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亚洲巨人如何在金融危机后站起来

qihaitao

来源：明新财讯   

        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重创亚洲经济，“四小龙”、“四小虎”们都被一网打尽，从此亚洲经济除中国一支独秀外，一蹶不振，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长期通缩；5年后，金融体系依旧是阻碍亚洲经济发展的最大的绊脚石，高达两兆美元的坏帐，经济看不出有任何复苏的迹象，特别是步入2003年，诸多不明朗因素仍笼罩着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美伊战争的不  
确定性，恐怖组织的蠢蠢欲动，使整个世界不仅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极端不安的动荡时代，而且经济上也难以让人看到走出低迷的希望。面对经济上的困境，亚洲各国政府都开展了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银行间的合并大潮一浪高过一浪。

　　1.金融——亚洲经济的软肋

　　逐步逃出金融危机的亚洲，经济潜力仍未充分发挥，而妨碍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依就是虚弱和无效率的金融体系。亚洲未来发展的根本也系于金融体系能否重新顺利地得以健康构建。

　　2002年东亚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达5%，相较于2001年的3%和2000年的7%还不是很稳定，但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相比，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以美元计算，也只有中国内地和香港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也主要因为中国内地和香港并未直接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

　　金融危机摧毁了亚洲大多数国家巨大的社会财富，使贫穷人口大幅增加，光是银行系统，企业的坏帐总额就高达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这种损失对储蓄的杀伤力，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带来的破坏。有些国家不得不动用政府力量来帮助银行系统清理坏帐，并由国家财政为银行坏帐买单，以鼓励银行再度融资。但是，尽管有一些国家对银行坏帐所造成的损害心知肚明，可是政府却没有拿出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结果只能是拖得时间越长，后果越严重。比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拖延坏帐问题，只能是付出更高的代价，但仍有一些国家放任银行贷款给一些政商关系较好的企业，或者容忍企业延迟还款，致使社会资金无法按照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分配，在这种新旧不分的体制中，使人们很难看到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

　　在处理坏帐中，韩国可谓是最为积极，效果也最为明显，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韩国经济在经历了阵痛后，开始了恢复性增长，以至在世界特别是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韩流”。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作为“四小龙”之一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到1997年底，整个国家几乎陷于破产的边缘。在韩国政府的积极干预和主导下，韩国银行开始大幅处理坏帐。韩国政府的办法是将银行坏帐以很低的价值处置给任何愿意购买这些坏帐的人，并且巨幅裁撤银行部门，清算负债累累并无法获利的公司。韩国政府的决心终于使韩国经济改头换面。不仅使出口导向的大财团的体制更加健全，同时也发动了国内经济增长的引擎——刺激国内需求与消费信贷，外来投资也大幅攀升。金融危机过后，韩国新增一百多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到5～7%/年的水平。

　　有些韩国人将1997～1998年的经济危机(当时妇女排队捐献结婚戒指，以挽救国家的金融)和战争相提并论，这个全国性的大危机迫使韩国从封闭的内视性格转变为欢迎外资，成为勇于改、无畏竞争的国家。

　　在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促成了政治革命，催生了民主，但政治改革之后，印尼却没有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这种不完全的改革进一步滋生了贪污和腐败，经济状况更加混乱，让人几乎看不到希望。在接手大量的银行不良债权后，印尼政府现在控制了印尼经济的大半，从电讯业到种植业，银行几乎全部被收归国有。致使外资不断撤离印尼，当地华侨则将资金转移到瑞士、香港和新加坡等地，银行也拒绝进行融资。印尼的财政状况虽有改善，但仍十分困难，投资前景也不被特别看好。没有和韩国一样的政治决心和全国共议，问题将层出不穷。

　　对亚洲而言，全面的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缓。传统的高储蓄率因消费增加而下跌，这未见得是坏事，因为这有力地刺动了内需，意味着储蓄的分配比过去更有效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老龄化问题，财政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小家庭越来越多，大多数妇女外出打工，由家人照顾老人的传统大家庭日渐减少，照顾老人的成本不可避免地转嫁到政府。以中国大陆为例，目前的人口规模是13亿，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15亿，届时老年人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0%。然而北美和欧洲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使如此仍是问题重重，我国的财政就面临1,000～2,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还未起动。如果农民要求享受同样的待遇，问题就更加严重。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区域银行和民营金融体系(民营银行和民营保险)，加快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使高额的储蓄资金重新回到生产流通领域，使资金的运用更加有效和合理，这就要求整个市场的金融体制要更加规范，从而引导居民储蓄流向股市、债市。现在，银监会已正式挂牌成立，中国大陆的金融改革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亚洲现在的金融部门支离破碎，目光短浅，监管不力，在资金的估价方面往往难以准确把握。虽然亚洲占全世界总人口的一半，GDP的1/3，出口的1/4，但是，只占全球资本市场的16%，如果去除日本，则只占到5%。当然，对于乐观的投资银行而言，这代表着亚洲股市未来的良好发展趋势，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亚洲在金融领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2.全面打响坏帐狙击战

　　亚洲的不良债权到底有多少？实际数字很难估计，有会计师事务所依据《国际会计准则》估算，包括日本在内大概高达两万亿美元，其中仅日本一国就高达1.2万美元。只所以难以准确计算，是因为亚洲一直还没有计算不良债权的通行标准，官方的统计数据不但偏低，而且有时会低的离谱。许多的不良债权都已从银行剥离。除了菲律宾以外，所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都设立了一种由官方资助的机构——通常称作资产管理公司(AMC)。但这种做法取得的成效不一。

　　到1999年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多年积累的巨额不良资产已没有靠银行自行消化解决的可能性，不良资产存量问题又严重地制约着银行未来发展，为化解潜在金融风险，提高国有商业银行国内外竞争力，国务院推出了一项重大政策，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管理和处置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1999年4月20日，中国第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同年10月，东方、长城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这四家公司分别收购、管理和处置从中国建设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标志着我国开始大规模、集中化、专业化处理存量不良资产。

　　2002年年末，华融与摩根斯坦利投标团共同成立第一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同时成立的还有与高盛公司组建的融盛资产管理公司。两家中外合资公司的经营业务主要是涉及不良贷款的处置，价值约为127亿元。这两家中外合作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外资参与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诸多政策障碍与限制已基本消除。通过中外联姻的方式来处置资产的还不止华融一家。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2001年成功向外资出售18亿元的资产包后，去年又与一家美国基金管理公司合作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东方将向这家新公司转让18亿元的不良债权。此外，去年10月长城公司以投标方式，成功地向美国高盛公司出售了81亿元不良资产。与目前我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共有一万三千多亿元不良资产规模相比较，这些联手处置不良资产行动还只是一个开始。
2002年，中国工商银行有200亿元利润用于核销不良贷款；中国建设银行则核销了80亿元不良贷款。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两万亿元，一般情况下，债权类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在40%以内，抵债资产的回收率在50%到60%之间，由此推断不良资产的损失至少在1万亿以上。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有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利润仍要用于核销坏账，解决历史包袱。几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有上市的计划，但困扰上市的主要问题就是各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

　　在众多国家中，韩国的资产管理公司(KAMCO)是最为成功的经验之一，现在已经成为处理韩国坏帐的顾问。金融危机爆发后，KAMCO立即以面额的六成价值买下了韩国银行持有的530亿美元的坏帐，相当于银行业贷款总额的4/5，GDP的30%。这些坏帐，从1998年底开始出售，迄今已经售出超过七成，剩下的大多数是在2000年为拯救大宇公司而留下的。

　　韩国政府从开始就认识到政府是这些不良资产的最佳经理人，越快将这些不良债权处理掉，纳税人的代价就越低。韩国政府引进了美国的金融重整信托公司(曾成功地处理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银行危机)和瑞典的Securitas(成功处理过90年代初期瑞典的银行危机)等西方投资银行，借助这些投咨公司将资产整合，以证券化方式将其出售KAMCO，将部分不良债权以拍卖或竞标的方式整体出售。也有一部分卖给了美国的收购基金，这些基金由GE金融服务，高盛、摩根斯坦利所操作，他们中的很多专家都有处理不良贷款的丰富经验。此处KAMCO还同这些投资银行组成合资公司，分享获利。KAMCO的这些努力有利地推动了不良债权的二级市场建设，其总值已达220亿美元。

　　2001年台湾金融机构的不良放款节节升高，为预防本土性金融风暴的爆发，台湾当局设立了1,400亿元新台币的“金融重建基金”，用于整顿及接管濒临破产的岛内金融机构。据有关统计显示，至2002年底，高达1400亿元新台币的台湾金融重建基金已用去了近65%，不良放款仍逾1.7亿元新台币，约占当年GDP的16%。台湾金融重建的时效非常重要。由于台湾的银行高比率逾放和经营危机通常不是循环性因素造成的，不仅无法等待景气复苏而降低，反而会因处理机时延宕使损失迅速扩大。

　　为应对金融危机，马来西亚在1998年9月开始实施汇率管制，此举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批评。但马来西亚政府利用管制所带来的国内相对平稳，全力处理问题贷款。一开始，马来西亚政府设立重整机构，处置大笔借款的企业，同时政府的资产管理公司Danaharta协助银行清理不良债权，成效颇佳。许多亚洲的资产管理公司都存在角色冲突的问题，要同时对本国的纳税人，需要资金的银行及政府想挽救的企业负责，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利害冲突和道德风险。但Danaharta却能避开。它的工作很单纯，为不良债权找到合适的价格，这个价格是纳税人可以付出的最低价，而银行也能减轻负担，以便再度融资。不良债权的价值由独立的评估人员评估，如果价格合理，Danaharta就重新安排偿债期限；如果价格不合理，就出售抵押品，清算企业或指定行政人员以竞标的方式出售公司。Danaharta以无息债券方式向银行购买不良债权，如果这些不良债权的价值超过Danaharta向银行购买的成本，银行可以得到差额的五分之四，这种方式使银行愿意将不良债权售出。

　　Danaharta表示，它所有的不良债权中，有一半是以债权的票面价格的46%购得，另一半则是政府原有的坏帐。Danaharta的目标是在2005年之前以小额的亏损，处理57%的坏帐。整体而言，马来西亚政府预测，清理银行系统坏帐的成本将占到GDP的5%，这一水平较其它国家要小得多。

　　KAMCO和Danaharta都很幸运，因为他们被赋予清楚的责任和有力的权力，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资产管理公司都如此。泰国的TAMC资产管理公司非但未被赋予降低纳税人负担的责任，反而“帮助债务人继续玩下去”，由于担心被怀疑将不良债权贱卖资产给外国人，TAMC没有尽快出售不良债权，而是试图拖延债务，这种策略必将使纳税人付出极高的代价。

　　在美国信贷银行危机时，美国政府花800亿美元买下不良债权，拿回了4/5的资金。国会议员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纳税人不言他们浪费金钱。每次金融重整，信托公司和国会议员开完会后都会主动发新闻，以告知社会大众。但一位泰国银行家表示，在亚洲尚未形成纳税人文化，也几乎没有新闻稿对民众解释，国家资产管理人到底在做什么。



　　3.亚洲银行掀起合并潮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中，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致力于银行系统的重建，一大批不良金融资产被及时处置，数以百计的商业银行被兼并整合。大型跨国银行或金融机构将在亚洲银行新一轮的合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最积极处理坏帐的国家，必然也最积极恢复银行系统的健康，除了设立国家资产管理公司之外，更进一步鼓动银行业的合并，以大众资金强化最具潜力的银行，关闭体制薄弱的银行，并加紧将政府掌控的银行民营化的进程。在推行银行并购重组的过程中，韩国在亚洲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1997年，韩国共有商业银行33家，但现在已降到十几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迅速拨出相当于该国GDP15%的巨额资金，用于清理并重建银行系统。通过购买银行不良贷款的方式，韩国政府鼓励有实力的大银行进行合并，因而催生出韩国银行业的两大领导集团；而实力薄弱的小公司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合并，使韩国银行业从整体上加强了抗风险能力。

　　1999年韩国政府迫于金融危机的压力，对外开放金融业，美国高盛公司由此成功得以低成本进入韩国国民银行同样是一家上市公司，成为韩国国民银行第二大股东。韩国住宅银行、荷银集团下属的保险子公司也通过类似于高盛公司的方式成为该行的第二大股东。虽然美国高盛公司否认，但外界仍然认为是高盛提议并推动了2001年韩国国民银行与韩国住宅银行之间的并购。从2001年4月合约签署后，两家上市银行在股票的发行上进行了复杂的换股，最后形成一个新的股权结构——大韩民国政府以持有9.64%依然保有公司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但外资持有银行的股份比例高达71.82%，其中美国高盛持2.67%，荷银保险持4%。而过去的国民银行也成了韩国新国民银行，并由此一跃跻身世界银行100强，排各第63位。排名第九的韩国第一银行，在1999年出售给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而资产排名第十的汉城银行被韩国Hana银行收购，收购后成为韩国第三大银行。

　　亚洲一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效仿韩国的做法，由政府出面对饱受金融危机摧残的银行进行并购重组。据报道，泰国的90家金融企业由于短期外汇借贷缺乏安全性而被政府关闭。在马来西亚，政府重新规定最低银行资本标准，迫使54家银行合并成10个主要的银行集团。在今后几年，马来西亚将最终只留下三四家打理全部业务的银行集团，而其他的银行都将从事单项业务。马来西亚央行总裁赛提认为，在2007年外资银行全面登陆后，这几个本土银行集团的规模应足以应付。她表示，政府将静观其变，最终应该有三到四家综合性银行，及几家专业银行脱颖而出。印度尼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共有238家银行，其中160家为私人银行。印尼政府随后关闭了66家银行，并由专门机构控制绝大多数大型银行。

　　许多银行家曾预测，金融危机将带来亚洲银行的跨国合并潮，而今这种预测已经开始成为现实。这对举足轻重的国际性大银行，如汇丰花旗、德意志、摩根等来讲是在亚洲提升地位的大好时机。拉丁美洲的前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拉美1994～1995年的银行危机使得外资银行在墨西哥的比重从6%提升到23%，在阿根廷则从15%提升到55%。

　　中国大陆的商业银行也积极参与了这场并购大潮。2000年4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招商集团在香港达成协议，收购1994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友联银行。2001年，中国银行成功重组香港中银集团，将10家成员银行合并成立当地注册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7月25日，重组后的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境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此外，作为中国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已于近期拟计划收购印尼的一家银行。

　　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亚洲多数银行遭到了数次“洗劫”，他们的资产在1年后缩水了3/4，因此急需注入大量新资金。过去对外国投资者关闭本地银行市场的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承认外来资本的重要性，泰国、印尼和韩国已经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了本国市场，允许他们全资介入地方银行，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也逐渐提高了外资持股本地银行股权比例的上限。但外资银行并未真正称雄亚洲。外资虽有助于一些国家(尤其是韩国)改革银行市场，但大部分外资银行，避险基金，私人股票基金的收购只是抢占了先机，却缺乏全面策略。

　　有些外资的计划因空地的政策因素制约而受挫。企图在亚洲消费性金融信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渣打银行，去年着手收购印尼的中亚银行，原以为木已成舟，唾手可得，没料到中亚银行后来被交给了费拉伦资产管理公司。在韩国，汇丰原本打算收购汉城银行，但有关人士认为汇丰的收购条件太差，强烈反对，结果最终由Hana银行接盘。
外资银行经常被指控在收购过程中有欺诈当地银行之嫌，即使在日本，媒体也宣称日本政府痛苦的银行改革计划，也是在布什政府的指示下进行的，其背后是收购不良资产的美国私人股票投资集团，也就是所谓的秃鹰基金。

　　在亚洲称霸，可能是美国人永远难以实现的梦想，但它们的比较优势有望增加，它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因为它们比亚洲的本土银行拥有更多的营销渠道。它们建立了庞大的处理中心，以降低全球客户的成本。汇丰银行在印度的海德拉巴与班加洛以及中国的广州都建有这样的处理中心。渣打银行则宣称，他们在印度清奈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新中心，效率极高，并且将在中国再设一个新中心。韩国国民银行行长金正泰坦言：让我夜里失眠的不是韩国的银行，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些国际巨人。⊙编辑/段伟

　　邬思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本刊特约美籍华人金融专业作者，长期从事亚洲金融研究，著有多部专著，亦有从业国际金融机构的资深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