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加明镜
2006年下旬以来,在中国的媒体上,有两件事再次激起对民主这个话题的讨论。首先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重新聚焦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而后是有重量级学者型官员公开发出论述《民主是个好东西》。
众所周知,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之一,从来都面临着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比和竞争。时至21世纪初的今天,其他意识形态被公开抛弃、诟病或者淡化的甚多,而敢于公开全面否定民主者甚少。民主的竞争优势显而易见。
但在中国,民主与科学一样,虽然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就备受推崇宣扬,但却又是相当陌生的“舶来之物”。譬如民主的本源始于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科学的根基则发轫于逻辑推演与实证试验,而这些确实不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和强项。
于是,一方面民主和科学在中国命运多舛,另一方面中国和中国文化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却不因挫折而懈怠,凸显民主与科学事关中国发展的远大前程。
抛开实用的借口或华丽的狡辩,作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和强势文化,一个愈发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文明绝不可满足于亦步亦趋的初级境界,即模仿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必须在充分消化吸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长处的基础上,催生出自己更高层面的创新与发展。
这其中应包括两大含义: 模仿照抄首先不见得能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其次也不利于对自己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继承挖掘创新。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另三家相继解体衰败萎缩的遭遇相比,唯中华文明久经磨难,屹立不倒,其中的奥妙和玄机,值得深入探讨。
与此同时,现代西方文明也确有不少成功和过人之处。没有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充分学习借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将遭遇“盲人摸象”式的困难和尴尬。要想成为新巨人,就必须善于站到别的巨人肩上。东西文明的优化强强组合,才应是中国发展的最佳路径。
尽管如此远大的新文明前景,往往可能超出了我们现实的视野或想象力,但势必形成最强烈的历史呼唤与使命。
事实表明,从当年亚洲“四小龙”到今天中国巨龙的腾飞,此过程中的相应政治体制,并非是完全西方民主模式。尽管后来韩国与中国台湾还是选择了体制的“全盘西化”,但从目前的实践结果来看,绝非高枕无忧。
东亚现代化的成功与经验,其中有两大因素值得观察总结。首先是西方文明的影响,其次是东方智慧的引导。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明圈的现代化崛起,确是一大事件,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明激荡和竞争程度的前所未有。
以中国文明为例,从文化传统、政治社会体制及经济发展的综合角度讲,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外族对中国主流文明形成过真正的挑战,最后反而为中国文明所消融同化。
但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冲击,则明显开启了“振聋发聩”的一大例外,而且这一例外的战略态势,直至今天都还没有根本改变。甚至于“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源于西方。而要实现“现代化”,这其中的西方作用和因素,自然是无可避免的了。
于是,在具体操作甚至潜意识中,西方文明都犹如一面“悬镜”,为东方文明发展建立起了一大切磋、对比、反思的参照系。
这也就意味着两大结果:首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政体,西方式国家管理的民主法制与公民权利成果,也是东方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其次,这也规定了东方社会的现行体制,无论坚持自己特色还是“全盘照抄”,都要尽量引进消化西方社会与体制管理的长处,而非背道而驰。
不过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世界性的。为何东亚文化圈能独自异军突起,开始在发展程度上与西方形成“多极”甚至掣肘的态势?这应该从东方深厚的文化和政治智慧中寻求答案。
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体制传统方面虽然欠缺民主法制的高度,但在政治方略中却极富有立国安邦的特殊智慧与经验教训。
实践反复证明,民主虽然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政治框架,但具体操作起来仍离不开政治文化智慧与运筹的引导,否则民主也会沦为摆设及“花架子”,导致异化和失误。
从“大道之行”“韬光养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政策举措,中国政治文化继承发扬了自己的智慧与谋略传统,并帮助自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追求合理,趋利避害,与时俱进,探索开拓,防止重大失误,专心成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