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谈管理：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教育

目送飞鸿

        学生王芸的英语作业因为写得不完全符合标准，被本次轮流当组长的同学李莉给撕了。王芸觉得委屈，其家长也觉得李莉做得不合适。于是在该班的家长微信群中谈了自己的意见。谁知李莉的家长站出来表明对自己孩子的支持，其他家长也参与进来，多数人支持王芸家长的看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加入群聊的英语老师竟然表示是她允许李莉对不合格的作业可以撕。这一下，持支持意见的家长纷纷转了向，赞同起了李莉的做法。
        但王芸家长的朋友，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不认可的态度，尤其是对英语老师。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现象，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其源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起绑架案。在绑架120小时后，人质对绑匪产生好感，不仅提供各种帮助，有的甚至还爱上了绑匪。
        时下大家都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产生许多非议，政府也在压力之下推出了一些为学生减压的规定。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反对之声最大的却恰恰是学生家长。原因在于弊端日现的高考制度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因而任何细枝未节上的调整都无济于事。
        用句不恰当的比喻，现行的高考制度扮演了“绑匪”的角色。在此之下，所有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是被害者，成为了“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其表现有特定的条件。在教育界则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症：
        一是高考制度严格控制了所有人的行为。现行的高考制度决定了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学生上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考一所好大学；衡量一所学校质量的也是能有多少学生考上名校；家长为孩子择校的原因也是基于此。所以学校和老师让学生和家长真正感到了高考（绑匪）对自己生存（能否考上大学）的威胁。这也是上面案例中学生家长纷纷“背叛”自己的真实想法违心支持英语老师的原因。
        二是所有人都清楚脱逃是不可能的。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和家长无从选择，换任何一所学校都是这样。因此他们深知只有迎合才有可能考上大学，所以不得已只得接受学校的各种加之于学生身上的不平之事。越是难进的学校，越是那些重点学校的学生，因为无处可逃，所以产生了由衷的被虐自豪感：比补课、比考试、比分数、比排名……。当然学校也时不时会给学生一些“恩惠”，比如奖金等。
        三是学生和家长与其他观点隔离。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基本都是两点一线，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因为来自高考的压力，主要是以学习为主，基本不接触社会。即便家长不封闭，对现行教育有着自己的看法甚至不认同，但也必须要遵从学校的要求，不可抗拒，也无法改变。这在前面的案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王芸家长的朋友都异口同声地反对撕作业行为，谴责英语老师。但她也只能是得到片刻安慰，并在班主任老师的劝说下不得不抱息事宁人的态度。
        时下，要摆脱教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只有到国外上学和走在线教育之路两条途径。但前者要付出高昂的学费，后者还远没有达到普及和成熟的程度。所以还得继续受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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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
有时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下，每个人的心态也被扭曲。

恐龙的故乡

其实不光是教育存在，其他任何东西都存在这样理论。其实任何教育都没有完善一说，就好比读书无用自古有之，不自今始。教育改革也是，自古就在谈论，就好比王安石之教育变革，初心是要把学究变学识，结果反使得学识变为了学究。中国教育之改革非有大决心，大毅力、大智慧者无从改之~或者有大决心，大毅力、大智慧者亦无法改之，或许我们需要一个像商鞅一样的人方可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