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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1日中午，一位从美国回来要到香港一家全球投资机构工作的前君安证券同事过来看我，午餐天南海北的闲聊。 谈到亚太地区的业务规模，他的说法佐证了前些天在美林证券做研究朋友的观点。我这位老同事服务的机构，管理的全球资产有两千多亿美金，但在香港的公司只管理50多亿美金的规模，其中投资中国部分不超过3%。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Fogel)在《2040年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论文中的描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他认为20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11%，2040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23.675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0%，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非常大胆的猜测。不过，就眼下全球资本对中国配置的资产规模看，他们还没有对这个崭新的可能变化中的世界格局开始真正积极的行动，全球超过40%甚至一半的资本还集中在美国。 从这个角度，有朋友提出中美一定会在香港市场来一场货币战争，其实就算投资中国的这3%的资本全输完或者赚上一两倍，也不会对那些全球资产管理机构有什么实质性影响。美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我凭什么不信任你！”，这决定了美国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我凭什么信任你？”，所以就有了自己拟想的阴谋论、怀疑论与受虐论等等......其实按现实的逻辑，这一天还远远没有到来。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仅仅是你自己这样拟想，而别人不这样想，他人还是从资本本身的角度出发思考理解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失败的我相信是那些狭隘的拟想猜测者。 另外，这位老同事也提出了一个国内朋友普遍担心的问题。他的美国朋友常问他：“中国的国有企业值得长期投资吗？”老同事好像也是怀疑论者，他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我的理解：中国毕竟是从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走出来的正在行进在现代化路途上的国家，从“家天下”，到“共有化”毕竟是一步非常大的跨越。其实私有化的家族企业，风险也是极大的，在香港家族制的企业有经营好的，但富不过三代甚至地二代就败家的上市家族企业也不在少数。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企业的经营环境与治理结构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很多的上市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国有上市企业其管理实际上是在“制约”与“充分授权”以及运用股权、期权等各种综合手段下展开，其公司领导人，绝不可能世袭。在中国从幼儿教育就开始的残酷竞争环境下，每个人都变得如此聪明，而能成为企业的领导人，他们是这个文化中最强有力竞争斗争中的胜利者，但再强他们的地位也不能世袭，比起“世袭”的继承者，自然法则的作用对中国的国有上市企业是一个天然的保护。 我不是企业理论的研究者，从我朴素的思考看公司治理结构由资产所有权结构，由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外生决定，因而，公司治理结构的构造要考虑与环境的相容。在给定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前提下，国有上市公司的效率准则应该是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与投资者的利益相一致。而更长远看，国有股的减持是有可能解决公司目标的控制权的归属问题，效率是控制权带来的结果，这个过程非常有可能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公司沿着价值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当然，你也可以对此进程保持怀疑。 我的老同事离开深圳已有几年了，从美国回来他惊诧于深圳的变化。昨天晚上是深圳第9届高交会开幕，偶然的机会送上海来的朋友穿行深南大道与深南路，我也有点惊讶于它变幻的美丽夜晚。而这绚烂的变化背后，其基石是1978年的改革，是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此我深信不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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