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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FreeTalk 讨论区 】
【 原文由 wizard 所发表 】
今天下午,朋友C君来看望我,当时两人聊天的时候谈起了中国的学术界和科学发展情况
。由于我不是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所以对许多事情都感到很好奇,当时问的就比较多
。C君很热情,一一给我讲清楚,但碍于我实在是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在记录这
份谈话稿的时候,难免会有许多用词不准确的情况,我请求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如
实向我指出这些错误。
可能对于近期顾冠群院士的博士生李仕锋抄袭论文一事比较关注,所以我就问起了他对
于这件事的看法。C君很同情这位被开除的博士生,“因为这种事情并不奇怪”,可以说
很平常,而顾冠群院士在看文章的时候,“没有看出毛病来,这是很有可能的”。我知
道他也是学计算机专业的,相信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至于他从这件事情上得到的启示
,也很多。“这位博士怎么可以不注明出处呢?”“说句老实话,要是叫我抄袭,我也
可以抄的滴水不漏,不是我说答辩的老师不行,至少在论文答辩的时候,他们根本看不
出来,但为什么现在我不敢这么做,而是相当艰难的自己写毕业论文?如果我以后去公
司,那也倒罢了,你抄了也没有人管你;但如果我继续在这个行业混下去,等到有一天
我有成绩了,这个老底迟早会有别人给你翻出来。”我说,“这是长期利益在约束你这
么做”。他说那倒不是唯一的原因,做什么事情总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一次,他
的老师要他一稿多投,他感到很无奈,因为他“不想惹麻烦”,所以只好跟老师这样说
,“那也行,但我就不署名了”,当然,这样说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责
任这个字眼,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比起学术“道德”这个语词,意味是不一样的。
谈起学术腐败,我又想起上次有一位同学跟我这样说,“国家每年花那么多钱搞科研,
其实,这些钱都被糟蹋了”。当然,这可能是一时的激愤之语,不能当真。但这些话无
疑给我印象深刻,所以见到C君,又不免多问了几句,“现在国家给你们投的钱,是不是
很值得花?”他说要分情况来看待,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感觉是腐败比较少的
,因为它对申请人的项目审查,采取的是专家会审制,每个专家都有发言权,所以各方
面都有一些牵制,这样反而能做得比较合理一些。”至于另外几个基金,他觉得情况就
不太相同了。比如某某基金,采取的是专家小组负责制,至于这种方法的弊端,C君这样
跟我解释:“比如在项目审查时,组长说,‘这个项目的想法不错,可以让他试一试’
,你说,其他人还敢说个‘不’字吗?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出问题。”我很认同他的看
法,毕竟,集权总是容易出问题的。
在没有见到C君之前,我也看到一些文章批评中国当前的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趋向,那
就是跟踪研究多,真正在某一领域的前沿性研究却很少。作为一个希望自己国家能够强
盛起来的普通学生,我也感到这是一个大毛病,但听了C君如下一番谈话之后,看法就有
些改变了。
C君首先向我谈起了几十年前的情况,“解放之后,我们之所以能搞出原子弹、氢弹,还
有什么胰岛素,关键是当时我们还有那么一批科学家,他们刚刚从国外回来。他们在国
外读的是一流的大学,指导他们的都是当时一流的科学大师,甚至有些人还受到像居里
夫人这些人的指导,尽管他们回来了,但基础都很好。所以在短期之内,我们也可以搞
出一批世界先进的成果来。但经过“文革”一闹腾,”情况就不同了,“首先,他们跟
国外同行缺少交流,科学研究这个东西,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那
一代院士的真正成果,基本上都是在50年代之前搞出来的”;他还举了华罗庚这个例子
,“如果华罗庚不回来,他绝对是二十世纪少有的数学大师,这是国外同行都公认的,
但他回来之后,对于他自己来说,就是莫大的悲哀,你看,他的主要成果,都是以前搞
出来的,而不是回国以后;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华罗庚,就没有中
国的数学。”说到这里,我感到很惊讶,一个人居然能对一个学科拥有这么大的贡献,
这实在是让我有些意外。虽然从小我也受过热爱科学的教育,但终究有些不理解他们的
做法,比如拼着老命的搞研究,对于这种精神,心里总不免嘀咕:这又何必呢?现在看
来,我有些无知啊。C君的话还没有说完,他说,“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差不多都是三四十
岁,等到他们想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文革来了,这些人就没有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了,
整个知识就出现断代了”。这一断代的后果,现在开始真正显示出来。C君继续向我解释
。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重新开始重视科研,可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一个学科或者
它的分支,整个国家就那么一两个人都搞研究,自然,这些人受到重视成了没有选择之
后的唯一选择。等时间长了之后,这些人都成为这些学科的权威,而且他们掌握了很多
资源。如果他们的胸怀比较宽广,那样也可能会扶植新人”,培养学科的下一代精英,
给他们真正创造和施展才智的空间。但是,“万一这些人中喜欢搞权威,他就极有可能
压制后来人,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说到这里,他又谈起国内的学术界情况,“从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清华的教授还是比较
实际的,而且学生也比较聪明、能干,所以能出一些比较实际的成果”,当然,他说的
是主流现象,至于其它一些二流院校的情况,比如他所在的某某学院,“有时候导师的
很多想法让你都觉得不可理喻,好像是旁门左道,总让人觉得他想走捷径,或者干脆就
是不能理解。”可想而知,当学生的就比较痛苦了。说到学科的具体情况,“说句实在
话,我们国家搞计算机搞网络才那么几年,所以当务之急还是扎扎实实的做好铺路的工
作,我们既没有学术传统,甚至没有什么学术氛围,(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抱什
么过高的期望,这个时候想出一批跟国外同行有一拼的成果,那几乎是不可能。”他停
了一下,说起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以后我就机会当老师,我一定给我的学生知道两件
事情,一是让他懂得基本的研究路径,知道该怎么走;二是让他了解世界相关领域的最
新进展,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懂得该往哪个方向努力。”说到这里,他似乎对当前学
术界一味为了创新而创新的做法并不赞同,他说,“尽管我们有时候也有一些独创性的
研究成果和方向,并且把他当成某种成就,可说不定这些方向刚好是国外同行已经避免
走的弯路,我们可好,却把这个当成成果在拼命宣传”。可能这些触发了他的某些感慨
,因为他觉得中国现在的科研情况,实在是无法恭维,可有些老师还不觉得,“以为自
己很了不起”。
他说起有一次看到香港理工大学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全文总共是150多页的英文,“
你想,理工大学在香港是比不上港大、科技大学的,可他们一个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我
看了之后,比我们这边一个研究生的论文,不知道要好多少。因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跟
这篇论文方向上有些一致,其中甚至有些设计架构,和我都很相似,只不过在细节上没
有我的那么有深度罢了。”我听完之后,对此很有感慨,是啊,中国学那么多年,很多
东西和别人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我生有幸,生长于这样一个还算平和的时
代里,不努力恐怕对不起先辈们。
C君是很有学术追求的人,虽然我跟他的专业相差很大,但对于这点,我还是很有同感的
。他说,“像我搞计算机的,只要不是老想着豪华游艇、别墅,每个月挣钱养活老婆孩
子,生活过得好一些还是不难的,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再拼几年。”是啊,他是学计算机
的,这样做并不难,可我是学历史的,想要这样做,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但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很赞同他的看法,当时就向他略感无奈的说了这样一番话,“一个民族总有那
么一些人要多付出一些,虽然我们不必把自己看得比平常人高贵一些,但平常人可能只
需工作八小时,然后就能老婆孩子热炕头,但如果我们选择了搞学术研究这条路,还就
必须要多付出一些,这倒不是在抬高自己,而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也认同我的看法
,可搞研究毕竟跟别的事业不同。他谈到有一位老师跟他这样说,你看那些报纸上、新
闻上报道某某项目做的多么出色,又是国内一流,又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只有做这
个工程的人自己才清楚,这个项目留下了多少遗憾的地方,又有多少地方是需要加倍努
力去改善的。最后,这位老师语重心长的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事了一辈子的科学研
究工作,做了一辈子的工程,最后有那么一两个项目,是连你自己也感到满意的,那样
就算值得了”。
闲谈了一个多小时后,C君辞行离开,但他的这番话难免有些让人感慨,于是就写下了这
段对话录,就当作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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