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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欧洲这对“铁杆”盟友自二战结束以来，在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都基本保持了步调一致。可这次在究竟要不要对伊动武的问题上，这对“伙伴”却闹僵了，目前战争大势已定，也未见有明显缓和的迹象。美欧之间因伊拉克战争留下来的硬伤能否马上愈合？这成了这场战争留下来的最大悬念之一。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吴心伯教授。
分歧不只在利益，更在价值观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欧之间的矛盾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不可收拾地爆发，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吴教授认为，美欧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利益的分歧。从地缘政治利益讲，中东好比欧洲的“后院”，一旦局势动荡，就会直接威胁到欧洲的安全；从国内政治利益讲，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日益增加，逐渐成为国内政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从经济利益上讲，法国在伊拉克有石油利益，而美国的石油公司扮演了十多年的“旁观者”角色，当然希望重分“蛋糕”，而且要得到最大的那块。
其次是价值观的分歧。法德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对主权观、国际体系观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主张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主张国际合作，反对单极霸权。与欧洲相反，美国要求的是国际社会服从美国的利益。对美国日益露骨的单边主义，以法德为代表的“旧欧洲”表示出了深深的厌恶。
实际上，在“9·11”之前，在包括签署《京都议定书》、国际反导条约等问题上，美欧的分歧就已显露了出来，这次的伊拉克战争只是总爆发，但绝不是结束。吴教授认为：美欧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价值观的冲突。利益上的分歧可以调整，但价值观的分歧却是根本的，短期内无法弥合。
美欧之间仍有“共同语言”
但吴教授认为，这不排除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点：
●第一，在伊战后重建的问题上，美欧均主张建立一个温和的伊拉克政府。他们谁都不愿看到，在萨达姆倒台后出现一个更加激进的政权，更不愿看到敌视美国、乃至敌视西方的宗教极端情绪的滋长；
●第二，美欧在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萨达姆政权倒台后，至少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隐患消除了，接下来就要转向其他一些中东国家，如叙利亚、伊朗、沙特，要对他们施加压力，阻止这些国家的恐怖主义的滋长；
●第三，解决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巴以冲突。美欧恐怕都会同意用一个更加温和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来取代阿拉法特，当然，在具体的政策上，美欧之间还会有矛盾，尤其是在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上。
可以说，没有美国就没有欧洲在二战后的迅速复兴。北约作为美欧的同盟机制，在冷战结束后不仅没有被削弱，相反还进一步加强，便足以说明这段“婚姻”是稳固的。然而稳定的婚姻并不排斥偶尔的斗嘴、甚至大吵，虽然肯定是伤了感情，但还不至于到“分手”的地步。
吴教授认为，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将是对美欧关系的又一次考验。美国肯定会让联合国参与到战后重建中来，问题只是多大程度上的参与而已。此时法国的态度就尤为重要，如果法国在安理会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美国必定会给予一些回报，否则，美国肯定会施展报复。
此外，美国对北约这一同盟机制的兴趣将会有所下降。在这次的对伊战争中，北约机制未能如在科索沃战争那样发挥作用，令美国大失所望。这也让美国认识到，同盟并非一个好东西，处在同盟内就要受制于盟友，美国这次就是在寻求盟友支持的方面被束缚了手脚，才拖延了战机。这个“教训”无疑会让美国今后减少对北约投入的精力。
一个极有可能的局面会是，一方面，“欧洲人的欧洲”不断被加强，另一方面，欧洲同美国之间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合作，美国对欧洲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美国难将单边主义进行到底
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执意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现在人们不免担心，美国这种“我行我素”、“惟我独尊”的单边主义做法，会不会被接下来用在其他国家身上。
对此，吴心伯教授冷静地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实际上有两个基础：一是对力量优势的迷信，二是对代价(可行性)的估计。只有这两个条件均满足，美国才会坚定地推行单边主义。
美国对其拥有的高科技、高性能的尖端武器十分迷信，相信凭借其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可以击溃美国所认为的“危险国家”，但是美国并不会盲目地使用武力，因为它不得不考虑伤亡的代价，如果评估的结果是武力不可行，美国决不会冒险，仍然会寻求国际合作。吴教授将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称为是“实用型”的单边主义。
不难看出，美国并没有将单边主义进行到底的意思，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可能。美国总是在权衡得失：在伊拉克问题上坚决地推进单边主义，但在朝鲜问题上却极力想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总之，怎么做实用，便怎么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欧之间的“婚姻”还有维系下去的必要，但一道伤痕是留下了，说不定哪天还要再添上一笔新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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