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食品总公司改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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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国企改革走了样

　　　　——遵义市食品总公司改制调查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食品总公司改制引发了一场风波。不少职工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公司以改制为名，将国有企业低价一“卖”了之，致使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利益受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为此，记者今年1月和3月先后两次对此进行了调查。

　　新华网贵州频道　

　　国有资产：违规拍卖起风波

　　遵义市食品总公司是地改制前，1989年由遵义地区肉联厂、罐头厂与当时遵义市（现为红花岗区）食品公司合并后组成的一家国有企业，隶属于现遵义市红花岗区商务局管理。公司现有职工1231人，其中目前在职917人，拥有总资产7769万元。

自1996年起，这家企业陷入了全面亏损，至2000年底已累计欠下银行债务3000万元左右。为此，从1998年以来，主管部门曾酝酿过企业多种改制方案均未获得通过，最后经红花岗区政府批准，决定采取“分块处置资产，妥善安置职工，落实银行债务，发展食品加工业”的改制方案。

    2001年8月12日，遵义市国贸拍卖公司和遵义市兴盛拍卖公司受遵义市红花岗区国资局、商务局、遵义市食品总公司的委托，在遵义宾馆多功能厅对遵义市食品总公司两座4000吨冷库、两条屠宰生产线、一家综合厂等的全部房屋建筑和机器设备以及2.5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以750万元底价进行公开拍卖。

    然而，整个拍卖会只有孙建国、林永龙2人（均系原公司屠宰生产线、冷库的承包和租赁人）参与竞标，竞买人孙建国最后以1490万元中标，并于8月13日见诸于《遵义晚报》一版。但刚过不到一个月，两拍卖公司又以竞买人违约无法履行成交合同为由，于9月16日重新在遵义宾馆多功能厅将上述国有资产实施第二次拍卖。这次拍卖程序，在没有第二者参与形成竞标的情况下，竟然以比第一次低690万元的差价，被林永龙以800万元的价款最终成交。

    第二次拍卖会后，立即在全公司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绝大多数职工对这种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拍卖是在原买受人孙建国收回佣金50万元后，并允许其转移近300万元的库存物资，未追究其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成交的，从而造成国有资产690万元流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36条“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和第39条“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之规定，应视为无效。

　　2001年11月10日，公司278名职工联名向区、市政府要求重新收回已经违法拍卖的国有资产，实施资产重组改制 方案，以便组织生产自救。这一方案上报区政府后未批准，买受人林永龙折下“中共遵义市食品总公司委员会”、“遵义市食品总公司”两块牌子，正式接管拍卖的国有资产，成立了遵义市久久食品有限公司。

　　针对职工反映国有资产拍卖违法问题，遵义市国贸拍卖有限公司和遵义市兴盛拍卖有限公司于2001年11月28日写出了一份《关于遵义市食品总公司屠宰生产线及其土地使用权拍卖情况的报告》。

《报告》中说：“第一次拍卖会1490万元成交价，是一个天外价格，不可能也是不实际的，买受人是在对另一竞买者有敌对情绪和精神紧张失控的状态下，根本忘记了自己所承受的能力”，“第二次拍卖并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委托方拍卖底价为750万元，最终成交为800万元，据了解现买受人林永龙是原肉联厂的承包人，从得知资产处置开始，就一直同委托拍卖方接触，出价却只给500万元”，“从某种意义上讲，孙建国参与竞买，对最后的结果有积极推动作用，并没有给委托方带来什么损失。”

　　对于怎样看待孙建国违约的追究问题，拍卖公司总经理吴大辉和副总经理王裕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从法律角度讲，对违约人的追究是拍卖人的权利，从客观实际讲，拍卖公司是从稳定的大局出发，考虑到孙建国是外地人（四川），万一离开遵义怎么办，欠职工集资款怎么办，库存商品处理只能归还集资款。如果到法院保全诉讼，一旦查封，损失的是职工利益，所以他们当时对孙建国没有采取过激行动。

　　在座谈中，他们还反复强调，拍卖会是按程序依法进行的，并有红花岗区工商局到现场进行监拍，拍卖人操作是规范的，没有违法违规行为。对于第二次拍卖会是在没有竞价的情况下成交，他们解释说：“国家颁布发的《拍卖法》主张竞价，并未说没有人竞价就不准拍卖。”同时还声明第二次拍卖会是在孙建国违约后，区政府要求2001年底以前必须把市里生*定点屠宰线定下来，所以才在买受人未补足差价前就进行的。他们认为拍卖价应该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以800元成交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此后，发现孙建国在未履行违约责任失踪后，他们已向法院提起诉讼了，因此没有任何责任。

　　改制方案：职工有不同看法



没拍卖的破旧铁路专用线



拍卖后新挂牌的私营企业大门

　　记者在与红花岗区政府派到食品总公司工作组座谈时，工作组组长张南方、副组长李先勇认为：“食品公司资产之所以实行资产公开拍卖，目的是为了解决职工安置费用问题。

从拍卖的结果看，不仅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盘活了国有资产，并在去年底一次性安置368名职工，为改制创造了条件。至于职工反映两次拍卖有违法现象和总公司原领导班子腐败行为，区委、区政府是重视的，目前纪检监察部门已介入,并列为专案调查。”

　　对此，职工仍有不同看法，他们向记者反映说，以上已拍卖的资产在未改制前，当时折价抵押银行债务时评估是3000万元，而且遵义市工商银行已证实这个价格，但公司委托拍卖评估价却突然降为1286.15万元，并以750万元底价作拍卖标，实在让人想不通。加之在第二次拍卖时又是原买受人未补足差额的情况下，最后便以800万元成交，怎能说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呢？

　　元月22日，原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现主持善后工作的负责人蔡来存对记者说，目前已拍卖的冷库、屠宰生产线和土地使用权是公司的主要资产，原评估价为3000多万元，仅800万元就卖掉太便宜了。

这些钱采取买断工龄的做法，虽然一次安置职工368人，但仍有400多人没有安置，只好靠政府每月发140元最低生活费维持生活。目前要妥善安置剩余职工，最少也要2500万元，而且还不包括偿还银行债务，这个改革成本实在太沉重了。

　　遵义食品总公司职工认为，企业实施的改制方案，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达到妥善安置职工和落实银行债务的目的，而是原公司少数领导人和原企业承包人却从中谋取私利，造成职工流落社会，人为的增加改革成本和给再就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据了解，原遵义市食品总公司领导班子的正、副总经理有3人被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规”，其中法人代表、总经理章一平因涉嫌经济问题，现已被红花岗区人民检察院逮捕。

　　蔡来存认为，国有企业不改制不行，但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把职工统统推向社会就算完事。事实上食品公司作为遵义市最老的国有企业之一，过去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职工技术单一，全公司约60%是双职工，有的是一家三代人在公司工作，现在采取一次性经济补偿、解除劳动关系的安置办法，客观上增加了职工就业的难度，不利于社会稳定。

　　蔡来存说，企业过去亏损主要是内部经营管理混乱和历史遗留的包袱太重，在向市场转轨过程中不适应造成的结果。作为担负市民日常食肉供应的国有企业，产品不仅有出路和遍布全市的销售网络，有贵州省地区一级最大的冷库设备，而且还列入了市政府确定的*、牛、羊等牲畜定点屠宰线之一，如果能把资产剥离实行重组，至少可以安排300多名职工，减少再社会就业的压力。

　　对于遵义食品总公司改制方案，原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工会主席李贤能认为，之所以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与原主管部门领导“长官意志”有关。早在1998年，当时负责公司改制工作的主管局领导就事前定调为“砍掉树子，免得老鸦叫”，而原公司总经理会上会下高唱“发展民营经济”，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国企“改旗易帜”。由于抱着这种思想改制，因此公司在方案出台前，没有自上而下召开职工大会认真讨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最后虽然草草召开职代会勉强通过了，但从干部到职工并没有完全形成真正共识，从而造成改制中许多遗留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


　　巨额债务：沉重的包袱谁来背

　　据了解，遵义市食品总公司资产拍卖后，林永龙成立的遵义市久久食品有限公司，本来完全可以安排一部分职工再就业，但只安排原总公司两名副总经理、一名总工程师、一名办公室主任、一名检验科长和招聘5、6名工人。

对此，原公司生*屠宰车间主任刘化强、牛屠宰车间主任黎新华、黄涛和生产科长严本义、法规科长王冀南等一批中层干部和工人认为，企业改革目的是要有利于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现在这种改制办法，其结果是坑了国家，害了职工。现在公司资产的买受人林永龙，其实过去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他自1994年至1996年承包公司屠宰生产线已来许多账目和资产流失情况尚未搞清楚，并与原公司主要领导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目前公司所欠银行债务绝大多数是在他承包期间以公司名义贷的，因此在资产处置前，他就私下与公司少数领导频频接触，暗箱操作，最终达到了目的，而职工要求资产重组却被视为观念落后置之不理，这种改制究竟说明了什么？

　　据王冀南科长反映，仅从1994年至2000年改制前，原主管局就先后更换了公司6任企业法人代表、总经理职务，这种走马灯式的调整领导班子，致使公司先后发生的10起经济案子，涉及资金100多万元无人过问，也未向法院起诉，就不了了之。而与此相反，少数领导却乘国企改制之机迅速投入民营老板麾下，这哪里还有一点对国家、职工负责精神哩！

　　对干部和职工反映的问题，红花岗区政府派驻公司工作组副组长李先勇认为，食品公司改制是很慎重的，是依法办事，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精神的。在资产处置前，已按公平、公开原则发了公告，没有人报名要求资产重组，直到第二次拍卖后职工才提出来，所以只好依法拍卖，将拍卖所得用来安置职工。如果把优良资产剥离出来，实行股份制经营太分散，资产重组后职工观念也不一定能适应市场的要求，搞不好政府还要揹包袱。

　　他说，目前公司欠银行本金和利息约3000万元，对方已同意用饲养场、铁路专线和刘家湾农贸市场市场作抵押，并达成了协议。公司现剩余的经营门面、土地、建筑物还可拍卖1500万元，虽然安置职工资金短缺，但政府不会撒手不管。工作组组长张南方认为，公司改制实行民营化经营是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发展了非公有制经济，解决了市民的“菜蓝子”工程，增加了地方税收，解决了社会上职工再就业问题。对于公司尚未安置的职工，政府还可以通过其它渠道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3月26日，当记者再次到原遵义食品部公司调查时，工作组负责人张南方、李先勇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年2月底以前，全公司采取一次性经济补偿，解除劳动关系安置职工总计只有484人，而且其中有近100人是后来陆续拍卖几片土地、商场和区政府从“再就业基金”中拨出200万元扶持后，才安置下去的。

　　据现任工会主席李贤能介绍，目前企业还欠职工住房补贴、养老和医疗保险就达800万元左右。

　　在先后两次座谈中，记者曾向工作组提出要求查看原公司资产评估材料，先是说保管人不在，后说在原总经理章一平手中，因其被关押在看守所，无法提供。记者又要求查看所谓已落实的银行债务协议书时，他们先说有双方座谈为会议纪要，后承认因涉及到办土地手续问题，双方并未正式签订资产抵押合同书。

　　负责清欠贷款的遵义市工商银行万里路支行的2名信贷业务员则感叹地对记者说，遵义市食品总公司到今年3月20日止，已累计欠下工行贷款本金和利息3746万元，目前主要资产已拍卖完毕，仅靠以上零星土地和一条破旧的铁路专线，要抵押以上全部银行债务，只有老天爷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