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激活我们最深沉的美德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梁捷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奠定了200多年来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蕴涵了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竞争的观念。马克思自称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多半来自斯密和李嘉图。后来写出大书的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也都高度赞扬斯密。到了19世纪末,经济史家坎南一手策划了“斯密升级运动”。他编辑整理了斯密的遗稿,校注了《国富论》等书,斯密现代经济学创始人的地位由此确立。 可斯密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甚至应该说斯密主要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他写作《道德情操论》要比《国富论》早17年,而且一生修订多达6次,足可见对此书的重视程度。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斯密其实是想写作“三部曲”,全称应该叫做“想象的三部曲”。第一部是《道德情操论》,第二部是《国富论》,第三部也许应该叫做《法律与政府》,但斯密从来没有写完。或许已经写完,但他在去世之前当着朋友的面焚毁了手稿,故而我们现在无从查考。 但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出,这三部曲都是围绕关怀社会的想象力,围绕最深沉的道德哲学而展开。斯密在他一本极少被人提起的《天文学讲义》里就高度赞扬了牛顿的力学,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地组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这不仅是天体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规律。推动社会运行的力,就是同情,就是关爱。人有自然生出同情的能力,如同天体有相互吸引的能力一般,神秘而又崇高。 《道德情操论》的关键词只有一个,“同情”,这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自私,不是恐惧,也不是爱情,而是同情。其他这些情感都不能必然地包含同情,比如你可以爱一个人而并不同情,不能发自内心地感受别人的情感。既然你不会爱上这世界上绝大多数陌生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如何可能交流呢? 只有同情!而这种同情必须通过想象力来实现。你可能没有直接体会到陌生人的欢乐和痛苦,但你却可以通过想象力,通过自身的经验与对方的感受相通,从而达成交流。斯密特别引入了一种虚拟身份“公正的旁观者” Impartial Spectator),每个人可以想象通过这样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来观察别人,这个旁观者知道一切又毫无私心,喜别人所喜,忧别人所忧。虽然它并不必然地引导我们帮助弱小、惩罚罪恶,但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别人和我们自身是一样的,都生活在这个社会,都是真正的兄弟姐妹。 如同这次的汶川地震。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去过那片土地,也不见得有亲戚朋友受到灾害影响。但是几乎所有看着电视、报纸的人,都会立即从内心升起一股同情,是和那些受到伤害、失去亲人的受难者一般无二的痛楚。这种痛楚让我们坐立不安,寝食不宁。捐款、献血、直接奔赴灾区救灾,那几乎全都是人的本能。在这种灾害面前,大家抛弃“他者”和“自我”的两分,也几乎不需要“公正的旁观者”就能让自己的内心和灾区人民的内心相沟通。 如果说《国富论》处理的是市场内部问题的话,《道德情操论》处理的就是“我们与邻人”的关系,那无疑是更广泛、更本原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看不见的手”,后者的核心是“公正的旁观者”,看起来都像是依靠我们想象力构建出来的虚拟概念。可是,在这次地震的救灾过程中,人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如此强烈同情心,足以证明这种同情的想象力早已深深植入我们内心深处。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经历千万年的自然演化和天灾、人祸的考验还能建成如今的文明社会,这种同情他人的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是同一种社会秩序的两个方面,相互平衡。用斯密的例子来看,我们喝一杯酒,自己收获了效用,别人收获了财富(比如酿酒师);我们给别人喝一杯酒,别人收获了效用,我们自己收获了同情。前者是《国富论》的研究内容,后者是《道德情操论》的讨论范畴,两者都是最基本、最自然的人类道德。 灾难面前,我们久违的同情的想象力重被激活,无需任何动员,人们就放弃狭隘的私利,自发组织起来帮助灾区。斯密认为,正是这种伦理美德使得社会团结起来而不是一盘散沙。而这种最深沉的美德并不需要匹配华美的修辞,它只是能够同情他人的想象力而已。只要这种同情的想象力不从人们内心深处消失,人类社会就永远存有希望。
亚当·斯密小传 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苏格兰法夫郡卡柯尔迪的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7岁时,斯密骑马来到牛津,在牛津大学的巴利奥尔学院读书,在那里靠奖学金呆了六年。曾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64年辞职,担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在陪同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的过程中,认识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名流。斯密生前发表了两部代表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斯密最具特色的个性是他的心不在焉,舞会上认不出自己的舞伴;早晨起床,在花园散步,由于沉思默想,发现自己时已经离家15英里,而且身穿睡袍。正是这种心不在焉支持着他进行持久的智力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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