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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brainman在2009-5-8 13:15:36的发言：
飞猫好，这里我无意谈余则成的生存法则，很多人在研究，我所指是余则成的身份---“间谍”！所忧是在当下我们的经济领域中（不谈国防军事），有多少“间谍”在活动。昆明要在全球招聘50名博士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谁来保证这些人中没有被收买的间谍。我就一直说，有些政府部门发出一些毫无头脑的政策，招来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不能只说是当事人无能、失误，要查查是否有其他原因，反奸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什么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是国家领导人、干部的思想行动问题；是国家政治经济路线方针、文化价值观、发展战略观的问题；是吏治不修、人才不出、人心不正、学术不讲、诚信不立的问题。
在人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从一个计划经济、“文化大革命”、闭关锁国的精神文化偏执时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走向了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WTO全球化的物质财富偏执时期，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所产生的问题，看到了当前经济繁荣下掩盖的种种问题，这是一笔值得人们将历年来成败得失进行全面反思总结的宝贵财富。
自1949建国到1978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再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31年时间里，淳朴忠厚、团结互助、自卑懦弱的中国人，从吃大锅饭、文化大革命、“公而忘私”雷锋精神盛行的文化极端，走向了个人致富、一切向钱看、“私而忘公”唯我主义盛行的物质极端。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内在要求的“一切向钱看”、“经济效率为先”等思想与理论，经过了人们三十年的历史积淀与路径习惯，今天已经内化为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同时，人们也因为当前经济繁荣下掩盖的种种问题，为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文化价值观需要调整重建而迷失混乱、忧虑不已；
因为国人精神文化的懦弱自贬、迷信盲从，使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宣传攻势红遍大半个中国；
因为爆发了以美国华尔街为中心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导致了今天政府、企业、人民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性迷茫、反思、不知路在何方。
所以，国人也不由然的怀念起毛主席时期的种种美好。
至于当前“昆明在全球招聘50名博士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现实事例，王老师所提出的质疑与批评，也代表了大多数关心国事、家事之人的心声。
思想与行动一样，好比正反的两面，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最可行的思想或者人，也没有什么用的。同理，能力比学历更加重要。
现在许多企业、政府部门招聘大多要求高学历，应该说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因为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保卫今天的领先地位，代替不了创建明天的领先地位。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强食”的历史大数定律告诉人们，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才能使人们立足于现在的同时，还考虑到明天何以为继，正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有专家考证，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一般为80至90年翻一番；19世纪60年代，知识更新速度为5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够用一辈子；工业经济时代，读十几年书也够用一辈子；知识经济时代，只有终身学习，才不会被日趋激烈的竞争淘汰。当今社会，谁掌握了学习的先机和主动权，谁就抢占了生存和发展的制高点。是否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不仅关系到国运之兴衰，也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因此，任何人都要勤奋学习，否则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自由全面发展。
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看重学历，并不是看重学历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品德学识与学习进取能力，这才是重视学历的初衷。现在看来，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个初衷。学历只是证明能力的一种工具，而且也只是众多工具之一，它所包括的内容也不全面。学历既不是能力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能力的必要条件，而只是一个相关条件，相关度如何对每个人来说也都是不一样的。领导者必须综合运用背景分析、经验判断、面试考核等多种手段来对人才的品质、能力、性格、爱好、学识等诸多方面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评价。
事实上，不拘一格、大胆用人、灵活用人的领导人，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越是在艰难、危机的大格局里，越激发领导人不断反思提高自己“培育人才、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的水平与正确性，也越值得今天的人们对照自己的言行反思学习。这一点，与多难兴邦、多难时期多哲人与英雄的道理是一样的。回顾中国历史，周文王用姜子牙，商汤王用奴隶伊尹，刘邦用跨下之辱的韩信……诸多案例枚不胜举。另外，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著有总结其管理经验的《让学历见鬼去吧》一书，“烧掉全部人事档案”则是该书的核心内容。他反对重学历、不重人才的行为，促使公司出现了一大批不拘一格的人才。一万多名员工一进公司，盛田昭夫就把学历封存起来（指人事档案），让他们去公平竞争，在工作中，大家不论学历高低，只比能力大小，结果发现科技人员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并不是“科班出身”，因此，从而使得索尼公司不断创出世界第一的新产品。在这里，飞猫不由想到了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美誉的曾国藩，他独特的用人四法：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经济博士，是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最高学位，它强调独立的思维与学术创新。然，这恰恰是当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弊病所在，中国“填鸭式”教育的弊端所在。他们擅长于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将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引进到中国来指导改革发展，言必称西方经济理论如何如何。今天，我们要感谢这场全球性金融海啸，让人民看到了当前经济之道的脆弱、错误与不足之处，也给了中国政府当头棒喝，让经济主流学家们集体失语，从而反思起中国历年来的成败得失、发展路线、价值取向的问题。
通过论坛交流，飞猫知道了王老师对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思想价值观不敢苟同。由此，可以推而得知，昆明全球招聘的50位经济博士，在王老师及人们的心中究竟有多大的份量了！飞猫浅以为，今天的经济学，远远没有管理之道那么成熟化、精细化、实用化，当前人们对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与诸多的历史案例，也尚未真正的吃透，从而也更谈不上什么独立的思维与学术创新了。当然，也不能一棍子打翻一船人，有些经济学家还是很不错的。飞猫看一些经济专家的专著，也受益不浅，开阔了不少视野。
近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用人观，为何昆明却大张旗鼓的全球招聘50位经济博士呢？外来的和尚就会念经？如果一个组织要依靠新人才能带来新思想，那么该组织就应该反省的是“为什么组织内部人员就不能吸收外面的新思想”？也许是因为选拔人才的通路少了，也许是因为自己思想封闭，也许是因为文化过于保守，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警兆。另外，昆明的求贤若渴，与中国先贤们的求贤若渴，是有较大差距的。
对于干部的选拔任用，毛主席、邓小平两位领导艺术高超的领导人，长期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把“德”放在了“才”之前，即德比才更重要。1980年，邓小平总设计师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更明确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在邓的标准中把革命化放在四化之首位，而知识化、专业化居末位。所以，“干部的政治素质、品德修养”这一条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首要标准，经过两位伟人各自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在昆明刮起的这股博士当官风，却显得有些创新过头，大有“唯博士是举”的劲头，什么德呀、革命化呀，统统被创新掉了。如果没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做基础，越有才、学历越高的人，可能越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和利益。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享受的福泽越来越少，国家统计局不统计私营、个体工商户工资平均水平的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反思与警惕吗？这是建国先贤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特征吗？
飞猫的一管之见，难免有所错误和不足，请王老师和大家多多指正。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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