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分配、秩序与就业——写给待业的大学生们（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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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一个老70后，一位做过很多职业的人。希望对当前的就业问题说点什么，现在社会上对大学毕业生的评价充斥着否定之词，这些由片面之词构成的舆论环境把许多涉世不深的学生推入深深地自责之中，本人对此甚感不公，也觉得是时候对当前的就业问题的做一个浅显的分析，希望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或者在做牛做马的大学毕业生们会有所帮助。最起码你们没有必要太过自责，但是也不能太过天真的抱有任何幻想。
　　开头先来看看一个数据：据中国官方媒体广州日报报道，截至3月10日为止，广东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的签约率为7.61%、专科毕业生的签约率为8.43%、毕业研究生的签约率为14.87%，相比2008年同期下降了50%以上。但是其实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前两三年已经很严重了。
　　从3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就业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大学生这样的高技能人群的高失业率却是个这几年新生的问题。20年来，很多人都见证了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到街头“走鬼”（流动小贩）亦或啃老一族的变迁。近20年来这种变迁似乎太过平常，工人们下岗了，农民们没地了，大学生待业了……不变的是公仆们依旧代表我们走在时代的前头。
　　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多少，目前环境下，这根本无法说清楚，就连官方的数据也自相矛盾。所以这里我们是能通过一些事件和现象来分析这种情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我的亲身经历也许比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任何公式更来得贴切。（我的经济学主张已经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权力、伦理和经济学》，很多网站都有。有兴趣的也可以来邮件索取word文档 tianjichuiyu@sina.com。）
　　就中国本身的经济资源和规模来说，提供比较充分的就业是有一些小难度，但是完全不至于发展到像今天这样惨烈和绝望的地步。下面我来分析分析原因：首先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基本的经济交换是基于所有权（权力）的交换。用个简单的比拟，一位农夫在自家地里种植了粮食，他就可以拥有了这些粮食的所有权。一位农妇自己织了一些布，她也拥有了这样的一些所有权。农妇和农夫可以通过交换所有权获取基本的生活需求。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货币的出现，这些都变得更为复杂了。农妇和农夫要获得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经很难用物物交换来达成。一旦农夫没有足够的钱来买布，那么农妇就失业了，农夫也会减少农作物的产量直到只够自己生活，但是农夫也不得不穿破衣服。或者有人说他们回归以物易物或许更好，但是显然现实世界中以物易物不太可能。因为农妇不知道哪个农夫的衣服要换了，农夫也不知道哪个农妇缺粮食。另外服务交换就更为困难，一位理发师不能一等到吃饭时就跑到饭馆里说：我给哪位剪个头好吗？

除了货币分配问题还存在一个分配秩序问题，比如农夫给了农妇钱或粮食后却没有得到衣服，这样农夫就不得不减少农作物的生产也不购入新的衣服。国内这样的问题就更为明显很多民营企业根本不敢进行扩大生产，因为你出去的货根本无法保证拿到回款。还有很多企业在历经千辛万苦的拿回货款后就决定不玩了，这样的岗位流失也有很多比例。经济的问题，核心是分配的问题和分配的秩序，怎么样的分配和怎样的分配秩序，产生怎么样的经济形态。　　
　　分工和货币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是货币分配的不公就会极大的伤害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分配不公的引发的就业递减情况，就是当前中国就业问题的写照。货币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货币分配的不公，本质上还是来源于权力分配的不公。中国一方面拥有巨大的产能，一方面又无法提供这些产能以足够的交换空间，通俗的说就是百姓没钱。一个普通人早上喝一杯牛奶，一个千万富翁早上依旧是一杯，不可能一个千万富翁早上喝一百杯牛奶，但是问题是许多人由于没有钱，不得不在早上饿一顿。（三鹿的问题属于分配秩序问题。）这种态势一般会有一个平衡点，或者吃不起早饭的人在逐步减少。但是一旦吃不起早饭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奶农就要把多余的牛奶倒掉，长期下去必然导致许多奶农失业，这些奶农也吃不起早餐了，恶性循环就此开始了。但是有人会问，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才对，但是近年的问题是，很多人买房了，可悲的是为了还清贷款很多人不得不把早餐的牛奶都戒了。那么很多人说买房的人不是也解决了很多建筑工人的就业问题吗？这个问题就很好回答，买房对于就业的刺激是远远小于牛奶的，为什么，如果用货币作为衡量的话，那么在中国单位货币的就业人数房地产实际应当属于最低的行业之一。很简单在几千上万的房价中，建筑成本一般在一千块钱左右，其余的财富都是用于支付权力的取得和权力寻租。这就好比你花3块钱买了一斤鸡蛋，却要支付10块钱一斤的市场管理费一样荒谬。这样的情况只能减少鸡蛋的消费量，另外那10块钱只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重新回到流通领域。这样的结果是社会的生产领域持续的缺乏资金，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权力阶层的资金则无限制的扩张，流行语说的，不差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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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社会的经济秩序的混乱。很多民营企业主或许感觉他们像在山里养猪的，等到千辛万苦把猪养大的时候，猪却被山里的土匪迁走了，和鞋的能够给点本钱，不和鞋的分文不给弄不好还要把你弄到大牢里去。　　
　　我引用一位央视新闻部杜鹃女士2008年12月在北大演讲的原话。　　
　　就是我发现在中国有的地区，黑社会与司法人员会串通起来进行绑架，绑架不成就投入大牢。在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两个区一级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南方周末》、《新京报》等也都发过报道。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在中国权大于法。　　
　　当一个国家的主要城市的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做出这样的事情时，你能够想象的一切罪恶都难以超越这个以李纪周、黄松有为代表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民营企业或者普通的业主最担心的就是不要让土匪把千辛万苦养的猪迁走。而当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退出了市场之后，填补他们的很大一部分是国有的垄断资本。而垄断的一个特点是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也大大的减少了本行业的就业岗位，通俗的说就是三个人赚的钱都给一个人赚了。以前我住的地方楼下只有一个农贸市场，起先市场里有三个卖肉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根据以往的媒体报道，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黑社会介入）市场里卖肉的就只剩下一家，卖鸡蛋的也只剩下一家，这里的肉和蛋也变得贵了起来。显然从前三家人做的生意都变成了一家，这种就业岗位的减少完全不是由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引起的。这就是垄断的危害，更加不能容忍的是这种垄断完全是依靠权力建立起来的。竞争的意义在于，竞争使得财富在多个经济体重流转提供了最佳的就业机会，而垄断显然是吧财富的流向认为的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把其他劳动者赶出市场。

中国的情况真实正处在这种国有垄断层层紧逼民营资本节节败退的情势之中，更为不幸的是这些垄断资本都是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比如能源、通信、媒体、运输等等。随着这种垄断的加剧，对知识型人才的总量的实际需求会持续下降。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所谓的4万亿，大多都是投向这些原本就并不缺乏资金的国有垄断部门和行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交易的扭曲的问题，当回扣和关系主导了大额合同的交易，那么技术在交易中的分量也会显著降低，这样技术人员的重要性也会大大下降，只要技术人员能够达到最低的标准即可，很多企业不再追求技术的领先而是热心于编织越来越大的关系网，一位销售告诉我说：一个人只要从公司吃了一次回扣以后就有80%的机会把所有的业务转给公司来做，所以当今中国——回扣是最有投资价值的投资，与之相比黄金地产股票都是扯淡，当然风险也是有的，比如你刚刚投资了一个局长第二天他就被双规了。作为一个企业主当然要把成本的主要部分投资到这种极具投资回报率的投资上，没了这种投资一个企业往往马上就要倒闭。我的一位做经理的朋友告诉我，现在他正考虑开掉一些工资高的技术人员换成，经验较少的技术人员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常常眉飞色舞的描述着和领导吃喝玩乐的奢华。相比之下，少雇几个技术人员或者雇佣一些低素质的技术人员却往往不会导致企业大的波动。当然关系也很重要，比如业务人员（贿赂关系网）大量流失，对一个企业则是致命的威胁。而作为一个公司的业务来说，学历重要吗？在国内业务的素质在于了然人性的弱点，并毫不犹豫的把自尊扔到九霄云外，然后义无反顾的匍匐于权贵的脚下。
　经济秩序的混乱也导致很多的企业退出了市场和流通领域，其中最为主要的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人们似乎对免费的午餐总是趋之若鹜，（忏悔一下，我也无法抵挡这种诱惑，也买过盗版光盘。）但是侵权和盗版是人性的使然，这是市场中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市场需要某种力量来维护无论是伦理还是法律，没有这种力量市场就会逐渐走向崩溃。其中音像行业最为典型。　　
　　“近年来，音像行业赔得一塌糊涂的公司多着呢，不少曾经红红火火的企业现在都销声匿迹了。”一位音像界人士曾经这样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描述音像行业的惨状。国美的音像早在2008年初就已经破产。曾捧红毛宁、杨钰莹的音像巨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也即将实施破产。国内现在的正版音像行业已经出现了整体崩溃的局面。曾经为我的纪录片做发行的音像公司以前有整整一层楼，现在只剩下了几个隔断，继续在惨淡的经营中挣扎。这些公司的倒闭意味着，许多有志于此的大学生只能去投身黑社会的盗版沙龙或者干脆在街头摆地摊了。事情总是两面的人们享受着盗版的便利时，必然吞下自己或者孩子亲友为此失业的苦果，这就像人们可以使用假币而不受惩罚一样，但是谁要为这种局面负最主要的责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国内市场的专利，大多数只不过是用来忽悠消费者的噱头而已，简单的说在国内一个简单而容易仿制的专利等于没有专利。投入巨资研发可以随意仿制的专利，谁会干这事？没有研发要那么多大学生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