全球自由市场”的进程。

　　但是，斯蒂格利兹却是我们时代最尖锐的全球化批评者，《纽约时报》称其刚刚出版、备受争议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是“象牙塔精英拥抱了街头抗议者的观点”。这位经济学王子尖锐地批评了ＩＭＦ在华盛顿一小群精英们的指导下变成了一场灾难，它建议俄罗斯使用休克疗法，建议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要更开放，对于阿根廷金融危机则迟迟不理睬……它在过去１０年的表现几近完美地体现了“全球化精英”的偏见——“它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几乎忽略特定国家的特定环境与更紧迫的问题”。自从１９９７年起，斯蒂格利兹就不断强调全球化过分地由公司利益驱动，它忽略了大多数贫困者的声音。

　　就在左、右派各自对斯蒂格利兹的观点争论不休时，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到２０１５年，全球将再有１亿人口被拖入每天１美元的贫困境地，这个数字是３．０７亿，而１５年后会增至４．２亿。在最不发达国家中，生活的基本水准甚至低于３０年前。

　　“今日的全球化形式是加剧，而非减轻国际贫困压力”，报告得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反的结论，“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事实上，在贫穷国家的ＧＤＰ中贸易份额已超过４０％——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比例。

　　这份过分严峻的报告无情嘲弄了领导人全球治理的能力。在两年前的“千年峰会”上，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试图在２０１５年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但这份报告调查的４９个最不发达国家，无一能达到要求。

　　“我们正睡在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上”，托克维尔在１８４８年对法国下院说道。这句话或多或少地鼓舞了３０岁的马克思与２８岁的恩格斯发表那个著名的宣言：无产阶级要打破这令人窒息的不平等的世界。

　　以某种角度看来，１８４８年欧洲的不平等现状，已经扩大到２００２年的全球范围。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悬殊对比，如今变成了发达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差异。漂浮在１９９０年代上空对全球化创造的似锦前程的憧憬，正让位于一种更深的忧虑——我们再度在自由与平等两者间摇摆。在面对９·１１悲剧、安然危机、中东冲突和全球不平等等诸多并非全无联系的事件之时，一些思想者甚至本能地想起了卡尔·马克思，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预见到“政治腐败、垄断、异化、不平等与全球市场”，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塞甚至说，倘若马克思在世，他将反对ＩＭＦ与世界银行——这二者都被少数国家主宰。

　　但是，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标志就是，他可以被任何人以任何他们需要的方式误读。在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的１８６７年，资本主义正在获得它当时的“全球性胜利”，１８４８年的革命风潮迅速烟消云散，工业增长与贸易扩张是当时欧洲的最鲜明旗帜。当越来越多的公众获得财产与政治参与权时，他们开始躲避革命。其实，一种更合理的治理方式，可以规避灾难的到来。

　　公正地评估今日的全球化进程，就像在１８４８年不无偏袒地理解欧洲的革命一样困难，托克维尔所说的“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充满了修辞的魅力，却容易令我们回避更深层的思考。

　　的确，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全球化并非只通向光辉的未来，它同样会充满各种不幸，９·１１悲剧与联合国的报告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热情地欢迎斯蒂格利兹这样伟大叛徒的出现，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指出了存在于全球化领导者头脑里的偏见，使问题足以引起更广泛和深入的争论与研究。斯蒂格利兹与其支持者们努力纠正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学派们领导了２０年的“放任自由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正僵化成意识形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但更严峻的挑战是，在了解危机四伏的现实之后，如何解决问题。或许自由贸易并未提升穷国的生活水准，我们却不能终止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同样导致暴力全球化，我们却不可能封锁自己；ＩＭＦ的政策充满弊病，但在危机时刻，人们又都需要这样的国际组织……改良现有机制的决心与能力才是对我们的真正考验，在很多时刻，技术手段像观念变革一样重要。

　　斯蒂格利兹相信，对更多的落后国家，相对于彻底的市场化举措，聪明而有效的政府干预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加格狄许·巴格瓦蒂（ＪａｇｄｉｓｈＢｈａｇｗａｔｉ）则强调，那些市场化措施的攻击者忽略了这些措施需要更深层的改革加以辅助，失败的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应伴随的改革。但这种观点又触及到一个似乎永恒的陷阱，一个国家的落后的大部分原因是，它拥有一个糟糕的政府，这个政府可能将自己转变成一个精明的政府，并支持这些改革主张吗？

　　长远来看，我们都是凯恩斯的信徒。这位我如此偏爱的伟大人物相信，我们都会死去，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非死守什么观点。彼得·德鲁克或许会在凯恩斯逝世后４０年说，是熊彼得而非凯恩斯把握住真理，但这位英国人的观念却帮助了当时似乎无药可医的美国经济。促使凯恩斯在１９４５年领导创建世界银行与ＩＭＦ的基本信念即是——更早的干涉可能制止更大的灾难。

　　我们争论的一切焦点并非是政府应否干涉经济，ＩＭＦ与世界银行应否给落后国家开药方，而是我们如何提高处方的效用。我们希望斯蒂格利兹这样的伟大的叛变者在此提出更具创建性的意见，尽管这种要求显得不无苛刻。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03:00

一只人文主义狗

　　当查尔斯·舒尔茨决定退休时，一位读者这样写信给《新闻周刊》表明自己的哀痛：“当我的儿子还小时，他因为太喜欢史努比了，以至于决定让自己成为一只小狗。他吃完了所有的狗粮。而且，在好几年内，他坚持每天都学一会儿狗叫。我记得有一天，他被一个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伤害了，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世界背叛了他。他看着我，眼里充满泪水。同时说：‘我希望史努比是真的。’”　

　　这个孩子的希望准确地道明了那只叫史努比的小狗让我们如痴如迷的关键——它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困境——梦想与现实的冲突。这只倔强富有个性的狗，如此坚决地拒绝承认自己作为狗的身份，当他的主人查理·布朗说，你看人家的狗，主人把树枝扔出去，狗就会跑过去把它叼回来。于是，史努比就叼来一个树支，一下子扔到了远方，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查理·布朗。　

　　它常常专注地坐在小房子上，写作它的伟大小说，尽管小说的开头从未改变过，尽管它从来只收到退稿信；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飞行员，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战斗英雄……舒尔茨把本应从属于一位热爱幻想的少年的品质，注入了一只狗体内，于是这只狗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

　　不管是在舒尔茨生前还是死后，总有批评者坚持认为，在花生漫画50年的历史里，除去最初的一段时间，舒尔茨是缺乏创造力的，他是个可耻的自我复制者。这种指责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它却低估了舒尔茨利用那条爱幻想的狗和那些不合时宜的孩子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有了人性这条主线，不管是那些连载漫画多么雷同，它已经产生了一种浸入心灵的表现力。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坚持尊严、不安现状、耽于幻想、英雄主义理想——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作品描绘的主题，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坚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

　　20世纪是一个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战的世纪，不断发展的技术与不断扩张的物质欲望把人类的心灵挤压的越发干瘪。就象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讥讽的一样，我们正可悲地成为机器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们被迫越来越现实，一点点放弃尊严。

　　史努比诞生时，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装配线上，物质主义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被机器或者国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进入20世纪卓越的人文主义者的名单。在这串名单中，茨威格怒斥着极端的民族主义，卓别林控诉着机器时代，乔治·奥威尔则说明了极权主义对于个人危害……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独特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这样类比有点荒谬……

　　舒尔茨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如入漫画中。但文艺作品从来都是对于现实的反射。即使对于历史并不长的漫画亦是如此。本世纪初的《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个四处寻求冒险的丁丁，反映了欧洲社会处于扩张时期的雄心勃勃；而70年代末出现的《加菲猫》中，物欲横流的肥猫则意味着处于消费时代的我们对于自我欲望的纵容。

　　所以舒尔茨的努力，可能无意中正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沙龙》杂志认为，舒尔茨的漫画，象征了在美国战后一代少年中所出现的不安与焦虑感，他们普遍对于自己缺乏自信。这种分析正确却并不全面。对于，美国读者来讲，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画中的主角，他正是这种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与宽阔，我们会发现，在非美国地区，史努比往往是漫画中的主角。在全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50年中，花生始终能赢得众多观众的关键因素，似乎也是因为这条与众不同的狗。发生在上海、北京的为获得玩具史努比而抢购卖当劳的事件正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舒尔茨对于我们生活的贡献可能正是，在这个技术与物质不断挤压我们的精神空间的时代里，创造了一只拒绝现实的小狗。这也是史努比可以在无数卡通人物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原因，它代表了人类身上脆弱而敏感的一面，这些品质正在消失。于是，在日益现实与享乐的人群中，一只小狗耽于幻想，因为幻想碰壁，于是它还披上了一层永不消失的忧伤气质。幻想与忧伤，这两种气质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是如此的稀罕与动人。作为一个中国读者，你可以在中国的9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当然，作为阅读者，我们无需把阅读史努比变成思想的负担。象一切漫画一样，史努比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我们也发现，史努比给我们带来笑声同时，也带来了浅浅的忧伤。我们在回味史努比时，也常常会想到自己，我们是否也同样面临着这样尴尬而忧伤的境况。

　　在刚刚进入21世纪时，舒尔茨宣布中止50年的漫画连载。原因是舒尔茨的身体状况不佳，两个月后，舒尔茨离开了人世。在《新闻周刊》的悼念漫画上，查理·布朗与史努比相拥痛哭：“我们的爸爸死了”。这正常的中断与死亡，似乎也含含糊糊地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在更加物质化与技术化的21世纪，幻想与忧伤更将没有容身之地，所以不合时宜的史努比还是放弃这最后的挣扎吧。”这种推测当然会遭到无数的质疑与不屑，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而无聊的假设，如果把加菲猫与史努比放入同一漫画情节中，结果是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满身世俗之气的加菲猫将把人文气息的史奴比压迫得无处藏身……

　　当然，我们都会怀念史努比，就象上个世纪的人怀念19世纪的单纯一样。但面对现实的残酷，我们所能做的可能仅仅是怀念。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04:00

巴菲特：嘲笑纳斯达克的煽情演出

金融分析奠基人本杰明.格雷厄姆曾用这样一则故事来讥讽金融市场的脆弱与戏剧性：

一个石油勘探者，正在向他的天堂走去，但圣.彼得对他说：“你有资格住进来，但为石油职员保留的大院已经满员，没有办法把你挤进去。”这位勘探者想了一会后，请求对大院里的居住者说句话。圣.彼得同意了，勘探者拢起嘴大叫：“地狱里发现石油了！”大院的门打开了，里面的石油职员蜂拥而出。圣.彼得非常惊讶，于是请这位勘探者进入大院，并要他自己照顾自己勘探者迟疑了一下说，“我认为我应跟着那些人，这个谣言中可能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

作为本杰明.格雷厄姆最优秀的学生，沃伦.巴菲特也喜欢引用这则故事来嘲弄那些每日惶惶盯着股价涨落、对谣言缺乏辨别力的华尔街投资经理们。他在.com狂飙运动中，表现出的令人费解的镇定自若，则将这个喜欢吃炸薯条、喜欢在网上打桥牌、面目慈祥的71岁老人推向了神话的顶峰。

在这个标榜戏剧化成功的时代，有着乡巴佬式幽默感的沃伦.巴菲特让渴望惊心动魄的新闻媒体忧伤不已。尽管没有乔治.索罗斯的金融游戏与政治见解，也没有垃圾债券大王约翰.米尔肯的传奇经历，更缺乏新经济撅升期商业领袖们无所不能的形象，这位贝克夏.姆哈维公司将近40年的掌控人，却创造了公司账面价值年增长23%的奇迹。一个更通俗的解释是，倘若你在36年前无意间以12美元买进了一股贝克夏公司的股票，今天它已经价值7.1万美元。

在《财富》杂志进行的年度美国最受推崇的美国公司评选中，贝克夏.姆哈维公司更让自己挤身于通用电器、思科、微软这样的豪华名单之列。《财富》编辑不无诙谐地问读者，你可否用一只尖利的 2号铅笔，写出关于这家公司的经营业务的500字？如他所料，所有人都只能有这种答案：它是沃伦.巴菲特的公司。在上榜的前十名中，只有贝克夏.哈维是一家主要依靠股票投资获利公司。这家最初产棉的公司，1965年由巴菲特接管后，开拓保险、媒体、糖果等多方业务，但其最成功之处还是在股票的投资。不管是70年代大规模购入华盛顿邮报集团股票、80年代末最终决定持有可口可乐公司股票，还是90年代对于甘尼特媒体集团与美国运通公司的购买，都让巴菲特与其公司获得巨额的回报。比如在1989年购入可口可乐公司10.23亿美元股票的3年后的1992年，投资价值就升至39.11亿美元。

投资家而非投机者，是巴菲特给予商业界与公众的最鲜明的形象，这种形象在跌宕起伏的投资环境中，显得十分珍贵。早在25岁创办投资公司时，巴菲特即向其合伙人承诺道：“我们的投资是建立在股票内在价值基础上的，而非随波逐流。”投资界传奇人物本杰明犯窭锥蚰酚敕评辗费雪充当了其精神导师。前者所强调的理性精神，即“投资是理性分析”，股票价值不可能长期偏离于公司正常价值—作为一位长期投资家，他确信这些内在价值才能最终决定股票价格。而费雪则教会了巴菲特“闲话”的价值。去拜访公司雇员、顾客与零售商和大学研究人员，寻找公司年度报告中没有的资讯，巴菲特比公司管理者更加关注投资对象，关注产品生产、关注管理结构……他推崇的“中庸哲学”，有机地将这两种方式融合成“巴菲特方法”。如果说“测不准原则”是索罗斯一切投机行为的准则，那么“坚信常识”可能就是“巴菲特方法”的核心理念。回归常识，或许是“巴菲特方法”的核心。对于非自己了解的事物，本能性的不信任与谨慎，使得这个保守主义者获得了最终的成功。

在80年代的垃圾债券狂潮中兴奋难奈的华尔街时代，约翰.米尔肯是其鲜明的代表，他可以在一天赚进5亿美元，也可能因为贿赂而入狱；80年代的华尔街生活是名记者迈克尔.刘易斯称谓的“说谎者的扑克牌的游戏”，欺诈与好大喜功充斥在投资界，趾高气扬的来自所罗门投资公司的公子哥们，似乎是当时的主宰；坐在奥哈马的巴菲特似乎并不兴奋，他更喜欢那些管理稳健、但市场价值被低估的企业，于是他选择了可口可乐这样的不被华尔街看好的公司。

1987年灾难性的黑色星期一以约翰.米尔肯的入狱葬送了这种过分乐观，10年后，这股好大喜功的潮流席卷了纳斯达克与互联网新贵们，他们似乎比上一代更加自以为是。凭借“未来必将灿烂无比”的信念，他们将股票指数推向了令人惊恐的高度。巴菲特再次完美无比地运用了他的“平庸”哲学：“我不懂高科技，我不了解他们10年后会产出多少现金流，我不投资那些我不懂的产业。”

这个喜欢吃汉堡的71岁老人仍然固执地拒绝在办公室内安装报告股市行情的机器，他说，如果你打算长期持有一个优秀公司的股票，那么股市每天的变化对你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似乎不喜欢像我们印象中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充满浮夸感地看待商业行为，更不喜欢索罗斯的历史责任感，他觉得自己不过就是一位股票投资人，责任是为客户与自己挑选最有价值的投资项目。这种专注于特定事件的倾向，从他小时候花5分钱批发、再以6分零售5瓶可口可乐中显现出来，从13岁那年投资游戏机到25岁时开办投资公司，再到今天的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的声名赫赫，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巴菲特喜欢说：“一定要在你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投资。能力有多强和评价自己的能力。”

巴菲特的现实主义哲学比我最初提及的格雷厄姆的笑话更有力地嘲笑了新经济的煽情演出。而巴菲特的成功，则令人不安地说明了这种清醒的自知意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稀罕。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时刻与狂热保持距离，是巴菲特对我们最大的提醒。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但却是永恒的命题。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05:00

汤姆-彼得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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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05月15日 16:16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我们都生活在米兰的高级服饰和好莱坞的电影之中……在一个发展迅速的、一切都被流行化的世界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是这方面的专家。——汤姆·彼得斯

　　服饰是一个时代的重要表征。一种形象的说法是，经济繁荣时期，女士的裙子很短，
而经济萧条期，则很长。《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则注意到，西装领带开始回潮了。

　　还记得几年前，我们是多么热烈与兴奋地谈论，硅谷的年轻人牵着宠物狗上班，在新经济模式下，员工可以穿着任何能激发他们灵感的服装。这场着装革命由硅谷迅速波及许多传统的银行、咨询公司。

　　而今天，西装回潮了，从美国总统到新经济领袖拉里·埃利森甚至中国的网络公司的CEO在露面时，都表现得一本正经。就象《经济学家》评论道的：“如果你想显示自己不仅仅是新经济的弄潮儿，那就赶快给自己准备一套时髦的三件套西装吧。”

　　但放心吧，西装不久就又会被仍进衣橱里。永远都不要指望，我们再回到从穿着到表情一丝不苟地大公司时代。自从汤姆·彼得斯与他的同事罗伯特·沃特曼在19年前出版了《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以来，我们的商业界就被带入了汤姆·彼得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个人自治将取代组织化的监督，标榜创意与行动高于一切，个人而非数字与制度将成为一切商业行为的核心……

　　没有人会忘记1982年《追求卓越》造成的惊人现象。此时的美国商业界正在倍受日本公司的咄咄逼人扩张姿态的困扰，日本公司普遍采用的严格的制度化管理让这个战败国的经济迅速崛起。二战后，日本人似乎将幕府时代对军阀的忠心、战争状态时对天皇的效忠、家庭中晚辈对长者的无条件服从，全部转移到对公司利益的克敬职守上了。美国人与日本人都愿意将之归于管理学家W·爱德华·戴明所倡导的“质量管理”原则，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文化中对集体主义与一致性的尊崇，使得“质量管理”这样的强调服从性的管理方式更易被执行。即使有李·艾科卡这样的强力人物出现，美国的商业管理还是疲软得令人心痛。面对强烈地个人主义精神的员工，美国公司领导成了被长期讥笑为低能者。向日本学习，一部分人开始叫嚷道。

　　汤姆·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的《追求卓越》成了美国商业的拯救者。这本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管理书籍，为管理设定了一个积极的目标，而非强调面临的难题。彼得斯提出的杰出企业的8个特性几乎为未来20年的商业管理奠定了格局：

　　1、偏好行动而不是沉思

　　2、在产品和服务上接近顾客的需求

　　3、鼓励自治和放松，而不是紧密监督

　　4、对雇员的态度是鼓励其生产力，避免“我们”和“他们”这种对立情绪

　　5、以一种被称为“走动式管理”保持与大家的紧密接触

　　6、“专注于自身”以保持商业优势，因此避免了无关的风险

　　7、组织结构简洁，人员精干

　　8、对目标同时保持松紧有度的特性但却不窒息创新的控制系统今日的企业领袖没有人不承认深受汤姆·彼得斯原则的影响。《追求卓越》成为第一本销量超过百万的商业书籍，所有的媒体与商业人士都在谈论这本书，它象当年的迈克·杰克逊的《颤栗》专辑一样畅销。这本书甚至促成了商业书籍出版业的成熟。而至于我们的汤姆·彼得斯呢？这个1942年出生于巴尔的摩、在康奈尔与斯坦福学习过、在华盛顿戒毒所与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过的家伙，成了一位标志性的明星人物。

　　在他之前，管理学是隐藏在学者的面具之后，象彼得·杜拉克那样的管理学大师除了著说立说与讲课外，真的情愿做个“旁观者”，管理学是隐藏在幕后的。而对于喜欢穿着简单的深色服装汤姆·彼得斯来说，他喜欢生活在聚光灯下，他喜欢和人群分享自己的激情与意见，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无法拒绝的煽动性与亲和力。汤姆·彼得斯说，管理不仅是理性、命令、控制，它更是一种好奇心、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游戏。在一场接一场偶报酬惊人的的演讲中(90年代中期，非美国区每场9万美元)，汤姆·彼得斯用他惊人的个人魅力与表演能力，将那些公司高级经理们带入一个哈里·波特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是天才式的人物，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拥有更敏锐的头脑与创意。汤姆·彼得斯的爽朗的笑声与动情的手势，将每位聆听者内心深处最崇高与激情的部分，毫无保留地激发出来。

　　哈佛、斯坦福、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内的管理学教授似乎对此不那么在意。在他们看来，汤姆·彼得斯有点不学无术。他喜欢将那些流行的词语、还算有趣的笑话一股脑塞进他的畅销书里，和管理思想搅拌起来。一种典型的彼得斯表达方式是这样的：“易卜生的台词就是易卜生的台词，莫扎特的曲子就是莫扎特的曲子。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对商业有用的东西。”

　　《追求卓越》在获得空前成功后，《商业周刊》在2年后称，该书提供的大部分成功企业已经失败。汤姆·彼得斯错了吗？

　　噢，当然我们的汤姆也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思路从来都是跳跃、缺乏连贯性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兴奋点转移得是那么快，他会说：“当我前一部作品感到厌恶和困扰时，我就决定写一本新书。”

　　尽管后来的不管是《管理的解放》还是《论创新》都未能获得《追求卓越》那样的成功，但汤姆·彼得斯已经成了今日管理学的代名词。倘若说，查尔斯·泰勒所开创的科学管理，将人置于制度压迫下，从而获得了工业时代的效率的话；那么彼得斯则是大胆地将非理性思潮引入管理界，将对个人的尊崇提升至组织之上，并将个人的创造力在商业中的作用推向一个极致。而汤姆·彼得斯本人天然的表演气质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当然，今日的汤姆·彼得斯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光彩，人们甚至开始遗忘他了。但这种遗忘背后，正是因为他的思想已经如此深入彻底地进入了商业管理界。汤姆从来就不是一个深刻的管理思想家，他是一位传教士。他的全部思想在《追求卓越》中已经表现殆尽，就象他坚持的“行动比思想更重要”，他在不遗余力地巡回讲演中，用他总结出的“杰出企业的8点”洗刷了美国的公司管理。重新回顾在上一次dot-com狂热中，新经济领袖们所倡导的平面式管理、包括他们个人极富戏剧化的个人表演，无不被汤姆·彼得斯早在10年前就提出过。极端自由主义与个人精神，是彼得斯为商业领域引进的最大贡献，就想拉尔夫·爱默生与亨利·梭罗将之引入美国文学与思想一样。它参与制造了刚刚结束的网络经济狂飙运动。

　　但千万不要以为，股票市场的破灭就意味着这种管理模式的终结，也不要意味CEO重新穿西装就意味着商业重又回到了理性、自律的时代。历史发展从来不可逆转，休闲装时代很快就会回潮。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彼得·杜拉克所说的“高级经理考虑得更多的是跳槽而非升职”的时代，也是汤姆·彼得斯所说的“混乱、非连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都会象我们的管理大师一样“象13岁的孩子一样追求时髦而又自我陶醉，当时尚向他们投来淡淡一瞥，他们便忘乎所以，紧随而去。”

　　欢迎继续活在汤姆·彼得斯的世界，他是商业时代的拉尔夫·爱默生。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08:00

时代周刊

　　在美国，多数人孤陋寡闻。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适合于忙人阅读的出版物，能满足他们一经浏览即能做到消息灵通的需要。《时代》即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布瑞顿·哈登亨利·鲁斯《时代》创始人

　　《时代》的目标在于捕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论政治还是艺术，它要鲜活地表现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沃尔特·伊萨克森《时代》现任主编

　　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一点都不迷惘。当他们在1922年2月6日从《巴尔的摩新闻报》辞职时，他们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办成一份“让大多数美国人更了解世界”的杂志。这对24岁的年轻人象个异类。因为当时的时髦青年们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着写作与听爵士乐，或者干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时日。23岁的海明威还要再过几年才写出《太阳照常升起》，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开始鼓吹“爵士时代的忧伤”，至于帕索斯与迈克尔·考利这样的家伙还没有半点成名的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象海明威那样上过战场年轻人对于人类文明表现出不屑一顾，他们希望在本能中寻找力量，到巴黎寻找艺术，所以他们迷惘。而对于在美国国内那么多没有才气的年轻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所带来的“孤立主义”，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国内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生活。

　　1920年报11月，第一个商业性无线广播电视开播，人们的生活中有了广播。汽车尽管依然奢侈却并非远不可及，纽约的中产阶级们开始流行打麻将，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时尚且新奇，尽管依然处于“禁酒期”，还是能找一些。电影在20年代已经开始成熟，黑白默片的明星们成了新的公众人物。所以这些缺乏才气、尽管没上过个战场的享乐主义们同样对于未来一片迷惘。

　　尽管他们目标明确、信誓旦旦，很少有人相信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的计划会成功。尽管这两个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中的年轻人在短暂的记者工作中表现出了惊人才华，也尽管他们毕业于耶鲁大学，但是他们只有24岁。美国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媒体，《纽约时报》与普利策令人生畏的《世界报》每日出版大量新闻，H·L·门肯的《美国水银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美国展望》、《大西洋月刊》、《民族》、《新共和》、《星期六晚邮报》，还有新创办的《读者文摘》，这样的杂志又提供了大量分析评论。这两个24岁的年轻人所想象的杂志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况且，这是两个穷小子，创办杂志需要一大笔钱。

　　他们开始了说服别人当然也有自己的行动，他们给这本尚为出生的杂志起了一个漂亮而宏大的名字《时代》。一些他们认定的潜在投资者收到了这两个青年的充满豪情的杂志创刊缘起：

　　虽然美国新闻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发展得都好。

　　虽然外国人对美国的期刊如《世界工作》、《世纪》、《文学文摘》、《美国展望》等不少期刊的精良内容，赞叹不已。

　　但美国大部分人却没有足够的信息，非常无知。只并非是日报的果实，它们刊登了所有的新闻。

　　这也并非是周刊评论的过失，因为它对新闻也有适当的反应与批评。如果允许一点狡辩，这是人们自己的错，不会提这个问题。

　　人们资讯不灵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份适应这个时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费很少时间，而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讯息。

　　《时代》就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其旨趣不在于其涵盖的内容多少，而在于如何将讯息输入到读者的脑海中。

　　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们象低级推销员一样四处推销他们的理想，希望能够筹集杂志所需的10万美元资金。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是寄出去的订户调查却给他们以信心，将近七成被调查者渴望见到这本杂志。这两个毛头小子最终得到了8万7千美元，70人或者处于真心、或者碍于情面成了这本杂志的股东，其中46个来自耶鲁大学。

　　1923年3月3日，纽约街头的书摊上出现了这本15美分、连封面共32个页码的新生杂志《时代》。第一期的发行情况让两个年轻人沮丧。2万5千册中只有9000册回收了成本，那些最初热心的订户在提到付钱时都冷淡了下来，而通过书摊上销售的5000册最多只卖了一半。

　　当然，有眼光的读者还是一下子从这本稚嫩的出版物中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首先，它的28个页码被竟被划分为“国家事物”、“国际事物”、“书评”、“剧评”等栏目，使读者可以直接寻到他们的兴趣点。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新闻分类法，在当时却是极大创举。

　　其次，他们将《纽约时报》的最值得阅读的新闻用最精炼的笔法改写，整本杂志具有连贯性与极强的阅读快感，信息含量更是惊人。当然，它带有鲜明的哈登风格，仿佛他在耶鲁编辑的校刊。或许，我需要交代一下这两个同岁的小子之间的友谊。

　　他们同出生于1898年，哈登出生于富有的银行家，据说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编辑与写作天才。小学时即编辑班内报纸，中学进入哈奇克斯中学开始编辑学生刊物《记录报》。而鲁斯则是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穷教士的儿子，出生于中国山东。因为偶然的机会，于1913年进入哈奇克斯，成为哈登的同学，并同为《记录报》编辑。尽管哈登热衷于自我表现，而鲁斯则内敛得多，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小子同时发现彼此之间在编辑与写作方面的热情与天才，并试图超越对方。在共同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并共同成为学生刊物编辑。此时，他们二人的编辑倾向已经初步表现。哈登对于新闻进行分类的能力，包括创造新的词汇与奇怪语法的天才，鲁斯对于深度与客观的追逐都已开始显露。

　　1918年夏天，19岁的海明威在意大利南部的医院上治疗一战给他带来的伤害，而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方的没落》……而这两个20岁的学生正在作为少尉军官在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军营接受军事训练。“那个夏天，实在热得难受，惟有夜晚才凉快些”，1953年的鲁斯在《时代》创刊30周年时回忆道，那时他与哈登都剃了光头，象两个傻瓜，“有一个晚上，哈登和我正越过大营地走回宿舍，我们每一步都陷入沙中，却谈得很起劲……就在那一次的交谈中，我们开始谈道《时代》……就在那一个夜晚，两个孩子决定合作，建立一个组织，把他们的生活中心、工作和任务结合起来……”

　　5年后，他们充满惊异与喜悦地看到了《时代》第一期。由于同样狂热于编辑工作，最终掷硬币决定，哈登成为《时代》的第一任主编，而鲁斯则负责业务，每5年，二人职责轮换。所以，哈登的造词本领与标新立异地写作方式为《时代》奠定了取得成功与日后遭人诟病的基础。

　　不管怎样，第一期《时代》还是让人喜悦的。严肃的鲁斯在用半个小时阅读之后说道，还真不错哩。而如果你了解了这本杂志的全体人员不过11人(包括2位创始人)，他们是在纽约市郊区偏远的第把大道的一个印刷厂内的房间进行工作，墙壁肮脏且破旧，办公室仅有20年的《纽约时报》与破破烂烂的百科全书。(他们的第一位员工曼弗瑞德·高特福莱，耶鲁毕业，是第一位作家兼打杂、剪报员。)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才能完成工作。那么，你就应该感到是某种奇迹了。

　　当然，杂志在业务上没有他们最初想象的乐观。第一年，他们亏损了3万9千5百美元。是鼓励弥补了他们在帐单上沮丧。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致信给鲁斯道：“非常欣赏你们的新刊物，每一篇文章都值得阅读，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阅，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们会发现那两个24岁的青年在1923年创造了多么具有预见性的发明，尽管今天的《时代》已与当年相去甚远。20年代正是大众文化的兴起的时代，广播、电影、报纸杂志、爵士乐正在让多数美国人享受共同的生活。以前只属于贵族与精英的娱乐生活正在被每个人接受。世界开始被广播、电影、电话这样的技术联成一体，人们四周的信息量空前的增长。在《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新闻界的确没有学会如何更清晰与直接地象公众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公众似乎也缺乏足够的兴趣。如果我们将亨利·福特装配线视作工业中的一次革命，那么《时代》正是用亨利·福特式的观念改造新闻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时代》对于新闻业的改造，更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世界的理解。这里我需要引用哈登与鲁斯在创刊时表达的共同信念：

　　1)相信地球是圆的，对于以四海一家为胸怀的政治家们抱激赏态度

　　2)……

　　3)……

　　4)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5)对古老的——特别是观念——予以尊重

　　6)对新的——特别是观念——最感兴趣

　　我们会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揭露事实”的观念，它们更强调的是对于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充满勇敢与信心的探索。在今后的历史中，它的确迎合并促进了大众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在最初的《时代》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那两个小子也不敢这样想。

　　不过有一点，我乐于承认，最初的《时代》的确有点象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一道沟通的桥梁，它将知识人的观念精简，直白地传输给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鲁斯所言的那一百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当然，即使这一点，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在反对者看来，这不过是一本喜欢摘用《纽约时报》稿件的文摘性杂志，因为它根本没有自己的记者。或许吧，它经过了一些编辑的重新加工。可是，这哪里是什么正经的写作，他们为了吸引人，就强烈地运用夸张的效果，把人写得很滑稽，胡乱的造词，把句子的主、谓、宾结构颠倒(这一点被《纽约客》杂志大为嘲讽)。甚至杂志的主编哈登还伪造各种读者来信制造争端，为了吸引注意，尽显各种不够严肃之手段。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这份利用各种手法来引起别人关注杂志还是非常迅捷地获得了成功。1925年，它的发行量升至10万7千份，总收入达到45万美元。1927年，它的页码由最初的28页增至52页，而在封面设计上确立了其独创风格——在封面边缘加一道红边。而到了1929年哈登因为风寒不治而去世时，这两位6年前为了10万美元而痛苦不堪的穷小子，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20年代末，在褒贬不一中，《时代》还是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这里面除了杂志吻合于时代对于信息的渴求，与哈登俏皮、大胆的编辑风格外，我们很容易在两人最初约定未必严格遵守的编辑理念中看到成功的缘由——

　　1)新闻能够组织化，每一条新闻都可以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闻组织；

　　2)新闻的意义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观点也应该一并呈现；

　　3)制造新闻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神秘势力，因此人物和他们的言论、性格都有新闻价值，值得加以描述。

　　象为新闻分类一样，这三条今日习以为常的准则在当时也是令人吃惊的。同时，《时代》还建立研究员制度，为了将新闻改写生动，他们大量插入历史资料。这一条成为日后杂志成功的重要保证。同时，他们还建立了还算严格查证制度，查证人名、地名与新闻事实，避免出现大的差错。

　　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些，《时代》是很难成为今天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的，海登的突然去世成为了重要转折之一。杂志是其主编意志的体现，哈登在充满机智与激情的同时，也暴露出其无可掩藏劣势：它对于趣味的过分追逐在妨碍真正的事实与思想，机智可能会损伤到真正的大智慧，哈登富裕家庭与顺利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让他缺乏持久的恒心。逝世前夕，哈登看起来对杂志本身已经极度厌倦了。

　　而鲁斯则不同，传教士家庭的出身让他具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热忱与耐力，而他的固执则另他不断地试图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我真心的坚信，全人类应该具有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与他在中国山东传教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终会利用《时代》来表达他对于政治与社会的看法。

　　尽管鲁斯对于哈登的建树尊敬异常，并且坚信《时代》在哈登的编辑下，确立一种独特而令人骄傲的风格，也尽管《时代》接下来的主编都尽量遵守哈登的准则，但鲁斯对于严肃的思想与事实的追求正在慢慢地影响着《时代》，到了30年代初，杂志所使用的句式已经不象以前那样过分怪异了。

　　到了30年代中后期，《时代》影响力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它自1936年开创的“封面人物”更成了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海明威就曾因为另一位作家帕多斯比他更早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而愤怒不已。而由于组织的不断扩大，《时代》更建立了“资深编辑”这样的制度，使报道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与准确化。二战爆发时，《时代》斥巨资所派遣的海外记者令杂志几乎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新闻机构。同时，由于鲁斯个人对于“最新知识领域”的强烈兴趣，《时代》成了当时世界重要知识分子发言的阵地之一，当时不见经传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正是因为《时代》而名闻天下。

　　尽管多被后来评论家所不耻，鲁斯的确由于个人政治倾向造成的《时代》对于美国总统大选与政策制定造成了相当影响。到了40年代末，“令人生畏”的《时代》，成了每位总统与国会议员与高级官员的比看杂志，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当然，对于它的批评着伴随其影响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多。从创刊起，《时代》按照小说体来写作的方式，注定了它可能会偏离事实。而伴随着机构复杂化，一线记者与作家之间沟通的不便，与查证员不可避免的疏忽，《时代》的报道很多时候尽管曲折动人，却不免出错。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曾经被选择作为1950年某期的封面人物，但后因朝鲜战争而临时被撤换。杜拉克后来读到这篇撤换文章后大惊失色，家里的一只宠物狗竟被描写德国狼犬……

　　50年代以后，《时代》逐渐被一种衰老之气困扰。除了当时电视的兴起，各大报纸纷纷关注全球事件、及竞争对手《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壮大以外，《时代》自身的问题也逐渐尖锐起来。在越来越庞大的时代—生活公司内，鲁斯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关照《时代》，况且伴随其年龄的增加，越来越保守的思想也开始妨碍杂志的发展。时代已经变化，然后《时代》却缺乏应变。而当时的主编福布吉林更是相当顽固保守，厌恶一切新事物，并且深得老年鲁斯信赖。而当猫王扭着屁股走上舞台之后，美国将迎来历史上最丰富与刺激的时代。迷恋女色、年轻而性感肯尼迪竟然成为了美国总统，学生们再也不听话了，姑娘们象吃零食一样随意地服用避孕药，摇滚乐还有越战让整个美国不安地晃动着。而同时，1961年被《华盛顿邮报》购买的《新闻周刊》开始成为热门的新闻杂志，它正在充满快感地掠夺《时代》的读者与广告商。《时代》开始象吃了LSD的美国青年一样，无法平静。

　　1968年，在亨利·鲁斯去世一年后，鲁斯的继任者杜诺万最终决定让格伦沃德取代福布吉林成为《时代》信任主编。格伦沃德，这个胖胖维也纳人，自1944年加入《时代》以来以其不可多得的写作才华引得关注，23岁即是特约编辑，而本人更是性格随和。

　　在带领40位资深编辑在百慕大群岛尽享海风、阳光之后，这位主编决定进行让鲁斯不得安宁的改革。首先，他废除了集体创造制。45年以来，《时代》始终坚持，每篇文章皆是由所有参与者完成的，所以不署名。因为鲁斯相信，编辑与记者不应该让自己成为明星，功劳属于全体。这种制度在新闻业发生巨变的60年代已经饱受唾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极度拒绝别人为自己的文章动手脚。当然，这项变革并非意味着编辑与审查制度的结束，而是让作者更有机会展现自己。当然，尽管他本人更加开明，但是依然坚决的坚持鲁斯年轻时的哲学信仰：进步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正是鲁斯与哈登的最初理念：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新事物的尊重。而正是这一点，让《时代》尽管在形式与政治态度上发生变化，在核心的价值观念却未根本动摇，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直到1977年成为时代—生活集团总编辑，格伦沃德是《时代》历史上最成功的主编之一。由于良好的艺术修养，他的个人风格使得《时代》的形式更加灵活。在接受一个月内，杂志刊出了以诗歌来撰写的赛马报道，第二年，更刊登了索尔仁尼琴小说摘要，这在鲁斯理解的新闻周刊中是万万不可的。为了适应70年代的风气，格伦沃德更增加了“环保”、“心理学”、“行为”这样的专栏。此时的《时代》重又恢复了部分生气。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影响力。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09:00

（接上篇）80年代的《时代》继续在《新闻周刊》与CNN、《纽约时报》的夹击下生存。1989年，这本杂志体验到了从来未有的苦涩。这一年，时代—生活集团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合并，组成全球最大的媒体集团。显然，到了80年代末，公司利益早已凌驾于媒体的理想了。在一个由电影、有线电视、书籍出版、杂志并存的媒体公司，《时代》的利润那么不显眼。即使在杂志类别内，它的利润也远远低于《人物》这样的流行杂志。但由于其已经形成的巨大声望，它仍然是新公司的旗舰(Flagship)产品。但是，谁都清楚，这已经不是亨利·鲁斯的时代，在鲁斯的眼中，编辑理想至少是与商业行为同样重要的，因为他更渴望成为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而非商人。尽管，《时代》的资深编辑们可以宣称，鲁斯所创建的“国家与教堂”是不可动摇的，编辑独立原则是无法触犯的，但谁都清楚，这样的誓言是多么脆弱。

　　很显然，1992年的该版的确有着过去强烈的商业目的。42岁的年轻主编亨利·穆勒进行了过于勇敢的改革。为了迎合青年一代的倾向读图的风格，他大量的增加了图片，减少了文字的长度，从而必然影响到报道深度。更为夸张的是，为了迎合习惯电视节目的读者，他将原来的相对细致的栏目划分，有些简单粗暴地划分为类似公共电视节目的简单格式。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在迎合了读图时代的特征后，这本曾经因为深度分析而知名杂志失去了深度，仿佛一本图片杂志。它的发行量迅速跌落了50万份。

　　显然，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1996年上任的主编沃尔特·伊萨克森身上。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罗德奖学金学者1978年进入《时代》，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编辑。5年以来，他的确使得这本杂志重又恢复了生气与自信。他同样坚信杂志必须改变，这位被《纽约》杂志称作“50岁以下最具自我意识新闻记者”承认，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用“李普曼语气”来谈论政治的时代，人们更关系个人的生活。过去的《时代》更关心的是刻板的政治世界中发现了什么，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关心大家的餐桌上谈论什么？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时代》风格的粗俗化。尽管沃尔特·伊萨克森并不那么喜欢这个时代，但是他承认，多元化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时代》必须积极的反应这一切。《时代》的趣味边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按照沃尔特·伊萨克森说法，有一点《人物》、有一点《财富》、有一点《钱》、有一点《体育画报》……是这些杂志结合体。

　　让《时代》的支持者喜悦的是，由于沃尔特·伊萨克森的存在，这种多元化并未致使杂志媚俗化。这位主编罕见的个人使命感与才华让今天的《时代》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高调气息，即使在谈论餐桌上的话题时也避免流俗。而其任期间的《时代75周年》纪念刊与盛大的纪念活动，“世纪人物”的评选都让这本杂志显现出惊人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位言必称亨利·鲁斯与其他伟大新闻人物的人，在《时代75周年》纪念刊上底气充盈地表达了他对于《时代》的见解。而他于97年选择安迪·格罗夫、1999年选择杰夫·贝索斯成为封面人物，更表现了他对于即将到来的技术世纪的信心。

　　他在《鲁斯的理想——过去与现在》中讲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需要再作新闻摘录了，因为电视与网络更善于此道。今天的《时代》要试图将单独的事件放入历史背景讲述，更应该为读者提供新的见解与远见，预测事件的未来可能，描写那些事件背后的场景，提审那些别人忘记提出的问题。

　　他接着还写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60年代——80年代，政治偏见已经越来越无关紧要，常识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们在文章中依然会表现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们更希望能为你提供开放式的观念，而非某种偏见。鲁斯曾在1941年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因为他坚信美国的价值观念对于全世界大有裨益。而今天，我依然坚信，自由的心灵、自由市场、自由表达意见与自由选择依然是《时代》所坚持的基本理念。

　　鲁斯与哈登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伊萨克森则接着补充道，地球还是连线与网络化的。《时代》将依然坚持对于“新事物的强烈兴趣”，执着于探讨这项新技术对于任何社会的影响。在这项新技术带来的信息爆炸中，《时代》要扮演将零散的事实连接成完成的故事的叙述者角色，要成为讲述影响这些事件的关键人物的描绘者。

　　在这篇非凡的文章最后，自命不凡的沃尔特·伊萨克森认为：在新世纪，我们同样面临许多挑战，比如信息技术对于个人隐私的侵害，生物技术对于生命尊严的挑战，《时代》会依然抱有与鲁斯、海登同样的乐观态度——相信世界终究在进步。因为这种乐观会带来真正的建设意义。鲁斯坚信新闻业是项高贵的事业，因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战斗与争取自由阵地的最前方，今天的《时代》编辑将继续分享这一感觉——新闻记者是项崇高的职业。

　　当然，2000年1月14日，时代华纳与AOL的合并或许会稍微影响一下沃尔特·伊萨克森的自信。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时代》的编辑独立原则。沃尔特·伊萨克森在一周后的杂志“致读者”中写道，从鲁斯制定“教堂与国家”原则期，编辑的独立原则就已经不容怀疑。而这种独立原则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DNA中，谁也无法破坏……

　　尽管这位当代最杰出的杂志编辑将DNA都摆了出来，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却显现出某种悲壮。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是，不管是时代华纳的总编辑诺曼·皮尔斯汀，还是沃尔特·伊萨克森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来知道这一事件的，他们事先的确不知情。在商人的游戏中，他们的理念似乎不够分量。

　　不过，或许鲁斯与哈登的乐观是有道理的，对于并购事件仅仅陷入深深忧虑是于事无用的。《时代》的未来怎样？就让我们相信鲁斯与伊萨克森的乐观与自信吧。当年那两位一名不文的24岁的年轻人在一间墙壁破旧的印刷厂房内创办这本杂志的时候，拥有的仅仅是这些自信与乐观。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10:00

《大西洋月刊》：美国精神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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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10月26日 09:33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不再是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感的一个名词……——拉尔夫·爱默森

　　格鲁特·斯泰因小姐的客厅是20年代巴黎年轻艺术家们流连的场所。渴望成名的海明威在这里被这个象农妇般魁梧的小说家教育道：“你决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来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而斯泰因本人希望能在《大西洋月刊》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这种杂志对于海明威是遥不可及的。将近70年以来，这本杂志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坐标。它一直在努力传达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品质，并渴望这种声音被更多的美国人接受，更希望它所倡导的美国文学与美国精神被欧洲人接受。

　　让我们回到1837年8月31日的麻省坎布里奇镇。消瘦的爱默森正在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发表演说。这位美国精神之父讲道：“美国大陆的懒散智力，将要睁开它惺松的眼睛，去满足全世界对它多年的期望——美国人并非只能在机械技术方面有所成就。他们还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奉献人类……在我们周围，有成百上千的青年正在走象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靠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我们倾听欧洲雅典的艺术女神的声音，已经为时过久。人们已经怀疑，美国自由人的精神是否胆怯、摹仿或驯服的代名词……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不再是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感的一个名词……”为爱默森的讲演作注解的是，自1783年建国以来，美国缺乏自己的文学家与艺术家，美国的公众的精神生活完全依靠于阅读英国作品。

　　20年后，爱默森、洛威尔、朗费罗、霍姆斯一批新英格兰思想家聚集在波士顿帕克旅馆中。这是一个阳光充足的4月的午后，这些全美最智慧的人在商讨出版一本改变美国文化的杂志。这本杂志的主旨早在1837年爱默森的讲演中表露无疑——去定义与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声音，注明美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去提升出某种‘美国理念’。这是一次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讨论，我充满愉悦地幻想着背负着强烈使命感的老绅士们的神态，他们迫切激情与语态中，他们选择了《大西洋月刊》作为刊名，而散文作家洛威尔成为了第一任主编。第二天，一位参与着在致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富智性的时刻”。

　　1857年11月，第一期《大西洋月刊》出版，称自己为“一本有关文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它在创刊宣言中这样写道：“在政治领域，《大西洋》将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但不管如何，人们都将确信它是美国理想的代言人。它会坦率地同任何人物与党派杰出，但其观点会超越狭隘地党派与个人偏见。这种态度将是真理与持久繁荣根本。它拒绝将自己置于任何派系中，但它将永远会与拥戴自由、国家进步、荣誉这种信念的人在一起。”这一年，铁路还没有贯穿美国，但人们知道即将就会到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两年之后才会发表；而那个叫林肯的总统4年之后才上台；但有一点确凿无疑，越来越多的人移民至美国，寻求自由与尊严还有财富。

　　洛威尔成功的使这本新生杂志成为成名作家与年轻作者共同舞台。两年内，它的发行量超过了3万份。最初，这本杂志记录了梭罗、霍桑、爱默森等人创作，接着它成了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最初发表小说的刊物；20世纪初，它发表了伍德罗·威尔逊与西奥多·罗斯福的重要政治论文；60年代，马丁·路德·金给它寄去“伯明翰监狱来信”的手稿……爱默森渴望见到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美国，它的理念以文学为基础、却早已超越了文学。所以，你可以看到《大西洋月刊》编辑们的兴趣是多么广泛。南北战争期间，它强烈的支持费奴主义，并开创了用艺术化手法处理战争报道的先河。马克·吐温宣称自己愿意为它写作一些滑稽故事，因为只有这里的编辑才不把滑稽理解成拿大顶。进入20世纪，它在强烈的关注政治与文化的同时，对于新兴的技术思想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二战后，它发表了探讨原子能技术的文章，对于计算机带来的人工智能它是最早予以评介地杂志。

　　今天的《大西洋月刊》已经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它的发行量达到了47万份，每期有120万人在阅读。是“美国国家杂志奖”无法错漏的名字。而伴随着《大西洋月刊》的成长，美国文化与美国理想不但已经觉醒、甚至要成为一种霸权。150年前，爱默森仅仅希望美国人能够摆脱欧洲文化的压抑，而今天，是法国人在义愤填膺地抵制美国文化。我们可以宣称好莱坞电影低级，我们却必须承认林肯艺术中心代表了世界最高级的文化。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出现起，美国文学就已经不再是荒漠。爱默森与今天的美国人应该同样相信，《大西洋月刊》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比起150年前已经庞杂得多，《大西洋月刊》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呈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有一点它似乎一直在努力坚持——对于任何事物采取一种超然、充满智力性、幽默的、有艺术感的态度。

　　其现任执行编辑加伦·默非说道：“《大西洋月刊》，报道不但涉及宗教，而且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宗教；它对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看法超越了宗教组织，而是置于有关信仰与信念的更大主题之上。从第一期起，它就建立了某种特别的幽默感。”这位编辑认为，在信息如此泛滥的今天，《大西洋月刊》在美国人的生活应该充当这样的角色：

　　首先，《大西洋月刊》责任之一即为公众提供关于这个国家各个层面的深思熟虑的看法与观点；同时还要记录美国之外的事件；将那些遮遮掩掩、不为人知的大事揭示给应该了解这一切的小人物；从智性的角度去报道诸如婚姻、道德以及思想方面的重大时间、而非仅将其视作“新闻”；回避“乐队花车”般的热闹场景，把我们作者得出的结论传达给那些需要了解的人。

　　美感是《大西洋月刊》的第二个目的。目的很多对生活更高贵、更完美的追并不一定是实用的。但很多这样的追求却是为“人之为人”的意义。《大西洋月刊》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孕育了我们文学和精神的种子。对于众多的小说作者与诗人而言，这样的杂志就是他们从无名小卒到鼎鼎大名之间的中转站。

　　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大西洋月刊》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餐桌。真正喜欢这本杂志的人，是政治、商业与文化精英们，他们只是美国的“小众”。这本杂志肯定忽略了世界上很多事件，但是它的某些方面还是极具价值的。美国社会越来越巨大与专业化，为科学家、政治家、商人、作家、军人、教士、学者所留空间愈来愈少。但在这本杂志中，无论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黑人还是白人，有信仰者还是无神论者，都可以听到其他人在说些什么。

　　最后，《大西洋月刊》还有一个与通才教育类似的目的。这种目的很难细致的描述，而见效也似乎相当缓慢。有人这样评论通才教育：它即便是一无是处，至少也可以让你成为自己最好朋友。对于一本杂志来讲，这种目的实在有点是奢望，不过仔细一想，一本杂志难道不该这样一来？

　　对于加伦·默非对于杂志的期望，除了尊敬以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情感。1999年底，迈克·凯利成为《大西洋》月刊第十一任总编辑。尽管这被编辑天才对于目前的杂志状况不够满意，认为它的对于事件的反应缓慢而陈旧。然后，他希望他能够让这份杂志更加鲜活起来，将近150年的历史让它有点沉重，他要让杂志进入互联网时代。但是，有一点，他比谁都清楚，这份杂志所带有的特殊使命感与优雅的态度，是无可改变的。

　　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讲，一个细节或许会拉近我们与《大西洋月刊》的距离。在它的编辑部里张贴着一封特殊的读者来信——中国订户宋美龄因为抗战原因，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所以特致信要求将杂志邮寄至新地址。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11:00

简-温纳与他的《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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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10月26日 09:35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你们说渴望着一场革命

　　你们很清楚

　　咱们都渴望改变世界

　　你们告诉我那就是进化

　　你们很清楚

　　咱们都渴望改变世界

　　——约翰·列侬《革命》

　　那是什么感觉？

　　那是什么感觉？

　　全靠你自己，

　　没有家的方向，

　　象一块滚石

　　——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

　　CNN创始人泰德·特纳在60岁生日之后依然在想，长大之后该做些什么。具有同样想法的，肯定还有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比尔·克林顿。这些聪颖非凡者将世界视作一个大游乐场，自己则是彼得·潘。婴儿潮一代的代表人物们，在充满喧嚣、混乱与激情的年代度过青春，60年代的浪漫情结顽固地浸入他们的血液。成年之后，仍固执地按自己的规则行事，最大限度地拒绝成熟社会的压力。

　　肯尼迪总统的朝气、披头士的抒情、对于越战的厌恶、避孕药带来的自由主宰了60年代的美国。这种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的青春式的激昂，感染了几代人的成长，使60年代成为现代史上最深刻变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自此都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人无法相信，40年后他们的总统会可爱到在白宫发生那样的事情。这种演变仿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当时欧洲所带来的影响。

　　漂亮的肯尼迪夫妇让白宫前所未有的明亮，全美国人都相信年轻的总统可以们带来光明未来。经过了十多年平静生活的美国新一代们，在经过最初的艾尔维斯·普莱斯里扭动的屁股的挑逗后，终于按捺不住激情了。那可爱的那四个英国小伙子也来了，《让我握握你的手》，它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抒情诗，象华滋华斯在200年前一样伟大。还有自我们被驱逐出伊甸园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发明避孕药，它让姑娘小伙子们尽情地做他们想做的事。越战，给了这些一直试图叛逆的青年一个借口，他们说这个国家机器不顾人民的死活，现在到了该让他们停下来的时候了。他们借助游行与学生运动来直接抗议，也会通过嬉皮风范所塑造的乌托邦来获得满足。

　　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事物作为60年代的标志，性、柏克莱、越南、马尔库塞、LSD……但其中最没有争议的标志肯定是摇滚乐。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所写道的：“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集团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

　　简·温纳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今天的他已经站立在婴儿潮一代的领袖群中，与克林顿、斯皮尔伯格一样拒绝长大，一样依然如饥似渴地改变世界)。1967年，这个21岁的加州大学的小伙子被这种摇滚乐情绪感染着，他决定退学来创办一本报道音乐及音乐所包涵态度与事件的杂志。他尖锐的意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已经来临，而音乐将是这个时代最震撼人心的标志。他迷恋的偶像，不管是鲍勃·迪伦、约翰·列侬还是滚石乐队，才是新的英雄，象拿破仑或者拜伦一样值得尊崇。

　　而至于自己，他非常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成为他的崇拜者中的一员，生活在别人的议论与目光中，他的血管中的脉冲的确象米克·贾格尔的尖叫一样缺乏规则，他对于暗淡无光的生活心怀怨恨，在他21年的历程中屡受挫折，他父母破裂的情感、与谁都不为孩子的负责的态度给他带来了严重的挫折感。这次行动或许有助于自己的野心，当然，他当时的确想不到，几年后他真的这些大明星们站到了一起。在今天简·温纳的纽约办公室内，摆满了他与迪伦、列侬、贾格尔，甚至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照片。在当时最为浪漫与激情的旧金山的一座印刷厂阁楼中(象《时代》的创始地点一样，他们都不得不选择了库房)，贫穷、极度渴望成名才华的简·温纳和他同样年轻的同事一起，在争吵与没日没夜的苦干中，完成了第一期杂志，它的名字叫《滚石》(或许是从鲍勃·迪伦的歌曲《象一块滚石》中由来)。

　　尽管30年后，骄傲的简·温纳会自我吹嘘道，《滚石》在推出第一期后即收到良好的反馈。但是，1967年的旧金山的确充斥了音乐小报，简·温纳的惊世才华不可能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迅速的表露出来。第一期的4万册印量，封面是温纳最喜欢的列侬，是他率领各编辑亲手散发到报刊厅的。但是其中的34000份没卖出去，被退了回来。不过温纳的狂热是不会在意小小的挫折的，况且他在新闻业中的才华并不比列侬在摇滚乐中的表现逊色。用60年代的典型陈述方式说，他妈的，他简直是个编辑奇才。一反当时旧金山音乐小报混乱与杂乱的常态，温纳大胆地选用经典、高雅、清晰的杂志设计风格，而且将新闻写作的要求推向一个极致。在这种举动背后，是他坚持的“摇滚乐是与其他政治事件同样重要，摇滚明星是新时代表征”的信念。而他的杂志呢，正是要为这个新时代提供证明与方向。简·温纳在后来回忆道：“我具有一种将事物清晰化与条理化的直觉，了解设计与如何呈现。当时的地下报纸对我毫无吸引力。”对于规范的传统新闻业更具兴趣的温纳，不管他的作者多么激情、在多么混乱的状况下完成稿件，但一定要求表达清晰。

　　这是一个暴君式的主宰者，在旧金山那间空旷的印刷厂阁楼中，脾气爆躁、因为过于年轻而荷尔蒙分泌过剩的温纳，指挥着一群同样年轻与爆躁的作家与摄影师，他们与温纳一样渴望成名。温纳的煽动能力惊人，他知道如何让那些小伙子们热血沸腾，他常常会在截稿前逼迫已经精疲力竭的作者再次改动，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样会有更富冲击力。温纳的这种天份是《滚石》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滚石》工作过的每一位作家、摄影师、设计师都会告诉你关于简·温纳的一些传奇，比如他会在面试时会问对方：“你使用迷幻药吗？”。包括他冷血式的残酷与莫名其妙的热情。他会在同一天解雇并再次雇佣一位员工，一些人乐于在他背后称之为“公民温纳”；他也会在下属重病时，提供一张面额惊人的支票(当然，这是80年代后的事情了)。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篇2万字的稿件的长度是惊人的。但温纳激励着他的同志，只有这样的深入报道才能够全面而真实的表现那些新时代的英雄们。1970年的推出的简·温纳对于列侬长篇访问，更成为摇滚乐史与新闻史上最惊人深入的专访之一。而《滚石》的图片选择或许是摄影新闻业上自《生活》杂志创办以来最重要的突破。1968年，《滚石》选择了约翰·列侬与大野洋子手拉手裸体背对镜头的照片作为封面，引起全国性轰动。其长期的首席摄影师安妮·莱布更是摄影史上罕有的人才。

　　温纳最初宣称，该杂志除了报道音乐以来，更强烈关注音乐所包容的事件与态度。从70年代初开始，温纳开始更鲜明的关注政治与社会事件。美国当代史上无法忽略的名字汤姆·伍尔夫、亨特·汤普森即是在《滚石》开始他们的“新新闻写作”的探索的。亨特·汤普森以摇滚乐的节奏感对于1972年美国大选的报道，今天依然震撼人心，其作品《在拉斯维加斯的恐惧与厌恶》，是美国政治写作中的最惊人之笔，今天已经引人争论。而按照小说笔法来报道新闻的“新新闻写作”不但是新闻史上对于《纽约时报》、《时代》等传统新闻推崇的史料的一次背叛，更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次重要尝试。《滚石》尽管并非始作俑者，却由于这两人的存在而扮演了令人眩目角色。

　　到了70年代中期，《滚石》无疑已经进入了全国主要杂志的行列。这不仅是因为，《滚石》杂志的版权页上出现了类似乔·克雷恩(现《纽约客》政治报道记者)、汤姆·海登、霍华德·库恩这样一长串令人惊叹的美国杰出记者、作家与摄影师的名字，也不仅是因为他对于列侬、美国大选、还有各类社会问题进行的深刻挖掘与探索，更重要的原因是，简·温纳所推崇与引领的音乐潮流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整个美国已经摇滚乐化了，你可以想象傲慢的《纽约时报》都开始报道摇滚乐了吗？

　　罗伯特·德瑞普在其著作《滚石杂志：未经删改的历史》中写道：“从1970年到1977年，在美国没有另一家杂志象简·温纳所称‘来自旧金山的摇滚小报’(指《滚石》)，那样城市和富有想象力。)”纽约的《村声》杂志评论道，如果你在70年代是个新潮的白人男孩，《滚石》很可能是你最重要的信息渠道，婴儿潮那一代的各种文化标签，青年文化、摇滚文化、嬉皮文化、抗议文化，都是《滚石》的一部分。

　　1977年，简·温纳决定将《滚石》迁往纽约。尽管20年后，温纳仍然坚持旧金山是最理想的工作场所。但他清楚，1977年的美国已经不再那么风行他热爱的嬉皮作风，摇滚乐也不再是反叛的象征了，摇滚歌星已然是商业电视台上的新明星了。而《滚石》经过了10年的高速发展，强烈的危机感已经出现。简·温纳的冷酷与多变，令那些杰出的记者与作家们一旦成名便迅速离开。况且，这些更适合于60年代风格的记者们似乎有点被时代摔下了。而《滚石》永远需要它的作者深切的了解16岁的少年到底喜欢什么。10年前的《滚石》，大家都年轻，都拼命的拒绝成长，但到了1977年，除了简·温纳，他们都长大了。简，希望看到改变。况且，对于温纳这样张扬分子，纽约是真正的媒体中心，在那里他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与更响亮的名声。

　　为数众多的批评者将1977年视作《滚石》衰落的开端，纽约的商业气息迅速冲淡了这本杂志的革命性与思想性。一位摄影师发现，当他从纽约的《滚石》办公室出来后，门口大量记者会追问：“一年收入多少？你有什么音响？你花多少钱在衣服与食品上？你开的什么车？”没有任何问题询问毒品、政府、社团等问题。这些厌恶商业的家伙们惊奇的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主流媒体。

　　简·温纳对于这一切当然满意。坐在那间宽阔、空旷、极富品位的办公室内，这位最初的穷小子体验着功成名就的满足感，那些晋见者需要穿过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长廊才能进入他的房间。他已经是纽约最大新闻人物之一了，他身上依然带有的强烈嬉皮味道加强了他的戏剧感。他身边永远簇拥着的那些大明星、他对于服饰的追求是当地报纸谣言专栏的永远品评对象。

　　《滚石》是简·温纳的孩子，那些才华横溢的记者们不过是帮助它成长罢了，它过去是也永远只会是简·温纳性格的产物。温纳曾经用这本杂志，完成了他接近那些大明星的愿望，而现在，他已经明星们成为一个家人，简·温纳象个孩子迷恋朋友一样坚持与他们并肩作战。这样你就可以了解，温纳在列侬被刺那天所表现出来的悲痛，他与其他歌迷一样在大雨中哭泣，并在纪念列侬专号付印前，在杂志下面加入一句话——约翰，我爱你我想念你你将与上帝同在……

　　当一本杂志与他报道的对象成为一家人时，它的报道能力自然引起怀疑。越来越多媒体观察者和那些曾经的老员工认为，《滚石》失去了最初的反文化精神，而变得象《娱乐周刊》一样的大陆货。

　　当年的革命者简·温纳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总是十分尴尬。他常常回答道，这是那些被杂志解雇的人的说法，说杂志已经变形显然是中酸葡萄的说法。毕竟这是资本主义，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挣到钱的。

　　这种辩解显得很脆弱，让简·温纳更加偏离了原来《滚石》的风格。70年代杰出的杂志工作者，大卫·菲顿说：“时代真的变了。过去与简打交道时，我们是伙伴、是朋友，彼此平等。但今天的简已经成功了，长大了，不想与任何事情战斗了。”大卫认为，在温纳的眼中，革命结束了，《滚石》现在是生意了。由利润与荣耀而非创业的激情主宰的杂志已经失去了生气，在这位老员工看来，今天的《滚石》每期只有一篇文章有资格进入70年代的杂志。它的写作水平已经下降，曾经对于社会的批判的讥讽态度已经消失了。如今在《滚石》的封面上露面的是辣妹这样的浅薄女孩，而不是最初的那些音乐大师们？

　　对于这一点，简·温纳将责任推给了社会的变迁不无道理：“70年代的反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今天的主流文化。30年前的滚石，诞生于一个什么人都在反抗的社会，今天呢，孩子已经非常自由，他们不知道该反抗什么？摇滚乐成为每个商业电视台的节目。《滚石》或许遗憾失去了最初的旁观者角色，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到我们最初所倡导的东西了……”

　　1998年5月，《滚石》杂志在ABC电视台播出30周年纪念专题《我们在哪里：滚石国情咨文》，从流行音乐、个人、社区、宗教、情感、工作、金钱、政治等各个角度探讨普通美国人所关心的话题。借助“国情咨文”这样的名头，《滚石》试图提醒美国人，这本杂志对于美国历史与整整一代人的深远影响。但显然，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滚石》声称自己仍然是“全美流行音乐及相关文化杂志”的说法，不理不采。

　　在MTV电视台、和各个重要媒体音乐评论的包围下，《滚石》显然已经失去了生气。他最初的独特声音必然因为失去独特而衰老。尽管现在员工声称《滚石》的办公室，比其他主要杂志，更少虚伪之气，更具有年轻人特点，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的《滚石》读者平均年龄27岁，对于一份青年杂志来讲，这有点老了。

　　简·温纳的反叛激情与那个时代同样过去了。剩下的是他依然强烈的对于声名与财富的追逐。其实，他一直就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只是在年轻时他对于报道的激情战胜了对于财富的热情，那时候他一无所有，可以凭借冲动与直觉。但是现在，他不但拥有了《滚石》，还购买了娱乐杂志《美国》，创办了成功的男性杂志《Men’s Journal》。他已经进入美国媒体巨头的行列，温纳媒体集团涉及杂志、图书出版与电视业。而且，他53岁了。他回忆道：“那时候，编辑思想是极其开放的，我们必须保持天真、保持冒险与与众不同的欲望。只有这样，世界才为你打开。在富有之后，我们需要一点职业化，需要成熟起来。但这太困难，我们都年轻，我不过21、2岁。大家都拒绝成熟。”而现在，他已经逐渐成熟了，尽管他依然在拒绝。

　　2000年底，简·温纳在采访列侬30年后再次采访了即将离职的克林顿。简常常抱怨，这个时代已经很少有有英雄，而克林顿是他依然衷心热爱的人物之一。他们似乎有许多共同点，年龄相仿，都拒绝长大，都异常聪明，或者利用政治、或者利用媒体共同为美国文化注入了60年代的摇滚精神。Zeitgeist(时代精神)，这是人们对于简·温纳的最常用称谓。他的最初崇拜者都已经淡去，他几乎成了唯一的依然活跃的见证者。但这个迷人的称谓也宣判了简·温纳的必然没落，不管他的媒体事业多么成功，他都不再是时代的引领者，人们心目中的温纳在70年代过后已经死去，留下的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朋友的媒体巨头的形象。三个例证残酷无情地说明了温纳对于时代已经失去敏感的嗅觉。80年代初，当有人说法他投资刚刚出现的MTV时，他毫无兴趣；90年代初，象他当年一样年轻的马克·安德森在向他说明万维网的巨大前景时，他不愿意花一分钱，几年后，上市的网景公司让马克·安德森的个人资产迅速超过了简·温纳；稍后，他同样错过了《连线》杂志的投资机会，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网络正在象当初的摇滚乐一样改变世界的精神面貌……

　　对于简·温纳的职责略显苛刻，不管你怎样拒绝成熟，你终究逐渐失去激情与锐利。但人们会因为你在最激情与敏锐时的成就而对于心存感激与敬畏。历史在回顾1967年时，会提到很多重要而有趣的事件。比如那位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克斯的拉丁美作家出版了《百年孤独》，该作者认为它的开头“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是20世纪最不凡的开头；这一年我们在电影院里看到了《毕业生》，迷惘的青年本杰明与父母一辈的罗宾逊太太躺在了一张床上；在世界陷入如此混乱与分裂的1967年，物理学家温柏格提出了统一场论，试图用一种理论将宇宙进行全盘解释；历史还会记载到1967年夏天，嬉皮士们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动人口号，旧金山的海特—阿特伯雷是他们最著名的集中地，成千上万“鼓吹爱情、和平和美好的佩花嬉皮士”们在此活动；历史还会记住——这一次会让简·温纳手舞足蹈的——一本叫做《滚石》的杂志也在旧金山诞生了，它很可能是20世纪下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出版物，它几乎承载了整整一代人理想与信仰、愤怒与欢乐，它见证并间接创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的国民共同的信仰就是摇滚乐与摇滚精神。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12:00

《爱丁堡评论》：一份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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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11月01日 14:53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现代人必须被简短地告知应当想什么，这毫无疑问，他必须被告知……开启这一制度的《爱丁堡评论》，堪称我国适合于明智之士观点的大题目的开先河者。

　　--沃尔特.白芝浩 19世纪英国评论家

　　启蒙运动促成了杂志业的开端。当18、19世纪的欧洲才子们不满足于仅仅对沙龙里的同志宣讲对于世界的崭新观念时，他们开始渴望通过周期性的出版物来展现自己的理念。杂志成了最佳选择，它比报纸更具深度，比书籍更有时间感。

　　创办于1802年《爱丁堡评论》是一个典型例证。4位创办人相当年轻，他们是有着良好修养的穷书生，是致力于打破传统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试图让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念、大卫.休谟的哲学思考、彭斯的诗作进入普通阅读者的视野。他们选择了充满生命力的语言叙述，更重要的是这本杂志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低级商业模式的奴役，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写作方式。这本标价昂贵的杂志(每本5先令，只有富裕的人才购买得起)，迅速赢得了正在崛起的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他们惊喜地发现这本观点独立的杂志，让他们更迅速与深刻地了解到人类智力的新进展，谈论《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成了19世纪初英国有教养家庭的日常练习。

　　《爱丁堡评论》、《威斯敏斯特评论》以及更早些的《旁观者》、《闲聊者》构成了近代杂志业发端与繁荣，他们因对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资讯爆炸进行了梳理，给成熟的阅读群体提供简洁而富深度与趣味的分析获得了成功。但此时的欧洲经济还无法承载更大规模的阅读群体，真正的大众文化时代要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真正来临。但19世纪的《爱丁堡评论》已经彰显出一本好杂志的一切要素：对新的知识领域进行探索；选择新鲜而非陈腐的语言方式；主办者为知识精英，但常于与普通人交流；编辑方向由编辑而非短视的商业利益驱动；具有独立精神；力图改变现实，而非迎合现实。

　　现代杂志业基础奠定于1920年代的美国。这是另一个资讯扩张时代，广播、电视、电影都于此十年间出现。《读者文摘》(1922年)、《时代》(1923年)、《纽约客》(1925年)、《财富》(1929年)、《商业周刊》(1929年)都也诞生于其间。尽管这些杂志的创办人，不比《爱丁堡评论》编辑们的才智，但这些创始人无一都是当时的叛逆者与革新者。他们将新闻业纳入专业化的轨道，将编辑记者这一含混的工种职业化。这些杂志的创始人在日益关注发行量与广告收入的同时，也毫不懈怠让自己的杂志发出的独特的声音。《时代》竭力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世界局势，《纽约客》则尽量传达爵士时代的新精神，《商业周刊》与《财富》则强烈地关注一直被人们忽视的商业力量的崛起(我个认为《读者文摘》是成功的杂志，却不是好杂志，因为它更多的是迎合而非建设)。这些杂志与其他力量一道，奠定了现代美国人(甚至现代世界)的精神生活。当然，这些杂志已经不复《爱丁堡评论》那样浓重的理想色彩，他们对于商业上关注确保了它们可以长期地生存下来。这些今天的"大众杂志"，在最初都是"小众杂志"，它们都因与众不同的个性而成功。

　　这里，我需要重申"好杂志"的概念。自18世纪起，杂志便具有不同种类。《爱丁堡评论》偏重于有教养的读者，也同样有一些低级杂志适合于低级受众，它们可能都大受对应读者群欢迎，它们都是成功的杂志，但却只有前者才是"好杂志"。在这个名词背后，是我坚持的文化具有高级、低极之分的等级制度。我在文章中所强调的理念同样来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才子们，这种理念尊重人的智力生活，相信这世界具有崇高的情感，相信艺术的力量，强调心灵的力量可以改变现实的粗陋，更坚信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人的天才与创造性高于一切……所以，"好杂志"是那些可以呼唤出人的崇高情感、激发出人的创造性的杂志，而非那些因仅仅迎合于人的低级需求、麻醉人的智力生活而获得成功的"成功杂志"。

　　美国的杂志业在40、50年代达到了顶峰。《时代》这样的新闻杂志对美国政治具有令人生畏的影响力，而《纽约客》及更早的《大西洋月刊》、《哈泼斯》杂志构成美国人主要的"文学生活"，《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则是逐渐浮出水面的工商界的观察者……50年代开始，伴随着电视的普及，杂志的黄金时代开始褪色，阅读文化似乎要逐渐让位于视觉文化。而杂志市场也开始逐渐细分，杂志本身也越来越实用化，它们为读者提供日常指南。比如教女人如何穿衣服的"时尚"杂志，可能就有十几种之多，而"男性杂志"、"色情杂志"、"技术杂志"、"地理杂志"、"经济杂志"，这样不断细致的类别，让杂志业继续繁荣，但是它们都并非"好杂志"，它们更象手册型的"生活指南"。

　　我所说的"好杂志"仍然局限于那些趣味广泛，蕴涵着智力含量的杂志(英文用"general interest")。这样的杂志在网络与电视业的共同夹击下，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因为它们不够"专业化"，无法对某一个细节进行深入报道。(这样的杂志是《时代》、《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哈泼斯》、《纽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但正是在此时，这些"好杂志"突显出其无比的重要性。

　　当代人已经不再读书，他们更倾向于电视画面，但文字比画面更蕴涵思考是不言而喻的。杂志可能是他们唯一阅读的文字较长的读物，同时杂志又比报纸更具有设计感。那么当代杂志，可能是唯一能够将艺术与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出版物，它所强调的智力练习与美学欣赏可能是普通读者接受"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唯一有效渠道了。于是，一个好的杂志编辑，必须同时是一位精通文学、思想与艺术的通才，他为读者提供一种整体的思想性与艺术感。

　　一本"好杂志"必须担负起在网络与电视、报纸共同制造的资讯垃圾中披沙拣金，并知道如何将有修养的写作与高级艺术趣味传达给读者。对于一位普通读者来讲，拿起一本"好杂志"，就意味着进入一个美妙且奇妙的世界，沿途不断感受到那些新奇事物，不断让自己的精神处于兴奋状态，并最大程度的调动起自己的脑神经。而在阅读完毕后，一种情感将激发他去创造，去享受生活，去关注世界，去同情弱者，去尊敬艺术、思想与文学……

　　好了，你肯定会嘲笑我看似毫无边际的幻想，但这正是一本"好杂志"的重要元素--"好杂志"从来都是不安分的，它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挑逗起你生活得更崇高、更伟大、更丰富的欲望。

hover · 发表于 2003-5-3 13:13:00

财富》：商业是使命也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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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1年10月26日 09:31 新浪科技

　　文/许知远

　　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亨利·鲁斯《财富》创始人

　　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被一些活生生的人所驱动的。——约翰·休《财富》现任主编

　　1920年代，当亨利·福特因为T型车的成功，开始肆无忌惮地对社会问题发言时，商业仍然生活在政治与文化的阴影下，商业生活是隐秘而缺乏公众尊重的，商业人物是一群“唯利是图分子”。而时间到了1939年，IBM总裁托马斯·琼·沃森已经开始对全世界讲述“文明的本质”了。那么到了50年代，伴随着彼德·杜拉克所言“大型工业组织要取代常规政府”的进程，商业领袖们成了不苟言笑、高高在上、令人敬畏的家伙们。而在80年代的里根所鼓励的“贪婪时代”中，商人们已经成为名利场中的利害角色，他们毫不羞涩地与电影明星与政治流行们站在一起；而自互联网革命发生以来，我们都在想，商业世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比尔·盖茨、史蒂夫·凯斯、杨致远、吉姆·克拉克成了全能冠军，他们是不但是商人，更是发明家、思想家还有时尚界先驱，他们创造流行的硅谷生活方式，他们改变艺术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甚至说他们在创造第二次文艺复兴(就象熟悉中世纪历史的惠普总裁费瑞里奥所言)……

　　技术变革与社会文化的转化在上面描述的戏剧性变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我们必须同样承认，一本名叫《财富》的杂志也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它最初提出了商业在社会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使公众认识到工业500强的重要，并令企业报道逐渐成为新闻业中的新阵营……我们至今为这本杂志的创始人亨利·鲁斯的洞见吃惊不已。

　　1929年3月，这位年仅31岁的《时代》杂志出版人在一次公开讲演中说道：“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控制我们的生活，而同时许可我们去加以控制的就是科学、技术、以及环球信用和环境的发展——简而言之就是现代企业，企业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艺术家、牧师、哲学家、医生的生活必要条件，因为企业对对艺术家或哲学家的生活情况问题，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普通人更是随时都必须与企业发生关系。”

　　4个月后，美国的界企业界人士看到了鲁斯讲话的杂志版。一本184个页码，全部用重磅铜板纸印刷、并配以最精美的图片的《财富》杂志重重的摔在了他们的办公桌上，而它的价格是闻所未闻的1美元给予读者一种难以忘却的身份感。(相当于今天的10美元，当时的《时代》年订阅价不过5美元)。

　　鲁斯渴望这本杂志给它带来了真正的成就感。(因为毕竟《时代》是由海登与他共同完成的，而由于海登是第一位总编辑，《时代》带有更鲜明的海登而非鲁斯风格。)由于他坚信商业将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在选择刊名时，他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度犹疑，可见他笃信财富即权力)，而在当时除了《华尔街日报》对于商业并不全面的报道外，美国媒体对于商业界普遍缺乏兴趣与尊重。在经过两年的调查与试验之后，他决定出版这样一本“外观极尽豪华，插图极其珍贵，报道文章怀有一种适得其商业在公众心目中获得应有地位的目的。”的杂志。于是我们在时代公司的历史文献上看到了当时对于《财富》杂志的定义：

　　一.这份刊物将是美国现有刊物中最精美的出版物。

　　二.它从头到尾都是权威性的；

　　三.它将以最引人入胜的文字撰写，完全以事实为依据，深入浅出地报道商业界所关心的主题

　　四.它将以技巧的方式探讨商业道德的立场。由于对海登创造的《时代》饱经唾弃的特别文体耿耿于怀，鲁斯对于《财富》杂的写作风格有着令人惊异的追求。他在寻求编辑与作家时，不需要他们学会写商业报道，但一定会写作诗歌与散文，在第一批撰稿人名单中甚至出现了海明威。而《财富》一些编辑在离职后成为美国重要的作家。而到了1940年代，《财富》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英语世界写作最优雅的杂志之一。

　　1929年10月，在创刊号推出3个月后，股票市场崩溃，美国陷入了历史上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对于一本报道商业的杂志来讲，这可能意味着灾难性的损害。而鲁斯却在危机之中看到了《财富》的未来。鲁斯相信，经济衰退与那些很少抛头露面地商业巨子们关系甚大。他们从事已经不仅是私人性的商业，更是与全社会相关的活动。所以《财富》有责任将企业内幕揭露出来。一直到40年代，《财富》的报道成为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梦魇。它对于缺乏商业道德行为的揭露，赢得了公众的信赖。

　　不管《财富》开罪了多少企业，到了40年代，它已经成为企业界的一种身份象征。它开创的企业故事、考究的叙述风格与不可夺得的配图，当然还有1美元的高额价格让那些高级管理人员非常乐意地把它摆在客厅的显著位置。而对于新闻界来讲，《财富》或许是促使商业新闻觉醒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它鼓励了它后来的竞争对手《商业周刊》与《福布斯》投入竞争的欲望。它的“深度报道”变成了后下半个世纪新闻业最热门的报道形式，它对于写作技巧的追逐让商业报道更富有尊严与历史感。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财富》竖立地自以为是的高傲感。曾任《财富》编辑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回忆道，《财富》的真正阅读者其实并不多，读者愿意购买它，却懒得读它。这种高傲感与战后美国开始兴起的工业社会的作派不谋而合。这是一个由通用汽车、IBM、福特汽车、美国钢铁公司构成的社会，它们的等级森严，讲究权威。而《财富》在经过30年代的揭露式报道后，开始转向温和地介绍企业组织。伴随着《财富》杂志成为这些工业巨头中的一员，它的报道口气开始愈来愈象一位企业领袖。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下，《财富》成为了工业社会的发言者与阐述者，企业开始如饥似渴地希望《财富》来报道它们。1955年率先进行的“财富500强”的排名，与每期48万的发行量让它成为商业新闻世界中的奥林匹斯。将近50年来，“财富500强”成为美国工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全世界的媒体都以此为重要新闻进行报道，而进入500强的公司更会名声大增。对于中国读者来讲，1999在上海进行的财富论坛，让我们看到了《财富》杂志的影响力。

　　但傲慢《财富》在80年代商业界发生的重要变革中错失了机会。华尔街的交易商开创把商业变成了一种巨大财富游戏，他们不再喜欢《财富》所尊崇的工业形态，一种严肃的昂格鲁—萨克孙式的自以为是。于是，《福布斯》与《商业周刊》的顺应潮流让《财富》陷入某种痛苦。接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商业带来更加致命的变革。商业早已超越了最初的范畴，它渗透入每个角落，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席执行官们比政治家们发挥着更大的影响。

　　《财富》必须影应商业变革，它正在被媒体评论家称作“每期都在与《哈佛商业评论》争夺‘谁更乏味’的桂冠”，它的发行量已经降至41万册。很多商业人士象作家庭作业一样阅读它。

　　约翰·休看来是位合适的人选。这位51岁喜欢开玩笑的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在1995年成为《财富》的主编，他显然对于鲁斯曾经标榜的严肃商业报道原则不屑一顾。他讲道：“一些人将商业视作教堂里祈祷一样神圣，但我却更将它看作热门的体育运动——就象全美橄榄球联赛。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被一些活生生的人所驱动……”为约翰·休的哲学作注解的是史蒂夫·乔布斯与拉里·埃利森这样的作秀高手，商业领袖与技术天才的确正在成为新的文化英雄。商业不在意味着循规蹈矩地“组织人”，而是如何自我表现。

　　约翰·休促使《财富》杂志的每一篇故事都刺激人心，象一初伟大的戏剧。它选择编辑记者时，从不去关心他们是否懂得股票市场或者商业准则，他注重的是你的写作能力是否足以打动读者。休的努力正在让《财富》恢复它往昔的活力，休会自豪的说，它的发行量已经升至78万份，在《广告周刊》进行的1998年度最热门杂志榜中，它排在了第七位，遥遥地把《福布斯》与《商业周刊》甩在身后。而令人吃惊的是，另一份商业杂志起死回生的约翰·休却对商业缺乏热情，他更衷情于将《财富》杂志办成一份无所不包的流行文化杂志，仿佛商业界的《君子》杂志。我们看到那些大受欢迎的封面故事《对性成瘾》、《华尔街上最令人恐惧的S.O.B(狗娘养的)》，正在不断向大众杂志靠拢。而约翰·休本人对于嬉皮风格的热爱也尽显无疑。

　　我们无法想见亨利·鲁斯对今天的《财富》作何感。但这本杂志的确见证并改变了它生活时代的商业精神。过去，它与刻板的工业王国仅仅相联、相互造势，此时的商业精神遵守19世纪自由竞争时代的商业理念，商人们被清教理想所约束，集中经历赚钱而非抛头露面；而今天，它成了新经济的鼓吹者与新商业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它相信放纵的风格，更相信商业已经不仅仅是专业操作，更需要个人表演能力与煽动性，商人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与最引人瞩目的表演者，它们是约翰·休喜欢而亨利·鲁斯唾弃的60年代反叛精神的延续。但是，有一点却始终没有变化，那是亨利·鲁斯的70年前的判断：“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时代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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