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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我很好奇为什么部队会有好的执行力、服务、行动一致性，甚至在团队个体面临终极考验——生命威胁时仍能经受住考验。后来我发现，其实原本觉得很无聊、很没意义的队列训练、军队礼仪等军人日常事务，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也许，袁世凯正是识得现代军队操练方法中这些繁琐小事的不平常意义，才在小站练兵练得有声有色，把荣禄唬得“大为激赏”。
正是对军营的好奇，使得我一开始就把《士兵突击》当成了管理学教程在看（或者说学习）。
《士兵突击》众多角色中，我最佩服的人、认为最值得学习的人，是史今。为何？
如果拿许三多与史今比，就是拿千里马与伯乐比，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1、史今是巴菲特级的投资高手，许三多从“老鼠屎”成长为“兵王”，价值成长倍数比红杉投Google的倍数更高。这一投资案例证明，在人身上投资（时间、感情）比其它投资更有效，而且风险极低。
2、史今的专注与坚持比许三多更可贵。史今证明长期坚持对一个对象持续投资比挑选合适的投资对象更重要（史今带许三多可以说完全没有挑选，一时感情失控就拍了胸脯）。在许三多的成功路上，三多没有选择，只有坚持，而史今不是，他选哪个基础都比许三多强。所以是他，才需要和诱惑做斗争，他的专注与坚持更可贵。
3、史今的压力比许三多大。史今在培养许三多时，遇到了来自伍六一、高城各方面的压力，但他信守诺言，真正做到了不抛弃，不放弃。
4、史今案例适用面广，许三多案例适用面窄。作为一个领导，可能你手下的每一个“兵”，都比许三多强，都可像史今一样去“投资”，所以史今的故事，可时时拿来当镜子照照自己。许三多则不然，大部分人都比许三多基础好，把自己弄笨了往死里整是没有意义的，除了你要扮猪吃老虎。而且许三多模式只在量少时有效，如果一群都是许三多的话，那就完了。
另一个领导者袁朗与史今比如何呢？
在演习后，袁朗放弃或者抛弃了成才。成才做人没有做事行是显然的。但是德行是可以培养的，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情境中，人的行为表现是会有差异的，也许，你要给成才的只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而已。在拓永刚与袁朗比枪法事件中，成才的表现并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拓永刚既是成才的室友，也是成才进入老A的敌人，具有多重身份，标准并不清晰明朗。不幸的是，在取舍两种关系时，过于看重名利的成才选择了后者，并且不太绅士的借袁朗之手除掉了拓永刚，而不是靠光明正大的实力竞争。（替朱元璋、刘邦之流汗一下，要是他们不幸也在袁朗手上做过兵，估计早被袁Boss干掉了）。
成才确实不厚道，不值得信任，但是他更大的错误在于对自己没有应有的信心，其实他在那队人里不是数一，也是数二了，老A录取应该在二人以上，显然成才是不用太担心入选的，不阴老拓一下，你也进老A，阴老拓一下，也是进老A，效果一样，成本与风险陡增，显然成才不够聪明。哎，刚愎自用的年轻人往往就是这样被自己害死的。
袁朗因为一个理由而抛弃成才，史今却有一百条理由也没有抛弃许三多。当然，袁朗也许并不是真正的不要成才，而是要搞掂成才这样的人，需下猛药才能治病。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剧情是成才经此打击后，不断开展“自我批判”，把自己由铁整成了钢。
和平时期的部队，仗没得打，敌人没得杀，城池没得夺，很是郁闷，状况跟以日常工作为主的非核心业务部门差不多。这样的部门怎么保持高昂的激情呢？高城的做法是：不断强调团队的历史荣誉→使得团队成员认为自己应该比其它团队优秀→从而能提出更高的行为标准→为了在团队生存，更多的努力达成高标准→达成更好的行动结果，反过来证明自己确实比其它团队优秀。这显然是社会学家Robert Merton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理论——观念引导我们以证实自己的方式行动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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