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危机与中国安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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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期来看，如果日本乘机获得核武器，那么，中国安全环境的不稳定因素就会急剧增加。美国在东亚肯定会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但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日本能否继续秉持理性的外交路线。否则，中国有可能被日本核讹诈。


　　日本在获得核武器以后，会渐渐拓展国际空间，提高自己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影响能力。然而，日本可能面临的一个尴尬是，在军事和政治上崛起以后，其长期引以为傲的经济反而陷于停滞。




　　

　　日本能否保持理性



　　在笔者看来，日本重振经济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工程。日本目前面临的并非是一个周期性的调整，而是必须要上手术台的结构性问题。政府的巨额财政刺激手段和中央银行长年零息货币政策的失败，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笔者曾指出，中国因轻视社会科学发展而致服务业不振，因此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现象。日本服务业的落后与中国惊人地相似。日本的知名企业都集中在制造业，缺乏与欧美同行竞争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房地产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金融公司、传媒公司、广告公司、超级市场等服务型企业。


　　日本的服务业一直受政府的法律保护，没有对外开放，效率极为低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不良贷款。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处理银行呆账，而不是贬值货币。日元贬值不仅会伤害东亚其他国家经济，而且还会降低日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加剧融资困难。然而，日本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的振兴，与中国情况类似，涉及到大量政治和文化等非经济事项，是决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日本经济的萎靡不振，军事和政治上的强势，会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甲午战争以前的状况。一个在经济上逐步趋弱的日本，会不会对富裕起来的中国用强呢？笔者以为，现在人们还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答案，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的外交决策能否为理性的政治家所主控。中国的态度只能是积极鼓励与支持日本内部的理性力量，同时还要保持高度戒备。


　　日本人非常善于学习外来文化。中国和西方的优秀智慧都能被他们较好地模仿，所以日本当前的文化庞杂无比。这也是日本的魅力所在，是其成功的宝贵经验之一。


　　然而，日本的灵魂几乎从来就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化，这就是神道教。它是一种较原始的多神教，与高度理性化的基督教、犹太教等一神教截然不同。




　　

　　神道教的非道德品性



　　多神教的特性使日本能坦然接受外来先进思想，使日本文化具有令人叹服的主动吸纳性格，可也使日本人的思想极其矛盾。从根本上来讲，多神崇拜特性的神道教是不分善恶，不分是非。不管好人坏人，只要具备一种超凡的境界，都可以成神。在日本人眼里，行事好与坏及如何行事都无所谓，重要的在于出类拔萃，在于超越尘俗。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在南京的大屠杀，剖腹自杀的献祭，神风敢死队的牺牲，在靖国神社对战犯的供奉等等，这些在西方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实都可以从神道教的主要特性中得到解释。


　　在本质上来看，日本神道教是一种求美而非求真、更非求善的宗教。一个信奉非道德宗教的民族，注定会给周边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武士道迄今仍在许多日本人的灵魂深处潜伏。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曾有句名言：“自己去压迫别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武士道精神最好的写照。


　　武士道发端于日本镰仓幕府，后来逐步吸收儒佛思想而成型。日本武士以军刀为勇敢的象征，以菊花表示对生命的轻视，崇尚杀戮，以武功纵横天下。儒家的忠、义、礼、信等，佛家的性空、脱俗等为日本人所用，而前者的仁爱、中庸，后者的慈悲、禁杀，都为日本人所拒。经过神道教的洗礼，儒家与佛教在日本变得不伦不类。武士道的嗜杀、轻生、争强好胜等特征都根植于神道教的非道德品性。


　　尚美尚力而不尚善、不尚真的日本，在二战后被美国占领，成为美国的附庸。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日本得以确立，美国的军事存在也一定程度地压制了旧思想的成长。然而，美国人并未触动天皇制，更不用说它的神道教文化。对东亚来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隐患。不过，在政治和军事实力不济的时候，日本还是诚恳地接受了美国的领导，推行了一套相当理性的外交政策。这是东亚能作为一个整体在上世纪末崛起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想对中国分而治之



　　笔者担心的是，在美国势力淡出东亚，日本政治和军事实力膨胀以后，这个幽灵会不会从笼子里蹦出来？要知道，此时的日本已可能成为一个核大国。笔者对日本神道教的忧虑远胜于金正日。神道教是一种根深蒂固非理性非道德的宗教，比伊斯兰激进主义更加狂热。与其信奉者打交道，只能以力伏之，根本不可能以常理相奕。从长远来看，中国有可能面对一个狂躁不安，让人捉摸不定的日本。这将是一个梦魇。中国最佳的选择是，趁日本还在美国势力笼罩下的时候，鼓励日本进一步西化，甚至抛弃天皇制，尽量把日本的非理性文化从源头上消灭，即使这样做会给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暂时的困难。


　　如前所述，笔者以为日本是没有资格攫取世界霸权的，中日冲突主要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的。日本在二战中发动东亚战争，并非仅仅由于追求权力，更多是源于其经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然而，这种客观的现实往往被日本的少数狂人所视而不见。在历史上，日本政客曾制定多个方案肢解中国，并毫不掩饰其雄霸天下的野心。如今的石原慎太郎之流仍然对此念念不忘。一个在21世纪崛起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日本，即使没有偏离理性的外交路线，对中国的安全可能仍是一个破坏者。


　　1823年，佐藤信渊炮制了《宇内混同秘策》，指出日本如欲角逐天下，则必先占领中国。击败中国的策略是蚕食和分而治之。他主张先征服台湾和东北，再挺进中国腹地。这一文件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轴。真伪不定但颇符合实情的《田中奏折》，其思想基本上承袭了佐藤对华蚕食和分而治之的策略。从现在许多日本政客对台独的暧昧态度中，我们可以管窥到佐藤的影响。


　　笔者以为，作为政治与核大国的日本，如果在经济上不敌中国甚至陷于长期停滞，即使其政策保持了理性，几乎不容置疑地会师法其祖辈，以中国的内乱来巩固自己的安全。这一点其实和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惊人地相像。与一个强大的对手打交道，不如与多个相对弱小的对手过招。


　



　　

　　要尽快启动政治改革



　　理性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不会与中国正面针锋相对，而会选择鼓励中国的内部冲突。对那时的日本来讲，中国人打中国人，将是其最明智的选择。台独、藏独、疆独，都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日本还称不上一个国际政治大国，如其获致核武，必然会追求全球领导地位。如愿以偿后，它几乎肯定会借助于其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影响力，把中国国内问题国际化，煽动中国的解体。


　　这一政策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只要日本继续走理性外交路线，不严重冒犯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不太可能与中国联手。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主张接纳中国和平地崛起，但并不反对甚至助长中国的内部分裂。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自身的内部团结与稳定就成了最后防线。笔者向来主张，中国应尽快适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应该走一条稳妥而确保国家统一富强的路线。法制社会的建设要优先于多党选举制。如果中国以一党制法制国家为政改的初步目标，则民族幸甚，国家幸甚！


　　要知道，多党选举式民主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政治游戏，于老百姓的利益相关，但并非是最重要的。西方民权得到维护，更多的是因为其法制传统，而不是多党制。多党竞争在西方不是一种坏的设计，但只是诸多方式中的一种，并非是一条普遍性的原则。中共只要能被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力制约，其绝对权力就不再存在，而民权就会得到真正维护，公民社会也得以蓬勃发展。如果重新革命，否定中共的权威，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中国再无权威和秩序可言。若如此，日本和美国则有机可乘，其分而治之的战略就得以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