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入主公安部

翻阅日历

1949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对与会的公安部干部说：“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罗瑞卿入主公安部
　　
　　1949年8月9日，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都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只有一句话：“为了分工，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在公安部设立之前，各解放区的保卫工作一直由中央社会部负责）
　　
　　尽管设立公安部的正式通知在8月初才下达，但公安部长的人选却在两个月前就已经选定。在众多的战将中，毛泽东选择了罗瑞卿，在他看来，罗瑞卿绝对是公安部长的不二人选。
　　
　　“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这是罗瑞卿在公安部成立大会上立下的誓言，然而对于公安部长这个新的职务，罗瑞卿一开始并不情愿做。
　　
　　1949年5月中旬，罗瑞卿刚刚指挥完太原战役不久，正满怀激情地打点行装，准备以西北军区副政委的身份，随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可就在出发前夕，罗瑞卿突然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
　　
　　罗瑞卿向继任政委交接了工作后，就与去青岛休养的徐向前一起乘火车回到北平。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上过前线。
　　
　　在北平待了几天之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正式通知他出任新中国公安部长一职。但凡打过仗的人都是一样心境，愿意去前线不愿留后方，罗瑞卿也是如此。被人生生从前线拽回北平，罗瑞卿不想做这个公安部长，他跟周恩来推脱，说李克农更合适，因为原来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就是李克农。可周恩来说了：“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要去搞情报部，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再讲价钱了”。
　　
　　临走时，周恩来还特地嘱咐罗瑞卿，说“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当晚，在与毛泽东见面之后，罗瑞卿正式接受了公安部长的任命。
　　
　　为什么从众多战将中选中罗瑞卿？因为罗瑞卿的保卫经验无人能比。红军时期，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大约三年，罗瑞卿一直担任红一军团的保卫局局长。那时，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每次行军、作战的时候，罗瑞卿总是跟着林彪、聂荣臻，只在吃饭和睡觉时才回到保卫局。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随红一军团行动，保护毛泽东又成了罗瑞卿工作的重中之重，他随毛泽东外出时总是寸步不离左右。整个长征过程中，在罗瑞卿以身作则的带动下，红一军的保卫工作尤其是对首长的保卫，没有出一点差错。
　　
　　对于罗瑞卿这个贴身大警卫员，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天塌下来不怕，有罗长子（因个子高，毛泽东给罗瑞卿起了“长子”这个绰号）顶着。只要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出色的保卫工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新中国的公安部长自然非罗瑞卿莫属。
　　
　　“我们要把房子扫干净”
　　
　　把一位高级将领从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召回来，委以组建新中国公安部的重任，可见当时保卫新生政权安全的任务是多么急迫。
　　
　　新中国建立之初，公安部长罗瑞卿面临的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就以北京为例，每个月北京都会发生几十起强盗案，打死警察、强奸妇女，盗匪们甚至明目张胆地在天安门开会，在公安部驻地附近抢劫杀人。此外，“三星团”、“攮子队”等流氓团伙活动频繁，这帮人经常身带木棒、匕首，以西单、西四为据点打群架，调戏妇女。
　　
　　除了扰乱治安的流氓盗匪，还有埋伏在暗处的敌特分子，他们到处散布谣言，想把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中。1950年夏天，北京流传着这样的谣言：“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要改朝换代。”万寿山闹鬼，人们未见，石狮子流泪，或许是谁在石狮子头上洒了水，但鼓楼冒烟却是众人亲眼目睹。每天傍晚，鼓楼前都聚集不少人仰望鼓楼，只见上面烟雾袅袅。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一天傍晚，罗瑞卿来到了鼓楼前，果然看到鼓楼顶上有烟状物在上下翻腾，颜色很淡，不像有火。到底是什么在作怪，罗瑞卿派人上去看了一看，原来不过就是成千上万的小虫子在屋顶翻飞盘旋。
　　
　　朝鲜战争爆发后，许多国民党特务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开打，活动更加猖狂。有造***票的，有企图炸铁路桥梁的，有窃取机密文件的，有策划暗杀党和军队重要干部的。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按照毛泽东“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的嘱咐，罗瑞卿组织指挥了全国范围内的镇反运动，而镇反的主要手段就是“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对于原来公安部门处理流氓阿飞的尺度和做法，罗瑞卿给与了严肃批评，认为“传讯教育”，或是“短期拘留”，此种处罚不痛不痒，太宽大了。他通知各公安部门，对那些累犯要判长期徒刑，不能搞短期教育，更不能释放，还应该选一两个罪大恶极的依法判处死刑。
　　
　　当然，在对“宽大”的右倾偏向进行纠正后，罗瑞卿也针对镇反的“左”倾偏向——乱抓人和逼供的事实进行纠正，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刀把子要自律
　　
　　罗瑞卿常说，公安机关是掌握刀把子的，这把刀掌握得好，利国利民；掌握得不好，就要祸国殃民。所以，刀把子不能听个人意见，只能按法律办事。
　　
　　当年，虽然建立了新中国，但旧警察的习气仍扎根在新政权的公安队伍中。一次，合肥市一侦缉队员去买戏票，因票已售完，便将售票人带进公安局，戏开演时又伙同多名公安人员大吵大闹抢占座位。剧团负责人打电话给公安局，副局长竟说剧团看不起公安局，随后又以查户口为名，将剧团6人扣押多时。
　　
　　紧接着，《天津日报》报道，说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员冯景泉到南市区一饭馆吃饭，饭后结账时，冯说服务员把钱算多了，双方发生了争吵，冯便将服务员铐了起来。
　　
　　罗瑞卿获悉后说：“这哪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公安机关，简直是国民党反动警察机关”。他立即指示，相关人员撤职，主管领导公开检讨。
　　
　　罗瑞卿又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民警纪律作了检查，又发现了一些白吃、白看、白拿的典型事例。据罗瑞卿自己回忆：“天津有个警察，混名抓三把，就是看到人家卖什么东西，凡是吃的，例如花生之类，他都要抓三把。还有一个警察太太，每天晚上要一个摆小摊的替她去买热水洗脚。她帮这个人看着小摊。但这个人每天晚上回去点钱，都要短几毛或是更多一些，但是不敢揭发，因为怕得罪这位‘太太’。”
　　
　　为了纠正这些旧警察作风，罗瑞卿指示公安部专门起草了《关于禁止公安工作人员看白戏或利用职权随便出入文化娱乐场所的规定》等文件，规定公安人员：“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
　　
　　罗瑞卿这个公安部长，还有个特别爱好，喜欢视察派出所，因为派出所是考察警民关系的重要场所。有一次，罗瑞卿来到重庆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罗瑞卿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就问：“我能不能上楼？”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可以，可以”。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挂这种牌子是一种官风，我建议你们把它摘掉，派出所要密切联系群众，这牌子一挂，还怎么联系群众？”
　　
　　罗瑞卿经常说，人民警察，人民在先，警察在后，人民警察必须时刻把“人民”二字放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