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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爽，我写得这么好的书（希望这句无耻的话可以激起讨伐我的愤怒），没多少人看，现在把第一章第一节贴出来给各位品评一番，我最希望看到有人骂我、贬我，因为这样，我会得到更多地知识。当然骂我、贬我也要有根据。我希望，骂我之声、贬我之词，如急风暴雨一般，谢谢。 鲁特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他非常无情，而且有让所有事情按他所想去实现的能力。在一次法庭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就很中肯地建议鲁特要有点良心。 《管理百年》2003年9月 随着人类逐渐脱离了原始的公平与民主，开始追逐所谓的效率与强者心目中的好的生活以后，管理便作为一种手段，开始了独立的发展，同时也缓慢的出现了各种管理者。例如酋长、王、皇帝、羲和、任人、司徒等等。这一脉络的职业管理人在今天被叫做总统、司令、首相等等。 职业经济管理出现于何时？ 无论是六千年以前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是五千年以前的中国，抑或是三千年前的古希腊都出现了家族式的管理人。正是因为有着如上这些管理者，世界历史才出现了众多令人兴奋与垂泪、怀念与痛恨的回忆。他们借用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或准宗教（如儒家思想）以及国家机器掌控着国家的进步或衰退。这被称作上层建筑。 而在下层，也即民间层面的管理者也几乎同步发展，这一点中国最为明显，因为中国宗族观念的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王朝的管理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上层建筑与宗族的合作。上层建筑的管理者被统称为政权，民间则被称为族权。这也是国外政权生命力低于中国政权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随着国家的扩大与生产分工的加强，各类职业管理者开始出现，诸如官吏。但在诸多职业管理者中，出现最为缓慢的便是：职业经济管理者。职业经济管理者出现最明显的标志，便是3800年以前的古巴比伦王朝。古巴比伦王朝最杰出的统治者制定的一部法律，告诉我们：职业经济管理者出现了。这部法律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它就是《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中提到了两种主要商人，一种被叫做塔木卡。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高利贷、贩卖奴隶、为国家征收租税等，其身份类似于今天的国有企业以及官商勾结的私营企业。另一种被叫做沙马鲁。他们主要是塔木卡的代理人，但也是其商业伙伴，主要从事为塔木卡推销商品，塔木卡则付给其工资；而势力大一些的则可以与塔木卡合伙经营，参加分成。沙马鲁的出现代表了真正的职业经济管理者的诞生。 野蛮时代的经济管理者特点是什么？ 有些人并不同意野蛮这一称谓。他们的理论支撑点就是：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古代人？我在这里要大声的说：为什么不可以！ 以现代人的观点看待乃至评论古代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点查出古代人的某种不足，作为应该提醒我们的教训。如果绝对化“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古代人”，那么古代人的不足就成为了无所谓，那教训也就不能称其为教训。因此，一定要以现代眼光，来看待古代人，特别是经济管理者的特点。在这里，我们主体介绍一下16世纪以后的古代经济管理者的特点。 古代经济管理者的特点首先一点就是野蛮。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贩奴行为，抑或是工厂管理，都是伴随着消极怠工、游行以及死亡。最终，在一波又一波的暴动中，经济管理者咧开了吞噬人性的笑脸。 其次，科学技术仅仅被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工具。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是以更好地服务人类为己任，然而，事实的发展并不是如此，特别是在古代经济管理中。例如秒表这一发明便被泰勒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工具，正如和平的火药被西方人变成了一种杀人的工具一样。《管理百年》中曾对这一时刻进行了令人兴奋的描述，“泰勒的秒表是一个变革的征兆，时间不再由太阳的升起或教堂的钟声来宣告；而将由工厂的汽笛或工厂的钟声大声宣布。时间将由管理者来衡量和宣布了。”。是啊，它确实是一个变革的征兆，它宣告了一个工人被要求至少工作十三个小时的时代开始。而这一野蛮管理却有着一件漂亮的外衣“科学管理”。而泰勒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而这一桂冠的拥有者不是他，而是一位伟大的法国人。 再次，野蛮管理中的科学性。在野蛮管理时代中的许多科学管理方法，仍然对于处于现代的我们有着借鉴。例如，古埃及的人员管理数量，就认为“每一个监督者大约管理十名奴仆”（《西方管理思想史第二版，2002年经济管理出版社，郭咸纲》）。2300多年以前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迪的门徒色诺芬写成《经济论》一书，就认为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加强人的管理，判断管理水平优劣的标准就是财富是否得到增加。而今日世界的某些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显然没有做到上述两点。 野蛮管理时代有哪些著名管理者？ 在漫长的野蛮经济管理时代，随着国家管理者管理国家能力的递增与减弱，世界经济领域先后出现了几大商业帝国，我们可以管它叫做“国家商帮”。例如我们熟悉的“罗马商帮”、“希腊商帮”、“迦太基商帮”、“犹太人商帮”、“阿拉伯商帮”等等。 以帮会这种地域性、民族性来划分管理者，其主要作用在于：可以清晰的了解成功管理者的优点与不足，而且每个商帮都会有基本相同的特点，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例如“犹太商帮”，犹太人创造的商业文化举世瞩目，然而其负面作用也非常显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犹太商人”往往成为“为富不仁”的代名词。 在以上诸多国家联盟性质的商帮中，我国明清以前的特色不明显，即使有人举出“丝绸之路”，但其国家属性极为明显。传统的农业国，使我们的商业触角伸展得并不长远，基本上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区域内活动。虽然有证据表明，我国早在两千年前就与非洲、欧洲有了联系，而且联系的紧密程度可能比我们的想象要高。但不争的事实是：这种联系往往是靠中间人的递转，而并非双方直接进行贸易。 因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行为，不可能被称为“国家商帮”。因为，直到今天三农问题仍是国家基础性问题。对商人“集体不信任”思维，仍然存在于许多人的头脑中。因此，“国家商帮”在目前中国紧紧是一种逐步孕育中。 商帮的形成其主要特点是：必须有相当多的企业跟随标志性企业，采用同一价值理念，组成一个集体而从事经济事务。因此，目前我国的“国家商帮”没有形成。 但对于国内商帮来说，以晋商、陕西、徽商等为代表的明清十大商帮的出现，则宣告了我国职业经济管理者的正式出现，而在十大商帮中的晋商则出现了中国股份制企业和职业经理人的雏形。之所以会在晋商内出现，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晋商以诚信著称，特别崇信“管鲍遗风”，其标志性口号就是“义中取利，信誉第一”。因此，晋商对于合伙人以及有才能的伙计，往往大胆提拔、大胆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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