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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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商界的神话写满英雄主义，当今变革时代，正是英雄辈出，只有英雄真正属于变革，也只有英雄才能够主导和引领变革。在经历了 80 年代的启蒙、 90 年代的浪漫和新世纪的理性回归之后，英雄这两个字的含义已经被今天的我们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在报章和媒体，在街谈巷议，甚至正在召开的两会，都在谈论着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这些主导变革时代的商界英雄们应该如何更好的被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承认和景仰，一个更深的隐题就是，除了创造财富，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我们不能够不感到欣慰和遗憾，这两种复杂的情感是导致我今天写作的源泉。这种情感正如同我此刻站在城市的高楼之上感受着这个城市巨大的动力，以及每天都在生长的城市高度，窗外的阳光正和春天一起盛情的照耀着我们。这种壮观的景色除了让我难以自禁的欣喜，在更多的时候让我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忧虑，因我知道，作为今天最重要的一群，商人，并非如我们这个社会一贯的看法那样乐观、自信，也并非不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压力，更多的时候，我们痛苦、彷徨、难受和自闭，作为被世界公认的和犹太商人一样富有创造力和经营天才的群体，华商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活跃于中国，也活跃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汉文化圈，而更多的华人活跃于今天世界的每个角落，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有华商的身影，只要有华商的身影，那里就有关于华商的故事。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故事的人，我更喜欢透过故事去看到一些我们不曾看到，或者试图逃避的东西。但是今天，我期待着以讲故事的方式真切的探索华商这个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群体，我无意去得出什么结论，若是这篇文章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的策略，则作者已经达到他想要的结果。 

 

 

第一章：千古华商 

吕不韦 ——奇货可居 

　　吕不韦是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商人兼政治家，“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就出自吕不韦的事迹典故。如今，“奇货可居”这四个字已成为最重要的商业准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商业上具有朴素价值的成语原本说的并不是吕不韦在商业上的钻营与囤积居奇，乃是说作为商人的他在赵国邯郸第一次见到当时的秦国王孙异人时，就认为此人奇货可居，日后必有大用，遂尽其家财帮助异人重返秦国继承王位，最后自己也位极人臣的一段传奇经历。作为历史人物，吕不韦在《史记》中亦有明确记载，史记里的第一句就开宗明义的表明“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这一句即明白无误的表明了吕不韦商人出身的身份，遗憾的是也仅仅只有这一句描述了其商人的身份和经营的原则。自古以来，中国商人虽富贵有余，但在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上却往往处于最下层，远远低于士大夫和一般的文人，甚至不如门下食客，当时社会等级排序是“士农工商”，这也导致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其商业的活动和成就总被一笔带过，总之就是“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而对其资助异人继承王位，并修撰《吕氏春秋》，最后成为秦国仲父的故事多有记载，笔墨良多。今天来看吕不韦，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商人，尽管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政治和学术领域，但是他这种影响的源头却毫无疑问的出于其商人身份。若是没有他的商人经历，他不可能有千金财富资助异人，更不可能以商人敏锐的眼光投资于异人这个没落王孙，“奇货可居”正是商人所应有的眼光和谋略，在这一点上，与其说吕不韦是一个成功的政客，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哥白尼感为贴切，他以商人的眼光和谋略走向了政治的坦途，成为影响一代历史的传奇人物。他在施政主张上一直奉行亲民政策，重视农工生产，追求产业强国，他组织门下食客编撰《吕氏春秋》，汇集了当时诸子百家之大成，其中不乏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开明的治国策略。可惜的是，正史对吕不韦这个人物在商业上的成就记载颇少，对于我们今天来研究他的经营谋略，不失为一种遗憾。 

　　作为商人，吕不韦当时可算得上是跨国贸易的实践者，战国时代，赵国在地理上处于六国直接面对强秦的桥头堡，战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而邯郸发展成为各国进行情报活动和合纵连横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各国使节和风流人物齐聚于此。邯郸俨然战国时代的外交中心，外交的繁荣和各国使节的聚集吸引了大批来此淘金的商人，吕不韦即以邯郸为中心，苦心经营，终于积累巨大财富。作为商人的成功并不能丝毫消除吕不韦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政治影响的尴尬境地，作为一个在骨子里怀有巨大抱负的商人，吕不韦始于商人，但决不会止于商人，终于在邯郸的一次聚会上识得当时秦国放在邯郸的“质子”异人，所谓质子就是各国签定和约的人质，为了保证和约得到严格履行，各国相约以自己一王子或王孙作为人质，一旦一方撕毁和约发动战争，人质即可能被诛杀，当时秦国就派了一个极度失宠的王孙异人质押邯郸，而异人在邯郸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知道秦国终于有一日会进攻赵国，所以只是寻欢作乐，声色犬马，全然没有任何政治企图。 

　　吕不韦初见异人，即认定此人奇货可居，乃对异人说他可以帮助异人发达富贵，当时异人深不以为然，冷冷的说，你还是先让你自己发达吧，吕不韦不怒反笑，说只有公子发达以后我才能够发达，异人觉得此人有非一般见识，乃引入密室相商，从此异人对吕不韦言听计从，而吕不韦也以五百金赠予异人，让他广结人缘，装点门面，吸引门人，剩余五百金到秦国买通华阳夫人，经过多方运筹，异人最后登上秦国国君之位，吕不韦即成为丞相主导朝政，两年以后，幼主赢政登基，吕不韦成为实际主宰朝政的仲父，后来赢政长大，双方爆发权力之争，最重要是政见不合，后来吕不韦卷入后宫淫乱丑闻，被贬蜀地，自感前途无望的吕不韦自杀身亡。 

　　吕不韦作为商人投机于政治并大获成功，但后来又在激烈的政治旋涡之中走向末路，也许是吕不韦出身于商人阶层，地位低微之故，吕不韦的政治思想在今天看来具有极大的平民色彩，他主张 在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如是 “则财不匾，上无乏用，百事如遂。”在这个方针之下，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可考者有三： 

　　第一。分工合作，各专所业。成年男子， “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力持农战主义，痛抑商人。至此，吕不韦把工和商提高到与农同等的地位，由农战主义的足食足兵，一变而为经济上的全面发展，自是一大进步。 

　　第二，各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此为国家间贸易的一大障碍，吕不韦使它标准化，并且在每年贸易季节开始的 “仲秋之月”，加以校正，务期公平不欺。 

　　第三，开放关禁，招致各地的商旅。由此可见，在全面发展经济的态势下，依然有其重点：商业。 

　　吕不韦最佩服管仲。管仲相齐，桓公得以称霸，他的相业，史书颇有记载。事实上吕不韦的相业，并不逊于管仲，有两点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一是秦国连年用兵，而经济力量，足以支持军事；二是四方人才，纷纷入秦，当吕不韦罢相，赢政要下 “逐客令”，而李斯上书，以为“秦成帝业，皆以客之功”，足见吕不韦的开放关禁，招致人才为秦之用，是一种非常正确的作法。吕不韦在政治主张上的开明无法掩盖其商人的局限性，如果说吕不韦由商入政是其投机的成功，那么在其政治生涯后期，以一个叫嫪毒的男子献于后宫，淫乱太后同样是其商人的投机心理作祟，赢政发现以后，其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所谓成也投机，败也投机，同样，吕不韦在当时羡慕战国四公子门下食客如云，也以丰厚的俸禄收买门客，编撰《吕氏春秋》，誓与四公子争抢风头，到后来《吕氏春秋》编撰完毕，吕不韦命人将书稿当街立于闹市，并“悬千金其上”，说是“有能增损一字者”，就能获得这笔巨额的奖赏。世上哪有不能增损一字的文章？但是，尽管来看这部书的人很多，却始终没有人敢生妄想去发那笔横财。因为畏惧他的权势，究不知他的悬赏是真是假，怕挑了他的眼，千金未得，一命呜呼！ 由此可见，吕不韦的骨子里不仅有商人的投机心理，也带着暴发户的攀比心理，这种心理虽然使他风光一时，当也使他四面树敌，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今天我们来讨论吕不韦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历史的脉络，在古老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自远古以来就没有商人所具有的政治地位，即使如吕不韦这样成功的商人，都需要通过资助政客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地位的提高，轻商的思想从自古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人思维里，对于商人，人们在羡慕其财富的同时，对于其钻营之态，重利之心颇有微词，商人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力量，但又常常被人诟病为黑暗的土壤，淫乱的起源，人性的终结者和自私贪婪的根源，今天，商人们仍然要接受着这种社会赋予我们的价值认定，继续走在被轻视和被重视的矛盾上。 

 

红顶商人：胡雪岩 

　　晚清的风云变幻成就了这位声名累累的大资本家，胡雪岩在钱庄当小伙计的时候，即自作主张将钱庄的 300 两银子借给了落魄文人王有龄，后被逐出钱庄，王有龄后来仕途顺利，胡雪岩即依靠王有龄成为了一代巨贾，后来更是投靠中兴名臣左宗堂，以商人身份被赐二品顶戴，史称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典型的利用官场政治实现商业抱负的商人，是官商结合在近代史上的颠峰。商人服务于政治，政治同样也服务于商人，胡雪岩办漕粮，解决了政府督办漕粮的困难，又使自己控制了漕粮的营运，胡雪岩后来控制了地方国库，为自己赢得了生意周转的资金，直到后来为左宗棠采办军务，在商业上的影响和势力一时无二。最后，湖雪岩成为了外商控制中国经济的牺牲品，也成为了李鸿章与左宗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胡雪岩散尽钱财遣散随从奴仆，向政治和洋人投降的时候，他心中一定有失落。官商结合是中国历代商业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商业形态，直到今天，胡雪岩的官商之道一直在坊间流传，对于其游刃于官场、借力使力、倚重权贵的经营之道，一直津津乐道。然，胡雪岩成也官场，败也官场，最后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一点不能不让人唏嘘。如今市面上流行的关于胡雪岩经营之道的书籍不下数十种，大多以浓墨重彩描绘了其在官场贿赂官员，笼络人心，攀附权贵，买空卖空的商人手段，其间大有搞胡雪岩崇拜的态势。 

　　对于胡雪岩的官商降营之道，中国的学者和著作人已经颇有著述，并已上升到胡学的高度。胡雪岩之成功，当然离不开他对中国官场与社会形态的深刻洞悉，也离不开他在各种场面的左右逢源，更离不开他以金钱手段对权势人物的大肆收买。但是作为一个成就巨大的商人，仅有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胡雪岩的成功，应有大半功劳归功于其用人和识人，只有识人才能用人，只有用好人才能够创造价值，胡雪岩的用人之道，对于今天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仍有莫大的借鉴作用： 

取人之长，不求完人 

    胡雪岩身边的许多人，在别人眼中都是“败家子”，但他们在胡的手下，一个个都是具有特殊作用的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正是胡雪岩“取人之长，容人之短，不求完人，但求能人”用人观的最好的体现。 

    陈世龙原是一个整天混迹于赌场的“混混”，胡雪岩却把他带在身边。胡雪岩看到了他的长处：一是这小伙子灵活，与人结交从不露怯，打得开场面；二是这小伙子不吃里扒外，不出卖朋友；三是这小伙子说话算数，有血性。由于胡雪岩从这个人身上发现了这些优点，才将他调教成了为自己经商跑江湖的得力助手。 

诚字为先，用人不疑 

    放手使用、用而不疑，是胡雪岩用人的一个重要原则。除了那些关系生意前途的重大决策外，在一些具体的生意事务的动作上，胡雪岩总是让手下人去干，决不随意干预。 

    有一年，胡庆余堂负责进货的助理（俗称“阿二”）到东北采购药材。他回来后，药号经理（俗称“阿大”）见人参质次价高，就埋怨他不会办事。阿二以边境有战事之故据理力争，两人一直吵到胡雪岩处。胡雪岩细察详情后，留他们吃饭，并特别向阿二敬酒，感谢他万里奔波，在困难时期采购到大量紧俏药品。饭后，胡雪岩吩咐阿大：“古人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商事如同战事，应当用人不疑。以后凡采购的价格、数量和质量，就由阿二负责，我们就叫阿二为‘进货阿大'。”从此两位阿大各司其职，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以利激人，重赏勇夫 

    胡雪岩也注意运用物质利益激发手下人的工作积极性，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红利均沾，二是入股合伙。对于没有资本的伙计，采取年底分红的方式；对于有本钱者，采取入股合伙的方式。 

    有个切药工，业务功夫过硬，人称“石板刨”，但因脾气火爆而易得罪人。经人介绍，“石板刨”来到胡庆余堂。胡雪岩不但没因他有“牛脾气”而另眼相看，反而按能定赏，给他高工资，还提拔他当了大料房的头儿。 

    对有功劳者，胡雪岩特设“功劳股”，即从赢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专门奖给对胡庆余堂有贡献的人。功劳股是永久性的，一直可以拿到本人去世。有一次，胡庆余堂对面的一排商店失火，火势迅速蔓延，眼看就要扑向胡庆余堂门前的两块金字招牌。孙永康毫不犹豫地用一桶冷水将全身淋湿，声速冲进火场，抢出招牌，头发、眉毛都让火烧掉了。胡雪岩闻讯，立即当众宣布给孙永康一份“功劳股”。 

以爱容人，饶人之过 

　　有一次，胡庆余堂的一个采购人员不小心把豹骨误作虎骨买了进来，而且数量不少。进货阿大认为这个采购人员平日做事很牢靠，忙乱之中未加详查就把豹骨入库备用。有个新提拔的副档手得知此事，以为又是晋升的机会了，就直接找到胡雪岩打 “小报告”。胡雪岩当即到药库查看了这批药材，命药工将豹骨全部销毁。眼看由于自己工作失误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进货阿大羞愧地递了辞呈。不料，胡雪岩却温言相劝，说“忙中出错，在所难免，以后小心就是。”但对那位自以为举报有功、等着奖赏的副档手，胡雪岩却发了一张辞退书。因为，在胡雪岩看来，身为副档手，发现伪药不及时向进货阿大汇报，已是渎职，而背后打“小报告”更是心术不正，继续使用此类人，定会造成上下隔阂。善任厚待、宽严相济的用人方针，使胡雪岩拥有一批尽心尽力的管理人才。 

　　胡雪岩以官商之道和用人之术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作为近代华商的里程碑式人物，胡雪岩所倡导的官场钻营之术对社会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他导致今天的部分商人依然对其官场机变之术顶礼膜拜，赖昌星就是胡雪岩官商之术的现代翻版，尽管如此，胡雪岩作为近代中国民族产业商人，他具有的开创性成就，以及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对外国资本的悲剧性抗争至今都让我们动容，最重要的是 胡雪岩的在经营中所坚持的 “戒欺”思想，在“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发扬光大。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胡雪岩一生开过无数钱庄、当铺，也曾做过军火生意，但让胡雪岩最投入、最花心血的事业就算是胡庆余堂了。胡雪岩承秉“医者，是乃仁术”的治厂方针，于光绪四年胡庆余堂立业之时立下“戒欺匾”。匾文如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亦可。”今天的胡庆余堂已是年产值数亿元的大公司，这块“戒欺匾”仍然高悬在其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这殊为不易的。要知道自胡雪岩破产之后，胡庆余堂的归属曾经几度变更，先是被清皇属文煜所强占，接着在战火中沉浮，后又被改造成国有企业。直到如今，胡庆余堂仍然恪守胡雪岩的经营之道，这是一代商人胡雪岩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 

　　陈嘉庚（ 1874—1961 年），又名甲庚，字科次，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教育事业家。 

　　陈嘉庚是中国沿海下南洋谋生经商的典型代表，中国沿海居民与南洋的渊源就是起源于这种为了谋生而发生的迁徙，今天的华界商人仍然是东南亚众多国家的经济精英，这是中国人持续下南洋经营事业的结果。而陈嘉庚在南洋曾一度拥有辉煌的事业，资产一度达到 1200 万，富甲天下，今天的陈嘉庚，留给我们的，不是其在商业上的成功和谋略，而是其作为一个中国人，倾资办学，捐资抗日，把毕生财富与精力都献给了国家的这种崇高气节。 

　　商人重利，这是千古古训，在陈嘉庚这一代华侨身上，看到的却是同商人重利完全不一样的局面，陈嘉庚先后在南洋创办学校数十所，后来归国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今天的厦门大学依然是国内名校之一，作为南洋侨界的领袖，陈嘉庚带领中国南洋华人为中国之振兴和抗日救国的民族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商人的理想和国家统一，这是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理想的完美体现，在商界，陈嘉庚叱咤风云，累积财富。而在那个时代，陈嘉庚被称为完人，尽管这种称呼有溢美的成分。笔者曾经游历厦门大学，书声朗朗，绿树葱葱，对面就是天下名胜鼓浪屿，千年的涛声依旧，一代兴亡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式，但是作为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商人，陈嘉庚所倡导的的商人风尚依然在内心深处激荡着我的灵魂。而集美学村，正栖息着他的灵魂，如今的厦门大学与厦门的经济一道成长着，这无疑是对陈嘉庚最大的安慰，商人可以为民谋利、为国请命，商人也可以系天下兴衰于己身，我无意去倡导这种崇高而让人难以企及的理想，我们今天重提陈嘉庚意义就在于，我们不要为物质所累，应该在物质之外，积聚我们的理想，做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时代商人。 

 

 

第二章：晋商、徽商、丝绸之路 

晋商： 

 

晋商的兴起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朝廷，下结官绅，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成为令人侧目的商业集团，在众多晋商中，尤其以盐商、票商、粮布商及船商最为著名。晋商兴起于明，繁盛于清，其兴起具有以下原因； 

　　其一，晋商善于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政策之利。举盐商兴起为例。明代的边饷政策和“开中法”的实施可以说给山西盐商创造了历史机遇。由于贩盐利润丰厚，盐引须在北方边镇交纳粮食后换取，晋商以其地利之便，俟“开中”实施，便首先进入北方边镇市场，依靠贩运盐、粮食、棉布等登上了明清商界的历史舞台。 

　　其二，晋商善于洞察时势，密切关注市场的风云变化。以山西票号兴起为例，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与城镇工商业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终止，而传统由镖局担任现银运输的方式已极不适应时代之需，晋商凭借其拥有的雄厚资本，良好的信誉，先拔头筹，创办日升昌票号，把中国旧式银行业推向逐步发展的新阶段，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晋商所具有的良好品格和独特的经营之道，也是其兴起的又一重要原因。晋商利用原始的运输工具，每年将数以万担计的各类商品输送到全国，甚至俄国腹地。他们翻过千山万水，足迹踏遍浩瀚大漠，风雨无阻；除此，他们还拥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制度和独特的经营术，如掌握市场信息，坚持质量第一，以义制利等，使其在国内众多商帮的激烈竞争中成长并壮大起来。 

晋商的繁盛 

　　早在明代晋商善贾就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到清代，尤其是 19 世纪中叶，山西商帮不断发展壮大，具有雄厚的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亚洲地区，甚至进入欧洲市场，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逐渐到鼎盛时期。在国内市场中，山西商人垄断了对象贸易和西北、东北市场。山西商人以张家口、杀虎口为基地，把绸缎、布匹、糖、烟等商品经两地贩运西北、蒙古等地，再从西北等地贩运皮毛、白银等在附近商埠出售，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市镇的兴盛。此外，山西商人在南方也也极为活跃，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一带产茶地收购茶叶，运往广州甚至印尼，在这一带，成为晋商活跃的重要舞台。 
在国内金融市场中，山西商人地位举足轻重。从同治元年（ 1862 ）至光绪二十年（ 1894 ）的 30 年间，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主要特点有： 

　　其一，票号数量由前期的 11 家发展到 28 家，在国内设立的城市由 20 多个增加到 80 多个几乎覆盖了国内的大中城市，资本雄厚，达到顶峰； 

　　其二是存放款业务有较大发展，盈利空前：其三是票号与商业的关系加强，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山西商人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向海外开拓市场，晋商东赴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山西对外贸易和汇兑的三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在中俄贸易重镇恰克图市场，晋商建立许多大型商号，此外还深入俄国腹地，在俄国主要城市设立分号。 

 

晋商的衰落 

　　晋商于清末民初衰败，最后于 20 世纪初被迫退出历史舞台。首先，是战争的因素。晋商垄断 200 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由于鸦片战争后俄国经济势力深入内地而一落千丈，失去了昔日的繁盛与辉煌，沉重打击了晋商。晋商创办并享有盛誉的票号也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清末各地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国内战争，还有外蒙古宣布独立，晋商资本或被毁坏，抢夺，或被没收。 

　　其次，晋商不能适应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随着海上运输的发展，俄国对华贸易由陆路改由天津、大连、海参威海上运输，山西作为中国对俄欧贸易陆上商路要冲的地位逐步废弃，山西商人活动的舞台逐步缩小以至消失。中东铁路、京包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晋商经营的商业是陆路贩运性质的，当货流发生改道后，他们逐渐失去了业务市场。 

　　第三，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晋商富裕之际，是清政府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作为货物通过的 “ 厘金 ” 制度，对晋商危害尤烈。总之，清政府无止境的大量搜刮，从根本上动摇削弱了晋商的经济基础。最后，是晋商自身的原因。晋商后期，经营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陋法，加之外国银行激烈的竞争，国内外市场渐为他人所夺。而且，晋商后期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不思进取，最终导致衰落的结局。 

晋商名流——雷履泰 
　　雷履泰（1770---1849），山西省平遥县细窑村人。农家子弟，幼时读书即学识超众，醒悟过人。因家寒而弃学就商，成为我国银行业----山西省票号的创始人。 
　　雷先为本县达蒲村李家独资经营的“西裕成”颜料庄经理，以制作、经营铜绿为业。在达蒲村设有规模不小的作坊，在县城西大街、北京崇文门外草厂九条和天津、汉口、重庆等城市设有分庄。后由于晋中平、祁、介、太等县在各地开字号店铺者颇多，货币周转极为频繁，公私饷银等运送费用既高，又不安全，实感不便。雷履泰总结借鉴了我国历史上“汇票”等经验，与东家李氏商议决定，开始经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旋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业务。从而把我国银行业由帐局只搞商业存放款业务，发展为存放汇统营的票号业。以一纸票据从甲地到乙地取款不误，信用卓著。并先后派同人到各省设立分号，不数年间全国设立一百多处，总号设于平遥城内西大街（今县供销社院）。号章规是上下同人不准在外买实缺官职、赌博娶妾等，如有违者立时出号。雷在号中总理、指挥、调度有方，存款、汇兑者络绎不绝，一年汇兑业务达三千多万两。 


　　继“日升昌”票号创办后，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相继效法开办票号，设总号于平、祁、太各县，分号按于全国各地。因“票号”系山西商人创办、经营，故叫“山西票号”。在票号闻世之前，我国虽在唐朝就有汇票 ---“飞钱”的出现，宋、元、明及清前期民间汇票也有所见，但作为存放款和经营汇兑的专业信用组织，在票号出现之后才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使我国商业埠际间的结算方式由主要运送现金变革为汇兑手段。 

　　虽然票号继起者甚多，但没有一家敢与之匹敌，唯日升昌始终居于领先地位。日升昌始得“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之称。由于雷履泰在号中日夜操劳，功绩显赫，同人在祝其七十大寿时特赠金字牌匾一块，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雷的才华业绩实为当之无愧。 
纵观十八世纪在我国经济领域创建、发展了票号业，一时信用卓著，汇通天下，势倾朝野，并非偶然，与雷履泰的运筹才华密切相关，可谓我国一位经济实业者。 

徽商的盛衰 


盐业、典当与布米茶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 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 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 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从马曰 ?到胡雪岩 

　　许多徽商的风采，直到今天也令人玩味。马曰 ?为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飘逸风雅，一生喜爱写诗、藏书和结交文人。雍正年间，他在扬州建造小玲珑山馆，广交天下名流。著名学者全祖望、厉鹗、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马曰?曾自为盟主，同厉鹗等人结“邗江吟社”，吟诗作赋，游历山水。沈德潜评其诗为“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可见造诣之深。马曰?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如刻朱彝尊《经义考》一书就花去千金，当时称这一批书为“马版”。小玲珑山馆又是马氏藏书楼的别称，藏书多达十余万卷。1772年四库全书馆设立，马曰?的儿子振伯献藏书776种，为全国私人献书之冠，乾隆皇帝褒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马曰?和他的弟弟马曰璐，被称作“扬州二马”，《清史稿·文苑传》列有马曰?传，足证他的文名确为当时所重。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 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 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 

　　1847年胡雪岩筹建杭州胡庆余堂时，选择精通业务的经理。他测试过三个候选人：第一个精通算计，认为开办药店的目的当然是赚钱，成为经理之后，可以每年赚白银十万两。胡雪岩听后一笑谢绝。第二位主张头两年少赚，以后再赚大钱，胡雪岩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店，就要敢于首先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岩认为深得我心，当场决定聘用他。为了打响药店的牌子，胡雪岩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的中医，一起收集研究中医的古代验方。对这些中医，胡雪岩待为上宾，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一旦他们为药店研制出一种新药，就给予优厚的报酬。在胡庆余堂的店规中，有一种“功劳股”，就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奖给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种红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获得者去世为止，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 

“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 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 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 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以上徽商部分资料来自《寻找徽商》（李嶷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 

丝绸之路： 

　　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在亚洲、北非、欧洲曾先后存在过汉代中国、安息、贵霜、萨珊朝波斯、笈多朝印度和罗马等强大国家。当时有一条横贯中亚、联系欧亚两洲的交通大道。它对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道西运，所以这条交通大道在 19 世纪被欧洲学者称为 “ 丝绸之路 ” 。后来，这一名称被普遍接受。丝绸之路所经之地，有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垠的大漠荒碛和盐碱沼泽。在生产力和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古代各国劳动人民、商旅、使者和僧侣等冒流沙、风暴冰雪袭击的危险，披荆斩棘开通商路，对于加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 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人克特西阿斯就称中国为 “ 塞勒斯 ” （ Seres ），意即丝国。这说明我国的丝织品早就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也说明丝绸之路早有开端。但有史记载的大规模的交往却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公元前 138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月氏，中遭匈奴扣留，至公元前 126 年方归。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再派张骞西去联络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同时分派副使赴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大月氏（阿姆河中上游）、大夏（巴克特里亚）、安息（帕提亚）、身毒（天竺）各国。司马迁《史记 · 大宛传》称他的两次出使为 “ 凿空 ” ，其意是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开通的道路。 
从公元前 2 世纪以后，在我国西汉时期，据《汉书 · 地理志》记载，丝绸之路已有南北两道。南道，从我国玉门和阳关（今敦煌西），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沿南山（今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循着河流西行，在莎车（今新疆莎车县）以西越葱岭，至大月氏、安息。在大月氏有多条岔道：向北越妫水（阿姆河），与康居、奄蔡（约在今咸海至里海间）道通；向南和印度相通；向西南与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乌弋山离（赫拉特）至条支（喀拉塞涅）之路通；向西则至木鹿、赫卡铜皮洛斯、爱克巴坦那、泰西封直抵叙利亚的安条克，渡海到达希腊、罗马，或南下经大马士革、推罗进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北道，自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蕃西）沿北山（今天山）以南，循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西逾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经里海、黑海以北草原与欧洲相通。张骞第一次出使，从匈奴脱身，经大宛、康居、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走的就是北道，返回时， “ 并（傍）南山 ” ，所走的是南道。此南北两道都在天山以南。 
此外，汉代还有第三条未具体记载的天山以北的西行商道。这条通道就是取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至乌孙、大宛的道路。张骞第二次出使，从内地直至乌孙，走的就是天山以北的通道。他从乌孙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于公元 97 年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到达安息西界（条支）的波斯湾，准备渡海，遭安息船人劝阻，未能实现。这是汉代中国使者在丝绸之路上所达到的最西点。 


　　公元 3 世纪以前，天山以南两道，以南道较为繁荣。公元 3 世纪至 5 世纪，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天山以北的通道最为昌盛。 


　　据《汉书 · 地理志》记载，汉代还有一条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自出发地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船行约五个月，至都元国（今越南岘港）；又船行四个月，至邑卢没国（今泰国叻丕）；又船行约二十余日至谌离国（今缅甸丹那沙林）；再步行十余日，至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谬附近）；又船行两个多月，至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纳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 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 。已程不国是西汉时中国航海家所达到的最远点。《汉书 · 地理志》所记载的这条路的回程，已不再经陆路，大概是绕过马六甲海峡，总的航程时间延长。中国丝绸进入印度，先转运到巴利柴格（今布罗奇港）和巴巴里肯（今卡拉奇附近）。从这两个港口向北与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相通；向西经阿拉伯海、波斯湾、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商路相通，再经地中海航运至罗马。从印度还可以绕过阿拉伯半岛，经红海进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再经地中海到罗马。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时，就更显出其重要性。 


　　丝绸之路与中西贸易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欧的商业要道，也是一条东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路，而以沟通当时国际贸易最为突出。《后汉书 · 西域传》说： “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 ，反映出使者往来不断，商贩不绝于旅的情景。 
丝绸之路的商品，以中国丝绸为主要商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殷周之世，劳动人民已织出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后又发明罗纱和织锦。汉代制造丝绸技术大为提高，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所保存的精美的丝织品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丝绸外销，大约从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公元前 4 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说明亚洲商人已将丝绸运往欧洲。自西汉至南北朝，中国丝绸大量运往西方。汉代为了保证经济上的交流，还采取了政治上的必要措施，遣使、设驿以保持商路畅通。 

　　我国的丝绸在古代的中亚、西亚以至非洲、欧洲都被视为珍品。汉通西域以后，中亚及西亚各地时行衣着丝绸。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后妃更是如此。各地庙宇也大量使用丝绸装饰。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中国丝绸用途很广。在西罗马的中心罗马城和东罗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基督教会的法衣、祭服、挂幕、祭坛装饰概用丝绸。国家官吏穿着特殊形式的丝袍，世俗富人普遍穿着一般丝袍。公元 3 世纪的一位罗马作家说：丝国人制造宝贵的花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它的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 


　　中国除出口大量丝绸之外，还输出铁器、镍、贵重金属、铜器、漆器、杏桃和甘蔗等到中亚、西亚直到罗马。中国从中亚以西输入毛织品、玻璃、宝石、玛瑙、香料和化妆品，特别重要的是从大宛输入汗血马、天马；中亚各国的葡萄、苜蓿、蚕豆、石榴、番红花、芝麻、胡萝卜和黄瓜等植物，都传到中国。从西域和伊朗传入中国的，还有箜篌、琵琶、筚篥等乐器及绘画、雕刻、图案设计等技艺。安息和罗马的毛织品、玻璃也源源东来。由大宛西行的通商使者每年达十余次，他们去粟特、大夏、印度和安息，甚至更向西进。 


　　中国丝绸和各国商品的畅销以及由此而来的巨额利润，引起中亚、西亚、北非和南欧地区各国为控制商路，垄断贸易而展开长期斗争。中亚扼丝绸之路的要冲，中亚地区的主要居间商是粟特人。粟特以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为首府，在中国史籍中亦称康居。他们一向以经营国际贸易著称于世，在中转商业中获利优厚。但是，粟特国小力弱，还不能控制和垄断丝绸之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直到大夏、安息独立前，丝绸之路掌握在塞琉古王朝手中。这笔垄断收益，在塞琉古的财政上、经济上都占重要地位。安息独立后，控制了中亚和西亚，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此时，塞琉古局促一隅，失去国际贸易霸权。安息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据《后汉书 · 西域传》记载，获利达十倍之多。安息灭亡后，萨珊朝波斯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不准粟特商人转运丝绸过境，阻止罗马商人贩卖丝绸，企图独占专利，但是，东方商品仍然流向罗马。罗马人每年从印度、中国和西亚等地输入大宗货物。这些商品在罗马出售的价格比它在印度的价格贵 100 倍。丝价竟值重量相等的黄金。这说明当时国际贸易的商人可从中获得暴利。 


　　丝绸之路与中外友好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欧各地各民族友好往来绵亘不绝，日益密切。 


　　公元前 2 世纪，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 138 年至公元前 126 年），访问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公元前 121 年、前 119 年，霍去病、卫青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迫使匈奴远走漠北。此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 119 年至公元前 115 年），率 300 人使团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访问。汉使到安息，安息国王派大将率 2 万骑兵到东部边境迎接。汉使回国时，安息还赠送大鸟卵（鸵鸟卵）、黎轩眩人（罗马杂技艺人）给汉武帝。其他国家也都派遣使节往来而相互交流；中外友好关系随着使节、商旅和人民往来而肇始展开。 


　　公元前 1 世纪末，大月氏人把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据记载，公元前 2 年， “ 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 ” （《魏略 · 西戎传》）。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 87 年），安息王遣使来中国献狮子、符拔（《后汉书 · 西域传》）。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 101 年），安息王满屈派使臣来中国，赠送狮子和条支大鸟（安息雀）。公元 148 年，安息高僧安清（字世高）来中国传布佛教。公元 148 年至 171 年，他在洛阳翻译佛经，先后译出佛经 35 部 41 卷。他不但对佛教文化的传播，而且对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后使节和民间来往更加密切。从南北朝到唐代，伊朗的祆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 105 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大约四五十年之后，粟特商人即将中国制造的褴褛纸运往中亚。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 年）， “ 西域蒙奇（马其顿）、兜勒（色雷斯）遣使内附 ” （《后汉书 · 和帝纪》），是有史记载的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之始。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罗马皇帝遣使来中国献象牙等礼品，三国时代孙权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罗马商人入建业见孙权等活动均载于史册。这些更直接增进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 

 

 

第三章：生而复死 

　　人生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映衬，个人的光芒无论如何耀眼，折射的不过是时代的光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 2 、 30 年代达到了他们整体繁荣的颠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获得了宝贵的修养生息的时间，这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发展取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而以洋务运动和买办资本为主流的资本家们终于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海，武汉，天津，重庆，东北的现代产业尽情的释放着他们一直被压抑的能量，中国，似乎即将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流。 

　　历史不会嘲笑强者，但是历史对于弱者则绝不止于嘲笑，则更多的是嘲弄、是抨击、是抛弃，正当中国的民族产业以它自己所独有的执着发展的时候，日本这个长期朝贡于中华体系的东亚新兴强国，开始酝酿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梦想，中国人又不得不接受自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加予的枪炮与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以战胜国的姿态赢了，但却没有赢得战胜国应有的权利，此次日本自甲午海战后再度来犯，比之前次更有了深远的谋略和更多的自信，当国土变成沙场，当田园变成屠场的时候，中国近代工商业的黄金时期也一去不复返了。 1949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成为了产业的主宰力量。 

　　人生是一个时代的映衬，商人几乎在新中国绝迹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纯粹而狂热的社会主义理想，主宰了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工农兵学商，这是那个时代对于社会层次的排序，商人和以往任何时代一样排于末流，除了走村串巷的货郎以外，中国人似乎已经没有了商人，而作为一种人生方式，商人也彻底的退出了时代的舞台。 

　　尽管时代已经远去，但对历史的关照仍然会让今天的商人们赢得思维的灵感，民国时期的商人，一直与跨国资本和帝国主义进行着艰苦的抗争，国外企业对中国民族产业的强大压力，使商人们在心志、智慧和决心上都经受了巨大的考验，而同时代的华商，在东南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文所提到的陈嘉庚即是这种华商的杰出代表。 

 

 

 

第四章：怒海狂潮 

　　1979 年经济改革，私人经济被第一次承认，这个始于农村，发展于城市的经济改革，使无数具有经商天赋与创业梦想的人找到了一个舞台，个体户、零售商、包工头直到公司董事长，这是很多身经商海的人的真实写照。历史第一次赋予了商人们巨大的机遇，尽管开始的时候，人们都小心翼翼、犹抱琵琶，但汉正街的小商贩们见证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冲动，义乌也一举成为个体户的天下，尽管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但其中所蕴涵的划时代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任何其他领域，人们开始与商人和商业亲密接触，用经营的态度面对人生，人们开始以金钱来实现物质追求，以努力来实现财富增长，除了从政，这个社会的精英们又找到了从商这个展示能量的机遇。 

　　汉正街是武汉的一条狭长的小街，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汉正街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人们聚集在这里进行着大小不同的买卖，无数货物通过这里周转到全国各地，汉正街的个体户几年下来不乏资产上万的万元户，但更具传奇色彩的据说是些资产累积超过百万的在当时绝对算得上超级巨富的人，小小汉正街，正在成长着中国新生代商人最原始的梦想。 

　　以至于后面在一夜之间，我们就听说了以下名字，史玉柱，牟其中，年广九，一个是做脑黄金的保健品教父，后来大举进军软件业和房地产业；一个是靠做易货贸易起家的边贸商人，用羽绒服换来了一架大飞机，后来扬言要炸开喜马拉雅山引入南亚暖湿气流，另一个是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傻子瓜子成为了天下名牌。这一代商人，明显带着政治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狂热的革命主义激情，且不说牟其中要炸开喜马拉雅山发展高原农业在科学上仅存渺茫的理论性，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上说不定会是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与其说这是一种商业创意，不如说这是一种政治梦想以商业豪情表现的极端方式，作为商人，牟其中曾经有过偶然的成功，作为政客，牟其中却有其深远的计划和良苦的用心，而英雄主义情结则是导致其狂热情绪的主要精神动力。后来牟其中南德集团甚至会为了一个明显带有欺诈性的项目投资 20 万，高薪请来知识精英，占据高档的写字楼，号称进军多个产业，与国际巨头联合组建商业航母，向银行大规模融资。一时间媚体聚焦，公众关注，牟其中的自我宣传与炒做功底令人叹服。直到最后涉嫌信用诈骗锒铛入狱时牟其中仍放言其很快就会出来继续他未竞的梦想，打造牟氏商业帝国。不论牟其中有多么远大的理想，作为一个商业传奇，牟其中已经终结；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也一度面临家族的纷争，直到今天日渐势微，这是第一代商人的悲剧性宿命。事实证明，浪漫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激情主义替代不了商场的客观规律，在商须言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命题。 

　　所以，当今天我们以局外人的角度来回望过去那段躁动历史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清晰的看见改革开放站在潮头的商人，他们那种无法抑制的躁动、内心蓄积已久的热情。即使我们今天仍不能原谅其在投资与经营上的盲目，但我们仍需要这种具有开创性的勇气鼓掌欢呼。 

　　国营企业家也以商人的姿态第一次出现在社会的聚光灯下，长虹的倪润锋、海尔的张瑞敏、 TCL 的李冬升，他们以企业家的身份成为国有商人阶层。倪润峰的霸气、张瑞敏的大气、李冬升的灵气使他们成为了新一代国有企业家的代表。在另一个层面，联想的柳传志身历 1993 年各界对联想贸工技道路的置疑一路走来，在 90 年代末成为亚太微机销量第一，这些久负盛名的企业家们，带领企业从原始的混沌状态一路走来，成为当代著名品牌，他们具备综合的能力和素质，拥有绝对的权威和个人魅力，倘若我们认为这种魅力还不够的话，我们不妨看看长虹在 90 年代末试图垄断彩电上游产业彩管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倪润峰因此一度退居二线，但此后的长虹似乎失去了方向感和一贯具有的霸气，直到倪润峰复出，推出长虹背投，才扭转颓势。这些企业共有的特点就是拥有一个绝对核心，这个核心拥有无比的人格魅力和绝对的权威，并以个人的强大意志推进着企业发展的进程。企业的发展仍然带有企业家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但同牟其中、史玉柱等企业家仍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他们对商业规律的清醒认识和对经营管理的独到了解，因此他们才能够以一己之身带动一个巨大的企业风雨前行，最重要的是这一群人身负重大的政治责任，由不得他们去做那些将喜马拉雅山炸掉的不可能实现之梦，这些明星企业家们是中国国企变革的核心力量，他们以自己全面的知识和敏锐的市场把握力成为一代赢家。 

　　吴炳新在 1994 年的时候开始做公司，后来就做了保健品三株口服液，在汽车上做广告、在药店前挂横幅、在闹市中发传单、在居民区递报纸，、农村搞活动、在电视播专题，一时间，天上地下都充斥着三株口服液的字眼，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营销运动开始了。三株口服液开始供不应求，经销商排队要货，这可能是中国自有商业历史以来最壮观的景象之一。多达数十万的营销队伍活跃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小到每个村镇都建立了宣传站，派有联络员，每个分公司开印一次宣传单少则数十万份，多则上百万份，承接三株公司印务的印刷厂每月至少能够接到一次定单。三株公司勤快的宣传员和富有理想的执行经理层执着而狂热，他们坚定的相信，用不了几年，三株公司就会成为世界五百强和医药企业二十强。他们在总裁吴炳新的带领下连续发动春季战役、夏季战役、秋季战役和冬季决战，这种近乎军事化的营销战役推行人海战术、活动战术和电视专题战术，至 1997 年末，三株公司当年实现销售 80.6 亿元人民币，一举占领国内保健品市场份额 60% 以上，成为中国现代营销史上的奇迹，而业界也在观望和质疑中不得不接受这种运动式营销的威力。 

　　没有梦想的生活是枯燥的，没有梦想的企业家就会成为将死的灵魂，吴炳新可能没有料到，自己当初的小公司能够以神奇般的速度达到让国人仰羡的地步，他更没有想到，就在他以同样的运动式营销使生态美化妆品迅速成为国内三大品牌的时候，危机已经开始了，庞大的队伍、对疗效的过度宣传、终端控制的无力、营销人员的背叛、市场之间的串货和消费者的诉讼，都已经迫使三株公司销量直线下滑，至 1998 年末，三株惊人的倒退， 1999 年初即全面退出市场，其没落速度之快和其崛起速度一样令人吃惊。 

　　三株公司的成败早已有人分析透彻，但是导致三株公司失败的并非那些战略，乃是企业家僵化的思想和固执的个性，三株公司的发展历程中，发报纸、搞活动、做有效病例（专题）是其营销之“三大法宝”，最先这些方式因为其新颖、直接和消费者深度沟通而得到青睐，但到了后期，消费者已经集体厌倦这种最先让他们觉得新奇的方式，尽管如此，吴炳新痴心不改，仍然坚持三大法宝，并继续在生态美化妆品这一完全不同的消费群体上采用三株口服液的营销战略战术，其失败与其说是被市场所抛弃，不如说是一个企业家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曾经有一个企业家说过，你过去十年成功的经验，很有可能成为你未来十年失败的原因，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而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固执思维则是一个不思变革的企业家失败的根源，因此，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家长式的一言堂极有可能使一个企业因为企业家的个人缺陷而陷入失败。这不论是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值得我们深深警戒。 

 

 

第五章：文化的裂变 

　　如果说史玉柱的巨人集团的倒下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的话，那么三株公司从市场的大败退则给所有的人敲响了警钟，商人究竟应该做什么？应该去追寻一种什么样的价值？除了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浪漫主义，或者革命激情，一个企业家还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精神？中国民营企业多灾多难，从最初的萌芽直到后来的发展，民营企业经受了巨大的政策考验和市场检验，而民营企业家似乎很难从过去那个狂热时代的狂热思维中脱身出来，刚经历了政治的狂热，马上又陷入经济的狂热，这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企业家们留下的深深烙印。中国的商人在追寻着商业的本源，追寻着超越于物质和金钱之上的企业价值观，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价值观决定企业经营理念，只有理念决定未来。 

　　最先的探讨并非源于国内，中国人打开国门的时候，亚洲不仅有了四小龙，也崛起了四小虎，更多的东南亚小国驶上了发展快车道。在汉语文化圈内开始盛行对儒家文化的研究，认为儒商是主宰亚洲经济振兴的绝对动力，这种对于孔孟哲学的推崇确有其现实意义，亚洲的新兴国家的确得益于儒家文化所主张的那种仁爱，博大、遵守纪律和崇尚亲情，人们努力劳动，商人报效国家，儒商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商人形态，不仅为新加坡等东南亚商人所推崇，也得到了中国商人们的追捧，一时间，商人着急的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系统，以儒商自居，儒雅、博爱、仁厚、个人权威，在用人上以家族情感维系团队，主张建立企业的小社会，服从于企业家。而在具体的管理上则表现为关注员工、扶持弱小、实施人性化管理，讲究驭人与权谋，他们更多的是以情感而非制度来维系企业，这种儒商精神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商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广阔的市场，成为很多商人们的终身价值追求。 

　　儒家文化促进了亚洲的振兴和崛起，都并不等于儒商就能够成为主宰商人价值观的一种潮流，更何况儒家思想作为已经有千年历史的体系，其价值观本身就存在着很多悖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很多大儒一生的理想，而儒商在这个时候，与其说是一个商人，不如说是一个社会价值的传播者和社会理想的实践者，理想主义必定多于现实主义，形式主义必定多于实用主义。而这种主义对于一个企业的伤害和对商业精神的违背，是不用置疑的，儒商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商人，但在价值观上，最终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商人价值取向，这似乎不是幸运，而是必然。 

　　儒商的目光在东方，而更多的商人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西方，欧美作为近代工商业活动的中心和现代商业文明的发源地，在商业文化上积聚了大量成功的元素。商人出国考察一时成风，回国后如法炮制，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西方式的制度化运做，这种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研究和发展，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思维和全球视野的商人和企业家，大工业生产、变推销为营销、市场细分、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正是这个时候流入中国，并且被中国业界精英所实践。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成功了，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那些成功者大多是有选择的吸收国外先进理念，而不是将企业管理全盘西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任何商业文化都必须通过适合国情的变通来实现本土化生存，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之初，全力贯彻其西化管理，在管理人员的聘用也是安排清一色的外籍人员，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做很不合适，看看今天，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外资公司，无论是宝洁还是联合利华，或者是大众，他们都是在本土化上做得最坚决的公司。 

　　商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的文化精髓，中国的企业无疑都更多的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即使是美国通用电器这样的国际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GE 的发展也深深的带着他近 20 年的传奇 CEO 杰克 . 韦尔奇的个人痕迹。要构建企业的价值观，首先必须完成商人价值观的构建，中国地大物博，各地人性情和民风差异极大，但这都没有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顽强的那部分，那就是对家庭和亲缘文化的重视，因此家族化成为中国商人在经营管理上的难以回避之痛。很多企业也尝试过产权所有者控股下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但是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精神、管理智慧和职业操守并没有让商人们感受到了可以放手，相反，他们认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操守使他们面临了极大的风险。 2000 年 11 月 2 日，在四年内一手将创维的销售业绩从 7 个亿做到 43.3 个亿的原创维中国区域销售总部总经理陆强华，发表了一封《致创维销售系统全体员工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将他个人与创维集团四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陆强华本人则携创维 150 多号人马 ( 其中有 11 位原创维片区经理， 20 多位管理层上的核心干部 ) 集体跳槽至 “ 目前行业内最差的企业 ”—— 高路华。陆强华 的出走就使黄宏生倍感愤怒和无奈，也在业界形成了极大的震荡。事件的谁是谁非虽然一时难以定论，但陆强华出走事件无疑加剧了商人们的这种信念，那就是用一个家族内的人管理企业远比用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的风险要小。两年之后，高路华宣告退出彩电行业，陆强华在高路华的用人唯亲和绝对权威成为高路华失败的罪魁，这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试图进行企业的非家族改造的企业家们心中又多了一层顾虑，而更多的家族企业身处其中，庞大的家族利益和亲缘情感维系着企业，当然也阻碍着企业进一步的发展。 

 

 

第六章：个人崇拜与海尔批判 

　　当年的三株公司鼎盛时期，各分公司和各办事处都必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吴炳新文选》，据说所有中层干部都必须熟读此书，在三株公司的产品宣传册〈三株赋新康〉里，大量的笔墨是在讲述吴炳新作为一个癌症患者如何在自己的潜心研究下战胜癌症的故事，三株公司每天早上开会都要高声朗诵三株口诀，也是由吴炳新亲定的，三株公司对吴总裁之一应语录和训示，都必须绝对服从，当年不仅创造了一个具有神话意义的三株，更创造了一个具有神话意义的吴炳新。一个企业无疑需要绝对的凝聚力和管理上的核心，但是这种以造神运动为手段的个人崇拜，则给企业本身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缺憾，比如在决策上的一言堂，在管理上的一人拍脑袋，三株的辉煌已是昨日黄花，而吴炳新此刻也一定匍匐在某个角落，遥想当年种种得意，不知是落寞还是忧伤，或者沉迷于往日。总之作为一个企业家，吴炳新迅速窜红，同样作为一个企业家，吴炳新又迅速衰落，快若流星。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关于个人崇拜的例子，中国商人在企业宣传的首页上一般都有企业家的头像，旁边附有企业家的讲话，经典的造型就是在前面放台电脑，一边打电话。万科的王石深谙个人魅力与企业形象之妙，常常在媒体上放出妙语，建立自己极富个性的商人形象，前年替摩托罗拉 A6288 打热气球广告，去年攀登珠峰，赚尽眼球。而任志强等地产精英在北京遥相呼应，在中国房地产报上频频露相，地产界的大腕们深恐落于人后。放开地产看家电，倪润峰的长虹、柳传志的联想、李东升的 TCL 和黄宏生的创维，企业家就几乎是企业的代名词，中国人的内心都有个人崇拜情节，而中国的英雄们也有光大门楣的愿望，因此，这样的个人英雄打造乃是正常的产物。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每个企业都必须宣传自己的核心，才能够被社会所认同，这一点似乎就过分偏激，我们试问，有谁知道宝洁公司的总裁？有谁知道大众汽车的董事长？有谁知道联合利华的中方总经理？我不知道，至少在没有刻意去了解的情况下我很难知道这些企业的实际负责人是谁，而关于他们的个人魅力或者成长历史就更难以耳闻，但是并没有阻碍这些公司成为市场的宠儿。 

　　我决不反对企业家自我权威的树立，也决不认为宣传了企业家就是搞个人崇拜，但我坚决反对那种把对企业家的宣传凌驾于对企业和产品宣传之上的行为，中国企业家的艰辛创业必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只是在一个被视为企业之神的企业家离开企业之后，我们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凝聚力又从何而来？就好象长虹的倪润峰短暂隐退之后又再度出山，原因正是因为没有倪润峰的长虹根本不具备凝聚力，但是倪润峰不可能永远为长虹服务下去，若是一个企业会随时因为一个企业家的个人状况而摇摆不定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个企业的持续发展动力和他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也同样有理由怀疑这种企业家个人崇拜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个人崇拜的登峰造极之作当然不是以上几位，而是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海尔的掌舵人张瑞敏。很难说这种个人崇拜是由张瑞敏自己所发动还是由整个企业所自发推动，但是那个新上任的厂长把 18 台不合格的冰箱砸了的故事被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讲述着，甚至走上了哈佛商学院的管理课堂。在中国业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张瑞敏，一是对其经营能力的肯定，二是对海尔这一品牌形象的认同，但是这背后或者还有更深的政治用意。从纯商业和纯管理的角度来说，海尔的成功无疑值得肯定，这种成功究竟在背后耗费了什么样的资源，遵循了什么样的规律，在这里都不做研究。但是，自《首席执行官》在全国播出以后，已经给全社会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海尔的成功就是张瑞敏个人胆识的成功，为一个企业的老总以电影的方式立传，《首席执行官》开了先河，只是这种先河虽然肯定了中国优秀企业家对中国产业振兴的贡献，却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却强化了人们心目中的个人崇拜情结，更重要的是，这个电影的播出会使更多的企业家相信，树立个人权威，强化个人崇拜是企业发展之所必须。我相信从此以后将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去效仿、去研究，甚至去发扬光大。这种建立在个人崇拜之上的商业文化意识，在我看来，不是好现象，而是悲哀。 

　　作为中国民族企业的标杆，海尔的故事值得向全社会讲述，只是我没有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来讲述，而国内目前所流行的向海尔学习，去海尔参观，买海尔教材，听张瑞敏演讲之风日盛，似乎中国商人只要沾了海尔之风，学了海尔之术，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殊不知，企业的经营没有模式可搬，市场的策略没有常例可循，任何一个企业和企业家都必须立足于自身企业实际，采取实用得体的战略战术，方可决胜市场。 

 

 

第七章：商道 

　　古人云，盗亦有道，可见中国各阶层对“道”的重视，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商贾贵人，或是帝王人臣，都要讲究一个道字。道者，道路、道理、道德也，更准确一点讲，“道”是一种思想体系。商道，往小的说是商人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往大了说是商人要实现的理想和承当的道义，师有师德，商有商道，人有人伦，法有法度，今天以道论商，不免有一点唏嘘的意味，因为中国过去的二十年，不仅是经济蓬勃发展，国家走向富强的二十年，也是拜金主义盛行，商道沦丧的二十年。 

　　市场竞争是残酷的，而商业和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在中国实行商品经济的最初，国人的眼里充满着狐疑、迷茫和困惑，人们相信对商人的政策性支持不一定是国家的长久大计，特别是动荡的八十年代末，弥漫在商界的是一片悲观情绪，既然政策不会持续太久，既然暂时性对商业的开放和对商人的鼓励不会成为长远的政策，那么在商业上的短视行为就有了心理基础，大家只图眼前赚钱，全然不顾长远的商誉。 

　　在湖南省西部地区有一家白云家电总厂，生产的白云牌冰箱曾经在市场上倍受追捧，供不应求，后来在质量控制上发生了问题，而同时期的海尔却正在发生着张瑞敏砸冰箱的事件，几年过后，海尔已是行业翘楚，而白云，则过如云烟飘散，不知所踪了。 

秦池古酒是山东一个小县所产，后来投资 6666 万元成为央视标王，一度门庭若市，产销两旺。 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山东小酒厂，借助广告和新闻媒介的热炒，迅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1996 年竟然实现销售收入 9.5 亿、利税 2.2 亿，尤其是 1996 年秋季，每月销售额都在 1 亿元以上。 为了实现更大的扩张，秦池在 1996 年投入被称为天价的 3.2 亿元巨资获得 1997 年度标王， 秦池经营厂长姬长孔打比方说：首次夺标，秦池每天给中央台送去一辆桑塔纳，开走一辆奔驰；再次夺标，每天送去一辆奔驰，能开走一辆加长林肯。 
　　 可是要交出 3.2 亿广告费，秦池至少得卖出 15 亿元的酒。 1997 年秦池决定扩大产能，由于原酒不足，秦池从四川购买白酒勾兑，被媒体曝光。在白酒行业，散酒勾兑非常普遍，但是发生在标王身上却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一时间，消费者纷纷拒绝购买秦池并大呼上当，秦池陷入泥潭， 1998 年，秦池甚至给付不了供货商临圻国际公司的 300 多万酒瓶帽货款，而到了拍卖秦池商标的地步，而经过有关评估， 1997 年达到 6 个多亿品牌价值的秦池，在 1998 年仅值 1787.5 万元。 

　　在舆论对 “ 秦池模式 ” 和中央台广告招标的负面影响评说纷纷时，姬长孔调整工作，就任北京办事处主任。据说当他想进入中央台第三届广告招标会的会场，缅怀一下昔日风光时，因为没有邀请函被门卫挡在了外面。 

　　长沙水曾经一度占领长沙饮用水市场 60% ，后来在抗洪中捐赠出一笔纯净水，灾民饮用后发生严重腹泻，被查实有关细菌含量超标，并被媒体曝光，而长沙水这一长沙水业的超级品牌也在一夜时间被市场所抛弃，无人问津。 

　　爱多电器有限公司是标王胡志标的倾心之作， 1995 年以 80 万元创办床板工厂组装爱多 VCD ， 1997 年即成为年产值超过 20 亿的集团公司， 1997 年 11 月，胡志标夺得央视标王，耗资 2.1 亿元， 2000 年 4 月 18 日，胡志标被羁押， 2003 年 6 月 19 日，曾经风云一时的 VCD 天王被以票据诈骗罪，挪用资金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1999年1月26日，山西朔州毒酒假酒案发，27人命丧黄泉。一时间，全国震惊，继之谈山西酒色变。 在公众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一场查封“山西酒”的运动波及全国：福建、山东、内蒙、上海、吉林等等地方。跟假酒案本无关系的十大名酒之一的汾酒受了牵连，在许多地方成了查封的对象。 每年春节至元宵十五是白酒销售高潮期，往年汾酒能销1500吨以上，当年仅400吨；二月份，汾酒公司只卖出1200吨酒，往年是3000吨，直接经济损失达800至1000万元。汾酒损失立竿见影。 

　　1996 年以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采用各种手法，在厦门关区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 530 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高达 300 亿元，并利用金钱、女色等手段，拉拢腐蚀一批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走私犯罪活动提供帮助和庇护，不仅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诱发了大量的腐败现象，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危害。 

　　2003年6月16日，震惊全国的“梅花K”黄柏胶囊损害赔偿系列案审结。此案赔偿总额为2818879.62元，其中因服用“梅花K”而成植物人状态的沈智芳获赔160万元。陈桂兰、沈智芳等58名受害人均在签收调解书的同时拿到了由被告广西金健制药厂支付的赔偿款项。本案原告陈桂兰、沈智芳等58人，先后于2001年5月至8月间，分别在株洲市药材公司和株洲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零售药店购买了广西半宙集团第三制药厂(后变更为广西金健制药厂)生产的，标有“半宙”注册商标及“梅花K”字样的黄柏胶囊，服用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分别入住株洲市一医院、二医院等医院进行治疗。 

　　2003 年 9 月 7 日，辽宁省高院对杨斌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因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杨斌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罚金人民币 230 万元。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被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 560 万元。被告单位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犯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判处罚金人民币 40 万元。 

　　2003 年 9 月 5 日，被誉为“上海首富”的上海农凯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 , 于 2003 年 9 月 5 日 , 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 , 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 

　　在 2003年即将过去之际，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2003年终特别节目，对被栏目曝光的制假贩假行为进行了回放，同时对一些案例的处理情况做了后续报道。 

　　每周质量报告 2003年的5月4日开播到现在，其中大部分节目揭露的都是食品造假。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造假者： 如河北保定垃圾纸变餐巾纸 ，河北文安：医疗垃圾变食用器皿 陕西榆林：黑心棉做防寒服，如山东用病死鸡做德州扒鸡 江苏用母猪肉做太仓肉松 ，浙江用敌敌畏加工金华火腿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造假者在熏制中药材，卫生筷，竹笋里都用上了硫磺。熏制过程中残留的硫遇高温会生成亚硫酸盐，亚硫酸盐可是杀伤力巨大的致癌物质。造假者还在加工劣质腊肉、腌菜等食品中大量加入亚硝酸钠、苯甲酸钠等防腐剂，误食过多防腐剂会烧伤肠胃、造成中毒甚至死亡，有的防腐剂也会致癌。 因为双氧水能起到漂白作用，成了造假者炼猪油、漂白卫生筷的好帮手。而高浓度的双氧水有强烈的腐蚀性，高温下可与其他物质反应生成致癌物质。 雕白块的主要作用也是漂白，所以加了雕白块的腐竹、米粉，颜色都会变得白亮，雕白块是一种剧毒物质，遇高温会分解出甲醛，有很强的致癌性，国家15年前就禁止使用雕白块。 

　　我不舍篇幅的重放这些事关我们生活与健康的重大质量事件，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看见，在今天这个社会的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都因为商业信誉的缺失，而使我们每个人都处于巨大的生存风险之中。注水肉是最早和最原始的奸商伎俩，而今在各行各业都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先进技术”用以造假，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很难确定应该吃什么才是健康的选择。前几年所曝光的潲水油事件，仍让人感到难以抑制的生理和心理呕吐，商业道德的沦丧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蔓延和普遍化正在侵蚀社会的健康肌体，也正在加深普通民众同新富阶层的矛盾。在一个经济转型与监管体系尚不完善的时代，商人的自我操守面临着两重考验，一重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的考验，造假有可能使商人获得巨大的利润，马克思曾说，只要有 300% 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铤而走险，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许多商人抛弃了操守选择了利益。不仅如此，商人的操守同时还得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的考验，同行是冤家，当同行以非法手段占领市场时，坚持正当经营的商人将面临失去市场，在竞争中落败的结局，为了继续参与市场竞争，就不得不违背良心走上非法之路。因此，商道的缺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切肤之痛，而以某个商人的一己之力是断不能改变的，诚信经营是当代最重要的商业准则，而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完善以前，商道仍将以让我们心痛的方式继续沦丧下去，由此而造成的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对民众生活的威胁，在今天看来，已经到了一个必须整顿的地步。如果说以前的短斤少两的手段还只是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状态的话，那么当下形形色色的奸商伎俩，原酒让我们触目惊心。 

　　在我们审视当代商道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以无比景仰的心情去感谢那些始终坚持正直的经营哲学，视诚信为生命的商人们，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人获得社会的承认与支持，建立真正的重商社会，赢得商人应有的地位最重要的力量。 

　　我们也期待着国家权力部门以更坚决的态度加强监管，真正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维护正直商人的合法权益，打击一切非法商人。只有商道的提升才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提升，创造一个文明，富强和幸福的未来。 

 

 

 

第八章：仇富 

 

　　仇恨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如今这个复杂情感又加上了一个新名词，那就是仇富，这并非某个异想天开的人的个人臆造，而是整个社会平民阶层的集体无意识心态。仇富表现的登峰造极，就是 2003 年在网络上针对哈尔滨宝马撞人案件的集体声讨，网络声音的积极介入使司法部门决定对一个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2003 年 10 月 16 日，苏秀文驾宝马车连撞 13 人，农妇刘忠霞被当场撞死，事后有关部门公布了调查意见，认为苏秀文是驾驶不当造成撞人，此意见一出立刻在媒体和网络引发持续大讨论，新浪和搜狐的网络留言板写满了网友置疑的声音，肇事者苏秀文的丈夫关明波系当地富豪，因此网友将这一事件上升到富人对穷人的欺压，富人与权贵的苟合，而搜狐更是以《纸包不住火》为题做了一期新闻专题，一时间关于宝马撞人案件的是非流言在网络此起彼伏，甚至有传言说苏秀文是某高官儿媳妇，而对公安交通部门的调查结果，网络上也提出种种质疑，到底谁控制了案件的过程？到底苏秀文是过失还是故意杀人？到底金钱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扮演了怎么样一个角色？这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引起了网友门热烈的讨论，最后有关部门指示发回重审。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 
—— 致宝马事件里的农妇 

作者：尽千钟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 
为了糊口， 
每天起的很早，睡的很晚， 
泥土一样颜色的脸上， 
落满了愁纹和风霜？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 
只知道拖拉机的颠簸， 
从没体验过宝马车的舒适。 
用小脚量完了一座城市， 
却舍不得坐一次公交车？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 
数着一把零散的角币， 
为我积攒下一年的学费， 
一阵寒风就能把她吹个趔趄， 
却仍然义无返顾的迈动双腿？ 

你是不是如同我的母亲， 
最喜欢儿女灯前的闲话， 
放下一天的操劳， 
享受一个短暂的温馨， 
明天继续为生计奔波？ 

然而现在， 
那车大葱永远卖不出去了， 
柔弱的生命怎能抗的过宝马的铁躯？ 
你悲惨的躺到了地上， 
草芥一样的烟消云散。 

你的命运正如我的母亲， 
你的尊严正如我的母亲， 
你的苦难正如我的母亲， 
你的死亡让我想到了母亲。 

你代我的母亲， 
用自己低贱的血肉之躯 , 
承受了来自权贵的傲然一撞， 
淋漓的鲜血被金钱和权势遮盖了， 
高贵的杀人者依然逍遥复逍遥。 

那件不遮体的单薄的棉衣， 
抵的住另一个世界的黑暗和寒冷吗？ 
在这个真实的如同坚冰一般的人世里， 
我只能长歌当哭， 
为全天下受苦受难的母亲， 
为了你。 

祈祷天堂里没有宝马车， 
不需要早起卖大葱。、 

这是在网络流传甚广的一首诗，与这样的诗一道，网友愤怒的声音也弥漫在各大论坛和新闻留言板，新浪数以十万计的网友留言谴责，这一事件已具备超越事件本身的意义，那就是整个民间所蕴藏的仇富心理第一次以如此热烈的方式爆发出来，而宝马撞人案只不过是这种仇富心理的一个出口，多年的经济改革诞生了一大批新富阶层，他们住洋房、开名车，穷奢极欲，挥金如土，还仗着金钱的能量横行乡里，欺行霸市。而另外一些富人，包二奶，玩小姐，在广东甚至有专门的二奶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富人阶层低级趣味的一种表现。商人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进力量，为社会创造价值，提供就业机会，促进民族产业发展，而另一方面，部分商人非法经营，纵欲无度，即使是一小撮的商人是这样，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平民阶层极大的反感，再加上平民阶层社会和经济地位日趋低下，有一些甚至成为了经济改革的牺牲品，在这个时候，对富人的仇恨就很自然的成为一直基本的情感取向，富人没有一个好的，富人就是靠剥削和钻营获得金钱的，这些观念在他们心目当中根深蒂固。在广东、北京一些地区，民工常常使用跳楼、自杀等极端向雇主讨回自己的工资，而温家宝总理在重庆替农妇讨回工资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清算拖欠工资的风潮，多年以来，很多商人就是靠拖欠职工工资等非法手段迅速积累财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进而成为富豪。 

　　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著名民营企业家李海仓在家乡山西运城市遭枪杀身亡。许多人认为，正是他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第27位的排名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2月12日，温州亿万富翁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一伙凶徒刺杀身亡。 

　　在中国大地屡屡发生的富豪被刺事件，决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民间仇富心理的一种极端爆发。有人以为这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患均而不患穷的体现，然则以理性的眼光去分析，以上论断缺乏更实质的支撑，仇富决不再是一种感情用事，而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里产生的根源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富豪崛起的恐慌，认为自己已被抛弃在时代进程之外；一是中国市民文化中所存在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嫌贫爱富，一部分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群体受到了社会的歧视，因而这部分人对社会怀有恨意；除去以上两点，更重要的一点是民众对于富豪们一夜之间所累积起来的巨额财富的合法性表示极大的怀疑，而事实上中国新富阶层的原始积累都不同程度的带有原罪，这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如此，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为富不仁虽有片面之处，但富豪们依靠金钱实现奢华无度的生活，已经在社会引起了负面影响。因此，作为成功商人，其在经济上的成就固然可喜，而在道德上的示范作用才是我们构筑正面的商人形象所必须，商人必须学会善意的对待社会，以自己的诚意获得全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否则仇富心理的蔓延不仅将影响到商人在社会中的评价和整体地位，也将影响到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 

 

 

第九章：温商之道 

　　 温州商人往往能从“没有市场”处找到市场，从混乱的市场中寻找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夹缝中杀出血路。温州商人的兴盛始于上个世纪，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浙江作为沿海省份，民风渐渐开化，浙江开始涌现一大批背离乡土外出经商的商人，在当地，私营作坊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似乎在一夜之间，浙江商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神州大地崛起，与传统的山东商人成为南北呼应之势，浙江商人中最杰出的群体就是为创造了温州奇迹和温州模式的温州商人。 

精湛的商业谋略 

　　 温州人多地少，决定了温州人只能向外拓展，不断寻找一个个新的生存空间。这也是温州商人如今遍布全国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思维仍停留在传统的层面，他们认为背井离乡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却有强烈的要走出去的愿望，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改革以前传统的经济强势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商业意识落后，商业经济发展缓慢，商人群体稀缺，重商意识不浓。而和浙江温州有同样地理环境，如福建的闽南，广东的潮汕，湖南的邵东，后来都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人输出地，如今上述地区的商人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足迹遍布世界。因此在寻找中国现代商人之发展脉络的时候，传统的穷乡僻壤是商人群体的最大发源地，而那些生活安逸，温暖富足的地区，却鲜有以群体状态出现的商人队伍，更别说具有温州商人，广东商人和闽南商人一样的全国性影响了。 

　　如今的温州商人在全国散布最广。最初，他们以手工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如理发、补鞋、裁缝，甚至拣破烂，一个个散兵游勇似的南来北往。后来，他们发现各地时常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纷纷开辟新的商场或商品集散地。这时，“散兵游勇”们就会聚到一起，出谋出钱出力，以求在竞标中拔得头等。今天在全国许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在巴西、南非、欧洲、美洲都出现了新的温州人经营的网点。温州人谋商，首先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巧妙结合。 

随机应变的市场定位策略 

　　 温州老板有个特点：年轻，头脑灵活，有灵活而准确的市场定位，见到什么市场前景好，认准了立即调转枪口投资。服装、皮衣、皮件、建材、陶瓷、灯具、印刷、电器等等，一个温州老板在他的投资生涯中，可以涉足数个不同的领域。只要能带来利益，他们几乎没有不敢去投资的地方。 

永远先人一步的竞争速度 

　　 1983年春节，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家里打来电话：“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要换服装，34万人，需要68万副标章，每人两套就是130多万。你们可不可以做？”两个温州个体户心急火燎地直奔美国，向美国警察总署长阐述意向。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两个温州老板不温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请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一看，费用我们全包。”两位警察署官员来到温州，工人当场表演了从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过程，美国警察署的头头们一看，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1/2不到，而且不需要订金，68万元的买卖立刻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不拘一格的融资方式 

　　 温州老板做生意很少从银行贷款，第一是因为温州商人从银行获得资助很难，第二是因为温州商人一般都要远走乡，在银行信誉方面存在着问题，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融资渠道。一是朋友互助。温州人老乡观念很强，极富互助精神。二是赊货变现。温州有一绝：卖人参。全国的参茸市场不在出产地东北，反而在千里之遥的温州。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同等级人参，东北供货价是2000元/公斤，而在温州却只卖1900元/公斤，旁观者傻了，明摆着赔本买卖，温州人是图热闹？还是图好看？然而，温州老板却不这样看。在他们眼中，人参不是货而是现金。他们的一般做法是接到人参后，迅速在市场上销售，哪怕低于进货价，变现后获得的现金一年可以做成五六笔生意。这样到年底，人参生意虽然亏了，其他买卖可赚了不少钱，盈亏相抵，利润颇丰，这样温州老板就有了一个货源不断的“民间银行”。他们正是用这种巧妙的融资方式，来增加流动资金，再将其投入到最赚钱的地方。 

积极上进追求务实 

　　 温州人不空谈，不幻想，也不怨天尤人，国家投资少，就自己建设；没有资源就搞眼镜、打火机、纽扣等小玩艺儿；科研教育水平低，就开半手工工厂……总之，要干事业就要改变现状，要挣钱就得面对现实，干实的。温州人不爱炒股，对此，连精明的上海人也搞不明白。一向以头脑灵活、精明能干著称的温州人，超前意识强，勤劳而不落后，事事都走在国人前头。可是，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尤其是那些“大款”，投入资金“炒股”的更少。对此，温州人解释极为简单：不熟不做，不实不干。做事情从功利出发，而且毫不掩饰，这便是温州人。去温州做生意，温州人很少有人请客吃饭，大家谈拢条件，但决不把过多的时间花在请客吃饭娱乐斗酒上，因为温州人认为请客的成本可以用来降低价格，请客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生意，这对中国内地盛行的请客文化不失为一种坚决的叛逆，温州商人就是依靠这种务实的作风赢得了市场，也赢得了客户； 

娴熟的模仿技巧 

　　 温州人的生意是从青菜小葱小鸡小鸭中“孵”出来的，因此，没有模式，没有传统。好在温州人有一副非常强的模仿头脑。曾经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的纽扣、皮鞋、服装和打火机，最初无不来自于模仿。纽扣只要从外地或国外买的衣服上拆下几颗，仔细研究一番就能够生产。皮鞋仿意大利的，服装仿法国的，打火机仿日本的。温州有很多的同胞散居世界各地，当他们回到家乡，其穿着和用品就成了生意人的目标。到手以后，一夜就可将它解剖完毕，在这个同胞将要出国的前夕，会看见跟自己使用的东西一样逼真、一样精美的仿制品已经摆在了橱窗里。如今，许多温州的企业已经非常注重建立自己的品牌，形成自己独立的产品，将原先的产品大大提升了一个或好几个档次。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国内，有 160 多万温州人遍布于大江南北，他们创办的企业有 3 万多家，他们中有 37 万多个个体工商户，年销售总额达 3000 多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温州；在海外，有 40 多万温籍华侨分布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归侨侨眷就有 43 万人。 

　　在温州，几乎家家都有副业，人人都是老板。这种利用民间资本发展起来的企业在 “温州模式”的概括中基本上就是小企业的代名词。 

　　2000年的数据则给了这种说法最好的注释。在当年温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为20299户，注册资本总额约104亿元，平均每个企业的注册资本为5万元；而当年1.31万户有限责任公司，平均注册资本也只是300万元。 

　　此外，根据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提供的数据， 2000年所有在案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产值超过1亿元的有24个，5000万到1亿元之间的有34个，1000万到5000万元的企业数量是197个。其他企业的产值都在1000万元之下。因此，在对国内正在崛起的“温商”的表述中，有5000万元瓶颈、2亿～3亿元瓶颈，甚至是“成长天花板”一说———温州商人的企业，成长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很难再持续成长了。 

　　事实上，温州企业这种规模一直为人所诟病。除了当地产业选择所形成不容易做大的原因外，形成这种 “成长天花板”最主要的原因源自家庭作坊的管理模式。 

　　“温州企业做不大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制度结构、企业家素质以及领导体制，在早期的创业者中，很多教育层次不高，对企业真正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也有排斥性。这些模式适合于早期家庭作坊起步阶段。”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说。 

　　“从企业制度角度说，温州企业还是以家族制为主体，企业是以家庭资产作为连接的，其实是放大了的家庭，这也妨碍温商继续做大自己的企业。”李丁富也表示。 

　　因此，正在崛起的 “温商”通常总是和规模小、长不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不过这种联系正在开始出现弱化的趋势。 

　　在温州，近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浙江温州夏梦集团董事长主动放弃了与意大利杰尼亚服饰集团公司的合资公司总裁一职，而在这个名为夏梦 ·意杰服饰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中，前者所占的股份是50%。 

　挑战中的阵痛 

　　“自己当老板”看起来似乎是温商与生俱来的想法，不过看上去这种思维方式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我觉得自己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带领好一家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浙江温州夏梦集团董事长陈孝祥就自己放弃总裁一职对媒体表示，“强迫自己上，可能会把新公司搞砸”。 

　　夏梦集团是当地一家颇为著名的服装企业，在业内也颇有名声。在陈孝祥放弃总裁一职之前， 2003年3月，该集团与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杰尼亚服饰集团公司正式签约合资，在温州组建新的合资企业夏梦·意杰服饰有限公司。此前，两者曾经有过两年的合作历史。 

　　事实上，有温商中的先行者试图改变这种企业规模小的局面。不管是迫于竞争的压力还是出于其他的目的。 

　　5月22日，首期注册资金1亿元的强强集团在温州诞生，这个集团由当地八家制锁龙头企业合并而成。据说其原因是因为要对抗外来的竞争。 

　　在新成立的企业中，一改以往家族企业的架构，而由出资的八家公司各派一人进入董事会，并按出资比例确定了 8位董事的所占股份，从5%到18%不等。董事兼副总经理唐志文为原八家企业中“霸力锁业”的董事长，而原“金马锁业”的董事长蔡恩弟，出任了强强集团销售总监。同时，强强集团董事会决定，所有股东的直系亲属不得进入集团管理层。 

　　新成立的集团很快得到政府的支持：当地的建设银行为 “强强”提供5亿元中长期贷款授信，政府也批给了100亩土地作为集团工业园区用地，这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温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改变产权结构、管理体制从而把企业做大，这是温商所必须面对的阵痛。至少温商在他们的先行者中，的确看到了榜样的力量。 

　　1990年南存辉和美商黄李益合资，由此从前者的独资企业成为了一个股份制企业，其后南存辉个人持股60%，此后3年内，正泰通过相互持股不断吸纳同类企业，而南的个人股份也不断被稀释，下降为40%；1998年集团重组，南存辉及其加入的股份变为28%。在2002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南存辉以1.2亿美元的资产名列中国首富排行榜第58。 

　　此外，报喜鸟的发展也是一个佐证。 1984年，吴志泽成立浙江纳士制衣有限公司，生产“纳士”牌服装。到1996年，公司总资产达到了2000万元。就在这一年，纳士公司与浙江报喜鸟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奥斯特制衣有限公司合并成一个核心企业，并联合另外10多家业务协作企业，成立了报喜鸟集团。各自把原公司注销，重新注册组建报喜鸟集团有限公司。一年之后，业绩立显：1997年开始，报喜鸟连续数年进入全国服装行业销售收入、利税收入百强之列。同时，吴氏家族的股份也一直在稀释，下降到了20%。 

　　不过即便如此，温商也只是处于转变的过程中，一些先行者在实践着，不断有人加入，但更多的温商还是紧守着家族制。据说在温州有一泰昌集团，不久前原来的老总因车祸去世而匆忙接任老总一职的是他 18岁的儿子。 

　　不过，在部分专家看来，温商遭遇的 “天花板”还不仅仅是企业管理、资本结构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温商根深蒂固的想法，这才是第一性的。 

　　———乌龟和兔子赛跑，第一次兔子偷懒所以乌龟赢了，第二次兔子发挥正常所以乌龟就输了。但在第三次比赛中，乌龟要求由它来定规则，于是比赛中出现了一条大河，兔子根本过不去，只好眼睁睁看着乌龟夺冠。这是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的一个故事。 

　　“事实上还有第四次比赛，那就是乌龟和兔子互助，在陆地上兔子背着乌龟，而到水里就由乌龟驮着兔子，这样双方都能够最快到达终点”，金惟纯说，“如果温商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壮大的话，就要建立共同的愿景。而这个前提就是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以上部分资料来自新浪财经] 

　　温州商人遇到的规模之痛，不惟独是温州商人所遇到的，也是中国新时期的华商群体所遇到的，生产方式的小作坊，用人上的亲缘化，管理上的家族化都是制约中国商人做大做强的内在瓶颈，就在温州商人积极寻找企业突围之路的时候，温州商品又在国际上遭遇了新的阵痛，在国内影响甚大的欧盟对 2美圆以下的进口打火机强制性加装儿童安全装置的规定，事实上是温州企业在国际市场所遇到的众多制约之一，所幸的是，通过温州商人的积极应对，欧盟决定暂缓实施这项法案，并有五家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获得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但最近频频发生的反倾销调查，已经为国内企业敲响了警钟。 

　　作为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温州商人，其在中国的崛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意味着在历史上与犹太商人齐名的华商在新时代重新觉醒了，这种崛起在过去被更多的视为一种传奇，温州商人是华商中最优秀的代表，他们的兴衰将继续吸引我们的目光，成为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风向标。 

  

 

 

第十章：李嘉诚 

　　国内商界有很重的李嘉诚崇拜，只要看看李嘉诚富有传奇色彩却又货真价实的简历，我们就不难获知这种崇拜的源泉，作为华人商界当之无愧的领袖，李嘉诚在商界纵横数十年，其引领的李嘉诚时代决非今天一夜之间崛起的暴富所能相比。 

　　李嘉诚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父亲是小学校长。1940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全家逃难到香港。两年后，父亲病逝。为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妹，李嘉诚被迫辍学走上社会谋生。 

　　开始，李嘉诚为一间玩具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工作虽然繁忙，失学的李嘉诚仍用工余之暇到夜校进修，补习文化。由于勤奋好学，精明能干，不到 20岁，他便升任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把握时机，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 他将它命名为“长江塑胶厂”。 

　　1958年，李嘉诚开始投资地产市场。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当“长江实业”于1972年上市时，其股票被超额认购65倍。到70年代末期，他在同辈大亨中已排众而出。 

　　1979年，“长江”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李嘉诚因而成为首位收购英资商行的华人。1984年，“长江”又购入“香港电灯公司”的控制性股权。李嘉诚先生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及“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其所管理的企业，于1994年除税后赢利达28亿美元。1995年12月，长江实业集团三家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共已超过420亿美元。 

　　李嘉诚首先是一个难民，然后是一个创业者，最后才成为呼风唤雨的商界天王，这和中国历史上的众多英雄成长之路如出一辙，古人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犯成大事者，必定有其磨难的人生，苦难而后辉煌是中国英雄成长的自然规律，李嘉诚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师，从小书香沐浴，颇得门第风范，倘若就是这样，则李嘉诚很可能安乐天年，在社会拥有令人尊重的地位，但决不可能成为商界领袖， 1940 年时，时年 12 岁的弱冠少年即南下香港避难，父亲早死后，即担负起全家营生之重责，就是在这样的艰难背景下，李嘉诚成为了一个推销员，也许是家庭的压力，也许是天生的冲劲，李嘉诚在同事中出类拔萃，成为最优秀的推销员， 20 岁后，李嘉诚决心独立门户，创办长江长江塑胶厂，成为塑胶花大王，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李嘉诚一心创业的坚定信念终于使他迈开了事业最重要的一步。 

　　弹丸之地的香港，作为殖民地的一个远东自由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即将迎来他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商人，李嘉诚最得意的是他拥有对政治敏锐的嗅觉，这种嗅觉不是天生的，乃是因为他在中国的生活环境所决定，当时国家凋敝，政治飘摇，李嘉诚正是在政治与战争的逼迫下背井离乡，远来香港，所以李嘉诚的最伟大即是他认识到一个人个人的命运不仅与政治紧紧相连，而且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是去改变政治，而是要通过政治来改变自己，直到今天的李嘉诚对中国内地的政治依然谨慎，并持不参与之态，这与霍英东等港商积极参政议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和李嘉诚一贯坚持的顺应环境而不影响环境的商业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李嘉诚正是基于对政治的敏锐洞察才在日后的香港地产界如鱼得水，他深深的知道，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地，背靠中国，其经济走向和商业指标受到祖国大陆的深刻影响， 1958 年成立香港地产公司，即是他预见到香港将依托中国腹地成为重要的经济，流通和金融中心， 60- 年代开始的文革，使香港也倍受震荡，大量港人港资纷纷撤离香港，地产价格一度下滑，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嘉诚果断出击，购入大量地产，后又在经济回升时出手，一进一出奠定了他雄厚的资金实力，直到 1979 年，李嘉诚购入香港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浦，一战成名，从此香港经济的李嘉诚时代开始了。 

　　1979 年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香港做为自由港，面临着巨大的机遇，李嘉诚继续施展他在资本和并购市场的长袖善舞，一个对政治具有敏锐嗅觉，并且拥有大量资本的商人，若是再加上在商业和经济上具备超前的眼光，那么这个人就是商业的全才，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就不奇怪了，但是作为一个个体，李嘉诚在商业上的完美被我们顶礼膜拜，他所倡导的竞争，财富，与英雄主义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今天的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无不把李嘉诚作为个人梦想的一个图腾，和平时代少见英雄，而李嘉诚似的成功商人可能是整个社会共同认同的英雄，作为一种价值观的倡导者，李嘉诚给我们带来的重商，自强，独立的社会人文精神显然具有正面意义； 

　　关于李嘉诚的故事很多，坊间流传甚广的，有一个李嘉诚花一百港币雇人从下水道打捞一个港币的故事，这从某个层面反衬了李嘉诚对财富的态度，那就是分文宝贵，决不虚度，有记者采访李嘉诚什么是财富，李嘉诚手指脚上的皮鞋说这就是财富，记者大惑，李嘉诚随即解释，因为这双鞋已经在我脚上穿了七年了，如果说这些故事仍有杜撰的嫌疑的话，那么李嘉诚在出席西部某省的一个投资洽谈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却货真价实，他说我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拿出一亿港币决不眨眼，但是谁要是拿他的一个港币去挥霍，他决不能容忍，这句话隐藏在后面的含义就是我李嘉诚有钱，但是这钱是拿来办事的，不是拿来浪费的，可以想见，这种对财富的严谨态度是李嘉诚一生成功的关键，作为出生在中国潮汕地区的中国人，李嘉诚身上一直保有中国传统的勤俭之风，在对李嘉诚的研究中，我们更多的关注其财富的成长手段，而忽略了其对财富的务实态度，大有舍本求末之势，李嘉诚作为华商，颇有传统国人报效家国的理想主义，他自己就放言自己在汕头的投资不赚一分钱，他更是投资 20 亿创办汕头大学，李嘉诚一方面报销家国，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家国怀有复杂的情感，对政治与时局的迷惑曾使他一度拥有新加坡护照，虽然声言永不迁出香港，但他的投资正偏重海外，在诸多欧美企业已经在中国大陆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李嘉诚远未完成他在大陆的商业布局，而李嘉诚在欧洲却举巨资投入到前景未明的 3G 产业，也许在大陆他有难言之痛，曾经雄心万丈彰显其华界领袖的北京东方广场项目胎死腹中，至今已经 76 岁的李嘉诚仍然战斗在商界前线，作为现代华商财富最巨影响最大的一员，李嘉诚究竟还在追求什么？ 

　　李嘉诚追求的或许仅仅是一个梦想，或者是作为商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李嘉诚开着他那辆奔驰 600 ，下得车来，保镖跟随其后，目无表情，但酒店大堂的服务生已经是笑逐颜开，李嘉诚挥挥手，随从即向服务生每人散发 1000 港币作为小费，这样的场景是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的场景，财富对于富豪来说，仅仅具备数字上的象征意义，李嘉诚若是再有 50 年，他也许有可能成为世界首富，但是即使有这样的奇迹和际遇，成为世界首富后的李嘉诚的新目标又是什么？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点杞人忧天，但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高处，我相信任何人都难免会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庆幸的是，李嘉诚作为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方商人，一直保持着他清醒的头脑和谦逊的品格，即使是在汕头大学的成立典礼上，作为创办人的他完全有理由将自己的名字签到来宾册的第一页，但是李嘉诚翻到第三页才签下自己的名字。 

　　香港是众所周知的“文化沙漠”，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弹丸之地，所产生出来的是华人世界的流行文化，四大天王和武侠小说，无厘头电影，这些文化以他的通俗，浅显，易于复制成为青年一代最为欢迎的文化快餐，香港人既没有中国传统之中的那种正统，严肃与自闭，也不似欧美人那样的个性张扬，但是香港却以弹丸之地创造了让人眩目的商业奇迹，不仅仅是李嘉诚，还有包玉刚，李兆基，霍英东……，他们都通过自身的奋斗成为华人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商业巨子，李嘉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香港文化当中最积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面，那就是崇尚个人奋斗，追求财富成功，实现辉煌人生，这种文化形态今天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昨天仍然在读着《安妮宝贝》，今天又手捧《李嘉诚》，我们的社会文化已趋于多元，上海的小资可能正热衷于颓废的音乐和文字，而另一部分人，却走在财富的道路上，顺应着李嘉诚们的指引，向着梦想出发。 

 

 

 

第十一章：沧海商田 

　　蝴蝶飞不过沧海，但是蝴蝶又何必要飞过沧海？ 

　　人在商田，人为什么要在商田？ 

　　沧海是英雄的地方，君不见沧海横流，尽是英雄本色。 

　　每个人都必须耕耘，如每个商人，都必须在商海耕耘。沧海商田，有如人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只要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情感和利益。 

　　如果说战争时代的英雄是战士的话，那么和平时代的英雄就是商人。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商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发生在我们面前是那些关于商人的正面和负面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都已经过去，而新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商人重利轻离别，这是古代对商人的认知，士农工商，这是商人在旧时的社会排位。今天，商人已经成为主宰时代前进的中坚力量，社会已经正式的承认了商人的强势地位，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人的重商时代开始了，中国人的功利时代也以重商为标志开始了。 

　　胡雪岩与左宗棠相约登高，见江心波光云影，千帆竞渡，乃问：江心有何物？一同前往的得道高僧说道，我只见到两艘船，一艘为名，一艘为利，高僧之话颇具慧心，而胡雪岩却说道，我只见到一艘船，既是为名，也是为利。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对人生洞察之深刻更在得道高僧之上，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定需要对人性与人生有深刻的了解和独到的感悟，华商直接传承中华的文化渊源，浸染东方智慧，另一方面又面对欧美之风，和国际产业巨人站在同一个舞台共舞。而时代提供给我们的，将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爱人者人恒爱之，在商场上的长袖善舞，在生意上的苦心经营，在事业上的苦心孤诣成就了商人的辉煌，本文无意去探求中国未来商业形态，更不愿以自己狭隘的视角天真的要求商人们的行事立言，商场的胜败并非可以预料， 1997 年还是国内化妆品行业翘楚的重庆奥妮， 1998 年即全面败退，市场份额从 1997 年的 12.5 一路狂跌到 1998 年的 4% ，而这种狂跌的始作俑就是来源于奥妮与国际 4A 广告公司奥美的合作，奥妮皂角洗发浸膏当年销售 1 个多亿，但是广告费用和营销费用即大大超出销售总额，我们也无意去探究这种商业合作失败的孰是孰非，我们只是想表达一种思想，商场就如波诡浪凶的大海，蕴藏着巨大的挑战和风险，有调查说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及两年，这无疑是给所有商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尽管如此，商场上有人倒下去，就一定有人站起来，巨人集团轰然倒塌的烟尘未散，痴心不渝于保健品行业的传奇企业家史玉柱即扛鼎健特生物的大旗，以脑白金再度崛起，不仅还清他破产之时欠下的所有债务，而且赚得巨资，并打造“黄金搭档”这样的新一代保健品牌，脑白金的成功与其说是这个产品独到的行销策略的成功，倒不如说是史玉柱坚定的商人意志的成功。 

　　就在笔者即将完成本文写作的时候，传来加拿大方面的消息，加拿大联邦法院 3 日宣判，驳回中国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犯赖昌星 “ 难民资格 ” 申请案的上诉，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赖昌星被遣返中国后会因政治问题受到迫害，因此他本人及其全家不具备 “ 难民资格 ” 。这样的判决已经事实上决定赖昌星在加拿大的难民申请失败，并面临着被遣返的境地，而另外一个消息是孙大午的，河北大午集团陷入瘫痪，起因是大午集团在民间非法集资，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日，在被羁押近半年后，孙大午被地方法院以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判处 3 年有期徒刑，缓刑 4 年，定于是日释放。 

　　这是两个看上去有一些相似之处，却有本质之区别的消息，赖昌星的的远华走私案件震惊天下，被牵扯出大批被赖昌星用金钱与美色收买的高官，至今外逃的赖昌星将有可能被遣返中国，而孙大午，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当代儒商的代表人物，却在以自己悲剧性的色彩在上演着另外一种商人的故事，孙大午非法集资案没有牵扯到政府一名官员，作为一个正直的有点固执的商人，孙大午在官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正是因为坚持阳光理念，孙大午被视为异类，并与当地土地部门，税务部门，工商部门和银行部门打过官司或发生过冲突，孙大午在当地政府部门眼中是一个奇怪得而又固执的决不妥协的企业家，拥有亿万资产的孙大午没有别墅，没有专车，住在集体宿舍里。生活极其简单，爱吃玉米饼子、大葱蘸酱，在外办事往往在路边小摊填饱肚子了事。不赶名牌，不上娱乐场所。一个月只拿 2000 元的工资。出差去宁夏，他坐硬座。 


　　最令人称奇的是，孙大午当了董事长后，竟然还帮工人掏过一次大粪。 

　　孙大午不仅是在个人修养几已达到了圣人的地步，他捐款修路，投资兴学，创办平民医院，倾心打造他的乌托邦社会——大午城，他不给回扣，不占便宜，不贿赂，不送礼，就连他自己也说自己是 “ 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 ” 

　　但是他并没有死里逃生，话音刚落两个月，孙大午被捕。尽管在 2003 年 11 月获释，但中大午集团早已是树倒猢狲散，举步维艰…… 

　　商人有商人的江湖，这就是孙大午这个悲惨而悲壮的故事所给我的启示，千百年来，商人即在追求自己的价值和理想，并求得社会的全面承认，孙大午作为一个商人，以自己个人魅力实现着自己乌托邦似的理想，对于赖昌星一样的金钱买路我们当然要谴责，并时刻警醒自己勿要走上同样的道路，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孙大午似的悲剧人物，他们对于社会环境的无视，和对良好事业环境的无视，对于商人成就更大的理想，实现更大的抱负，也绝非明智之举。 

　　沧海横流，英雄本色，商人的时代已经到来，《华商批判》作为一个以作者自己的主观思维关照商业和商人的个人感性文章，不图全面正确的描述我们的商业时代，只求在文字的最后能够让我们有所反思，好在我们已经学会不去追求纯粹的结论，或者赋予一件事物以绝对的是非论断，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试图提出以下问题，这即是本文不是完结的完结： 

•  我们是否在大谈企业文化，而不做企业文化的真实实践者？企业文化究竟是一种摆设还是建立百年企业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  我们真正的理想是什么？除了成为财富英雄，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目标？ 

•  在家族化与社会化的道路上，我们会选择哪条道路？我们真的已经决定了最后的道路了吗？ 

•  品牌成就市场，在品牌建设上，我们是否有清晰的战略？ 

•  立言建德，身体力行，我们有没有仔细思考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价值观？ 

•  社会为我做过什么？我为社会做过什么？ 

•  如何面对 WTO 国外市场的竞争，我们是否已经采取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  在人力资源建设亦即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我们还需做哪些工作？ 

•  如何实现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 

•  真的问问自己，过去十年，我做对过什么，做错过什么？为什么？ 

•  未来十年，我应该做什么？为什么？ 

•  告诉自己，我一定需要看哪十本书？ 

•  哪些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忘记的，哪些事情又是我们永远不能够忘记的？ 

•  怎样才能够使自己的企业成为百年老店？ 

补水清 2004 年 3 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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