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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制造出来的,当这些工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当他们没有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时,我们不要奢望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目前很多人认为,我们只要有强有力的流程,把工人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就一样可以得到好质量的产品。这种想法和做法早已被西方的制造业所证实是失败和不可能的。例如金字塔不是奴隶建造的,因为受压迫的奴隶不可能建造高水平的金字塔;例如二战时期,在纳粹的高压之下,瑞典的工人是无法生产出高精度水准的手表的,西方行为科学的研究体系正是想解决资本家的监督和工人的意愿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现今的中国才刚刚开始。
富士康生产苹果手机,这是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最高代表。前几年富士康就发生著名的坠楼门事件,在全国引起沸沸扬扬。去年格力空调的罢工事件,也同样引起了媒体对最底层流水线工人生存现状的关心。上篇文章提到的90后自杀的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正是这些问题的代表。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人民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在互联网的影响下,他们的需求与世界同步。
中国想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矛盾就是工厂流水线上单调枯燥的工作环境对日渐鲜明的员工个性之间的矛盾,富士康的跳楼门、格兰仕员工的罢工事件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也就是如何把个性鲜明、不同追求的员工从单调、重复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从事更具技术含量、更有价值感、更有热情、也更有尊严的工作,这就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在这方面,只有认识到问题的企业才有可能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大多数企业还在徘徊中。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影响了我们去发现问题的根源,影响了我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文化,告诉我们的都是如何去满足上级的需求,因为我们一直就是等级体制,依靠上级的任命来当官,当官就可以管理下层的人民,成为人民的父母官。如何保住官位?当然是要满足任命他的上级,因为上级负责考核和提拔他,那么如何满足上级呢?下层的人数数量众多,每个多收一点,集聚起来就是大数目,而这个大数目用来满足少数的上级当然是足够了,也是我们就一直延续下来这种模式。我们的官员热衷于满足上级,也了解、熟悉满足上级的方法。但如何满足下级?我们基本不会。因为这是最困难的,一笔大数目的钱,分到人数众多的下层人民头上,每个得到的数量很少,不会产生大的刺激,也不会得到下层人民的多大的称赞和夸奖。没有钱的奖励,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满足众多的下层人民呢?这正是我们不会的地方,并且传统文化中也没有这样的传承,厚黑学中也没有这样方法。
如何满足下级、如何满足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如何满足工厂最底层的流水线工人,这都是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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