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人士"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毫不会意识到这种活动是"牺牲"。（为什么我们的足球队员没有这种精神和理念呢？）
只有经过自我修养才能生活得充裕，获得体验人生的能力。
因此，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其理由在于能改善他本人驾驭生活的能力，比如，徒弟要在商业上出色地发挥作用，必须从小要学习"柔道"（比如俄国总统普京）。
用他们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由于相互义务观念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致使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忍受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能胜任的行为，而不为自己找借口，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把生活的不满归咎于别人。他们也不会由于没有得到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而常常沉湎于"自怜"。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圆熟"是比培养"能力"更高的自我修养境界，这类修养的技术，西方人只靠阅读日本人所写的有关著作是不大容易懂的，而专门研究这种问题的西方学者又往往不太重视它。
一位法国学者在其著作中认为自我修养完全是"无视常识"，而认为最讲修养的"禅宗"是"集严肃的荒谬之大成"。
可是日本人受到中国禅宗修养或技巧的影响，所要达到的目标却绝非不可理解。
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人的精神和涵养。
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者的精神境界。无论用于演员、剑术、政客、画家、商人、茶道宗师，它们都有共同的含义，仅举其中一个词："无我"。
这是禅宗用语，在上流阶层中非常流行。
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毫悉除"的体会。（人我合一，人物合一，天地与我合一的庄子精神）
不管从宗教经验或世俗经验而言，这种体验犹如电流从阳极放出，直接进入阴极，中间毫无挂碍。没有达到圆熟境界的人，在"心"与"我"之间仿佛有一块绝缘板，禅宗把这种障碍称作"我执"，一旦经过禅修的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圆熟者的"内心"就好像电流在电路中自主也自由地活动，不借纤毫之力，不费纤毫之力，这种境界就是"一点"（制心一处，无事不办），行为与行为者内心达到一致。
在日本，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也都想努力达到这种"圆熟"境界。
他们还把镇静、遇事沉着与应付考试，讲演、商业和政治生涯都联系起来。
在他们看来，培养"一点"（集中、专注）的涵养对从事任何事业都有无可争辩的好处。
日本人修养的目标与技巧显然具有完全独特的性格。有些虽与印度的瑜伽训练相似，但具体而言，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的瑜伽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恰恰是受到来自中国禅宗传承的影响。
日本的"悟道者"整天吟诗、品茶、观花赏月，并不取印度瑜伽苦行、禁欲断灭之道，完全是受到中国祖师禅："饥来吃饭，困来眠"，"搬柴与运水皆是神通"，"是名士自风流，惟英雄能本色"的启示。）
印度瑜伽哲学最终是进入到最高的大梵境界，即修行者最后证入到"梵我一如"的神秘境界。这种信条在日本并不存在，虽然说瑜伽的修行者要以最深的"禅定"证入最高的神秘境界。但是日本的修行者只把这种"禅定"当作训练达到"一点"的方法论。这明显是中国禅宗的"智慧的方法论"，而日本人活学活用去了。
瑜伽的神秘主义者说，最深"禅定"时，五官及一切都停止活动达到不可知的"大寂静"。
而禅宗的修行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说，"入定"会使"六官"达到异常敏锐的状态，"第六官"即是"心"，通过"入定"（一点）可以使"心"（第六官）支配五官，能在（三昧）入定境界使"诸官皆敏"，更可多、快、好、省的利用五官来完成修养的使命。
甚至在"入定"状态之下，修禅者也不会想超脱于自身之外，或全不关心任何身外之事，而应如尼采描述古然希腊人那样："保留自己的原样，保持自己市民的名义"。
禅学者也不承认"入定"除了培养自我修养的能力以外，还能传授别的什么神秘能力。
有名的日本道元禅师说过："瑜伽派认为冥想（入定）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禅宗不采取这种荒谬的说法。"
日本就是这种完全抹杀作为印度佛教和瑜伽教派基础的各种观点，他们把佛教也好，瑜伽派也好，修行的方法只当做完成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的方法，并且是一种自力更生的训练。
它的成效就在现时现地，它使人们能够最有效地应付任何局面，力道自如，恰如其分。它能轻易控制恣意妄为的自我，不躁不乱，遇到任何外力侵扰，都镇定自如。
事实上，正是武士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
日本从中国禅宗开始发生影响时就一直如此。十二世纪，两次入宋学禅的日本禅宗开山鼻祖荣西的巨著就取名为《兴禅护国论》，同时，禅宗训练了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禅宗产生了日本的茶道、花道、能乐、浮世绘，完全成了日本文化。
人们可以设想，在十二、三世纪，日本的动乱年代，禅宗这种主张从内心直接体验生活和生命的修养方法，而不只是从经典和义理中去寻求冥想和真理，对当时的社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以禅宗为最，则主张依靠自力，自己帮助自己。他们教导人们说，潜力只存在于自己内部，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内在的潜力。
当时，在日本无论作为一个僧侣，或作为一个政治家、教育家--他们都从事这类工作--都以禅宗的修行方法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完美主义。
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已身可发现的光明，其中不容许有丝毫阻碍，除去途中一切障碍……遇佛杀佛，遇魔杀魔，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方可自救。
探索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任何第二手的东西。不论是佛陀的教导，祖宗的经典，或者神学的启示，"三乘十二教，都是堆废纸"。
研究知识学问不能说毫无益处，却无法使自心灵光闪现，唯有内心灵光闪现才能使人顿悟，本自具足的智慧才能迸发。
禅师们在于教给弟子如何求"真知"以达顿悟，最后必须在内心中开启智慧，确能在世法上完成修养和成效。
剑术家的修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经常练习基本击刺的"能力"之外，他还必须学会"无我"。
学人在学习"无我"过程中，禅师们会用相应的方法使弟子像通上电流一样地顿悟，产生智慧，完成修养的使命。（中道和实事求是）
禅师为使弟子们拼命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是"公案"（正确的用法，在中国禅宗正式的用语是"参话头"）。字面的意思就是想"问题"。
"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得到合理的答案，（而是"借力打力"、"引蛇出洞"、"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此类"禅问"在十二、三世纪以前的中国曾使用过，日本引进禅宗的同时也引进了这种方法，但公案在中国已告绝迹（对一半错一半），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自我修养"圆熟"境界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
禅的入门书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藏着人生的困境"，思考公案的人就象"被赶入绝境的老鼠"，或"想吞热油铛"的人，"想叮铁牛"的蚊子。在思考公案之时，必须"忘我"地加步努力，最后模亘在内心与"公案"（话头）之间"我执"屏障被除去，犹如一股闪电，内心空灵，智慧灵敏，他就顿悟了。
这种达到"圆熟"境界开悟的方法，借用中国一句现成的成语，就是"骑马找牛"，禅者要学的"不是网罟，而是用工具捕捉的鱼兽"。
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他们学的是"二难推理"，其"两格"皆与题旨无关。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眼，现存手段即可达到目标。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需借助外力只需反求诸已。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探讨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人们如何体会探讨真理过程中的连续的"无我"状况。）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门"就装在蒙昧人性的周围墙壁上，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走进了自我和自由的新天地，砖也无所可用了。
公案既然参"破"了，功课也修完了。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世界上根本没有死角，终于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一条到达智慧和中道的自在之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真实地，充分地"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不执着任何，该如何就如何）的境界，他们的"修养"成功地达到"圆熟"的目标。
一切出色的人士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他们学到的不是"无限"，而是对有限美的明晰的，不受干扰的感受；或者说，是学会了调整手段和目标，用恰当的努力，不多不少，恰好达到目的。
甚至完全未经过禅修训练的人也会有一种"无我"的体验。比如，当欣赏"能乐"和歌舞伎的人陶醉于剧情而完全忘我之时，也可以说是失去了"我执"之时，手掌会出满了汗，这是"无我之汗"。当一个人全神贯注之时，周围的世界顿时象是消失了，也同样会出"无我之汗"；凡是身处此类场合，此类状态的人，都会进入"无我"之中，只有能体会"无我"的境界，人的意识才能升华，才能更加有效的完成修养自身的任务。这就是日本人的"无我"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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