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上的裸露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只有两个字：瞒和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郁达夫自我暴露的文学作品就显得各外醒目，甚至振聋发聩。郁达夫在文学上的扛鼎之作《沉沦》曾影响了一批人，但也遭到文坛同事的激烈批判。于是，纵欲主义、色情至上的帽子一股脑向他袭来。
放浪形骸的留学生涯
1913年，18岁的郁达夫随长兄郁华东渡日本留学。
当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取得巨大成功的最初阶段，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绚烂。而与之一衣带水的中国，却是军阀割据、烽火连天、政体腐败。于是，郁达夫踏上日本领土时，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日本人的歧视。
当时的郁达夫正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候，他十分渴望得到异性的爱。但作为弱国子民的穷留学生，郁达夫更多得到的是日本少女的轻视。于是，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就成了他生活和情感中的两大主题。而为了解决“不可抑制”的性苦闷，郁达夫开始跑到妓院里去寻找刺激。他自我解嘲道：“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1931年，郁达夫在《忏余独白》里回忆起这段荒唐往事时感慨万分：“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
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情感氛围，必然造就了这样的郁达夫。
事实上，追求爱情、张扬个性、渴望灵肉的满足，不仅仅是郁达夫一人的欲求，它是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中国学子们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因此，郁达夫留日期间的放浪形骸，就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钱潮在《我与郁达夫同学》一文中说：“达夫在名古屋时生活很浪漫，常去妓院，有时回来还向我介绍他的见闻，如日本妓院的妓女都坐在那里，头上挂有介绍姓名、年龄的牌子，供来客挑选等等。达夫早期的小说大都以妓女生活为题材，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文学上的第一次“裸露”
1927年，郁达夫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体’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
有什么样的文学主张，就会有什么样的创作态度。郁达夫在文坛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小说《沉沦》，就是这种创作态度的杰出代表。郁达夫在《沉沦?自序》里曾特别点出了它的主题：“《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
这个“病的青年”的原型就是郁达夫本人，《沉沦》主人公的身上自然笼罩着他的影子，其行为规范无疑也是他自己的体验。
由于过多的关于性苦闷的文字，《沉沦》一出版就受到留日学生的嘲讽：“这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哪里有这一种体裁？”这种担心最终成为了现实。
《沉沦》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但也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攻击。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说，郁达夫“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的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这种攻击让郁达夫在文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后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评论，认为《沉沦》中虽然含有“猥亵的分子”，但“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存在”。正是有了周作人的赞赏，才使得诅咒郁达夫“诲淫”造作的人，“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
当“裸露”成为习惯
种种迹象表明，郁达夫似乎真的愿意与人分享他的***。他在《沉沦》里的自我解剖虽然惊世骇俗，但那毕竟是小说，有文学创作的成分在里头。但如果在有生之年，把记录自己真实生活的日记或自述出版发行，特别是里面充满了像逛妓院、赌博、抽鸦片等被认为有伤风化的荒唐行为的时候，这种自我暴露的做法恐怕常人很难理解。
当然，吃喝也好，嫖赌也好，这不过是郁达夫摆脱苦闷情绪的方法而已。对他来说，这种自我暴露也许只是做人要坦率的一种表露。但他不明白，当这种表露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不会伤害到别人，顶多是被人辱骂几句；但当这种暴露牵扯到其他人的时候，就可能引发冲突。
郁达夫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才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场有名的口水仗。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