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春秋战国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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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即卫鞅、公孙鞅。因出身于卫国的庶公子之家，在卫时被称为公孙鞅。公孙鞅到魏国和秦国后，因其来自卫国而被称为卫鞅。后来，卫鞅在秦立大功，被秦孝

公封为商君，因而被称为商君鞅、商鞅。

商鞅是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人，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当时的卫国以亲为贵，商鞅的父亲是一位出身很低的庶公子，在卫国十分压抑。而卫国被魏国控制，在国际政治中是个被摆布的角色。商鞅的父亲是个对现实不满，有抱负的人，他决定培养商鞅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国卿相。他没有把商鞅送到卫国的公族学堂，而是把商鞅送到了先后培养出李悝和吴起的平民教育中心鬼谷。

商鞅在鬼谷学成后，没有回到政治喑暗的卫国，而是打算去魏国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当时的魏国在李悝和吴起的努力下已是中原各国中实力超群的第一强国。

   商鞅到了魏国的都城安邑后，便投奔当时的魏相公叔痤，成为公叔痤府里的一个家臣。公叔痤是魏惠王的叔叔，当时是魏国的执政大臣。商鞅想，自己虽然从鬼谷学了不少东西，但缺乏实际经验，贸然求见魏王，恐难成功。而在公叔痤身边，却可以一边学习，一边锻炼，增长自己的才干和学识。公叔痤的门客很多，商鞅如果愿意，是可以成为一个门客的。但商鞅认为，象自己这样默默无闻的年轻门客在公叔痤的府里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即便公叔痤能给自己一两次机会，自己经验不足，也未必能把握住。家臣虽然不如门客地位高，但却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得到锻炼。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展示自己也不迟。于是，商鞅甘当公叔痤的家臣。由于商鞅在家臣中很突出，很快就被公叔痤任命为主管家政的中庶子，得以近侍公叔痤。在卫国浓厚的商业气息的熏陶下，加上在鬼谷的多年学习，商鞅很有经济头脑，公叔痤对商鞅的理财本领十分欣赏，商鞅成了公叔痤信赖的人。

   魏惠王八年（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水北岸大败赵韩联军，擒赵国名将乐祚，占领了皮牢（今山西翼城）。秦献公趁魏与赵韩大战之际，派庶长国占领了魏国的少梁（今山西韩城西南）。当时魏国以庞涓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大臣与以公叔痤为代表的贵族出身的大臣竞争很激烈，双方均战功卓著，政绩突出。公叔痤欲借大胜赵韩的声威伐秦，以压倒庞涓。商鞅劝公叔痤不要那样做。商鞅认为，秦国在秦献公的领导下，此时已很强大，秦军的战斗力已比以前明显提高，秦军近几年连续击败韩魏就是明证，对秦军作战必须要高度重视。魏军虽然大败赵韩联军，但也已十分疲惫。即便要与秦军开战，也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可用来与气势正盛的秦军对决。并且，魏军如想要救少梁，就必然要过黄河，而秦军在黄河对岸严阵以待，对渡河作战的魏军很不利。而且，公叔痤的长处是辅政，庞涓的长处是打仗。商鞅认为，庞涓的军事才能毫不逊色于吴起，公叔痤与庞涓比战功是以短比长，恐难取胜。公叔痤此前屡有战功，一直对庞涓不服气，而且正值大胜赵韩的兴头上，想趁着这股锐气，一举击败秦军，对商鞅的劝阻不以为然。商鞅对公叔痤的好胜很担忧。公叔痤命令驻守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的魏军牵制同处黄河西岸的秦军，掩护自己渡河。

   公叔痤在庞城守军的掩护下开始渡河。秦庶长国的兵力比庞城守军多，但却比公叔痤的魏军少。秦军如果分兵拒敌，很可能会两边都不利。如果全力对付渡河的魏军，魏庞城守军就会攻击秦军的侧翼，与渡河的公叔痤军夹击秦军。而庞城魏军在秦军攻己时，就后退，不与秦军发生战斗，牵制秦军脱离滩头阵地，为公叔痤军渡河创造条件。国命令秦军先全力阻击渡河的公叔痤军，使公叔痤军不得渡河，迫使庞城魏军为掩护公叔痤军渡河而不得不加大对秦军的攻击力度。秦军忍耐庞城魏军的攻击，不为所动，继续阻击渡河的公叔痤军，拼命使其不得靠岸。国见庞城魏军全部投入到与公叔痤军对秦军的夹攻后，突然命令秦军后撤，将庞城魏军让入原秦军防河阵地，对其进行包围攻击。公叔痤军由于庞城魏军占据了滩头而无法登岸。国在消灭了庞城魏军后，再次后撤，将滩头让给公叔痤。商鞅劝公叔痤务必要撤军，不可再攻。但由于庞城魏军为掩护自己而被歼，公叔痤不愿如此败归，他见秦军稍退，滩头出现登陆空间，便命令魏军迅速登陆。国在魏军半渡时，命令此时已休息好的秦军再次向魏军发起攻击。结果魏军大败，公叔痤被俘。商鞅由于执行搭建浮桥的任务，未及渡河，魏军就已大败了。

   公叔痤战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安邑后，公叔痤的家里乱做一团。妻子儿女怕因公叔痤战败而连累自己，纷纷要逃走。门客也一哄而散以逃此大祸。商鞅返回安邑后，劝公叔痤的妻儿不要离去，公叔痤必定会活着回来，而且不会被魏王治罪。痤妻不信，商鞅对他解释说，公叔痤贵为魏王的叔叔，而且早年与秦献公交厚，秦军不会杀死他。秦献公虽然战胜过几次魏军，但他战胜的不是魏国最强劲的庞涓军。秦国如果杀死公叔痤就必然会与魏国成为死敌，引来魏王调庞涓的全力进攻，对于庞涓军的进攻，而秦国是抵挡不住的，秦国这些年取得的一点成绩就会化为乌有。秦献公不会做这种杀友毁国的蠢事。公叔痤是魏王得以登基的最大功臣，是宗室贵族的领袖。魏王利用公叔痤才得以抑制庞涓等人。魏王不会做出杀叔弱己的蠢事。痤妻将信将疑，但终究没有逃走。公叔痤家在商鞅的护理下，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定。

   果然不出商鞅所料，过了一些天，公叔痤被秦献公放回了魏国。公叔痤回到家里，见稳定如初，只是门客都不见了，很惊奇。痤妻将商鞅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公叔痤，公叔痤对商鞅既感激又佩服。魏王也没有惩罚公叔痤，只是见公叔痤身体欠佳，便让他安心在家养病。公叔痤回家没几天，就因又羞又愧、急火攻心而一病不起。

   不久，魏惠王调庞涓攻秦。庞涓声东击西渡过黄河，一举捣毁秦国的都城栎阳。刚即位的秦孝公被迫西迁秦国的旧都雍。公叔痤的病更重了。

   魏惠王来看病危的公叔痤，同公叔痤商量接替他的人选。公叔痤推荐了商鞅。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神智已不清，不相信商鞅这样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家臣会是公叔痤推荐的堂堂魏国宰相的人选。商鞅萌生去意。

   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魏王由于都城安邑地处局促的河东，远离郑卫中原核心地带，与魏国不断拓展的霸业已不相符。而且安邑近年连遭近邻秦韩赵的攻击而险象环生，魏王决定把魏国都城迁到更适合谋求发展的大梁（今河南开封）。此时，商鞅听说刚即位的秦孝公为图秦国发展下求贤令，许诺对能够强秦之人裂土封侯。于是，商鞅入秦。

   商鞅到了秦国后，见有许多人应求贤令，便先住了下来，等待合适的机会。求贤令这种东西本身就是对现有官员能力的集体否定，商鞅很惊奇于渠梁这个刚刚即位的年少秦君的异举。慢慢的，商鞅猜到了渠梁的用意，他是用求贤令来平衡秦国的地主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如果渠梁的初衷是这样，那么他要选的人肯定不会是本国人，他自己不会打破目前的这种平衡。商鞅感觉到自己在秦国可能会有机会。果然，秦国最有名的大地主和大贵族举荐的人都没有被渠梁选中。与秦国无根无梢的一些外国人，却得到了渠梁的注意。商鞅见自己的判断正确，便求见与渠梁私人关系最好的景监。

   景监是出身于楚国公室的贵族，美貌绝伦，是渠梁的宠臣。本来找景监请托的人很多，景监拒不接见。但后来景监看到渠梁迟迟没有选定能够强秦的人，便开始留意国外来的应试者。景监也猜到了渠梁的心思。景监与渠梁虽然关系密切，但渠梁不说的事他也不问。此次下求贤令的前前后后，渠梁都没有向景监提起。景监明白，渠梁对这件事是十分谨慎的。景监起初不愿与此事沾边，是由于还没有摸准渠梁的心思，担心自己举荐的人未被渠梁选中而影响自己与渠梁之间的关系。后来，景监越来越明白渠梁的用意，便开始留意合适的人选。作为一个外国人，景监也希望自己举荐的人能够被渠梁选中，为自己增加一个强援。

   景监在见到求见的商鞅后，对商鞅的气度和相貌十分倾慕。卫国的公室成员风流俊雅在当时是很有名的。景监留商鞅住在自己的府中，通过多日的交谈，景监认定渠梁要找的人就是商鞅。

   商鞅在与渠梁的交谈中，感觉到渠梁虽然年轻，但城府极深。渠梁非常善于提问。商鞅每次回答渠梁的问题，都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引向一个特定的方向，一个危险的方向。通过三次深入的交谈，渠梁选定了商鞅。

   秦献公的改革是以魏国为蓝本的，魏国的改革是由李悝、吴起主持的。李悝、吴起的施政纲领是深深地扎根于鬼谷学派的，而商鞅本人就出于鬼谷学派，对李悝和吴起的思想源头十分熟悉。商鞅在魏国生活的时间很久，在魏相公叔痤的身边侍奉多年，对魏国的施政情况有很贴近的观察。魏国是秦国的宿敌，把秦国死死地屏蔽在中原之外，而商鞅对魏国对付秦国的策略了如指掌，对魏国的军政人物也十分熟悉，这对于秦国对魏国的反击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除了商鞅的施政纲领与秦献公的浑然一体，可以保持秦国改革的持续稳定外，渠梁还发现商鞅对法学、兵学、纵横术、儒学都很精通，是个可以委托重任的人。

   从改造国家的总体设想而言，商鞅与李悝、吴起没有太大的出入。一个强国应该是什么样，在他们的脑海中是同样清晰的。商鞅非常清楚，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方岸并不难制定，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也很容易找到，难的是有没有决心和力量进行下去。商鞅在魏国时就对秦国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知道秦国是个一直由贵族统治的国家，即便是象秦献公这样有为的君主，在对待本国地主与贵族的矛盾时，也只能绕着走。魏国虽然是列强中改革最成功的，但也没有彻底解决奴隶主的问题，李悝、吴起的改革也在这里止步。而从渠梁的意思来看，他是要在自己在位的时候，解决掉秦国的奴隶主贵族问题。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铁碗政策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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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强国之术与其他国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要把土地和劳动力从奴隶主的直接控制下转为国家控制。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是通过抽税，而放弃了土地的国有性质，转为实行更有利于买卖、可以提高利用效率的土地所有权私有的制度。国家在对人的控制上，是通过抽取人头税、使之承担劳役和兵役，而放弃了原来对奴隶的人身占有。秦国的奴隶主势力很强大，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奴隶，享有减免税和免除劳役等种种特权，他们所占有的大量人力和物力不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奴隶主势力越大，国家的力量就越弱。中原各国出于竞争的需要，必须要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因而要想方设法地从奴隶主手中把奴隶解放出来，为国家所用，把土地的经营方式进行改变，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通过交税，增加国家的收入。各国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改革的。改革的结果之所以会有差异，主要是取决于各国对奴隶主问题的解决程度。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要采用极端的肉体消灭办法。

   商鞅与渠梁的设想一样，都是先以利诱，再用铁腕政策驱赶，如果还不就范，就采用肉体消灭的办法。

   由于这个设想的执行者是商鞅，商鞅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命运。革命的对象是包括渠梁的兄弟在内的广大秦国奴隶主们。渠梁不会出面，一切都由商鞅站在前台来做，一切责任也由商鞅来负。这次革命对于商鞅来说，必须得成功，否则，渠梁就不得不杀他以解脱自己，稳定局面。由一个外国人来铲除秦国的宗室力量和存在几百年的奴隶主集团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搞不好就会献身。渠梁把改革所必须的权力交给了商鞅，使商鞅成为秦国仅次于自己的二号人物。渠梁深居简出，很少作为，避开朝政，给商鞅最大的权威和施政空间。

   渠梁的避政，是为了便于让商鞅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商鞅本人是能够严格律己的。商鞅在秦国执政期间，将秦国建设成了中原各国法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商鞅在实施新法之前，要求官吏反复对新法进行宣传，务必让每一个秦国人懂得遵守新法的原因、益处和违法的后果。在新法实施后，秦人多能遵守。秦国的吏治是中原各国中最好的。秦国的百姓与官吏一样，对国家的法律都十分熟悉，这就使得秦国的官吏不敢欺骗百姓。商鞅在秦国的普法工作是十分细致的。他要求官吏在对百姓普法时务必要将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和案例讲述明白，对于百姓的提问，必须要认真负责地回答。商鞅把每一个秦国人都训练成了法律专家。秦国对官吏的治理是极其严格的，官吏犯法受到的惩罚比百姓要重得多。商鞅把对官吏的考察作为一项日常性的工作，使秦国的官吏对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百姓如果对哪一个官吏的做法不满，是可以告他的。即使是告错了，只要不是故意的，也不会受到惩罚。

   秦国在献公和孝公期间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渗透在秦国军、民、政的方方面面，秦国的国家被改造成了一架靠法律维持运转的机器，人治的空间很小。在秦国的法律体系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的行政法。献公和孝公、商鞅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治国的关键就是治吏，对秦国的吏治问题十分重视，对于秦国官员的考课也极其严格。秦国的刑法并不比其他国家的重，在刑罚的残酷性上，秦国的刑罚是比较轻的。商鞅设计的刑罚中最经常使用的刑种并不是残害身体、破坏劳动力的肉刑，而是为国家服务和为公共事业服务的劳役刑。秦国是个有法必究的国家，不管是谁，犯了法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觉得自己是冤枉的，也可以要求重审。在秦国当好一个百姓和一个官吏，是十分幸福的，国家会给以相应的待遇。只是在秦国当好一个百姓和官吏的技术难度也比较大，需要对法律习之有素。

   经过商鞅的整体设计和改造，秦国被改造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秦国成为了各国中集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理论上，权力集中在国君手里，其他任何人都要遵守法律，秦国的法治是在国君一人之下的全面法治。

   商鞅在秦国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国策是由国家对商业进行全面监控，有时是直接管理。商鞅出身于当时的商业王国卫国，对经济工作十分在行。秦国的重要产业是农业和畜牧业。秦国与中原经济中心地带的商业交流，必须得通过秦国的东面近邻魏国。魏国是一个农业仅能自给，靠工商业立国的国家。魏国控制了当时的商业王国卫国，卫国是赵、燕、魏、齐、鲁、楚、宋、吴、越等国的商品集散地。魏国能够称霸百年，与控制中原商业中心卫国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秦国要想与中原的经济中心地带发生联系，得到中原地区的生活奢侈品、高水平的工业产品和关东各国的特产，就必须要通过魏国。而魏国死死地把秦国屏蔽在河西，牢牢地控制着秦国与中原各国交通和贸易，不让秦国与中原各国发生直接关系，迫使秦国只能与魏国进行商业往来。魏国在与秦国的贸易中，故意压低秦国的农业和畜牧业产品的价格，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压榨秦国的财富。秦国不甘心被魏国剥削，与魏国发生过多次战争，但都没有打开通往中原的道路。魏国控制秦国的法门是对当初晋国抑秦政策的继承。魏国凭借对农牧业重要基地秦国和商业中心卫国的控制，大赚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

   商鞅深谙魏国压制秦国的这一策略，他和孝公决定对魏国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将秦国与魏国的贸易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由国家统一提高定价，采用国家采购的形式与魏国进行双边贸易。魏国在秦国采取国家干预的措施后，对秦国的提价进行了抵制，坚持原来的贸易价格，引发秦魏之间的贸易冷战。秦国的奴隶主是对中原奢侈品需求最大的集体，他们在秦魏贸易冷战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抑制不住对奢侈品的强烈需求，成为走私商品的购买者。奴隶主的需求使魏国对秦国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由于是走私，不便于携带农牧业产品出境，所以走私者在与秦国的奴隶主交易时，要求奴隶主以金银珠宝等便于携带的贵重物品付账，结果造成秦国财富的加剧流失。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决定打击走私，抑制政府控制之外的商业活动。秦国掌握着当时中国最好的粮食生产基地渭河平原。当时楚国控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发水平还比较低，除了楚国的自给外，剩余并不多。另一大粮食生产国齐国趁机提高粮食价格，大发横财，使魏国和其他一些中原国家损失惨重。魏国终于熬不住饥饿和齐国的剥削，同意秦国提高后的农业价格。秦国在商鞅的统一领导下，打赢了对魏国的这场贸易战。从此，秦国对商业采取的国家控制政策成为秦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商鞅采用重农抑商的初衷是维护秦国的利益，抵制魏国强加给秦国的不公平贸易。

   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贯穿于他的整个执政期。由于秦国的内外政策是商鞅和渠梁共同制定的，在遇到问题，需要靠立法规范或者由国君来决定时，渠梁由于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比较了解，因而可以很快作出决定。秦国在孝公在位期间，立法的数量最大，质量也最高，这与渠梁对整个改革过程的熟悉是分不开的。事实上，秦国的改革是渠梁与商鞅的共同行为，已经很难分清那些改革是由商鞅倡议的，哪些是由渠梁倡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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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孝公执政前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改革。一次是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一次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

 

   孝公和商鞅在第一次大改革中，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者，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芳华。

 

   献公虽然曾经颁布过保甲连坐法，但这项法令在秦国的旧都雍执行得并不好，因此孝公和商鞅在雍改革时，再次重申了这项法令。而且把以前告奸是一项义务变为立功条件。此后秦国处于全国性的互相监督中，消除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一男一户的做法，主要是为了增加税赋，增加国家收入，使国家对兵役和徭役的分摊更合理。奖励军功，鼓励秦人在战争中勇敢杀敌，严惩内斗，损害本国的劳动力和战斗力。奖励耕织，把治粟帛多作为赎身的途径。秦国对于不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破坏国家管理秩序的犯罪，在刑罚的适用上多附有赎刑的取保措施，增加了很多的国家财富，也使一些不是很严重的罪犯受到了处理。秦国对从商者的要求是比较苛刻的，对于破产的商人，政府将其妻子、儿女一同收为官府奴隶。秦国不是禁商，而是不允许蚀本，造成国家财富的流失。对于秦国庞大的公室成员队伍，孝公和商鞅进行了整顿，将没有军功的人除籍，不再对其供养。这项改革为国家节省了很多开支。各国的宗室成员都数量庞大，供养他们要消耗很多国家收入，而且他们还享有种种特权，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大累赘。这次改革最绝的一项是，军功与生活质量的硬性挂钩。没有军功的人，如商人、地主和靠祖荫的奴隶主，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不允许过奢华的生活。军功越大的人，国家越奖励他，他可以对照他所立的军功，依照法律规定的享受等级，过上相应水平的生活。

 

   这次改革对新兴的军功贵族来说是一项肯定，使渠梁受到了军队的更加拥护。渠梁和商鞅通过这项改革，使军功贵族成为秦国最重要的一个阶层，原来的地主和奴隶主集团都被迫向军功贵族转型。

 

   在改革的过程中，有许多反对者。对于他们中公开与改革对抗的人，商鞅在说服教育不奏效的情况下，果断地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使更多的人不敢阻挠秦国的改革，不得不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秦国法律的范围内。

 

   通过第一次改革，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自足的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稳定了军功贵族、牢牢控制了军队后，孝公和商鞅以铁腕政策强行推动新法在秦国西部地区的实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由于秦国的基层民众组织已被中央政府掌握，秦国的财政税收、土地和军事政策有了坚实的施政基础，秦国迅速地强大起来了。

 

   与第一次大改革相距六年，孝公决定把改革引向深层次，在制度上彻底解决奴隶主的生产方式问题。

 

   在迁居咸阳后，孝公下令进行第二次大改革。孝公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废井田开阡陌是在法律上对自周以来的土地国有制度的废除。井田的单位面积很大，不利于分割成小块进行交易。井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是属于周天子的，由奴隶主占有使用。但随着年代的变迁和土地的多次易手，土地的权属非常混乱，所有权属于周天子、归奴隶主占有、使用、收益不许买卖的旧的土地制度已经对显示中的土地买卖造成很大的障碍，经常发生奴隶主以土地为周天子所有、自己无权买卖的借口撕毁合约的法律纠纷。

 

   废井田开阡陌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买卖的现实，确定了土地占有者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法律上杜绝了对土地进行最初占有的奴隶主对交易后的土地再次主张归其占有的无赖行为。在废井田开阡陌的过程中，商鞅对秦国的土地展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勘察和登记。在掌握了现有土地的实际情况后，商鞅把无主土地收归政府，对于权属不清的土地，让官吏依照新的土地制度作出权属确认，通过封疆在法律上确定了国内土地的所有权。对于没有土地的农民，商鞅授给每夫百亩田。秦国的亩制是每亩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只有赵国与秦国的亩制一样。秦国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授田制度在秦国的兼并战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秦国攻占的地方通过授田制度的实施，往往都能形成持续的占领。授田制度大大增加了秦国自耕农的的数量，使他们愿意为国作战，为国服务。

 

   通过第一次大改革对基层民众组织的整理，有了对全国各级政权重新组合的基础。此次在全国重组的三十一个县并不是等分的，县的规模差距比较大。边疆地区的县普遍比较大，而象雍这样不太稳定的地区被划分为几个县。渠梁通过向这三十一个县直接派遣县令、县丞和县尉，初步完成了对全国的中央集权。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49年），秦在县一级长官之下，设置了国家提供固定收入的吏的职位，使县一级政权的建设更加完备。由于吏同县令县丞一样都是由国家提供固定俸禄的政府工作人员，与县令县丞并不存在人身关系，吏只对

   国君和自己的职务负责，因而

   国君通过吏对县的控制更严密了。

 

   商鞅在秦国统一度量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统一度量衡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计量单位的标准，对于商业的流通、赋税的收取、手工业生产等方面起到了规范的作用，避免了法律纠纷的产生。

 

   商鞅虽然帮助秦孝公实现了强秦的愿望，但商鞅却阻止孝公当初对强秦者裂土封侯的践诺。商鞅认为自己虽然主持了秦国的改革大局，将秦国改造成了高度中央集

   权的君主国家，但在自己和孝公设计的制度里，只有军功卓著、开疆拓土者才能封侯，自己的军功还不够高，按照法令不应封侯。对于商鞅的以身作则，孝公十分感动。商鞅在秦国的每一次升迁靠的都是军功，遵守了自己制定的法律。

 

   秦孝公四年（公元前358年），商鞅在第一次带领秦军的作战中，就击败韩军于西山，取得了庞涓破秦后秦军的第一次胜利。商鞅凭此功被封为左庶长。两年后，商鞅就是以左庶长的身份，主持了秦国的第一次大改革。秦孝公八年，商鞅击败魏军于元里，夺取了魏军在河西的重要据点少梁。商鞅凭此功封为秦国官员中的最高职大良造。秦孝公十年，商鞅率军渡过黄河，攻入魏国的河东，占领了魏国的旧都安邑。秦军收复了一部分以前为魏军占领的河西地。随着秦国在东部地区的不断胜利，随着秦国的国力再次强大，孝公决定把都城迁回东部，以图进军中原。秦孝公十二年，孝公和商鞅把新的都城设在了泾水和渭水之间的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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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和商鞅建造的咸阳，在各国的都城中是十分特殊的一个。秦国的都城咸阳没有建造防御性的城郭。咸阳的东部屏障就是渭水和泾水，咸阳的南面是渭水，北面是泾水，西面就是秦国的腹地了。从实战来讲，没有系统防御工程的咸阳是无险可防、不存在防守的。秦都咸阳的建造体现了秦孝公和商鞅拒敌于外的思想，商鞅的拒敌于外，靠的不仅是军事，更重要的是靠外交。

 

   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由于秦国把都城从西部的雍迁到了东部的咸阳。魏惠王认为秦国迁都咸阳对魏国是个威胁，便考虑打击秦国的事。商鞅担心当年秦献公连续胜魏后引来庞涓攻破都城栎阳的一幕又要上演，便建议孝公尊魏惠王为王，向魏称臣，以避免魏国的进攻。由于此时秦国的实力与魏国相差还很大，而且魏将庞涓已经准备第二次攻破秦国了，孝公认为硬拼不是办法，同意了商鞅的建议。于是商鞅到魏国求见魏惠王。

 

   魏惠王见当年公叔痤向自己推荐为相的府里家臣如今已是秦国大良造的商鞅来拜见自己，心情很复杂。商鞅首先以拜见主人的礼仪向魏惠王行礼，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这种极度卑微的行礼方式是有损国家形象的，商鞅的卑微让魏惠王很高兴。商鞅向魏惠王表明秦国对魏国是很敬畏的，不敢与魏惠王为敌，愿意从此为魏国把守西部边防，年年向魏国进贡。魏惠王一看，秦国服了，心情更放松了。商鞅进一步劝魏惠王称王。此时魏惠王还没有称王，魏国的等级实际上只是一个侯国。商鞅对魏惠王说，魏国经过文侯、武侯和惠王的三代经营，已经在中原各国中称霸近百年之久，是中原各国中实际的王，大家都很敬畏魏惠王。跟苟延残喘的周天子相比，魏惠王才配王的称号，才能担当起领袖中原各国抗击南蛮楚国的重任。因此，秦国恭敬地希望魏国能够称王，不要辜负了秦国的殷切热望。魏惠王此时正有击楚之意，而且魏惠王对王的称号心幕已久，自认为能够配得上这个称号。在魏惠王统治期间，魏国连续重创秦、赵、韩、齐，实力超群。魏惠王在商鞅的怂恿下，决定称王。

 

   魏惠王在大梁以南的逢泽召集称王大会，秦孝公的同母弟公子少官代表孝公出席，向魏惠王贡献了不少礼物，用对待王的礼仪来拜见魏惠王。秦国的做法让魏惠王很舒服，于是他也让其他的国家象秦国一样向魏国献礼，用王的礼仪对待自己。此前一直臣服于魏国的韩国由于魏惠王索求过多，再加上齐国联系韩国夹击魏国，韩国拒绝了魏惠王的要求。魏惠王大怒，派庞涓攻韩。战胜后，又与齐国发生大战。由于太子申的错误，魏军战败，引来了齐、韩、赵的三面进攻。

 

   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魏将公子昂奉命攻秦。公子昂是魏国的名将，此次率领的是魏军的主力部队，秦孝公担心秦国不是魏国的对手，商鞅决定亲自带兵出战。

 

   公子昂是公叔痤一手栽培的魏军名将，与商鞅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商鞅派人带自己的亲笔信见公子昂，表达了自己对老朋友的想念之情，希望能够秦魏和好，愿与公子昂会盟，同时共叙友谊。于是，公子昂与商鞅会盟，欢叙友情。就在公子昂返回魏军营寨的途中，商鞅派遣一军包围了公子昂，将公子昂生擒。同时商鞅命令秦军偷袭魏军。魏军听说公子昂已与商鞅会盟、把酒言欢，便也开始了会餐。对秦军的偷袭，魏军没有丝毫准备。在加上主将已经被擒，魏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很快就被秦军打得大败，秦军占领了河西的一部分土地。凭此大功，秦孝公封给商鞅商於十五邑，封商鞅为商君。

 

   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孝公病重，商鞅去看望孝公。孝公欲传位于商鞅，商鞅拒绝了。回家后，商鞅对渠梁欲传位于己的做法有些后怕。以商鞅对渠梁的了解，渠梁一定是已经担心自己了。渠梁能够借自己之手而除掉自己的兄弟们，对于自己这个外国人而言，更是不会手下留情。

 

   本来商鞅是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的，但渠梁过早地去世让商鞅有些措手不及。商鞅于是心情忐忑，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秦国是不能待了，自己的封地商於与楚国交界，前年还跟楚国打了一仗，楚宣王受伤后不久就死了，刚刚即位的楚威王正要抓自己报仇呢。商鞅最后还是派人与魏惠王取得了联系。魏惠王同意收留商鞅。但商鞅由于没有过关凭证，守城的官员不敢放商鞅出境。高级官员出境必须要持有

   国君发给的凭证的规定是商鞅自己规定的。

 

   太子驷即位，就是后来的秦惠王。不久，公子虔和公孙贾向秦惠王告商鞅谋反。秦惠王派人来抓商鞅，商鞅逃回了商，号召宾客和邑卒造反，但跟随商鞅的人很少。商鞅曾经规定邑卒只有见到

   国君的调兵虎符才可以接受命令。邑卒见商鞅没有虎符，不敢听商鞅的调遣。宾客更是知道造反者的结局是灭掉三族。只有很少的人跟随商鞅向郑（今陕西华县北）进军。商鞅想从此出境，逃往魏国。

 

   驻守郑的秦军遵照秦惠王的命令对商鞅进行了攻击，商鞅战死于彤（今陕西华县西南）。秦惠王以谋反罪，诛灭了商鞅的全家。

 

   秦惠王二年（公元前336年），秦国统一发行流通由商鞅主持铸造的圆形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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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人，世代经商，家境富裕。吕不韦在邯郸时，遇到了在赵国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吕不韦认为异人奇货可居，对异人进行政治投资，倾其所有，使异人成为秦国太子安国君赵柱的嫡子，异人改名子楚。秦昭王死后，吕不韦成为秦国的相邦，开始主持朝政。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吕不韦连续杀死了赵柱和赵子楚两位秦王。吕不韦执政期间调整了过于紧张的秦国内外政策，在秦国兼并六国的统一战争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为了表明自己的施政纲领，吕不韦还主持编写了吕氏春秋。但是，胸有大志的吕不韦却并没有机会全面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秦国的另一位权臣嫪毐对吕不韦发出了挑战，并依靠太后的支持挫败吕不韦。在秦王政的支持下，吕不韦击败了发动政变的嫪毐。但是，秦王政亲政后，立即除掉了吕不韦，独掌秦国大权，为自己的祖父和父亲报了仇。

    卫国是战国时期的商业王国，卫国的都城濮阳和陶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卫人有经商的传统，吕不韦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生活得很舒适。

    与濮阳离得不远的赵都邯郸是赵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邯郸历史上属于卫国，居住着很多卫人，与卫国同俗，许多卫国商人都喜欢到邯郸经商，吕不韦也经常到邯郸来，并且在邯郸还设立了自己的店铺。

    吕不韦在邯郸期间结识了在赵国为质的不得意王孙异人。异人是秦昭王的太子安国君赵柱的一个儿子。安国君妻妾成群，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排行中间，非长非幼，自己的母亲夏姬又不受安国君的宠爱，异人在安国君的诸子中处于十分低微的位置。但是，异人生得灵秀标致，年纪轻轻却城府极深，让走南闯北、阅历丰富的吕不韦也暗自称奇。

    卫国虽然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地位，但却盛产政治能人，端木赐、李悝、吴起、卫鞅都是卫国人。这些人在卫国浓郁的商业传统的熏陶下，十分擅长经营理财，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屡屡在经济工作中有不俗表现。由于有了这些前人的标榜作用，尤其是横跨商界和政界的端木赐，已经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吕不韦打算在政界有一番作为。

    吕不韦有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志向远大，虽然一直在寻找从政的机会，却都不理想，与自己胸怀天下的大愿相去甚远。吕不韦见到异人后，以一个商人的眼光判断，异人奇货可居，非常值得下大本钱投资，虽然风险很大，还没有成功的把握，但是吕不韦知道，自己对异人的政治一旦成功，不仅可以成几十上百倍的收回投资，还可以平步青云，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于是，吕不韦决定拿出自己的全部家底冒险豪赌一把。吕不韦的父亲知道商场的回报尚可计算，而拥立一个国王的回报则不可估量，对吕不韦的风险投资也很支持。

    异人在赵国为质期间，秦、赵交恶。对于敌国王孙异人，赵人十分敌视，异人整日惴惴不安、提心吊胆。吕不韦的出现，让异人紧张的神经多少得到了一定的松弛。吕不韦财大势大，与赵国的许多大臣关系不错，对异人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而且吕不韦出手阔绰，为人潇洒豪爽，懂得享受生活，让异人觉得与吕不韦的交往很舒服。青年异人与青年吕不韦性情相投，终日里难舍难分。但是，异人觉得萍水相逢的濮阳豪富吕不韦对自己这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失意王孙如此礼遇，定然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只是自己与富贵无缘，实在是无以为报。

    在吕不韦的周济下，原来寒酸拮据的秦国庶孽王孙异人焕然一新，衣食住行的水平全面提高，人物也更加光彩照人，异人对吕不韦给自己的奢华生活十分感激，与吕不韦的关系也到了可以谈论一些心底秘密的程度。吕不韦见时机成熟，便向异人说明自己打算帮助他谋求大富贵的想法。身处窘境的异人起先以为吕不韦是在开玩笑，并不在意，后来才发现吕不韦是非常认真地，便让吕不韦说说他如何帮自己摆脱困境、谋求富贵。吕不韦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原来，安国君最宠爱的正妻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打算先设法使华阳夫人认异人为自己的嫡子，再通过华阳夫人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为太子。等到年老的秦昭王去世后，安国君即位，异人就是秦国无比尊贵的秦太子了。而等到安国君去世后，异人就是堂堂大秦的王了。异人觉得吕不韦的话很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从自己为质异国到登上秦王宝座的中间环节太多，异人无法想象靠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异人虽然身处困境，但却也是一个有理想、有野心的人，便同意了吕不韦的成王计划。异人知道在这个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必然要采用许多非常规的手段。经过与吕不韦一段时间的交往，异人知道，吕不韦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吕不韦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和使用各种方法排除障碍的，违法犯罪的事情几乎不可避免。而事情一旦败露，自己与吕不韦就都是主谋。而且，吕不韦对政治的热中程度远远超过了自己，他帮助自己登上秦王宝座，要的也不是富可敌国，因为吕不韦并不缺乏财富，他要的是彪炳青史，在政治上要有一番大作为，权力才是吕不韦最终想要的东西，而这必将会造成自己与吕不韦之间的矛盾。异人并不是一个甘于充当傀儡的人物，他对权力也十分渴望。正是同样对权力的渴望，异人才同意与吕不韦合谋，也正是由于同样对权力的渴望，异人和吕不韦在事成后成了敌人。

    异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与吕不韦冒险赌一把，与吕不韦盟誓，如果吕不韦能够帮自己登上秦王宝座，秦国就是他异人和吕不韦两个人的。

    吕不韦的成王计划本来是十分飘渺不确定的，在政治斗争激烈的秦国要想取得成功，必然要经历很多坎，但是，吕不韦已经决心用自己的全部家当和生命去争取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赌博了。事实上，吕不韦内心深处的终极目标是自己当上秦王，但此时还没有那么明确。

    吕不韦将全部家底一千金分做两份，五百金交给异人，让异人广结宾客，在诸侯间散播礼贤下士、交往广泛的名声，自己则带着另外五百金购买奇物玩好，进入秦国，游说华阳夫人姐妹。

    华阳夫人无子是个事实，安国君的儿子们都在挖空心思地想成为华阳夫人的嫡子，那样就有可能成为安国君的太子，日后的秦王储了。

    吕不韦在仔细地分析了解华阳夫人的情况后，决心先说服与华阳夫人最亲密的华阳夫人的姐姐。

    游说与求偶一样，要是有一个好的中间人，事情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吕不韦在华阳夫人姐姐那里做足了工夫，得到了华阳夫人姐姐的倾力帮助。华阳夫人姐姐一方面是由于得了吕不韦的好处，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富贵打算。

    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姐姐把奇物玩好以异人的名义献给了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声势很大，将来必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然后又大夸异人孝顺，每每想起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就很动情，尤其是对华阳夫人十分挂念。华阳夫人的姐姐对华阳夫人的心思了如指掌，因而有的放矢，句句说到妹妹的心坎里。华阳夫人对异人献给自己的奇物玩好十分喜爱，知道这些宝贝价值不菲，是自己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虽然华阳夫人对异人早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但在姐姐的描绘下，异人想来必定是一个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贤孝青年。华阳夫人的姐姐见妹妹对异人已经有了很好的印象，便等过了一段时间，瞅准一个机会进一步劝导妹妹，说以色事人，终有一天会色衰而爱弛。现在妹妹正得太子的宠爱被立为夫人，但没有儿子，不如在诸子中早结贤孝者，立为自己的嫡子，以固自己的尊重地位。而太子百年后，自己的嫡子被立为秦王，终不失势，可以永保荣华富贵。姐姐的话，华阳夫人其实早就在自己的心里盘算过，只是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些孩子都不中自己的意。毕竟立嫡子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不能草率行事。华阳夫人姐姐把异人献宝与劝说妹妹立嫡子这两件事处理得很巧妙，尽量使这两件事的内在联系淡化，不给妹妹造成异人行贿的明显感觉。华阳夫人在与姐姐的谈话中开始考虑立嫡子的人选，但都觉得想到的人都不太合适，不禁有些感伤。这个时候，姐姐非常适时的提了一句异人，果然一语中的，华阳夫人豁然开朗。姐姐帮妹妹分析了异人的条件，认为异人在安国君诸子中最为贤孝有为，而且对华阳夫人十分忠心尊敬。异人的母亲不受宠爱，自己又是中男，在诸子中竞争条件较差，如果华阳夫人能够立异人为嫡子，异人定会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对华阳夫人必然会万分感激，终生都会尊重报答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觉得姐姐的话很有道理，再加上对异人的印象也挺好，便决心见见异人。

    可是，这个时候异人在赵国为质，异人要想回到秦国需要得到赵国的同意才可以。于是，吕不韦买通了赵孝成王的宠臣，向赵孝成王提出了秦国质子异人要回国省亲的请求。异人不声不响地回到了秦国。

    异人回国后，吕不韦亲自策划了华阳夫人与异人母子相认的感人一幕。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喜好楚语楚风。而且，太子安国君赵柱从小生活在宣太后的身边，也十分喜好楚国风俗。吕不韦便让异人穿楚服，操楚语，习楚风，结果在与华阳夫人相见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本来就很俊雅的异人身着宽袖细腰的楚服更加显得潇洒飘逸，再加上对华阳夫人格外尊重有礼，华阳夫人看着就高兴，早就在心里认下了这个儿子。异人又哭又笑，显得对华阳夫人的感情真诚单纯，把这场相见描绘成了一幅游子慈母图。华阳夫人的表现已经证明她认下了这个儿子。华阳夫人觉得异人的名字过于突兀，便把异人的名字该为自己喜欢的子楚。华阳夫人让子楚暂时先住下，等自己说服太子后，再让子楚与太子相见。

    在一场无比的欢娱后，华阳夫人突然莫名地抽泣起来，惹得安国君赶紧细问原由。华阳夫人掌握住火候，向安国君述说自己无子的凄苦，又说异人在诸子中最为贤孝，美名远播，自己想把异人认为自己的儿子，请安国君批准。安国君一直觉得华阳夫人无子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总想对她有所弥补，她提的这个要求也不过分，而且自己也确实应该在诸子中选择最优秀的一个做为自己的嫡子，毕竟自己已是人到中年了。安国君原先也曾听人说起过异人在赵国交接诸侯宾客贤名四起，早就想见见这个近来名声大噪的儿子，只是异人在赵国为质，回国很不方便。华阳夫人听安国君说很相见异人，大喜，立刻派人把异人叫来。安国君见楚服楚风的异人果然人物突出、举止得体，已不是当年的萎靡模样，十分喜欢。华阳夫人又说自己已经给异人该名为子楚了，安国君说很好。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刻下玉符，正是确定了异人的嫡嗣身份。从此，异人便以子楚闻名于诸侯。

    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厚馈子楚，请吕不韦傅之，派人送子楚又回到了邯郸。

    子楚回到邯郸后不久，娶了赵国一位豪强大家的女儿为妻。秦昭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正月，赵夫人在邯郸为子楚生下一子，取名为政。由于秦国王室是嬴姓赵氏，按照贵族姓氏制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而这个男孩的名字就是赵政，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秦王政，秦始皇。对赵、魏、韩、楚、齐、宋等国的国君皆按照当时的贵族姓氏制度以氏和名来称呼他们，而单独用姓和名来称呼秦始皇，把秦始皇称为嬴政既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也没有做到称呼与他同时代人物的原则统一，颇有些不伦不类，这应该是对当时贵族姓氏制度的不了解所致。即便是秦始皇本人也会按照当时的贵族姓氏制度，认同赵政这个名字是自己的本名，而不知嬴政指的就是他，他也当然不会接受这个不合礼仪制度的臆造名。由于西汉的领导集团是平民出身，除了韩国王室出身的张良等少数几人，建国前很少有人享受过贵族姓氏特权的，很多人虽然有姓有名但却无氏和字这些贵族标志，有的人出身更是低贱，甚至于连姓都没有，只有一个名。西汉时期，贵族姓氏制度彻底弛废，本来代表血缘的姓和代表身份的氏混用。但是在汉以前的贵族阶层，姓氏制度是严格遵守的，对于秦王政，还是称做赵政更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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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始皇赵政的出生还有一段十分著名的公案，说吕不韦把怀有自己骨血的邯郸绝色歌舞美姬送给了子楚，生下了秦始皇，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云云。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出自汉朝人之手。吕不韦送怀孕赵姬与黄歇送怀孕的赵人李园的妹妹给楚考烈王这两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如出一辙，故事情节雷同，女主角都是赵国女子。用赵女做故事的女主角是汉人经常采用的人物设计，因为赵女是当时能歌善舞、风情万种的绝色美女的代名词，可以给人很多联想。

    吕不韦私生秦始皇这个故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案中案。西汉初年，吕后称制，成为汉朝实际上的统治者。为了给自己的篡权提供合法的理由，吕氏党人便编出了这个故事。编这个故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说明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吕氏才是秦朝真正的王室血统，在血统上与赤帝子刘邦相竞争。吕后说自己是吕不韦的后人，而吕不韦又是秦始皇的父亲，那么自己当然也是有资格称制执政的。这比小吏刘邦慌称自己是无人得见的虚幻的赤帝子而得到天命资格要更站得住脚。二是说明吕氏才是秦王朝的正宗继承者，而不是刘氏。既然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那么秦朝当然就自此变成了吕氏的天下，以吕后为首的吕氏家族重掌天下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刘氏复辟后，这个故事又由于可以给秦始皇抹黑而得以存活。由于司马迁写史记不是官方修史行为，因而得以在选材上随心所欲。司马迁对吕后很敬佩，对刘氏诸帝却多有诋毁，他在选入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带有同情吕后的成分的。汉朝与秦朝一脉相承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汉朝一再想突破秦朝打下的政治大框架，但却很少有什么建树。吕氏声称秦朝也是吕氏的说法对刘氏政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有很大威胁的。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猛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孝成王大怒，要杀了秦国的质子子楚。子楚与吕不韦用六百金向看守他们的官吏行贿，逃回了秦国。赵国要杀死子楚的妻子和儿子，赵夫人凭借自己家中的强大实力，竟然得以隐匿逃过了此劫。赵夫人为子楚与吕不韦提供的行贿用的六百金和赵夫人能够凭借家族势力得以躲过赵王的追杀、母子平安，都足以说明赵夫人是豪强大家之女，而不是没有身份地位的邯郸歌舞伎。

    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秦昭王赵稷去世，安国君赵柱即位，子楚成为秦太子。赵夫人和儿子赵政也从邯郸返回国内。

    赵柱即位的时候五十二岁，身体十分健康。赵柱是宣太后亲自定下的接班人，在秦昭王的诸子中是体智俱佳的佼佼者。秦孝文王赵柱在服丧期满后，正式即位不到三天，就死去了。子楚即位。

    秦孝文王的去世是吕不韦和子楚一手造成的。急于实现胸中政治抱负的吕不韦已经等不及秦孝文王自然死亡后，子楚即位，然后再任命自己主持朝政了。他要人为缩短子楚即位前的等待时间。三十一岁的子楚虽然知道这件事情大逆不道，但还是没有抵御住自己对王位的渴望，默许了吕不韦的做法。

    吕不韦此时在秦国朝中已经广结党羽，特别是与秦军名将蒙骜的关系最为密切。事情做得没有任何先兆，一切都在不声不响中完成了。秦国没有发生什么变乱，就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

    子楚即位后，尊母亲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尊自己的真母为夏太后，任命吕不韦为相邦，主持秦国朝政。一心以为可以靠子楚享受晚年的华阳太后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子楚的成王之路充满阴谋和血腥，使子楚对吕不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商人吕不韦为了谋取商业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他为了实现自己胸中的政治理想同样也是不择手段的。而自己为了当上秦王竟然成了吕不韦的同谋。子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不是吕不韦在帮助自己成为秦王，而是自己在帮助吕不韦实现他的理想，自己只不过是吕不韦实现个人抱负的一个棋子。子楚越想越懊恼，决心摆脱吕不韦的束缚。

    此时，吕不韦已经控制了秦国的朝政，独揽了秦国的执政权，把子楚完全架空了。子楚不是一个甘于被别人摆布的人，他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施政主张。而且他越来越为自己同意吕不韦杀死自己的父亲而后悔。子楚不能忍受自己在整个事件中的从属地位和失去亲人的悲痛，决心重夺大权，向吕不韦复仇。但是吕不韦没有给子楚任何机会。吕不韦在确定子楚已经把自己当成敌人后，便毫不留情的杀死了子楚。三十四岁的子楚在即位三年后，怀着满腔的遗憾和懊悔死去了。十二岁的少年赵政即位。从此，吕不韦成为秦国政坛说一不二的人物。

>秦国在秦昭王朝打响了兼并六国的统一战争，吕不韦执政后，积极推动秦国对外的兼并战争，灭掉了东周，取得了韩国的成皋、巩，秦界至魏都大梁，置三川郡。接着又北定太原，攻魏高都、汲，攻赵榆次、新城、狼孟三十七城，攻上党，置太原郡。攻魏酸枣、燕、虚、雍丘、山阳二十城，置东郡。吕不韦连置三郡后，秦国的版图向东猛烈扩张，三晋地日蹙。随着秦国在兼并战争的连连告捷，秦统一天下的大模样越来越清晰，吕不韦十分兴奋，他为统一天下这一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能够由自己亲自完成而兴奋。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吕不韦开始考虑秦统一天下后如何管理这一空前庞大的帝国的问题了。

    秦昭王与赵国连续恶战五年，虽然借外战消灭了国内政敌、掌握了军政大权、巩固了王权，并且极大的消耗了赵国的实力，但是秦国自身的消耗也很大。秦昭王还没有来得及亲自秦国的经济结构以适应越来越剧烈的战争需要就去世了，这项工作落到了吕不韦的身上。吕不韦本人对经济工作十分在行，迅速将秦国的农业和畜牧业的现有资源组织起来，转化为战争动力，使秦国在稍事休整后就恢复了大规模长期作战的能力。吕不韦知道，兼并战争必须要趁热打铁、连续打击，不能给对手喘息的机会，尤其是秦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赵国。而赵国正是在秦国的连续打击下，由于自身的战争恢复能力不如秦国，虽然一再战胜秦军，但最后还是被秦国不停息的军事打击活活拖死了。吕不韦的战时经济政策十分成功，把秦国的经济实力很好地转化成了战争潜力，继而又把这种战争潜力转化成了现实的军事实力，最后在战场上又变成了最终的军事胜利。在秦国统一战争的经济支援上，吕不韦建立了一套效率很高的保障体系。

    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富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知道秦统一后，虽然可以凭借国家强制力在六国的土地上推行秦国的法制，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秦的事功报国思想肯定会遭到抵触。楚国、齐国都是十分讲究个人生活享受的国家，与秦人重视为国效力不重视个人得失的价值追求大不相同。韩、魏、赵三国崇尚侠义，很有些无政府主义精神，不喜欢秦国等级明确、井然有序的严谨生活。燕国在精神、物质、制度三大方面全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国家精神和人的头脑都很混乱、不清晰，很难融入到秦国的经济体系和精神生活中。而宋、卫、东周、西周被商业精神拖垮了意志，惟利是图，比楚国和齐国更重个人而不重国家。

    吕不韦知道，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差异，六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留着原来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这股不同于秦人思想的离心力一旦与复国主义相结合就会造成严重的反叛。为了安抚六国民众的精神，尽量减小他们灭国后对新的统一国家的陌生感，吕不韦决心建立一个包容性很强、兼采各种哲学思想的学术体系，来指导秦统一后的政治、文化、思想工作，以适应秦武力兼并六国后精神仍然分离的统治需要。这就是产生吕氏春秋的历史背景。

    吕不韦亲自主持宾客编写了这部经典巨著。吕不韦门客三千，多为来自各诸侯国的文化精英，与孟尝君充斥鸡鸣狗盗之徒的三千门客在文化水平上是天壤之别。来自各国的文化精英们对本国的民众心理、国家性格的优劣洞若观火，都充满热情地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大帝国的统一意识形态贡献自己的才智。

    吕氏春秋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以吕不韦为首的当时各国知识精英对统一后的新帝国的政治、文化主张。可以说，吕氏春秋为秦统一天下提前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如果吕不韦不倒台，如果秦王政能够沿用吕不韦治理统一帝国的思想，秦也不会那么短命，而中国的强大民族之路也必然要更上一个新的高度。

    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了吕不韦的治国主张，是吕不韦为迎接统一帝国的到来而提出的施政纲领。为了让各国了解自己的政治主张，吕不韦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广告。

    吕氏春秋的编写是十分严谨精细的，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在咸阳最繁华的市门发布，悬千金与其上，声明任何人如能增删吕氏春秋一字就可以得到一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的故事。

    这个广告大获成功，吕氏春秋在各国广为传诵，吕不韦的治国思想也得到了宣传。各国从吕氏春秋中看出来秦国的治国方略即将发生大的转变，秦国将越来越包容不同的文化，使得各国的百姓和士人在吕不韦描绘的统一后的富裕稳定的生活十分向往。吕不韦在统一前夜的这次向各国做的未来宣言得到了各国士人和百姓的支持，为秦能够最终统一六国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但是，就在吕不韦全力准备席卷天下的时候，秦国的另一大实力派人物嫪毐向吕不韦发起了挑战。而就在这个时候，吕不韦最重要的盟友将军蒙骜死了。

    蒙骜本是齐人，因主持齐国朝政的齐襄王后奉行孤岛主义，不参与国际争斗，蒙骜在齐国无用武之地，便到秦国为秦昭王效力。秦昭王在除掉白起集团后，大批高级将领遭到牵连，军中急需优秀的高级指挥人员，齐人蒙骜便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官拜上卿。

    但是，蒙骜的真正崛起，还是在吕不韦拜相后。吕不韦在军中寻找代言人，选中了蒙骜。秦国盛产优秀军人，本土将领云集，外国人蒙骜在秦军中背景单纯，没有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吕不韦认为蒙骜与自己同为外国人，为了在秦国站住脚，有一致的利益，而且像蒙骜这样的客籍将领远比背景复杂的秦国本土将领容易控制。在秦军中遭到秦国本土将领排挤的蒙骜也很想有吕不韦这样的靠山，两人一拍即合，吕不韦任命蒙骜为秦军最高指挥官。从此，蒙骜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而吕不韦在秦国的独断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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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在兼并所得的土地上所设的三个郡，三川郡、太原郡和东郡都是将军蒙骜攻占的。吕不韦之所以敢在与秦庄襄王赵子楚发生权力冲突后杀死子楚，就是因为有蒙骜控制着秦国的军权。子楚死后不久，晋阳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蒙骜亲自率军平叛。

    蒙骜的辉煌军事生涯是被信陵君魏无忌终结的。魏无忌组织五国合纵军在河外大败蒙骜，蒙骜被魏无忌一直追进了函谷关才免遭生擒之辱。蒙骜河外战败是秦国的奇耻大辱，按照秦国的法律，蒙骜不仅要被免职，而且还有可能被处死。子楚本来就对吕不韦通过蒙骜控制秦国的军权耿耿于怀，很想借这个机会除掉蒙骜，夺回军权，因而主张法办蒙骜。蒙骜与吕不韦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吕不韦极力庇护蒙骜，与子楚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子楚此时已决心借法办蒙骜而一举铲除掉无法控制的权臣吕不韦。吕不韦见形势紧迫，先下手为强，杀死了子楚。子楚死时离蒙骜河外兵败还不到一个月。

    子楚死后，蒙骜继续担任秦国的将军，并屡立战功。但是好景不长，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赵国名将庞煖组织五国合纵军，渡过黄河，一举打到了距离秦国都城咸阳不足百里的蕞，秦国震动。蒙骜在率军抵抗庞煖的战斗中再次战败。如果不是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与庞煖争夺纵长引起内讧，没有城墙防御系统的秦都咸阳将很可能被攻占。嫪毐抓住蒙骜战败不放，吕不韦对此也无能为力，只好无奈地免掉了蒙骜的将军职务。蒙骜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十分耻辱，不到一年就郁闷而终了。蒙骜的儿子蒙武本来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领，但是由于秦王政痛恨蒙骜当年与吕不韦狼狈为奸害死了自己的父亲，对军功卓著的蒙武大加压抑，重用自己亲信的桓齮。桓齮被李牧击败逃跑后，秦王政暴跳如雷，不得已再次重用优秀的青年将领蒙恬。

    嫪毐通过蒙骜兵败事件打击了吕不韦在军队中的势力，吕不韦的个人威望也由于两次袒护蒙骜而受到很大影响。面对嫪毐的公开挑战，吕不韦知道自己遇到了强劲的对手。

    嫪毐集团是秦王政即位后崛起的一支政坛新军，它依靠的是秦王政的母亲赵太后。秦庄襄王赵子楚死的时候不过三十四岁，赵太后的年龄肯定还要更年轻。秦王政即位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按照当时的法律，秦王政的母亲赵太后有代秦王政执政的权利。但是，一方面由于吕不韦已经垄断了朝政，一方面由于赵太后本人不关心政治，赵太后一直没有实际行使过代秦王政执政的权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秦国政府都是由吕不韦实际主持工作，在需要以国王的名义颁布法令的时候，就到赵太后那里申请盖上赵太后和秦王政的玺印。秦王政由于还没有成年，玺印由母后掌管，代为行使国家元首的批准权。在法律上，赵太后批准政府申报事件是事件生效的一个必经程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程序，但由于赵太后对政治的不关心，只要政府申报，赵太后就盖章批准，使得国家元首的批准权这项重要权力成为了一种形式主义。但是，这种情况在嫪毐出现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赵太后在嫪毐的授意下，开始干政，要从吕不韦手里夺回本应由自己行使的执政权。

    嫪毐的本名不叫嫪毐，具体叫嫪什么一不可考。毐是一个会意字，上边是士，下边是毋，《说文•毋部》解释毐为士而无行者。姓嫪的这个年轻人在政变失败后，被秦王政处死，这个年轻人死后被命名为嫪毐，这是一个很耻辱的名字，以此警示后人。给自己的对手命名耻辱的名字，让对手死后也要遭受后人的唾骂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特点的现象，著名的纣和桀与嫪毐一样，都属于这种情况。纣的本名叫辛，桀的本名叫履癸，纣和桀都是他们的对手在胜利后给他们起的名，都带有无德好武之意，对于一个国王来说，这样的称呼是耻辱的。嫪毐的毐字是政敌对他的定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嫪毐是个士人出身的权臣。

    赵子楚被吕不韦害死后，青年寡妇赵太后不甘寂寞，与嫪毐通奸。战国时期，社会风气十分开放，还没有守寡这一套儒家伦理的束缚。秦国的宣太后与魏丑夫，燕国的易王后与苏秦的通奸在当时都处于一种公开的状态，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并不排斥、指责。国君死后妻子改嫁的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屡见不鲜，当时的婚姻制度十分自由，当事人和旁观者对此在心理上都不存在障碍。嫪毐与赵太后通奸并没有法律上和舆论上的障碍，没有必要躲躲藏藏。

    嫪毐应该不是宦官。按照秦国的法律，宦官是绝对不能封君的。而且在整个战国时期，各国都没有封宦官为君的例子，可见宦官封君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即便是赵高，虽有拥立胡亥的巨功，也没有被封为君，就是明证。

    说吕不韦与赵太后私通后来又把嫪毐送给赵太后以代替自己的说法是不真实的。赵太后是赵国的豪强大家之女，不是吕不韦购买的邯郸歌舞伎，与吕不韦没有前情。吕不韦杀死赵子楚，赵太后与吕不韦有杀夫之仇，更不会与吕不韦私通了。赵太后心里一直有为丈夫报仇的打算，但是由于力量太弱，自己又不谙政治斗争，而且秦王政还小，赵太后不敢与吕不韦为敌。

    嫪毐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年轻人，他在与赵太后相好后，就开始培植自己的私人力量。嫪毐知道赵太后在法律上有代赵政行使执政权的权利，便劝说赵太后行使这项权利。这样一来，就与独揽大权的吕不韦发生了冲突。嫪毐非常善于结党营私，政治手腕与吕不韦不相上下，对吕不韦一直痛恨不已的赵夫人对嫪毐极力支持，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赵太后行使执政权是合乎法律的，而且赵太后不断地通过自己代为行使的国家元首批准权否决吕不韦领导的秦国政府的提案，赵太后和嫪毐很快就在秦国政坛站稳了脚跟。嫪毐由于有赵太后的支持，身边迅速聚集起了一大批追随者，成为吕不韦最强大的敌人。

    由于赵太后在政治上占有代秦王政行使执政权的制高点，吕不韦与赵太后和嫪毐较量了几个回合都没有打败对手，不得已同赵太后和嫪毐讲和，谋求共同执掌秦国大权。于是，秦国出现了短暂的吕不韦与嫪毐相勾结的共同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的赵太后、嫪毐集团的势力急剧扩大，已经到了可以公开和吕不韦较量的程度。

    本来，赵太后、嫪毐和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争夺的焦点是秦王赵政。但是随着赵太后生下了嫪毐的两个儿子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嫪毐在与赵太后有了儿子后，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有了废掉秦王政自立的打算。赵太后、嫪毐有了这个想法，便开始不再于吕不韦争夺赵政，赵政也就倒向了吕不韦。对于赵太后和嫪毐的异常举动，赵政和吕不韦都有所察觉，但由于不知道赵太后生子，对事情的严重性还没有充分的估计。

    秦王赵政的儿童时代是在邯郸躲避赵孝成王的追杀中度过的。八岁回到咸阳后，又开始亲身经历残酷的宫廷政变，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先后被吕不韦杀害。自己登上王位后，吕不韦控制，成为吕不韦手里的一个棋子。后来嫪毐凭借自己母亲的力量崛起，与吕不韦展开了竞争，而自己正是他们争夺的焦点。这些非同寻常的经历让赵政十分早熟，养成了沉郁凶残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赵政逐渐开始接触政事，与朝中的大臣也有了更多的交往。在这些交往中，赵政在大臣中间得到了认可，许多大臣成了赵政的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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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政在十八岁的时候本来就可以亲政了，但是由于吕不韦和赵太后、嫪毐两大集团的联合抵制，赵政没有亲政。在推迟赵政亲政这个问题上，吕不韦和赵太后、嫪毐两大集团有着共同的利益。本来秦王亲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下限，秦惠王、秦武王都是十八岁登上王位便亲自执掌政权。但是赵太后以赵政年龄还小为由，继续代为行使执政权。但是这种拖延是由时间限制的，按照秦国的法律，秦王到了二十一岁加冠后就必须要亲政了。在秦国，王权是有各种制度保障的，秦王一旦亲政，各种权力都要归秦王掌握。这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嫪毐两大野心勃勃的政治强人要想在秦王亲政前垄断朝政就必须得在赵政加冠前战胜对方。嫪毐的野心比吕不韦的更大，他是想要立赵太后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儿子为王，最有利的时间应该是在赵政亲政前。因而赵太后和嫪毐对吕不韦发起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赵太后、嫪毐借打击两次兵败的将军蒙骜极大地削弱了吕不韦在秦军中的势力。蒙骜被免职后，吕不韦与赵太后、嫪毐为新的秦军主将人选展开了斗争。结果，双方势均力敌，相互妥协，决定任命双方都能接受的秦王政的弟弟长安君盛桥为将军。这就出现了哥哥还没有亲政，而弟弟却成为将军率兵出征的不正常的现象。

    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长安君盛桥率兵击赵上党，被赵将李牧在屯留击败。盛桥知道自己兵败归国，吕不韦与赵太后、嫪毐双方都不会袒护自己，便投降了赵国。盛桥投赵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事件，秦国激烈的内斗各国皆知。

    由于第二年秦王政就要加冠亲政了，嫪毐决定赶在赵政亲政前发动政变，立自己的儿子为王。

    此时嫪毐与吕不韦的实力都很强，但是嫪毐占有上风。长信侯嫪毐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封君，拥有山阳（今太行山东南地区）、河西郡、太原郡的广阔封地，朝中事无大小皆决于毐，河西、太原二郡更是成了嫪毐的独立王国。文信侯吕不韦拥有蓝田十二县、河间十城的封地和河南洛阳十万户的食禄。嫪毐和吕不韦都有几千人的宾客，在朝中也有众多的党羽。由于吕不韦和赵政形影不离，嫪毐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发动政变。

    秦王政九年四月，赵政离开咸阳，到秦国的旧都雍举行冠礼，开始带剑亲政。赵政离开咸阳后，嫪毐利用赵太后掌管的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征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郡公、舍人，打算控制秦国政治中枢神经蕲年宫发动政变。赵政和吕不韦事先知道了嫪毐的计划，赵政派人以自己的名义命令县卒、卫卒、官骑、戎翟郡公不得妄动。嫪毐见事情已泄，不得已与自己的宾客发动武装暴乱。赵政早已命令咸阳的士卒归吕不韦指挥，与嫪毐战斗。嫪毐集团在秦国正规军的攻击下被打得落花流水，嫪毐的宾客被斩杀数百人，嫪毐逃走。赵政悬重赏收捕嫪毐及其党羽，嫪毐及其党羽全部落网。嫪毐被杀，夷灭三族，与赵太后生的两个儿子也被杀死，赵太后被迁居雍进行软禁。朝中高级官员有二十八人因参与嫪毐叛乱被枭首，死后又遭车裂，灭其宗族。嫪毐的舍人有四千余家被迁往蜀郡的房陵。

    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斗争，嫪毐发动的叛乱被平定，吕不韦以为自己在这次平叛中出力不少，应受赵政重赏，更重要的是，随着嫪毐集团的土崩瓦解，自己又是秦国最有实力的大臣了。

    可是，吕不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王政快刀斩乱麻，在第二年就免掉了吕不韦的相位，理由是吕不韦与嫪毐结党争斗，致使嫪毐发动叛乱。赵政免掉吕不韦的相位后，就下达了逐客令，意欲驱逐吕不韦的客籍宾客，剪除吕不韦的羽翼，结果被李斯劝止。赵政任命自己的亲信桓齮为将军，掌握秦国的军权，以稳定秦国的动乱局面。

    吕不韦被免掉相位后，就国河南，暗中勾结国外势力，图谋造反，被秦王政察觉。秦王政为防止夜长梦多，赐吕不韦饮鸩，为自己的祖父和父亲报了仇。

    吕不韦死后，吕不韦的宾客暗中为吕不韦举行了葬礼，秦王政大怒，驱逐了出席葬礼的赵、魏、韩籍的宾客，本土籍的宾客也都被迁往边远地区。

    秦王政由于痛恨吕不韦，对吕氏春秋也不敢兴趣，采取了另一套统一后的治国方略，使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秦王政在铲除了嫪毐、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后，对秦国的官僚集团进行了清洗，大批有能力的青年得到了重用。

    在齐人茅焦的劝说下，秦王政从国际影响考虑，把软禁在雍的母亲赵太后接回了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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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因不满自己低微的小吏生活，跟随荀况学习帝王术。时逢春申君黄歇在楚国用事，李斯便投奔春申君。春申君对李斯不甚礼遇，李斯觉得在楚国没有机会，便远赴重视外籍士人的秦国寻求发展。

  李斯到秦国时刚巧赶上秦庄襄王赵子楚去世，年少的赵政即位，秦相吕不韦独揽秦国大权。此时，吕不韦正大力延揽各国贤能之士，培植自己的私人力量，李斯便求为吕不韦舍人。吕不韦对李斯很欣赏，便拜李斯为郎，从此李斯开始步入秦国政坛。

  战国时像田文、魏冉、白起、黄歇、吕不韦、嫪毐这些的大的封君、权臣都养有大量的食客、舍人，他们从这些食客中选择自己信任的人，然后安排他们到朝中做官，作为自己的党羽。因此，养食客、舍人的实质就是培养个人力量、结党营私。

  由于受到吕不韦的器重，李斯在秦国的政坛开始崭露头角，与秦王政也有了接触的机会。李斯发现秦王政虽然还只是一个少年，但却极有心计，日后也将是一个秦惠王式的人物。

  对于秦国国内越来越激烈的吕、烙党争，李斯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将来。李斯认为，虽然嫪毐靠着赵太后的支持后来居上，在与吕不韦的争斗中占有上风，但是随着赵政的亲政，赵太后代为执政的权利随之丧失，嫪毐集团就会失去赵太后代政这张王牌，吕、烙斗法的形势就会急转直下。依据李斯对赵政的观察，赵政决不是一个能够容忍大权旁落的人。而且，赵政的报复心理极强，虽然目前十分忍耐低调，但是他一旦掌权，首先要除掉的就是吕不韦，以报祖父和父亲两代秦王被其所杀的深仇大恨。李斯十分了解秦国对王权的保障体系，知道赵政冠礼亲政后，国内的一切大权就都得集中到这个年轻人的手里，要想阻止他行使手中的权力，就必须得杀死他，像吕不韦对待他的父亲一样。由于从小就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长大，赵政对个人安全的防卫是十分注意的，虽然也遇到过几次来历不明的行刺，但都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经过认真的分析考虑，李斯决心拿自己的前途和生命赌一次，他相信赵政会成为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于是，李斯开始向赵政表明心迹，向赵政靠拢。赵政起初对李斯这个凭借吕不韦的关系进入秦国政坛的楚国人并不信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赵政发现李斯确实有效忠自己的决心，与李斯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

  随着秦王冠礼日期的日益临近，赵太后和嫪毐越来越坐不住了，决心发动政变。李斯毫不避讳地向赵政分析了目前的紧张形势，提醒赵政离开咸阳到雍举行冠礼之际正是嫪毐造反的最佳时机，请赵政特别注意限制赵太后行使掌玺的权力。李斯所说的这些，赵政早就想到了，但是他还是非常感激李斯能够对自己说出这些对李斯本人很不利、很危险的话。李斯还把吕不韦集团的动态向秦王政做了汇报，并告诉赵政，吕不韦不会在战胜嫪毐后马上对赵政动手。这个情报对赵政十分重要。

  赵政在利用吕不韦战胜嫪毐后，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免掉了吕不韦的相位，打了吕不韦一个措手不及。

  吕不韦与嫪毐都养有数千人的门客，而且多为外籍士人。秦国的客籍士人在秦国的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秦国本土籍的大臣竞争不过这些客籍士人。这些秦国大臣见打击对手的机会来了，说客籍士人是秦国惑乱的渊薮，并大举吕不韦、嫪毐的例子，劝秦王政除恶务尽，彻底铲除吕不韦的党羽和嫪毐的余党，向全国下达逐客令，驱逐这些外籍士人。李斯也在其中。

  李斯很喜欢秦国积极进取的国家性格和宽松的外国知识分子政策。尤其是在秦国政坛崭露头角、靠近秦王政后，李斯有在秦国建立一番功业的打算。但是逐客令击碎了李斯在秦国继续为官的梦想，李斯决心上书秦王政，为自己的前途在争取一次。此时秦国政府中有一大批的客籍大臣由于受到吕不韦和嫪毐的牵连而遭到杀戮，秦王政正处于暴怒状态，情绪很不稳定，李斯的上书很可能会激怒秦王政，惹来杀身之祸。家人和朋友都劝李斯不要冒险上书，但是李斯不甘心这样灰溜溜地离开秦国，放弃自己已经打下的基础，决定向秦王政上书。

  李斯上书秦王政，劝秦王政不要搞绝对化、扩大打击面。客籍士人在历史上为秦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秦王政朝中，由于吕不韦和嫪毐的结党营私，客籍士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秦国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虽然客籍士人中有外国安插到秦国的间谍，有谋反叛秦的，但是，总的来说，秦国吸收重用外国人才的国策是十分成功的，外国人才为秦国的强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秦国盛产军人而不盛产士人，如果秦国驱逐数量如此之多的客籍士人，秦国政府的正常运转都会出现问题。而这些士人离开秦国后必然还会在别国为仕，他们中有许多人在秦国担任重要的职务，对秦国的情况了如指掌、知道秦国的许多国家机密，对秦国与这些国家的竞争十分不利。李斯劝秦王政不要搞一刀切，他认为只要处理吕不韦和嫪毐集团的首要分子、顽固分子就可以了，绝大多数客籍士人是可以继续留用的。而且，随着秦王政的亲政，吕不韦和嫪毐的倒台，他们要想在秦国发展就必须得为秦王政服务。赵政冷静地想了一想，觉得尽数驱逐客籍士人也确实不是很妥当，便下令废除了逐客令。李斯的官职也得以恢复。

  实践证明，废除逐客令是正确的。吕不韦和嫪毐倒台后，大多数的外籍士人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地工作，保证了秦国政府的高效运转。年轻的秦王政对李斯冒险上书，及时劝止自己的草率行为十分感谢，李斯开始得到秦王政的重用。

  在连续铲除了对自己的王位有极大威胁的嫪毐、吕不韦两大政治集团后，秦王政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际方面，扭转秦国前一段时间的不利局面。

秦王政提拔重用了自己的亲信将领桓齮和王翦为秦军统帅，留用了向自己效忠的杨端和，开始了新一轮对东方国家的猛烈攻击。

  李斯向秦王政进言，建议先灭掉为秦国腹心之疾的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