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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书] [分享]管理者必读之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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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18:31 | 只看该作者
二、宋代考试制度
  宋代考试制度,大体也沿袭唐代,细节虽有出入,我们可以略去不讲。但宋代科
  举所获影响,却与唐代不同。第一是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在那时推行考试,应考的还
  是有许多是门第子弟。门第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熏染,并已早懂得许多政治掌故,一
  旦从政,比较有办法。如是积渐到晚唐,大门第逐步堕落,应考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
  穷书生。他们除却留心应考的科目,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外,国家并未对
  他们有所谓教育。门第教训也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于是进士轻薄,成为
  晚唐一句流行语。因循而至宋代,除却吕家韩家少数几个家庭外,门第传统全消失了
  。农村子弟,白屋书生,偏远的考童,骤然中式,进入仕途,对实际政治自不免生疏
  抜格,至于私人学养,也一切谈不上。
  其次,唐代考试,有公卷通榜之制。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到中
  央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此辈先进,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
  为之揄扬品第,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
  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甚至
  主考官谦逊,因其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公评,不自定榜,而倩人代定榜次,并
  有倩及应考人代定,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的。但此等事在当时反成嘉话,不算
  舞弊。本来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的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又何必
  在细节上一一计较。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政府不免为要防弊而
  把制度严密化。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而专
  在防弊上着想。宋代考试制度,是远比唐代严格了,那时则有糊名之制,所凭则真是
  考试成绩。其实考试成绩,只是一日之短长,故有主考官存心要录取他平日最得意的
  门生从学,而因是糊名,寻觅不出该人之卷,而该人终于落第的。如是则考试防制严
  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
  又唐代考试在礼部,分发任用在吏部。礼部及第,未必即获任用,因而仍多经各
  衙门首长辟署,在幕府作僚吏,而借此对政事却先有了一番实习。宋代则因经历五代
  长期黑暗,人不悦学,朝廷刻意奖励文学,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即得美仕,因此反而
  没有如唐代般还能保留得两汉以来一些切实历练之遗风美意。这些都是宋代考试制度
  之缺点。总之考试制度在宋代时更重要了,更严密了,但并非更有真效。但因政府积
  年提倡,社会学术空气又复活了。于是有许多人出来想把此制度改革。第一是想把学
  校教育来代替考试,这是最关重要的。考试只能选拔人才,却未能培养人才。在两汉
  有太学,在唐代有门第,这些都是培养人才的。社会培养出人才,政府考试始有选择
  。宋人颇想积极兴办教育,这是不错的。但此非咄嗟可望。第二是想把考试内容改变
  ,不考诗赋,改考经义。这一层用意亦甚是。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用此标准来为
  政府物色人才,终不是妥当办法。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
  。王荆公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这里面利弊得失之
  所以然,此刻不拟详说了。由于上述,可见每一制度也必待其他情况之配合。若其他
  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惟无论如何,考诗制度,是中国政
  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
  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这决不是
  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
  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
  丝毫姑息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幸而孙中山先生,重新还把此制度提出,
  列为五权之一,真如宝器抛掷泥土,重新捡起。但我们对此制度在历史上千年来之长
  期演变,依然多不加意研究。好像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依然还只是我们独有的黑
  暗专制政治下面的一种愚民政策。今天再来推行考试制,是另外一会事,总像不愿与
  历史传统下的考试制度发生关系般。这实在是我们的一种成见,非真理。惜乎我们这
  一番讲演,对此制度也不能再单独地详说了。
  
   三、宋代赋税制度
  宋代赋税制度,大体也是由唐代两税制沿下,我们不再详讲。只讲一点较重要的
  。本来两税制度,把一切赋税项目,都归并了,成为单一的两税。租庸调是三个项目
  分列的,对田地有租,对丁役有庸,对户籍有调。让我们眼前浅显举例,譬如台湾征
  入农田米谷这是租。要台湾民众义务服役,修机场道路水利工程之类这是庸。糖是台
  湾土产,政府要台湾一地贡献多少糖,由民间摊派,按家分出,这是调。两税法则把
  这三项全并入了田租,因此田租额增高了。政府收取田租之后,如要修机场筑道路,
  应由政府出钱自雇工役。如政府需要糖或其他物品,也应由政府出钱自买。政府向民
  间收税,则全归入一个项目下。这样过了多少年以后,这办法便出了毛病。晚唐时代
  军事时起,军队到了一地方,抑就要民众帮忙如修路之类,又要征发地方特产,如台
  湾出糖,别处军队到台湾来,便不想自己买糖,却向民间要。他们认为这些是向来如
  此,他们却忘了原来这些庸与调早已包括划并在两税里,把民间田租加重了,现在又
  要地方出劳役,出土贡,那岂不是民众又增加了负担吗?这一种可有的流弊,在唐代
  改行两税制时,早有人说到,因当时单图税收便利,信不及,到后来却逐步实现了。
  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在汉代,中国本有地方自治组织,其首领称三老,三老之下有啬
  夫游徼。三老是掌教化的,啬夫主收田租,游徼管警察盗贼。他们都代表地方,协助
  政府。这一制度,到隋唐便没有了,变成有名无实。到了五代时候,军队每到一地方
  ,要地方出力役,出贡调,那些本来早不在国家规定的制度里,于是临时就得找地方
  领袖,向他们要房子,要稻草,要马料,要用具,要壮丁,要给养。这明知道不好办
  ,但也得勉强办。军队常川来往,这些地方领袖,就变成专是对上办差。地方行政官
  却感到有此一种人,又省事、又易督责,于是即使地方上没有这样人,也硬要举出一
  个两个来。军队像水一样地流,到了某地就要派差,所以办差的办上三五年,家私就
  垮了。一个垮了,再找另一个。以后即使没有军队需索,地方长官也依然沿着旧习,
  仍要地方照常办差,这样就变成地方又多了一笔负担。而更坏的是使地方上没有一个
  能兴旺的家,兴旺了,派差便轮到他。这是宋代之所谓差役法。宋代之差役,也如秦
  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王荆
  公变法,始订出免役钱的办法来。由政府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地
  方上私家为政府办公差破产之苦。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要民众摊出免役
  钱,岂不又要增重民众的负担?但王荆公的主张,认为政府既不免要向地方需索,与
  其择肥而噬,是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产,不如平均摊派,为害转轻。以后司马温公做
  宰相,他对荆公新法,一切反对,因要恢复差役,其时荆公已退休在南京,听得此消
  息,他说:“这件事还能反对吗?”可见荆公对此制度之改革是确有自信的。苏东坡
  原来也反对免役法,但后来对司马温公主张复役又反对了。温公力主执行,东坡对他
  说:“从前我们反对王安石不许人有异议,为什么你执政了,又不许别人有异议呢?
  ”但温公终于不听,旁边跑出来一个蔡京,他挺胸力保说我三个月可以把差役法办成
  ,结果终于给他办成了。但是后来驱逐温公旧党重行新办法时,即是这个蔡京。现在
  大家都知道蔡京是个坏人了,再当时连司马温公也认他是好人。我们专凭此一制度之
  变动与争执,可见要评定一制度之是非得失利害分量,在当时是并不容易的。而人物
  之贤奸则更难辨。但蔡京害了温公尚浅,他害了荆公却深。因他后来主张新法,把宋
  朝弄坏了,后世遂连荆公都骂作小人,岂不是蔡京连累了王荆公遭受此不白之冤?但
  王荆公的免役法,则直到清代,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便一向不再有力役了。然而正因
  为没有役,人口就不要详密计算。中国政府的户口册子,宋代有,明代有,清代开始
  有,后来逐渐没有了。即便宋明两代有,也不觉重要,因而不甚可靠了。王荆公的免
  役法,还得人人出钱免役,明代有一条鞭法,又把丁税归到田租里,便不看重人丁了
  。到清代中叶以后,有地丁摊粮永不增赋之令,于是便不要丁册了。然而这样一来,
  变成只有土地与政府发生了直接关系,人口与政府却像没有直接关系了。一个国民,
  只要没有天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
  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重看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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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19:08 | 只看该作者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
  ,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
  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
  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
  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
  ,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
  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
  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
  ,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
  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
  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
  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
  ,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
  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
  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
  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
  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
  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
  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
  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
  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
  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
  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二偏要建都开封
  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
  病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
  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
  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
  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
  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
  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
  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
  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
  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
  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
  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
  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
  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
  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
  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
  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
  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
  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
  ,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
  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
  ,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
  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
  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
  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
  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
  ,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
  ,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
  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
  ,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
  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
  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
  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
  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
  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
  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
  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
  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
  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
  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
  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
  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
  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
  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
  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
  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
  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
  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
  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
  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
  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
  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
  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
  ,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
  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我们今天从
  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
  来,我们却不能请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
  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
  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
  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
  抹杀。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
  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
  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
  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
  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
  ,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
  ,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
  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
  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
  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
  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
  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在临时集合。这种事
  ,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
  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
  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
  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
  ,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
  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
  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
  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
  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
  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
  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
  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
  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
  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
  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
  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自然,宋代弱能出一个大有为之
  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
  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
  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
  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
  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
  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
  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
  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
  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
  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
  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
  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
  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
  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
  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
  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
  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
  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
  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
  ,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
  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
  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
  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
  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
  ,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
  ,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
  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
  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
  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
  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
  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
  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
  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
  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
  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
  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
  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
  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
  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
  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
  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
  ,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
  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
  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
  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
  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
  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
  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
  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
  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
  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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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19:28 | 只看该作者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
  ,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
  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
  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
  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
  ,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
  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
  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
  ,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
  身长体重都有规定,起先用一个活的兵样,后来用木头做成一人样子,送到各地方各
  队伍,合这标准的,就送中央当禁军。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
  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
  ,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
  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
  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
  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察哈尔、热河、辽宁乃及
  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
  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
  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倘使能建都洛
  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
  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
  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
  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二偏要建都开封
  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
  病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
  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
  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
  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
  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
  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
  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
  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
  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
  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
  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
  北平西直门外直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
  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
  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
  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
  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
  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
  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
  ,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
  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
  ,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
  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
  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
  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
  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
  ,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
  ,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
  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
  ,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
  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
  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
  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
  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
  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
  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
  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
  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在宋太祖时,因防兵卒骄惰,又规定禁军分番戍守之制。地方兵厢军是摆着无用
  的,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
  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这又与汉唐戍兵退役不同。宋代是没有退役的,不在边
  防,即在中央,仍是在行伍中。如是则一番调防,在军人只感是一番劳动,因此又要
  多送他们钱。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
  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
  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这也是怕军人拥兵自重,然而缓急之际,兵将不相习,
  也难运用。所以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宋代
  武将最有名的如狄青,因其是行伍出身,所以得军心,受一般兵卒之崇拜,但朝廷又
  要提防他要做宋太祖第二,又要黄袍加身,于是立了大功也不重用,结果宋代成为一
  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然而宋代开国时,中国社会承袭唐末五代,已饱受军人之祸了,所以宋代自开国
  起就知尚文轻武。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他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
  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知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
  遗训。岂止不杀,宋王室实在是懂得优奖文人的。因此过了百十年,能从唐末五代如
  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
  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这一辈文人,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
  ,所以中国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中国史,一直到现在。正因宋代人那
  样尚文轻武,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话头,也就从那时传下来。我们今天从
  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
  来,我们却不能请怪宋人。须知有许多毛病,还该怪唐代人。唐代穷兵黩武,到唐玄
  宗时,正像近代所谓的帝国主义,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只能说罗马人因为推行帝国主
  义而亡国,并且从此不再有罗马。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
  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
  抹杀。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
  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
  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
  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
  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
  ,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
  ,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
  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
  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
  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
  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
  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在临时集合。这种事
  ,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
  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
  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
  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
  再说当时长城内险,自居庸关到山海关一带,都已在辽人手里,辽人倘向南冲来
  ,又怎样办呢?真宗时澶渊之盟,即由此形势下逼成。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
  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
  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
  骑兵。这可说是无法中的办法。这真是极顶可怜的办法。但这办法纵可怜,辽人也懂
  得,还是时时不许中国开沟渠,种水田。又在冬令时,放队四出小掠,把中国边境农
  村烧杀破残了,让中国永久不能有沿边的防御线,他们可以随时入侵,如是威胁着中
  国只好保持和议。算只有山西一面,太原向北,还有一道雁门关内险,这就是杨家将
  杨老令公杨六郎等守御的一条线。不过这是次要的一线,主要的还是在河北。此线无
  险可守,主要的国防线算是拒马河,亦在涿州附近,这是宋代中国不得已的一条可怜
  的国防线。由此一退下来,就直扣首都开封之国门。再退始是淮南北丘陵地带,渐渐
  和黄河流域中原大平原不同。至于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所以南宋还能守江淮。这
  是宋代国防上的先天弱点,我们也不能一一怪宋人。自然,宋代弱能出一个大有为之
  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
  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
  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其实中国自古立国,
  也没有不以战斗攻势立国的。秦始皇帝的万里长城,东起大同江,西到甘肃兰州黄河
  铁桥,较之宋代这一条拒马河,怎好相提并论呢?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
  势防御。所以终于逼出汉武帝的开塞出击。宋代军队又完全用在消极性的防御上,这
  固然是受了唐代的教训深,才矫枉过正至于如此。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
  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幸而还是宋代人特别重视读书人,军队虽
  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么大毛病。其大体得失如是。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
  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
  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
  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
  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
  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
  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
  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
  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
  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
  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
  ,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
  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
  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
  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
  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
  ,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
  ,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
  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
  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
  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
  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
  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
  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
  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
  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
  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
  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
  仗时带着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
  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
  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
  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
  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
  ,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汉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
  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
  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
  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
  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关于财
  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
  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可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
  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
  见是很受尊重的。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
  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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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19:54 | 只看该作者
 丙、明代地方政府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
  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
  ,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
  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
  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
  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他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
  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
  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有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
  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
  。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
  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
  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
  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
  上有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
  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定。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
  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
  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人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
  第一天到什么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地方歇,都有限定。因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
  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
  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来,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
  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会乱,
  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
  ,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紧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
  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设
  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
  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劳。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
  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
  山穷谷的守站人,也决不会误你事。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
  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事。顾亭林亲
  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
  ,多半是唐代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
  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据他《日知
  录》所讲,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
  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两者间用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
  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对着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
  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天我
  们还用着行省这名词。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
  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是地域名
  。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
  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
  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某地
  方出了事,就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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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20:09 | 只看该作者
 丁、过去御史
  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中书省是中央政府最
  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
  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
  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
  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
  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
  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
  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
  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
  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
  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
  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
  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
  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
  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
  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
  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
  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
  。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
  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
  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
  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
  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
  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
  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
  。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
  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
  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
  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
  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
  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
  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
  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
  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
  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
  ,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
  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
  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
  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
  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
  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
  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
  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
  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
  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
  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
  ,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
  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
  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
  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
  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
  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
  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
  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
  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
  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
  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
  ,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
  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
  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
  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
  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
  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
  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
  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
  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明、清
  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
  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
  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
  :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
  ,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
  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
  ,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政治,
  宋代已经不理想。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
  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
  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
  。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
  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
  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
  ,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
  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
  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
  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
  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
  ,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
  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
  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
  ,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
  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
  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
  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
  治史上一大失败。
  
   己、明清两代之胥吏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
  。最要是骊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
  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
  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
  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
  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
  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
  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
  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
  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
  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
  ,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
  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
  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
  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
  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
  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
  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
  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
  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
  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
  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
  ,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
  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
  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
  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
  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
  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
  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
  。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
  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
  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
  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
  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
  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
  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
  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
  ,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
  ,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
  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
  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
  ,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
  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
  到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
  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
  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
  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
  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
  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
  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
  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
  ,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
  紧要公事都停顿了。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
  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
  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岭
  )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
  息的办事员(吏胥),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
  果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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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20:25 | 只看该作者
 二、明代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自唐历宋,还可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
  ,都从明代沿下,现在我们且讲其间两点重要的:
  甲、进士与翰林院
  第一讲进士及第和翰林院。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
  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
  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
  考试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
  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该赴县学读书,但有名
  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
  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
  进士及第。其实就名义论,举人就如进士,进士也就如举人,哪有这许多分别呢?明
  制进士及第以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
  来教。这个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严格来教读。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
  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
  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但此种进士读书的制度,不久也有
  名无实了。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
  科举,只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明代则举人不便是进
  士,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
  ,如是则科举场中也分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
  了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我们不能说科
  学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
  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
  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像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
  士出身,然而进士散馆成绩好,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考,后此就做
  侍郎,等于现在的部次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于考不上进士翰林的,无论你学问修
  养好,从政成绩好,总之没办法。这种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论之,此项
  制度也绝非无好处。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后,留在
  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积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
  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
  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
  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
  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即如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
  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是并无甚深基础的。而在他进士留馆一段时期,住在京城
  ,生活虽说很清苦,但亦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学问
  基础,便在那时筑成。及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还是读书,。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
  ,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识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
  是多少年,财政是当官任事。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
  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
  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他们住
  京都,往往只携一个仆人,养一匹马,或住会馆里,或住僧寺里,今天找朋友,明天
  逛琉璃厂,检书籍,买古董。或者在当朝大臣家里教私馆。然而他们负有清望,是政
  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
  。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
  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
  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当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都好,然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面出
  来,那亦是事实。
  
  乙、八股文
  其次我们要讲及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
  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毁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
  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
  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
  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
  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
  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
  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
  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
  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
  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
  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
  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
  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
  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四、明代兵制
  现在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
  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
  。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
  这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是卫所制度了。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
  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
  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
  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对。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
  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
  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则悲。其实我们该
  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
  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
  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
  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
  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
  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度说,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
  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
  懈。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
  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
  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
  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
  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
  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若没有苏联
  大敌在前,他也不会造。明代也因于承平积久而军装霉烂了。一旦把这些破烂军装拿
  出来,分发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
  ,军营里,你找我,我找你,也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临出发,
  军队照例要祭旗,这当然并不是完全为迷信。现在军队出发打仗,也要预先演习,试
  试枪炮的。从前祭旗的典礼,要杀一条牛,这譬如今天大军开发前试炮般。据说明代
  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
  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
  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
  斗生活淡忘了。我们再看满洲人,他们戴的帽子,两边可以遮下,只从两耳到颌下,
  面部只露两只眼一张嘴。这因东北气候冷,放下帽来才可保护耳朵鼻子,不使冻脱。
  今天我们穿的马褂与长袍,这也是当时满洲的军装。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一面开裦,
  骑上马,还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过来,两条腿都盖着了。照中国内地人服装,骑上马
  ,膝盖就露出,要受冻,僵了。两手为要伸出拿马缰绳,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
  出的手指。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自生以来,也没见过冰
  和雪。骤然应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再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
  沮,怎能同满洲军队对阵作战呢?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一碰上就不行了。当时
  中国一个总兵官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帽子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
  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说。这些事,我们粗略读史是不会知道的。当
  时徐光启在南方,为此事屡上条陈,据他说:我们该从头练新兵,兵队数量不须多,
  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作军衣,又要适合着东北关外的气候。当然刀枪武器也该要新的
  ,又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如是才可谈训练。他把计划定好,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
  出钱,就没有能照样办。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我
  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但明代大失败之后,受了教训,急速改变,那时中
  国还是能抵抗。不过中央政府垮了台,外面的军队也就难以支持了。从前宋代曾有过
  这样的争论,究竟养一匹马好呢?还是养二十五个农民好?好像现在说,究竟黄油好
  ,还是大炮好?
  军装封在武库里,全国农民普遍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革,这样的日子
  ,也不该过分地咒骂。但一旦边境闯出乱子来,要他们仓皇跑出关外去,军装就是军
  队的生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之重要。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哪能持
  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
  ,也不足为怪。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
  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
  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
  败在哪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说,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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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20:43 | 只看该作者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
  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
  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
  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
  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
  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
  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
  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
  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
  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
  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
  ,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
  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作者:management之神 回复日期:2004-10-24 15:54:39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
  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
  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
  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
  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
  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
  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
  歧义。现在我们不妨照西方人的思路来略一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究竟在哪里。
  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
  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主权操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
  一定得是集体的。譬如西方吧!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的
  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皇权。所以皇
  权政治,或者把此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我们可以说,一种是贵族
  政权,一种是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为贵族大半都是军人,军
  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乐。今天共产党批评西方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英
  美社会上有许多工商大资本家都在拥护这政权。而共产党自身则称为无产阶级专政。
  以上所说,神权皇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可
  是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
  。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
  也看不出汉政府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
  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
  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
  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
  成为阶级。现在再问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
  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与富人穷人的一切专政呢?这便该进一步说到中国的
  政治理想之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此属政治思想的范围,但制度与思想实为一
  体之两面,故附带在此述及了。
  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
  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
  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
  。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
  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
  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
  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
  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
  ,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
  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
  人般。毋宁可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
  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
  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但
  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在当时制度上,则仍只是要把政权托
  付给读书人。但在社会情势下,则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
  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而当时制度却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来矫正它,如此而
  已。一到唐代,公开考试,把政权再开放,于是门第推翻,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
  统。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
  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
  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产党主张有
  无产阶级专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
  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
  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
  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
  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
  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
  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西方政府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
  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该不在你们而该在我们,该不在皇室而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西
  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之所由来。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
  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
  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立,把整个主权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
  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
  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
  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
  人,他们才是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
  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
  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
  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我们明白得这一点,
  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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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21:02 | 只看该作者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甲、清代中央政府
  上面说到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
  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
  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
  稳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
  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
  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
  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
  则显然是满洲人。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
  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
  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
  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
  ,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
  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
  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
  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
  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
  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
  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
  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政府最高的命令;第
  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
  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
  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
  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
  的。因为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
  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
  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
  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
  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
  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
  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
  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
  ,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
  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
  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
  。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
  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
  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
  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
  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
  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
  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
  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
  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
  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
  特务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
  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
  ,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
  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
  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
  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政府行
  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
  。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有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
  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
  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
  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
  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
  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
  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
  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
  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
  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
  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
  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
  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
  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
  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
  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
  或政府,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
  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
  法术。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
  。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
  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
  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
  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
  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
  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
  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
  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
  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
  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
  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
  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
  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
  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
  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
  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
  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
  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
  ,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
  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
  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民主政治,
  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
  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
  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
  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
  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
  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
  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
  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
  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
  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
  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
  ,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
  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
  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
  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
  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
  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
  ,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
  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
  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
  ,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
  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
  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
  言事结社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
  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
  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
  ,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
  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
  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
  ,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
  。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
  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
  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
  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
  ,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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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21:33 | 只看该作者
  乙、清代地方政府
  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时派出,事完撤销。清
  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
  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
  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
  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
  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
  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
  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
  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中国人做到总督、巡
  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
  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
  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
  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
  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
  的。
  
  丙、清代的各禁区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
  ,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我们已讲过:满
  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
  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
  。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
  。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
  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
  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
  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
  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
  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
  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
  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
  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
  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晚
  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
  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
  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
  军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
  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
  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而汉郎中员外
  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
  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
  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何怪满人之为
  道府者布满国中。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
  错其间。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
  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
  等之义者。”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
  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
  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
  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
  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
  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
  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
  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
  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邹容这一说法,也说
  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
  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
  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
  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
  影响。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
  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
  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
  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
  分别论之的。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因此他对蒙古和西藏,
  却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
  ,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
  。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
  ,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西藏。宗教在满洲人
  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这都不是
  信仰,也都是法术。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
  曾打进中国的。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他
  统制这些地方,特设一个理藩院,略如现在的外交部。理藩院是不用汉人的,理藩院
  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满蒙混合,却不许中国人预闻。他这种存心,
  现在讲来,十足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这名词原起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
  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
  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
  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
  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成为帝国了。香港印度的总督,名义上由英王派,不由内
  阁派。它本国的政治是民主的,但其殖民地则是附属于帝国,不许有民主。若美国在
  菲律宾亦派总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国大总统就要等于英国的皇帝呢?这违背美国立国
  的精神。美国人不肯这样做,又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才让他独立。这就因一个国家
  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美
  国人尽管看重东方的商业,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总督来管理菲律宾,而把
  他们开国以来全部历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苏维埃说美国帝国主义,其实是名实不
  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
  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
  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请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
  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
  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
  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
  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
  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
  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
  藏来挟制汉人。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
  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
  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
  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
  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
  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
  。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
  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
  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
  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
  ,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
  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
  ,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
  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
  ,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
  ,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
  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
  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
  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
  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
  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
  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
  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
  长久?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
  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
  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
  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
  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于是民变四起, 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
  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所以此后满清政府
  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嘉庆年间,一次次变乱不停,以后有激出太平天国。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
  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
  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他们比较象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
  悟到水师之重要。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大抵他
  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
  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这是他们对西方耶教一种浅陋的知识之暴露。再加上太
  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的下意识,似乎受此影响,国号太平
  天国,早可预示他们之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集团
  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辛亥革
  命,国号中华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杨一出来就称天
  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
  种正式的制度?他们自南京内哄以后,杨秀清杀了,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
  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成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就是满
  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正因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
  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
  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诸王以下,又
  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
  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
  论其他之一切,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
  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
  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近代的中国人,正也在想把中国全部历史推翻了,
  所以更多对太平天国抱同情。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史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
  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
  便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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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9-7 10:21:52 | 只看该作者
  七、变法与革命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
  变法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
  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
  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为只知
  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
  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
  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
  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
  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
  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
  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
  ,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
  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
  ,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
  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
  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可
  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
  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
  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
  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
  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
  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
  ,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
  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
  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
  ,已详细分析证明过。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若我
  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
  ,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
  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
  。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
  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
  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
  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
  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
  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
  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全。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
  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
  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
  这是看来很正确的。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
  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
  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
  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
  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
  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
  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
  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
  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
  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
  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
  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
  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
  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
  打倒。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
  ,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未
  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期证验,是无法就下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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