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扯远了, 回头一想我还是觉得关于利也好,共同愿景也好,沟通也好,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 哪怕大家讲的是错的, 也要理智的做少数,而不能给自己借口做错事.尊重少数,但必须服从多数和程序正义.
下面是摘的一段文章, 来自王怡的<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
-----------------------------------------------------------------------------
民主政体恰恰是一个充满了“背叛”和“反对”的体制。
> >
> >一种是来自体制内的“背叛”。如果我们将所有国民(同志)在意识形态上的“忠诚”看作一个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那幺事实上每一个老百姓关于“效忠”的意思表示是永不可撤回的。假如你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走上街头,对一个超越于一切人的共同理想及其领导者表示了欢庆,你曾经敲起锣打起鼓,那幺“忠诚”就成为了你一生中的重负,你甚至还替你的子子孙孙在一份思想的“效忠书”上按下了手印。任何在组织上、在思想深处对于那个共同目标的脱离,都会被视为“背叛”,被视为不忠。这种背叛和不忠又会对党治体制构成渐渐积累起来的打击,和合法性的荡然无存。
> >
> >而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每一个公民(不是同志)在政治上似乎都是朝三暮四的,他们不对任何一个政党效忠,他们没有义务继续把选票投给曾经投给的那个候选人。任何政党和任何政治家一旦被选民拋弃,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要求或指责支持者的忠诚度。正如多恩斯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提出的那个著名的“政治市场”观点,民主政体下的政党在政治的市场上追逐选票的最大化,就类似于经济市场上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的企业家。而一家手机生产商是不会哀怨的指责那些喜新厌旧的老客户的。
> >
> >一旦将政治视为市场,忠诚与背叛这种将个人操守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就失去了方向和说服力。萨利托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民主时指出,在这些国家实现民主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世俗化”,一个是“对政治的驯服”。所谓世俗化,就是“神的王国与凯撒的王国”的分离,即价值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而这一点又是对政治的驯服的前提。刘军宁谈到米诺格的《政治学》一书时指出,现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一个区分就是,在古代,“政治被认为是第一性的”,古代政治中通常都存在一个官方的、一元的和整体的政治理想。而在现代,政治被认为是第二性的,是消极的。现代政治的出发点“不是关于完美社会的抽象理想,而是现时的况境”。
---------------------------------------
或许我是固执了,我关心的是: 一个共同创业的团队, 共同愿景改变了,分歧发生了,如何理智合理的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