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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棋,乾坤莫测”。睿智的中国人把世间万事比作一盘棋,莫测的未来正是这盘棋的精妙所在。可是,深受启蒙思想理性熏陶的西方人,似乎不愿意承受这
种不确定性之重,因而执着于去测度世事这盘棋究竟如何下、结局会怎样,以及怎么做才能赢。由此,我们有了关于理解个人行动的诸般理论,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
博弈论。
博弈论正式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40年代引入经济学,随后风靡整个经济理论界,并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进入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如今,博弈论不仅是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更成为流行用语。
博弈论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博弈论毫无瑕疵。博弈分析许诺其能够明晰理性人的最优行为。因此,我们看到了拥有堪称完美理论形态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及其衍生物。倘若拥有“完美”的信息和“完美”理性,纳什均衡就是完美的。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通常不那么“完美”,不可能
知道全部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不可能那么“理性”。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囚徒困境”,个人的最优策略产生了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最糟糕的结果。
经典博弈论的视角,是以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姿态看待博弈双方的。这种超然的中立者态度,会使曾经旨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博弈论陷入纯理论的自娱自乐中。
当博弈论专家的理论模型越来越超出常人的智力范围时,另一个自然科学领域开始注意到博弈论的潜在价值,这就是生物学。《演化与博弈论》这本现在看来完全能够称得上理论坐标的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正是关于应用博弈论构建生物演化分析一般方法的总述。
本书对于社会科学专业人士——且不说那些非专业人士——来说,翻开的第一感觉可能会是一种莫名的疏离。鸟类翅膀形态的演化、雌性掘土蜂的竞争、哺乳动物的性选择,这些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
本书的初衷仅针对生物学家,而非社会科学学者。也许,当年梅纳德史密斯领导他的团队运用博弈论分析生物演化难题时,也未曾想到他竟然催化了博弈理论的
又一次飞跃——演化博弈论。因此,只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才略微触及了一些演化博弈论和文化演化之间相关性的问题。四年之后,萨格登(Robert
Sugden)首次全面使用生物学演化博弈方法,分析社会制度的演化,出色地解释了自发秩序的生成机制。而后,在宾默尔(Ken
Binmore)、鲍尔斯(Samuel Bowles)、史克姆斯(Brian Skyrms)以及扬(Peyton
Young)等人的推动下,演化博弈论迅速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演化”二字成为当前社会理论分析的流行趋势。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被众多社会科学大师称为“演化博弈论之父”,这就如生物遗传基因突变一样奇妙。但是,如果细究其理论,便会发现生物演
化的思想,事实上抓住了人类社会某些内在的本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生物学家放弃了经典博弈理论苛刻的理性要求。放弃了完全理性假设的演化博弈论,允
许我们从自身视角出发去看待社会。这种“设身处地”的思考视角,使演化博弈论具有了经典博弈理论没有的亲和力。当生物学家将经典博弈理论的思想精髓应用于
生物学研究20年后,经济学家又重新将结合了生物演化思想的博弈理论拿回来,用于分析社会制度的演化。
演化博弈不强调理性要求,不强调最优结果,也不总是追问均衡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完美的均衡观念无法在演化中找到。
“演化稳定均衡”不是一个终极状态,只代表博弈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演化关注的是博弈的过程,而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演化的过程不能许诺一个完美的结局。
通常“演化稳定均衡”会告诉我们多个结果,其中有我们欲求的,也有我们厌恶的。但是,除了我们自己非刻意的个人行为,没有人能为我们决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
局。这样,演化博弈论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它并不试图测度未来。这难道不正是在描述我们整个社会制度演变的历史吗?
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无数个体行为非意欲的结果;每一次制度变迁并不总意味着我们在前进,更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终极,至少对我们这些并非全能的人类而言是这样。
演化博弈论强调一个词——趋势,趋势是一种自然而然、不可抵挡的发展力量。“演化”概念本身正是趋势所向。《演化与博弈论》一书,作为社会分析理论新趋势的开创性著作,其价值亦在于此。■
《演化与博弈论》,(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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