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含混与暧昧：老舍国民性改造的价值悖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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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典文本的悖论分析 上文提及了《二马》在文本内部结构的特征——即借鉴西方文化价值立场与尊重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及“民族自尊”这个因素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的作用。《四世同堂》与之有着类似的结构特征。《四世同堂》指涉的这一问题，在抗日战争的现实环境下有了新的表现。此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群体的压迫与歧视已演变为异族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全面侵略。即，这种源于“民族自尊”的精神伤害，已变成一种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严峻现实——这是一种带有群体性质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危机。而老舍的带有个人体验性质的弱国子民情怀在此时已成为一种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因此，在经过抗日战争这一现实语境的强化后，老舍的国民性改造的价值取向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向传统文化偏移。因为，当民族危机演化为血的事实的时候，如何维护民族尊严，提高民族自信力，成为许多主流作家思考的重点。于是，如何在固有的文化体系内部挖掘民族的伟力以抵御外辱，成为老舍进行文本书写的内在驱动力。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寻求种族延续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与老舍对国民改造问题的探讨并不矛盾，相对于激烈的国民劣根性批判和不和适宜地对国民性格缺陷进行反省寻求外部力量的拯救，显然更具现实意义。因此，在上述理论前提下考察《四世同堂》，钱默吟这个人物形象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他从闭门栽花饮酒作诗的隐士转变为坚定的抗日志士。这种转变正代表了老舍在国民性改造问题上的叙述策略——在自身的文化体系内部寻求精神资源，进行民族的自我拯救，以求得民族新生。 同以往老舍小说文本中的的理想市民形象有所不同，钱默吟这个形象的内涵显得更为丰满。在以往的小说中，理想市民形象的设置，往往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对立物出现的，是一种静态的人格标本，内涵较为单一，常常沦为老舍表达思想意图时的概念载体。例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二马》中的李子荣，《猫城记》中的大鹰。这些形象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缺少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他们并没有摆脱叙述者先入为主的意图控制，因此，他们的行为逻辑和语言表达方式与叙述者是统一的。而在这些文本中，叙述者与作者又常常是重合的。因而，老舍小说文本中的这些理想市民形象便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训诫”功能——当老舍叙述的事件本身不足以承载他的思想表达时，这些人物便通过行动和语言（主要是语言）去阐释老舍的意图，从而对文本中的其他人物起到规劝、引导、或模范、警示的作用。所以，此类形象在失去自主性之后，便显得单薄而片面。而《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的形象塑造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老舍笔下的四类人物形象系列来看，钱默吟经历了从老派市民（与世无争的隐士生存状态）到理想市民（抗日志士）的转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亦代表了老舍国民性改造的探索思路。同时，钱默吟的转变也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国耻和家仇）和内在逻辑（中国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传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这种内在逻辑也是老舍所要挖掘的以进行民族自救和国民新生的重要资源。 钱默吟转变的内在逻辑，固然合理。但在这里，老舍却忽略了钱默吟的文人身份与老派市民、理想市民发生联系时产生的复杂性。在北平沦陷之前，钱默吟和祁老人一样表现了对于国事的冷漠态度，及远离是非的中庸作风。在这一点上，他与老派市民们的一贯秉性并没有表现出质的不同。只不过，祁老人关心的是粮食、生存和自己的八十大寿，而钱默吟关心的是古诗、菊花和自己泡的茵陈酒。但老舍在描述这种情况时却采用了两套笔墨——常常是通过瑞宣这个新旧参半的人物来传达的。老舍对于前者表现了不满和有节制的批判，而对于后者却表现了一种津津乐道的陶醉。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四世同堂”这个庞大的家族结构中，有三代人（除了以小顺儿为代表的不懂世事的第四代）都不约而同地对钱家产生了亲近和仰慕之情。祁老人这位居于家族文化顶端的长者，最看得起的就是钱家了。而祁天佑、祁瑞宣这两位家族结构的支柱，更是对钱默吟表现出一种执弟子之礼的敬重。如果说，祁老人的态度代表了在传统文化中中下层民众对于读书人不由自主的尊重与敬畏。那么，同为知识分子的祁天佑、祁瑞宣（特别是祁瑞宣）的态度就颇值得“玩味”了。钱默吟对于瑞宣等人，似乎具有“精神归宿”的意义。与钱默吟的交谈，几乎成为他们解决内心纠葛的唯一手段。在每次交谈之后，通常会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心灵得以慰藉后的平静，另一种则是内心获得力量后的乐观。但不管是何种表现，都源于钱默吟的性格、气质在文化层面上产生的诱惑力。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瑞宣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潮影响的人物，在与钱默吟所形成的“倾诉——解脱”性质的行为方式中，他的举动与身份均在无意之间使钱默吟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性。毕竟，他在这种关系模式中对钱默吟的趋近，已不仅仅是志同道合之士间的惺惺相惜，而是一种主动地接受感化、熏陶的行为。笔者以为，在这种表象的背后潜伏着老舍本人的若隐若现的意图——钱默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与他在国民性改造基础上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形态，并不存在冲突。所以，当钱默吟被捕及出狱之后神秘失踪后，瑞宣望着钱家斑驳的大门和荒芜的院墙总是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哀伤的情绪。这对于瑞宣并非仅仅是失去一位可以倾诉的对象和可敬的长辈。同样，对于老舍未尝不意味着一种理想文化形态的毁灭。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小羊圈胡同中，还有一位与钱默吟一样深居简出的知识分子——牛教授。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身影（类似与短篇小说《铁牛与病鸭》、《不成问题的问题》中铁牛、尤大兴等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于科学的敬业精神），尽管他后来的变节令人不齿，但老舍对变节前的牛教授的描述却语焉不详，在叙述的语调中表现出一种敬而远之的冷漠。其实，牛教授和钱默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倾向和人生观，但在小说的开头，老舍就在叙述策略上对两人采取了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结合老舍对两者后来的形象发展的设计，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在老舍国民性改造的前瞻的视野里，他是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化偏移，而对牛教授身上的一些现代品格表现了刻意的回避和排斥。在这里老舍忽略的是：祁老人代表的是传统文化的世俗生活，而钱默吟的“大隐隐于市”则体现了传统文人的理想追求，他体现的是传统文化高雅的一面。雅与俗共存于传统文化体系之内，世俗生活与国民劣根性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同样，高雅的文人理想与国民性格的更新资源也构成不了因果关系。但事实上，钱默吟在上述两者之间完成了激进式的跨越。在这种跨越的背后，虽然存在着国耻家仇及知识份子的道义感这内外两个方面的驱动力。但笔者以为：更为深层的推动的因素却在于老舍对于钱默吟的个人偏好，或者说是对于钱默吟所代表的文化理想的偏好。从某种意义上讲，转变前的钱默吟承载了老舍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理想的回味与眷恋。它在钱默吟的身上体现为：一种安逸恬淡、与世无争、优裕从容、近乎“小国寡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于眷恋与回味之后，必然会滋生出一种试图“挽救”的冲动。当这种挽救的企图投射于文本中的形象设计的时候，钱默吟的形象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钱默吟转变后的行为所体现的对于民族、国家的道义感不仅成为老舍国民性改造的目标；而且转变前后的钱默吟形成了互补关系，前后两个钱默吟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综合成一种的完美的社会形态——它表现出动静结合的特征——当这个文化形态不受干扰时，居于其中的人可以在封闭的体系内自得其乐，当它被侵犯时，则需要有人去承担道义，去捍卫它的完整。换而言之：虽然，转变前的钱默吟所代表的精神境界和生存状态，与转变后的他所表现出的民族情绪和爱国情操,两者之间并不能构成因果关系和推导关系——是一种互补关系，但在钱默吟这个形象承载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精神、气质之后，老舍的国民性探讨思路就比较明晰地体现出来了——用转变后的钱默吟的形象意义去修补转变前的钱默吟所代表的美好而脆弱的理想状态，增强它抵御外力侵犯的能力。于是，在老舍国民性改造的前瞻视野里呈现了一条潜在的轨迹——一种基于传统文人理想的，并经过“改良”的社会形态，问题在于：这种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带有强烈的传统文人“审美”特征的文化理想。所以说：这条轨迹体现的悖论在于——老舍忽略了社会形态的审美性与现实层面的可适用性的差别；在倾心于文化理想建构的同时，忽略了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设想对于国民性改造的基础性意义。当然上述的悖论只是作为潜在的倾向存在与《四世同堂》的文本之中。 如果说，老舍对于钱默吟背后的传统文化基因的潜在认同，使他在文本中无意中泄露了——他在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上对于理想中的文化形态一厢情愿的幻想与热情。那么，在抗日战争的现实语境下，他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的关于“国家”“民族”的精神传统在转变之后的钱默吟身上得到了体现，而使他在国民性改造上的探索思路又回到了现实层面上。因为，老舍并非是一个理想主义型的作家，“中年人的理想”这种心态使他更多地注意的是：钱默吟从老派市民到理想市民的激进式跨越所带来的现实效果。 老舍对于转变后的钱默吟的描述，显然更注重于通过他的言语和与行动去展现更新后的理想国民性的特征和内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转变前的钱默吟的隐士风范，固然有洁身自好的一面，但亦存在着明哲保身、逃避责任的另一面。对此，老舍并没有加以区分，相反寄托于钱默吟身上的眷恋和回味，掩盖了本应警醒的批判锋芒。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先进性”和“落后性”这样的概念去评述老舍探讨思路对与错。但，当老舍不遗余力地描述转变后的钱默吟时，寄托于他身上的理想狭隘与浅薄的一面就体现了出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钱默吟的语言、行为方式又回到了老舍早期作品中理想市民形象的性格模式中——“侠义”。漂浮不定的行踪、出其不意的暗杀、单对单的感化和劝告的宣传方式、自虐式的生存需求，所有的这些描述都是在完善一个苦大仇深的江湖侠士形象。尽管，在这样的形象之后有着“国家”、“民族”这些宏大而强势的概念去支撑他，而使他避免了个人恩怨（《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路见不平（《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知恩图报（《离婚》中的丁二爷）之类的狭隘的行为动机，同样也避免了他走向“杀身成仁”的模式化忠烈形象（《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猫城记》中的大鹰）。但钱默吟依然没能走出孤胆英雄、个人英雄主义这类来源于民间理想的框架模式。虽然，钱默吟同以前的理想市民形象相比显得更为丰满，且他的语言行为方式的动机指向的是超越个人利益（家仇）的群体利益（国家、民族）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捍卫民族生存、张扬爱国主义传统、挖掘文人传统中对于江山、社稷的道义感——这些挽救民族危亡、探索国民性格改造的可利用资源的举措，可以通过江湖侠义的行为规范得以实现。因为两者是不同层面上的概念。从根本上讲，前者追求的是国家、民族利益下的群体行为，而后者则指涉的是通过个人的行为去解决危机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原则，其行为动机和利益指向则因人因事而显得界限不清。所以，老舍于传统文化所挖掘的关于“国家”、“民族”等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宏大主题，与来自民间理想的江湖侠义的行为逻辑和表达形式，产生矛盾时，老舍在国民性改造价值取向上的悖论也就再次体现出来。 钱默吟的“激进式”跨越所产生的效果，固然在文本中所描述的现实语境中得以体现，但在“民间理想”的概念与模式的过滤下，显得狭隘与单薄。由此，延伸出这样一个问题——老舍所挖掘的精神资源的长远适用性何在——即，当抗战的现实语境不存在了，国民性改造的方向与资源选择该如何确定？《四世同堂》结尾的暧昧性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老舍在第99章这样描述： “老人闭上眼睛，仿佛想要打个盹似的……他觉着自己不但活着，而且还攥着重孙子的手……他把小顺儿的手攥得更紧了。小顺儿以后可以安享太平，生儿育女，祁家世世代代，香烟不断。他把小顺儿的手越攥越紧，老手和小手合成了一体。老人睁开眼睛，好象要对小顺儿说，你我是四世同堂的老少两辈，咱俩都得活下去。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13]（P270） 在这里让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在抗战胜利之日，他（祁老人）复苏了的生活理想，依然是希望小顺子活到了自己的年岁，做另一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 [14]（P206）。这里存在着一个暗示：当民族灭亡的危机消失之后，象征着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秩序的四世同堂式的建构模式将慢慢复苏，也就意味着下一轮循环的开始。这时，承载着老舍国民性改造理想的钱默吟的形象意义也就变得暧昧起来：钱默吟维护国家尊严、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行为也就成为一种表象。在更深的层次上，他身上所承载的一些具有宏大意义的主题，转变为——以“四世同堂”的家族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建构模式——的维护力量。并且，在作品的最后，当小羊圈胡同的众人一起祝贺祁老人，并开始展望他九十大寿的美好前景的时候，祁老人的个人梦想已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群体的行为。正如一位学者总结的那样：“老舍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秩序稳定、安贫乐道、没有污秽的社会，是要建立一个符合东方精神文明需要的“四世同堂”式的民族文化”。[15]（P8）于此，老舍寄托于钱默吟这个形象上的国民性探讨步伐，也就停止了——钱默吟的行为方式、价值追求也只有在维护这个文化体系时，才具有意义——工具的意义。换而言之，老舍认可的国民性改造的资源与动力亦最终成为一种阶段性的并可以不断循环的行为方式。 总而言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四世同堂》这个经典文本中，滋生于传统文化的“桃花源”式的文人梦想，与来源于社会底层的幼稚而肤浅的民间理想，及启蒙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对彼岸世界的展望，在老舍的思想意识中相互纠缠，致使老舍在国民性改造的价值取向显得混乱而矛盾。老舍国民国民性改造的价值悖论正体现于此。 参考文献： [1] [2] [3]杨义.杨义文存.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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