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当大师遭遇悍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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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师培：当大师遭遇悍妇

    留心清末民初历史的人，就不会不知道刘师培。作为晚清革命党阵营里一流的学问家，他本可成为流芳百世的人物，但却因为背叛革命为清廷效命，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关于刘师培失足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多数都将矛头指向了他的妻子何震。据当事人回忆，刘师培因为怕老婆，与当时的好友章太炎决裂，也因为怕老婆，他才向清政府要员端方投降，当了革命的叛徒。
    刘师培在政治上屡次失足，其品行在生前已为人所不齿。而对他的学术贡献，评价却始终如一。在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中，以36年短暂的一生而被尊为大师者，也许仅有刘师培一人。

进步的刘师培

    刘师培出生于江苏仪征的经学世家。
    刘师培是家中第一个儿子。他出生时，父母已经年过40。按理说，中年得子本应是件高兴的事，可刘师培的父母刘贵曾在燃香告祖庙时竟然伤心地哭了，以至于他的弟弟刘富曾出面劝解：“生儿如愿，极喜庆事，何反感为？”
    刘贵曾为什么在大喜之日潸然泪下？我们也许从下面这段话中找到一些答案：“仪征刘氏是三代都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知名学者，而且以三世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著称，但连同刘师培的父亲在内，这三人都没考取功名，不是终于老贡生，便是止于副榜举人。仅刘毓崧做过一任八旗官学教习。”（朱维铮《刘师培的脚印》）连续三代都考不到功名，让这个经学之家始终弥漫着一种清贫之感。刘贵曾更担心的是，刘家人丁并不兴旺，寿命不长且逐年递减。他一想到自己积劳成疾的身体和祖宗传下来的家学，就不禁要为幼小的生命能否担当起光耀祖廷的重任而担忧。
    好在刘师培聪颖绝伦。他从启蒙起便饱读经书，很快就表现出超常智力。蔡元培在《刘君叔事略》中说：“幼慧，年十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闻强记，出语恒惊其长老。”陈钟凡在《刘先生行述》中也说他“博览载籍，过目成诵，久而不渝”。蔡元培是刘师培的朋友，陈钟凡是他的学生，两人所言应该不虚。
    刘师培15岁的时候，父亲撒手归西。失去依靠的刘师培悲痛程度不言而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相反，他的聪明才智开始在科举中得到印证。1901年，17岁的刘师培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一举考取了举人。家族三代人为之奋斗却始终没有得到的功名，刘师培轻而易举地拿到了。但令人意外的是，1903年他在河南开封参加会试时，竟然落了第。虽说初次失败，本不应该放弃中进士入翰林的梦想，但刘师培却沮丧至极，感到“飞腾无术儒冠误”。带着这种心情，他踏上归途。但在回家途中，他因滞留上海，意外地结识了章太炎。
    章太炎当时早已饮誉学林，但他因格外推崇刘氏的世代经学而折节与刘师培订交。当时，章太炎除了国学大师的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屡受清政府通缉的革命家，他和他的爱国学社同事们正在上海租界里通过办报宣传“排满革命”，刘师培受此鼓舞，当即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刘师培投身革命时相当彻底。为此，他连名都改了，叫“光汉”，寓意“攘除清廷，光复汉族”。

怕老婆的刘师培

    刘师培其貌不扬，娶了个老婆却非常漂亮。何震原名何班，是江苏仪征何承霖的女儿。刘何两家世代有些交情，刘师培娶何班，可谓是亲上加亲。何班跟着刘师培来到上海后，随即进入爱国女社读书，很快就成为一名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和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并为显示男女平等起见，将姓氏也改为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
    刘师培是吴中才子，但在何震面前却懦弱得一塌糊涂。何震经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刘师培因畏妻如虎，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石之轩写的《黄花赋—共和国前夜风云录》虽然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内容并没有脱离史实。在这本书中，对何震作了这样的描述：“平日他（刘师培）对何震是又爱又怕，爱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泼悍。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闺房之内，刘师培完全受制于她，时间长了，对她的畏惧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事事以讨她的欢心为目标。何震崇拜英雄，刘师培就极力要做个英雄，何震对他恨铁不成钢，他便处处要装得像块精刚。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激烈与生活上的懦弱恰好都走了极端。”
    刘师培到底怕老婆到什么程度呢？据刘师培的朋友张继回忆，有一天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单纯“惧内”也就罢了。刘师培除了在思想上紧跟何震外，还心甘情愿地被戴了一顶“绿帽子”。对于这件事，人大教授张鸣的《历史的底稿》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907年春，刘师培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带着母亲、妻子和汪公权东渡日本。一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近代史专家杨天石的《晚清史事》）
    刘章关系的决裂，就是因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发现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他看不惯，就私下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离间夫妻关系。何震对章太炎自然怀恨在心，经常在刘师培耳边吹枕边风。在母亲和妻子的影响下，刘师培“误解了章太炎的用心，并用行动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暧昧。他指使人伪造了章太炎与锡良电，又在上海《神州日报》伪造《炳麟启事》，意思是说，章太炎对革命没有信心，准备不理世事，精研佛学，出家做和尚。凡近来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系子虚乌有。”（赵慎修先生所作《刘师培评传》）为了彻底搞臭章太炎，何震还亲自出马，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揭发章太炎的信。
    章太炎曾想挽救两人的关系，但最终被刘师培夫妇的不断攻击所激怒。他在《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对刘师培在《神州日报》捏造的启事予以否认，说刘师培盗走了他的一枚印章，并攻击刘师培夫妇是清政府的侦探。刘师培夫妇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们先是将章太炎要他们和清政府官员端方等联系筹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接着聘请日本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劝阻后就跑到章太炎寓所，把他痛打了一顿。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调查结果显示，是汪公权投的毒。在这种情况下，刘师培夫妇很难在东京呆下去。
    刘师培对章太炎的上述诬蔑也非毫无根据的臆想。自1907年以来，章太炎与刘师培一起散布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导致对民族民主革命的现实目标产生了怀疑。当年，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在他离开日本之前，得到日本政府和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赠款。但孙中山只留下2000元作为《民报》的经费，这让章太炎对孙中山很有成见，认为他的领袖品格不堪作为楷模，同时也为同盟会趋于腐败而担忧。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对同盟会的成见相混合，让章太炎一度产生到印度去做和尚的想法，但苦于无费用。经过沟通，端方答应借款，章太炎就派刘师培夫妇回国接洽。但这件事最终没有办成。章太炎不同意由领事“按月支给”的办法，要求先付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端方不愿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这一点不能为章太炎所接受。
    刘师培将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给黄兴，严重破坏了章太炎的政治形象，也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分化。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动摇，与同盟会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导致在1910年2月，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在东京重立山头。
 
叛变革命，出卖同志

    章、刘交恶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刘师培在夫人的鼓躁下革命信念开始动摇，并积极向清政府靠拢。由于在日本无法呆下去，刘夫培夫妇于1908年中回到上海。这年冬天，他最终由妻子出面，汪公权居间穿线，正式向端方投降。
    因此，导致刘师培“下水”的诸多因素中，“红颜祸水”说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蔡元培曾经说过，刘师培“下水”，是因为“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柳亚子也说：“申叔（刘师培）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何震）之手，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陶成章在文章中也认为，何震和汪公权先“入于侦探一流”，而后“日夜怂恿光汉（刘师培）入官场，光汉外恨党人，内惧艳妻，渐动其心”，被拖下水。
    刘师培投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诱捕陶成章。刘师培曾在上海码头查察陶成章的行踪，但未能如愿。接着，他又参与了破坏浙江革命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在他的出卖下，浙江革命党人张恭被抓。当另一个革命者王金发知道刘师培告密后，当即带着手枪来到刘师培的寓所，想要开枪击毙这对夫妇。刘师培跪在地主哀求再三，并发誓以自己的性命担何张恭的安全才得以活命。
    这件事后，刘师培吓破了胆，他便以“正人心”为名，向端方建议开办学堂。从此他随着端方赴天津，到四川，都以“存古”的经学教师面目出现。而汪公权仍在上海继续破坏革命活动，最终被王金发当场击毙。章太炎得知汪公权被击毙后，还写信给刘师培。在信中，他把刘师培政治上的失足归结于被人诱惑，希望刘师培能“光迷后复”，“翩然如反”，重新回到革命阵营，和他一起振兴国学。但是，章太炎的好心没有得到刘师培的任何回应。
    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手下鄂军官兵杀死，刘师培逃往成都，进入四川国学院任教。这时，章太炎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共同署名，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仍然没有得到回应。一年后，刘师培又经上海来到山西，投入阎锡山幕下，充任高等顾问，而何震也到阎府担任家庭教师。1914年，刘师培夫妇在阎锡山的推荐下来到北京。第二年，刘师培又鬼使神差地被袁世凯任命为公府咨议，后又署理参政院参政。
    当时，袁世凯正加紧复辟帝制。在他的默认下，“筹安会”成立，六个发起人中，刘师培名列其中。当时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在北京，生活全靠弟子黄侃等照顾。一听说“筹安会”成立，章太炎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字，叫人直接送到总统府。黄侃跑去苦劝刘师培，见他执迷不悟，气得破口大骂。刘师培虽然没有参与实际活动，但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使他的人生又多了一份耻辱。特别是他为袁世凯写的一篇鼓吹帝制的《君政复古论》，让他始终无法得到舆论的宽容。但是这篇文章还没来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凯就一命呜呼。无奈之下，刘师培只好遁入天津租界。

回归学界，突然早夭

    好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学问与政治是分开的。刘师培虽然在政治上声名狼藉，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但若要讲国学，他是名副其实的嫡传，就连当时与他年纪地位都相仿的国学狂人黄侃都甘愿拜他为师，大行跪拜之礼。因此，蔡元培于1917年当上北京大学校长时，就力排重议，聘刘师培为北大教授。
    刘师培到了北京大学，尽管由于口吃、肺病，课堂讲课声间很弱，也不清晰，“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蔡元培撰《刘君申叔事略》）。对于刘师培讲课时的风采，冯友兰也作了这样的回忆：“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但是，老师没做多久，刘师培又卷入了是非之地。他所在的北大，当时恰好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看着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他的古学问，他又坐不住了。他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月刊，想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
    刘师培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深感力不从心，算是垂死一搏。果不其然，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在北京去世。去世前，他把黄侃叫到病榻前，吃力地嘱托道：“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说完，竟然清泪涟涟。
    刘师培与何震婚后只有一个女儿，但生下几个月就夭折了。何震在刘师培死后出家为尼，取名小器，不久因精神病发作而死。多数人认为刘师培死于肺病，但在蒋逸雪的《南谷类稿》中，却有不一样的解释，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师培死的时候，何震忽然疯了，导致无法进行调查。侄子张侯迎柩时，邻居对他说：‘刘先生入殓前，脸发紫，口鼻出血，他的铁壶中有红果果，不知道为什么，’又说：‘有个叫叔雅（刘文典）的人，常来问学，与何震关系密切。先生的遗稿大半落到了这个人手里。’张侯，是刘寿曾的孙子，刘师苍的儿子，江都胡季洪的姑丈。师培的死状，我亲自听季洪说的。”

 

kangzhe

嗨  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