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权宜”之策频繁干预股市，价值导向常常相左，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成为不折不扣的“猴市”
新闻周刊/王晨波
老人累死“猴市”
2005年6月8日，沈阳，年过七旬的古清生(化名)像平日一样来到了辽信证券交易所，与相熟的股友们打了招呼后，开始仔细看盘。
这天跟平日不同，交易大厅的看板上一片红肥绿瘦，股市一扫昨日阴霾，行情全线飙升。看到这些，古却止不住地叹气，嘴里不停的念叨着“没事，没事”，数分钟后，他倏然倒地，突发心肌梗塞而死，就此永别恋战多年的股市。
就在前一天，古权衡再三，还是把这些年来买的股票悉数卖掉。这个决定是在8年来股市首次跌破千点大关后做出的。他的股友对本刊回忆说，赔了近十万元后，古对股市彻底绝望了。
事实上，6月6日上午11点06分，沪市股指跌至988.32点。那一刻，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全国各地的交易所里。在当时的一份网络调查里，大部分人们相信“出逃等于生还”，有人用“中国股市8年抗战，一觉回到解放前”来形容此时此景。
但随后的事情几乎令所有人大跌眼镜。6月8日，突如其来的暴涨甚至让中央电视台直播节目《中国证券》早间版的主持人闻股“色变”。
这位主持人显然没有精神准备面对突然跳空高开的局面，更来不及细数究竟有多少支股票以涨停价位开出，面对开盘之后急速的涨跌幅变化，她的脸上露出错愕之色。
当时，在北京阜成门附近的一个交易所，甚至有股民怀疑显示屏出错，因为按照此前大盘走势，股指应该截然相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显然是一轮“有组织”的救市，各路资金秘密“勤王”，以非常之手段演出非常之行情。
同是一天，疯涨了8%的“人工牛市”送走了古老爷子的最后一声叹息，也让人想到了中国股市近15年来历历在目的几次“牛市”。令人记忆犹新的就有2002年6·24行情，再之前的1999年5·19行情，以及1994年三大政策救市行情等等，不一而足。在以往的那些政策市里，股指骤然暴涨之后，股市高市盈率而少投资价值的问题每每凸现，于是，怎样涨上去的最终又会怎样跌下来，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曾被类似行情套牢过。
回溯近15年的股市，可谓一部“亡羊史”。“但见行情起伏，难觅制度建设”，著名经济学家、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任王连洲对本刊说。
其间，“权宜”政策频繁干预股市，其价值导向也常常相左，研究人员纷纷抱怨根本无法看清这些所谓的“政策市”，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成为不折不扣的“猴市”——无所谓“熊市”、“牛市”，就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
本刊接触到的最初设计参与者、市场立法者、机构投资者以及股民、学者等，几乎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十多年来，除了围绕股指的纷纷扰扰，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真正称得上的股市制度构建凤毛麟角。”
从最初试验——片面抑制——功利地利用——无奈的制度重建，中国股市已经跌宕起伏地走过了近15年，而一次次改革的机会也在一次次的“权宜之计”中蹉跎。
恋曲1990：纯洁构想的曲折实现
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蓝色封面、印刷粗糙的小册子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的思想风暴的规模。此前25年中，国内对于金融市场建立一直鲜有理论探讨。论文的发起人、原中信嘉华银行总裁蔡重直对本刊回忆，当年关于证券市场的构想，要在马、列全集中寻找理论依据，文章最后提出要开放全国证券市场。
这个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文本的东西，起到了破除观念樊篱的作用。而1984年也正好是改革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份。
与此同时，在市场改革中，一系列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在1985年、1986年，一些股份公司开始成立，如北京的天桥公司、深圳发展银行等，这些公司开始发行股票，尽管当时没有证券市场，但这些股票已经具有价格并开始在市场中交换。
1988年，王波明、高西庆两位留美学生回国并开始着手一件大事。财经评论人、目前任一家保险公司发展改革部副总经理的王安对本刊回忆说，当年，王波明和高西庆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不成，高去东边修自行车，王到西边卖包子。
当年的《纽约中报》报道说，高和王踌躇满志谈股市，从华尔街返归国门雄心高万丈，又说高、王起草报告游说建立股票交易所，辩称投机不是贬义词，买空卖空亦属需要。很快，官方有了回应。
1988年7月9日，人民银行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中囊括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等人员。此外，还有资本味道十足的国企中创、中农信等公司。
会上决定，由人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等主持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简称《设想》)，王和高也是其中的“年轻人”，二人就此开始有了“组织”。
蔡重直回忆说，当时，在企业里拿钱最多的是张晓彬；政府里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宫著铭，他当时既是国家体改委委员，又是国家计委委员，还兼任人民银行体改办主任。而全职操办的就是王波明。
《设想》很快起草完毕。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层首次听取《设想》报告。当天上午9时，在中南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会到尾声，张劲夫总结道：“我多年思索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
会后，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和宫著铭等集合9家官办公司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他们准备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但随后一场政治风波却令这个设想越走越远。
此后，证券交易所的星星之火在南中国开花结果。1990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这个消息又刺激了深圳人，12月1日，深交所开业，但“开业”前面加了个“试”字。
股市最初的建立就是如此，“历史在为未来奋斗的时候总是高尚和纯洁的，当年设计者所构想的证券市场只有一个榜样——欧美，欧美股市是完全市场化的结果，是最精明的商人之间的活动，而中国的历史现实却决定了中国的股市一开始就带着太多的政府色彩。”一位最初设计者对本刊评论说。这为后来的政策市以及国企圈钱埋下了伏笔。
混乱90年代：徘徊在保压之间
尽管沪市和深市已经开锣，但1990年代初围绕证券市场的争论仍喋喋不休。王连洲清晰地记得，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制定《证券法》时，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情绪激动地说：“什么股票证券市场，你们看过茅盾的《子夜》吗？那就是万恶的证券市场。”当时大部分官员和老百姓还不了解股市，普遍认为，证券市场是令人丧心病狂的投机场所。
事实也的确像是这样。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价格开始尝试由市场引导。仅仅3天，股票价格就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00%至3000%！
5月21日，上证指数首度跨越千点，在全面放开股价的利好刺激下，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涨幅高达104.27%。
“1992年后，股票供求严重失衡，股票价格暴涨。大多数股民都还是糊里糊涂地开始炒股，莫名其妙地发了大财。当年一位深交所门口卖饮料的老太跟着别人买了若干股深发展，后来变成了1000多万元，不可思议，示范效应太强了。”大通证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刘嘉伟对本刊说。
而同时在深圳交易所，1992年的“8·10”事件引发了社会动荡。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很多人借用身份证买股票抽签表。
8月7日，深市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块钱买一张抽签表。“8月7日下午，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长龙迅速粗壮蜿蜒开来。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王安描述说。
情形一直延续到10日上午，这天早晨500万张新股抽签表早已发售完毕。“那些没买到表的互诉自己的委屈，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人们开始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深南路瘫痪。警察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王安说。后来政府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8·10”事件让中央提高了警惕，“中央对股市的原则原本就是不做直接认可，以地方实验为主，摸着石头过河，试不好还可以关。”王连洲说。
随后，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也开始讨论要不要制定《证券法》。管理层开始实施以“打压”为主的监管。
“8·10”之后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响猛跌22.2%。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市场一冷就是一年多，加之1993年年中的金融整顿，连带着股市也跟着泛绿。
到了1994年7月29日，“当时几百平方的交易大厅里凄凄惶惶地坐着四五个股民，其他股民都上街示威去了。行情显示屏下面贴着股民写的大字报，‘股灾’两个鲜红的大字触目惊心。”一位北京投资者对本刊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8月狂潮。上证指数从当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政策就是行情，在当时政策对于股市的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王连洲说。随后一年，中国股市的管理层陷入了同股市的不断较量中，股市也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三日暴涨一日回”。管理层“一会儿当鼓风机，一会儿当救火队，累得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干到第三个年头，就坚决退下来。”王安说。
到了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证监会坐不住了，团团冷风朝股市吹来，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终于扼住了涨势的咽喉。文中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话已至此，股民们只有奋力出走。那两天，股民见面不说“吃了吗？”只问“套了吗？”。
后来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2003年8月回忆这篇社论时坦承，自己组织人撰写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周庆幸当时果断挤破泡沫。这一挤，股市又是两年多的消停。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在1998年的联办恳谈会上说：“这个市场是个小孩子，刚刚成长起来，还比较调皮。你把它左打一巴掌，右打一巴掌，打得半死不活了。又意识到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依靠这个市场来办，这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小孩子又背上了千斤重担。”如果说这个评论的前一句话适合1996年的情形，那么后一句话就是对1999年情形未卜先知的描述了。
牛市1999：功利性透支
1999年是一个狂热的年份，5月7日，周末，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5月10日，周一，沪深股市跳空而下，“导弹缺口”炸在每个股民心中。
5月19日，星期三。一个出乎预料的日子。许多股民此前一天还准备“割肉”出逃。
“谁想一开盘，呼拉拉大家没商量地往前直跑，领头的是东方明珠、广电股份、中信国安等，都是网络股！”一位股民回忆说。当天，沪市上涨51点，深市上涨129点。
这一年的大背景有三：其一，网络泡沫的诞生；其二，中国内需启动非常难，有经济学家说当时美国的连续8年大牛市，大大增加了美国的消费，股市的钱挣得容易，花起来也爽快，这被称为“财富效应”，管理层觉得言之有理，遂动了在中国复制股市财富效应的念头；其三，当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
5月19日后，大盘依然一片大红。股民们又开始纷纷担心，是否管理层又要吹冷风。但情况再次令他们跌破眼镜，政府很快出台了一系列利好火上浇油。
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官员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
6月15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重复股市是恢复性上涨，要求各方面要坚定信心，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6月25日，两市成交量竟达830亿元，创历史纪录。
随后，管理层还允许三类企业获准入市，当天大盘跳空高开，上证指数当日大涨103.52点，涨幅6.59%。
这一年，中国股市进入了空前的大牛市。但是，本刊接触的大部分人士认为，这轮牛市充满了功利的色彩。他们回忆说，1999年开始，一批批困难企业开始纷纷上市“脱困”，弄虚作假的企业越来越多，后来暴露出来的很多违规造假的企业都是那时上市的，将股市弄得“不伦不类”。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沪深股市以大幅下挫的方式来迎接中国证券业的第一部大法。
1999年后，股市就迎来以网络为首的高科技风暴。上市公司触网忙，无论真假，只要名字沾上数码或者网络两字，股价就会扶摇直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1年。
后来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这轮牛市透支了中国的股市前景。时至今日，中国股市仍未恢复到当年的点位。而“在大牛市后期，管理层对于股市的态度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很多股市观察者这样说。 |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