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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如火如荼，到1968年，它攀升到了一个顶点。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关键性的年头。文化大革命在这里进入尾声，该了结的事已经了结，剩下的事是“收拾金瓯一片”，上山下乡真忙！
高潮：上山下乡真忙
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把最具破坏性的红卫兵，从城市里赶到他们无法释放破坏潜能的广阔农村，大有“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意。这种看法似乎有点道理。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研究这段历史的人，肯定不会遗漏这样一个细节。
1968年7月28日深夜，毛泽东紧急召见著名的北京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其直接原因，是清华大学的武斗已经持续了100多天，死亡12人，损失数百万元。而7月27日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却受到了学生们的阻拦和驱赶。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谈话从凌晨3点半直到8点半，毛泽东警告他们：“如果有人继续反对解放军，跟解放军打仗，毁坏交通工具，杀人放火，那便是犯罪，要坚决消灭之！”毛泽东对红卫兵已经失望了：他们太狂妄了，太不听话了。
当然，单凭这一点来判断毛泽东的最初动机，显然太过幼稚。但在他的思想轨迹里，这应该是一个不应忽略的细节。
一个里程碑的诞生
7·28谈话前三个月，在中国的西北方向——甘肃会宁县城里，“文革”后的新政府成立了。当时看来，这与前者是完全孤立的两件事，而事后细看，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竟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新成立的革委会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辖区内的人尽可能都送到农村去。新上台的领导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住在城市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不仅给国家增加负担，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而且不利于自己和子女的思想改造。”
这场革命来得很彻底，以至于有些失去理智。这座只有688户的小县城，短短几个月中，竟组织了115期学习班。
参加学习班的男女老少，每个人必须发言，汇报思想，表示去农村的决心。一位名叫王秀兰的五十多岁老大娘，在学习班里学了一段时间后，受到那种环境气氛的感染，兴奋地表决心：“贫下中农在乡里劳动，为社会主义出力。我们也生有两只手，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城里吃闲饭，靠别人养活？”
从后来的情况看，这句话绝对经典。它被报社记者们概括成一句格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不但成为报纸的醒目标题，而且也成为一时间全国皆呼的口号。经过学习班的“学习”，会宁县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1户放弃城镇户口，95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
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来说，它是一个里程碑。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个消息的同时，第一次向全国宣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惆怅无奈的离乡
“最高指示”发布后，似乎已准备就绪的整个民族，疯狂地手舞足蹈与之呼应。新华社发消息说：“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
可是，在狂欢的表象下，是青年及其家人们最无奈的惆怅。对此，作家费声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不愿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东躲西藏不回家，但这是在中国，他们无路可逃。我们这些小宪兵天天追着那些胆小如鼠的父母们，要他们说出儿子或女儿躲藏的地方，立即叫他们回来下户口。啊，那个昏头昏脑的年月，人人作恶，人人惊悸的年月！我们通知这些父母的所在单位：停发工资、停发口粮；我们把封条贴在他们的家门上，叫他们无家可归。那些父母和儿女们最后只好投降。我们又把用红纸写成的喜报敲锣打鼓地贴在他们的门上，看着那些无计可施的青年们流着眼泪与父母告别。
当时，棋圣聂卫平是这样离家的：
1969年9月23日，早上，他向父母告别，又最后环顾一下将要离开的家，突然失声痛哭。没有人出来安慰他。因为没有人能保护他。
“最高指示”的发布，既为理想主义者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给悲观主义者增添了忧伤。在悲与喜的交错中，“文革”开始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声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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