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赶派克——周荆庭与华孚金笔厂

管理学家

不少人抽屉里还藏有老式的英雄牌金笔，或是它的前身华孚牌金笔。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商品，蒙着尘埃，成为了记忆的载体。看到它们，人们依稀能够看到父辈的身影。而它们的制造者周荆庭却静静地消逝在历史的风烟中了。周荆庭一名周井亭，学名宏郊，浙江奉化人，生于1900年，曾就读于文聚小学，毕业后在碗店当学徒，1916年进入聚成纸店当店员。1920年，周荆庭到上海邬文记文具店工作，并协助泰生洋行推销糖精。1924年，周荆庭与人合作在武汉开设文记纸号，后来又独自开办合兴文具社，从中赚了一些钱。

当时西学东渐，用钢笔代替毛笔写字者日益增多，尤其是学生，而钢笔（自来水笔）几乎由西方企业垄断。周荆庭感到国内没有自己的自来水笔厂，利权外溢，对国家经济来说，是一大漏洞，便有心创设自来水笔厂。为掌握制造技术与购置器材设备，周荆庭先赴日本考察，学得要领回国，于1927年在上海与沈百年、竺芝珊（蒋介石妹夫）等创办合群自来水笔公司，担任经理。1931年8月，周荆庭与人合股创办华孚金笔厂，任厂长兼经理。企业生产合群、新民牌金笔，资本1.5万元，职工近20人，雇有两个日本技师。华孚金笔厂拥有开槽车、抛光车、轧片车、开缝车等设备，是当时中国第一家较具规模的自来水笔厂。和那些早期实业家一样，周荆庭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制造技术和产品质量，并在组织内寻求学习之道。当时的中国企业大多从一创立起，就不得不与已经占领一定市场，且技术上占优势的外国品牌展开激烈竞争。那时的民族工业并没有一个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市场由于长期物质匮乏所带来的轻松成长期。在恶劣的企业外部环境下，实业先驱们往往能获得不俗的业绩，大概是民族自强自立的使命感使然。周荆庭亦不例外，在他的努力下，“华孚”、“新民”两个品牌通行全国。

1935年，华孚扩大规模，工人增至150人左右，并出品“新民”，“华孚”牌红蓝墨水。在1933年、1935年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中，华孚的金笔被列为最优等，获特等产品奖。1936年，华孚金笔厂的全部资产及股票均归周荆庭所有，成为独资企业。1937年抗战前夕, 华孚职工增到200余人，日产量达到70打。该年, 周荆庭将华孚金笔厂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增至20万元。

当时制笔材料硬橡皮胶木多从国外进口，为了突破这个瓶颈，达到全部自制，周荆庭再次前往日本美国两处考察，留美半年后采购机器设备而归。1945年，周荆庭回国后立即设立科学橡胶厂，并与职工合力研究，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达到了金笔全部自制。20世纪40年代末，华孚金笔厂已成为上海制笔首家大厂，华孚金笔成为上海四大名笔之一（其余三大名笔为金星、博士、关勒铭）。而华孚金笔厂生产的新民牌金笔，由于价格低于其余三大名笔，而且书写流畅，形式美观轻巧，更是深受学生喜爱。当时的周荆庭，在市场细分上已经颇有心得，“华孚”、“新民”两个品牌正是针对不同人群而定位的。

周荆庭深感国内技术落后，便投资设立上海科学仪器馆，任总经理，该馆先后设分支机构于汉口、昆明等地。周荆庭又投资上海建华银行，任董事长。

周荆庭自奉甚俭而为人慷慨，华孚笔厂的工人薪资比其他企业要高出不少，职工因此多能安心作业。他对公益慈善事业一直非常热心，屡捐巨款，1951年，首倡公私合营，放弃股息每月数万元，并以一半的工资，资助贫寒子弟学费。1950年，周荆庭捐巨款支援抗美援朝。1952年1月，华孚厂公私合营，周荆庭任技术副厂长，淡出管理层。1966年8月25日, 周荆庭在上海逝世，享年66岁，同年10月, 华孚金笔厂易名为英雄金笔厂。1958年，笔厂员工提出了“‘英雄’赶‘派克’、为国争光”的口号，上海的一家电影制片厂为此还拍了一部妇孺皆知的电影《英雄赶派克》。英雄集团总经理方华曾透露，近年来，“英雄”早已同国际一流制笔厂商美国高仕、法国PF公司合作，每年贴牌生产、以国际“大腕”名义出口到欧洲、美国的金笔有几千万元，这说明“英雄”与世界的距离已经主要不是技术。

两个茶庄的商战

正兴德茶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原名正兴号，由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穆家（文英）创办，是天津著名的百年老店。清咸丰七年（1857年）更名为正兴德，其创始人穆文英系回族，信奉伊斯兰教，正兴德因此为清真茶庄。旧址在天津县城北门外竹竿巷，最初经销一些来自湖南、湖北的绿茶及安徽大叶茶，同时兼售鼻烟，后来研制出有自己特色的花茶，在天津一炮打响。到了穆家第三代穆时荣期间，在茶叶外包装首次使用“绿竹”作为商标，图案中有绿竹、行云、流水，素雅大方，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北京正兴德茶庄在临近回民聚集区牛街的菜市口开业，颇受回族群众欢迎。

1936年，天津正兴德茶庄的总账刘少波、广告主任、采办、推销员等与老板产生矛盾而集体辞职。他们集资三万元，由刘少波挑头，在正兴德竹竿巷总店的对面，开办了成兴茶庄。之所以叫“成兴茶庄”，取其信条“成大事业唯信用，兴立基础在精神”之首二字。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企业文化口号之一了。注册商标为“城星”，即星辰照耀万里长城，亦与“成兴”谐音。

成兴茶庄从正兴德倒戈而出，竞争中往往能够知彼知己，扬其所长为己用，避其所短为己戒。企业团队精神自不用说，同时重质量，守信誉，当然最值得称道的是成兴茶庄在营销上的创新。当时小梨园演出用的桌围（亦称桌帏，围在桌子边的装饰物,多以布或绸缎做成）全由成兴茶庄提供，绣花锦缎，异常醒目，上绣演员之名，下缀“成兴敬赠”。换一次角儿，桌围也跟着变换，与场内的横幅相衬。见京剧名家马连良到天津演出，他们便与中国戏院合作，每售出一票，赠观众“成兴”袋茶一袋。同时，电影院在放映电影前，经常播放成兴袋茶的广告。那时为卫生起见，电话机的话筒时兴包裹红绸，成兴茶庄就免费分发，红绸上印着“电话购茶，随时送到，成兴茶庄敬赠”。人们只要拿起话筒，“成兴”二字便扑面而来。成兴茶庄每年用于广告宣传的开支约一万元。

一时间，成兴家喻户晓，广告宣传，无孔不入，报刊、电台自不用说，连浴室的窗帘、百姓家中的年历上都有成兴的广告。旅店、浴池、茶摊、胡同里的杂货铺，无处不见钉有“代销成兴茶”的木牌。此时，正兴德由于人才流失，大伤元气，虽然有上百万元的巨额资本，却在经营上无法打开局面，被成兴压得喘不过气来，次年，正兴德更是做了一项严重错误的决策。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百业凋敝，正兴德想借助日籍台湾人林某“正泰春记洋行”的洋招牌重振雄风，便把自己的福州茶厂易帜。数日之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日籍洋行被视为敌资，悉数充公，当然正兴德旗下的福州茶场亦不例外。这不仅让正兴德损失了一个茶场，同时伤及了它的供应链。

此时的成兴却大举借债南下进货，加强储备，然后乘虚而入，迅速占领的不少北方地区市场。这场茶叶商战，历时20年（至1956年公私合营为止），成兴资本发展到四十八万余元，是创业初的十六倍，而正兴德的百万巨资只剩下三十八万余元，缩水近三分之二。如今的成兴茶庄的全名是天津市正兴德茶叶有限公司成兴茶庄。

 

管理学家

华蘅芳、徐寿与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的诞生

唐代李皋曾发明一种车轮船，它的两舷装着会转动的桨轮，人力踩动车轮，推动船航行。南宋农民领袖杨么亦曾改进过车轮船，用它来抵抗官军。1690年，法国人德尼·巴班提出了用蒸汽作为动力推动船舶前进的想法，当时却没有可供实用的蒸汽机。最早建造蒸汽轮船的是法国发明家乔弗莱，他于1783年建造了世界第一艘蒸汽轮船“皮罗斯卡菲”号，用蒸汽机启动，航行30分钟后，船上蒸汽锅炉发生爆炸。后来，英国人威廉·西明顿在1802年也建成一艘蒸汽轮船“夏洛蒂·邓达斯”号，可惜遭到拖船业主们集体抗议，被扼杀在摇篮里。直到1807年9月，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设计制造的蒸汽轮船“克莱蒙特”号试航成功，才使蒸汽轮船开始真正成为水上舞台的主角。从此，洋人的火轮船（蒸汽轮船）让中国人吃尽苦头，清末重臣胡林翼曾见之呕血。

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湘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对于太平军来说，从此长江沿岸已无险可守，败亡指日可待。虽然安庆战尘犹腥，该年底，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创立了安庆军械所。在这里，两位不事科举的布衣奇才，承担了设计和试制中国第一艘火轮的任务。二人便是徐寿（字雪村）与华蘅芳（字若汀）。徐寿重实践，长于制造，华蘅芳则精通数学，专力推求动力原理，设计蒸气机。研制一年，第一艘中国自制的小火轮终于在安庆下水。

曾国藩在日记中记之甚详：“壬戌（1862）七月初四日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日记也有记载：“二十八日雨，下午晴，晡时到徐雪村、华若汀处看火轮机。两君所作，用火运动，与洋制无异。”

同治三年（1864），安庆军械所迁往南京，徐寿、华蘅芳也随之前往，次年改进技术，制成举国闻名，清廷赐名的“黄鹄号”小火轮。黄鹄号长五十余尺，时速四十余华里。

1866年底，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筹建近代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徐寿、华蘅芳被派往上海襄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徐寿到任后不久，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了办好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四项建议：“一为译书，二为采煤炼铁，三为自造枪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把译书放在首位是因为，他认为，办好这四件事，首先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译书不仅使更多的人学习到系统的科学技术知识，还能探求科学技术中的真谛即科学的方怯与科学的精神。在制造局内，徐寿对于船炮枪弹还有多项发明，例如他能自制镪水棉花药（硝化棉）和汞爆药（即雷汞），这在当时是很高明的。他还参加过一些厂矿企业的筹建规划，这些工作使他声名鹊起。李鸿章、丁宝桢、丁日昌等人都争相以高官厚禄来邀请他去主持他们自己操办的企业，但是徐寿都婉言谢绝了。徐寿、华蘅芳认为全部精力应该放在译书和传播科技知识上。

当时中国制造火药，需要大量硝镪水原料，国内不能生产，只得依赖进口。但是欧美国家乘机抬高价格。华蘅芳得知此事，表示要“自制镪水以塞漏卮”。他经过反复研究、实验，终于在龙华火药厂研制成功，所需成本只有进口的三分之一，打破了列强的垄断。

后人对华蘅芳评价是“敝衣粗食，穷极终身”，“未尝求禄仕进”。这放在徐寿身上也非常合适。科学要真正推进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这样的舞台，而企业的发展更离不开科技创新。虽然以徐寿、华蘅芳的德行和能力来要求眼下的那些教授似乎有些苛刻，但百年之后，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仍然是中国发展的瓶颈所在，企业界和科学界都应该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