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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31日，温家宝总理在马德里会见中国驻西班牙使领事馆工作人员时，温家宝特别引用了中国唐代魏征的《群书治要·昌言》中的一句古诗来激励在场的人们。“‘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只要我们一心一意，坚定意志，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魏征编撰的《群书治要》一书，就这样时隔一千多年，再次回到中国人的视野。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 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
“治要”，是治国最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魏征序文说：“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书中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昏庸败政的教训；既有忠良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堪称资政巨著。
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他对魏征说：朕读《群书治要》明白了为君、施政、用人、治国的道理。该书不仅是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路线和施政参考。
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 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 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
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清乾隆六十年，日本人将此书送回中国本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台湾分别以此版为底本影印出版。
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时期出版的《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该会 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群书治要》选用的65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分篇今译，并进行了标点断句和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群书治要考 译》一书于1996年开始策划，编译工作启动于1998年，在此期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及符浩同志等的共同关心下，《群书治要考译》的工作历经数年，终于圆满完成，习仲勋同志生前曾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2011年6月，该书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
《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但是，书中的治国思想实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 成效，均是历经几千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作为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唐太宗以《群书治要》为鉴，以“圣贤”为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于为君、择人、施政、教化，其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故《群书治要》理所当然地成为唐太宗之 后，历代君王乃至辅臣和各级官吏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也认为，该书可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民的经 验汇编，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大唐‘贞观之治’的施政指南，当今领导干部的从政参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读本”。
对普通读者来说，《群书治要》一书，也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最好的一部书。正如魏征在序言中所言：皇上认为古代六经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的驳杂，要对这些典籍作深入的研究和完整的把握，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的浏览，虽然是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对我们发出命令，选辑各种书籍，删除淫滥迂腐的内容，使教化人民的经典重放光芒。
中华文化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不断进步、走向繁荣的精神智慧和源泉。《群书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民的经验汇编，相信也应该能够成为当代人可以借鉴的一部宝典。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传统文献，诚愿《群书治要》成为“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民”学可以幸福人生的良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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