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扰扰几度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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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60年前，外蒙古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但是，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很让人操心的孩子。

　　                                      纷纷扰扰几度离合
    “俄国不信佛教，衣服奇形怪状。中国一片繁荣景象，又信佛教，有用不完的财宝，绫罗稠缎，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
    17世纪中叶，准葛尔部的葛尔丹大汗率兵进攻外蒙，在武力抵抗不济的情况下，与清王朝有相同信仰（喇嘛教）的外蒙上层王公面前摆着两条路：归附俄国或归附中国。最终，他们选择了中国。
    对于外蒙，清廷格外用心经营。专设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并定期举行军事演习。
　　好在，中间虽然小摩擦不断，但总体来说，直到辛亥革命前，外蒙古都还算比较安静。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1911年是个转折点。武昌首义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外蒙古也在其中。可是后来当宣布独立的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打算独立建国。
　　准确地讲，外蒙的出轨，沙俄实在“功不可没”。“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即外蒙古）的独立发展”，俄国一方面策动外蒙上层贵族和僧侣，一方面向外蒙提供大量武器，15000只步枪、750万发子弹和15000把军刀很快就运到库伦，交给正准备行动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俄国还在俄蒙边境集中了近15万俄军，扬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内，即可调动数万兵力，集结库仑”。12月初，清廷驻库仑办事大臣的衙门被包围，三天后，办事大臣被30名哥萨克兵请出了边境。“大蒙古国”成立了。
　　出力不少的沙俄也很快得到回报。次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签订了《俄蒙协约》及附属《专条》，其中诸如沙俄有权保护外蒙“自治”、有权援助外蒙编练军队、有权阻止中国在外蒙驻军和移民，类似这样的规定，自然不会得到中国认同。4天后，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接下来又是几轮谈判，中国一退再退，等到1915年签订《中俄蒙协约》时，中国除了赢回一个空洞的宗主国称号外，在外蒙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

　　　　　　　　　　　　　　　外蒙的短暂回归

　　外蒙刚宣布独立时，许多人对此都表达了不满，其中，有两人被报界称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他们是孙文和徐树铮。
　　一战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战后，俄国一片混乱，外蒙古独立势力失去了重心。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希望一举收复外蒙，具体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是皖系名将，文武双全，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他敬佩有加，称其“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但有研究者认为，徐树铮气度狭隘，不过单就外蒙一事而言，他还是真正爱国的。
　　1919年10月，徐树铮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
　　这是一支劲旅，在路上，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已经失去了旧政府的俄国旧军队。但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没有政治目的。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认为他们在骑术方面惟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中国军队进展迅速，苏维埃新政权内乱重重，猝不及防。11月，徐树铮部开进库伦。
徐树铮毫不手软，软禁了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其他王公。失去靠山的外蒙王公立即软了下来。1919年11月17日，外蒙重回中国怀抱！
　　徐树铮立了大功，他同时向段祺瑞总理和南方革命党孙文发电通报，孙文收到电报后，不顾国民党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回电庆贺。
　　191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外蒙的回归，可算是当年最可庆祝的大事。
　　但是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外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所以，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喇嘛，都是衔恨于北京，只是暂时压住火，等待机会再掀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