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生活,也要艺术 ——作家谢宏与深圳大学200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座谈会笔录 王素霞:谢宏是我们深圳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百万余字,发表于全国的各大文学刊物,可以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就我对其作品的解读,他的小说内核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爱情;一是都市;一是存在。现在我们把他请到这里,与大家一起面对面探讨作家的心理与创作经历,我们表示欢迎。下面先请谢老师谈谈他的创作经历。 谢宏:今天很荣幸,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来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说实话,我平日呆在家里,和外界交流的一个途径主要就是互联网和电视,以及报刊,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比以前上班的时候少很多。我呢,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的是经济专业。我以前很崇拜中文系,但是一直没上。不过学经济的也有好处,作为一个学经济的,我观察问题的角度可能会和其他的作家不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优点,可能也是缺点,就是理论修养很糟糕。所以呢,我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可能一些表述方式会比较口语化一点,不太严谨,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说实话,我很渴望交流,但交流技巧可能比较糟糕一点,希望大家给我一点这个碰撞的激情。 我简单讲一下,一个作家的创作和他的成长背景肯定会有关系的。我出生在粤北的一个盆地——一个叫重阳的小镇,由于这样的环境,令我对外面的世界比较向往,也使我的写作显得比较内敛。而且,从我的工作经历来说也如此。我做过15年的银行工作,这是个很克制很理性的工作环境,我的写作气质肯定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也就是很克制很理性。在一个很压抑的环境里做事的话,肯定会造成个性的反叛。事实上,我小时候个性也比较反叛一点,都是因为父亲管得比较严的缘故。所以呢,我表面上很温和,但是一旦刺激到我,我可能是个比较有激情的人。大家在解读我的作品的时候,可以从这方面去做一个尝试。 原来我是写诗的,我讲话可能会跳来跳去,希望大家不要太计较。我思维方面的跳跃性,转到小说里面,在叙述方面可能就变成了线性要多一点,跳跃性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的作品糅合的激情和克制比较多一点,做个比喻吧,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我的情绪激情什么的可以压到某个极限程度,但是这弹簧并没有断,整个状态基本都处在一个临界点。王老师给我写的那个评论,它提到的关于我写作的“后街人生”,我特别喜欢这个概念,因为它基本上拨开了表面的东西,看到了我写作的精神内核。因为我以前写诗的,所以比较内敛一些,喜欢往里面写。好,我就简单做这些介绍吧,我希望大家多给我提问题,我顺着你们的话题去做一些探讨,因为我们现在刚开始接触交流,我还不清楚大家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我想做一个互动的话,对话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贾丽萍:谢老师,您以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是读经济学的,又工作了多年,最后您选择了深圳,我想问深圳这个城市哪一点吸引了您?您放弃工作,在深圳做了自由作家,这个选择您是怎样看待的? 谢宏:可以这么讲吧,我父亲比较自我、比较大男子主义,我母亲比较温和,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没有太多文化,父母的性格自然影响到了我,所以我的性格看起来一方面强悍,内心很自我,我想这也是我能成为一个作家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对外面呢,我觉得人情世故在坚持的时候,也可以做些妥协,这可能是我妈的性格对我的影响。从我成长的背景来说,也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小地方,人很自然的就想走出去,我从小就想出去,从我比较懂事的时候就想,我应该到一个文化积淀很深厚的城市去学习,到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去工作。 去上海读经济也是有点阴差阳错,其实我是想读深圳大学,当时已经填写了志愿了,就等录取了。但是后来考虑到以后的职业问题,而且当时家境比较一般,读师范不用钱,更关键的是,我同学的父亲是搞招生的,他想儿子去上海读书,而我是他儿子的好朋友,他也希望我能陪他儿子一起去,所以我去了,而他儿子因为留念深圳,反而没去上海。 四年大学读得很糟糕,因为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理科成绩年年挂红灯笼,后来呢,也算是慢慢地过了这一关吧。毕业分回来之后,白天是八小时上班,但是对文学确实有股热情,晚上都写作,经常写到凌晨一两点钟。所以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我一旦筹够了钱,有经济实力后,我就要做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准备了15年,说句实话,比较艰难。 在座的可能都是八十年代生的,我是六十年代的。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责任心比较强,就是说想要把家里都安排好。前段时间,我和朋友谈到责任问题,我说,我们这代人,对社会对家庭也都负了责任,现在是否应该也对自己负点责任?所以我打算在四十岁左右,能够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比较反对那种为了文学什么都不顾的人,你自己什么都不顾可以,但是对家里不应该不顾。可能因为这一点,我不能成为最优秀的作家,因为是作家都是有缺陷的,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念。 我这段时间也做些股票,这使人显得浮躁,今年心态比较糟糕,心没有安定下来,四月份刚开写了今年的第一个短篇,发给朋友看了,得了一顿批。听了意见后,正在慢慢改呢。但是去年写的还不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今年《青年文学》第四期,做了我的短篇小辑,发了《树上的鸟巢》和《两张脸》,都比较能够代表我的小说特点,《长城》也有个短篇《新生活》,今年到四月为止,共发了三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贾丽萍:谢老师,您在15年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体验,我觉得体现在您的文本中就是比较生活化,生活细节非常的真实,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谢宏:你很细心,你能看到这一点我很感谢,因为我觉得小说应该是个很俗世化的东西,关于小说从最早起源来说的话,王老师可能会比我更了解一点。从我一点一滴得来的信息知道,小说就是个话本、讲故事,讲的肯定是市井的东西,但怎么把这个东西变成比较雅的呢,我自己觉得可能跟一个作家的心境有关系。我认为细节肯定得很真实的,经得起你的推敲,当然也许这个故事可能超出了常理,要比现实高一些,就是说,小说可能代表了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欲望的诉求,所以我自己是比较强调细节的真实性,但是整个故事应该有比较高的视野。另外,因为我以前是写诗歌的,所以对语言的把握比较敏感吧。 我补充一点,你刚才问我为什么喜欢深圳,我觉得深圳很新,很包容。另一个原因,我祖籍就是深圳龙华的,八十年代初,特区建立的时候,我家随父亲迁回了老家。我是客家人,第一次见面你可能会觉得我比较拘谨,但是讲开了我是一个很放松的人。我性格比较北方化,不太像南方的人,这是需要互相激发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个碰撞。 江丽丽:谢老师,我觉得深圳的包容性对你的影响很大,就像《文身师》中的故事,如果放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像杨羽或是朱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像《貌合神离》里面的李白那就更不可能存在了, 谢宏:我觉得每一篇作品跟作家的气质肯定是有关系的,文如其人,我觉得要看从哪一方面去说了。李白那个形象代表了我心目中一个小人物,他那样一个小人物在这个社会的种种欲望、焦虑、困惑等等。我还想强调一点,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说你能够生存下来是艰难的。 我对生活的要求是小康,我想凭我的能力,绝对有能力达到,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在我这么多同学当中,我和他们比的话,我肯定没他们有钱,但我的个人的时间、我的个人世界,肯定比我的这些同学都多、都丰富。 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不违背良心的妥协,或者是妥协能获得你以后的基础,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就我来说,我个人比较清高,不轻易求人,但一般来说,我一旦求人,别人也很愿意帮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很不轻易求人的吧。 我觉得这个社会虽然是很世俗的,但是你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处事的态度是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的,就是流氓、黑社会,他也会尊重讲义气、清高的人,我一直都相信这一点。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我为什么会炒股票呢?因为我要生存,但又不喜欢和太多的人打太多的交道,不喜欢社会中俗气的东西,所以我选择做股票,这个我能做而且做得了,而且是与人打交道少的活。凭自己的能力炒股票能赚到钱,那我会很开心。但我希望这样做不会影响到我写小说,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自己要很清楚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的。如果你说你什么都想要都想得到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什么好事都向着你。 我小说中表达的很多是人生中的理想,我有很多困惑,李白也有很多困惑,很多东西他想做但做不了,最后他选择一种他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做,我觉得这样就OK。比如说《文身师》,很多人都说它就是一个离奇的爱情故事,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我的小说里面,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没有涉及到物质。我是相信爱情的,尽管我婚姻也失败过,但我还是相信这世界上真的存在爱情。我现在的爱人都说很佩服我,说我在那个失败的时候还敢于相信爱情是有的,我觉得这是个人性格决定的。 有的人喜欢到农村,到乡下避世。我不愿意,我喜欢大隐隐于市,所以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我看到了很多人情世故,也了解人情世故,但又不想屈从于人情世故的人。对这一点,我觉得这对要想做一个作家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了解,但是你可以不去做,那样才有一颗包容的心。 我选择深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圳包容性,比如邻居我可能不认识他,无所谓,我觉得很自在。就像《文身师》,除了是一个爱情故事外,它还涉及到写作的难度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一个事件出来都带出一个困难来,就是,这个主人公怎么把它处理好,你既要把它处理掉,又要不伤害到别人,又要不违背你的道德观,也就是你既有的道德观、你的成长的模式,比如你怎么解决杨羽跟朱颜的关系,我就挑战这么一个难度。我还想试验一下,要怎么样做才能达到两个人的平衡,然后把这个东西推到比较理想的境界。我写完后是非常骄傲的,我至今还没看到有人这样写的。 江丽丽:杨羽在两个女人之间应付,你怎样看待杨羽这个角色? 谢宏:应该说它代表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他不是在两边应付,而是让她们两个都在提升自己。记得作家格非和我聊天时说过,一个成年人一旦有了小孩以后,他就会希望世界是美好的,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面。我赞同这个说法。《山花》的一个编辑说,谢宏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恨,但又同时具有巨大的怜悯和爱心,而且你的语言能把很暴力的东西写得很优雅。我也同意他对我作品的解读。所以说我对世界的看法,会影响到我写的小说,我写作喜欢一股气写下去,不喜欢写写停停的。这个小说写了一个半月,改了两改就OK了 。我是特别满意这篇小说,节奏感是很强,是一起一下的,现场感很强。 王静萍:谢老师,就您的职业来说,应该阅历不是很丰富,那您是怎样获得那些素材的呢? 谢宏:刚才我说的包容很重要。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不接受,但是我可以理解,可能我表面上抨击这个东西,但是抨击完,我会反省一下,认为也许它还是存在的。不要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就认为是不存在的。还有,我从小受父权的压抑很严重,但也造成很好的后果,就是使我学会了倾听,倾听让我了解很多信息。写作对我来说,也是表达了一种很激情的东西,压抑的东西。比如说我有很多同学很多朋友,他们跟我讲的事情,我喜欢倾听,所以也了解得很多。 王静萍:那谢老师,您会不会为了写作而去深入生活?比如您要写工厂的事情,是否会深入工厂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谢宏:不会,我觉得那是很蹩脚的作家。 王静萍:但是我觉得你写的《两张脸》中的东西很真实啊。 谢宏:一个职业的小说家观察问题的时候肯定会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我讲一下这个起源,我在两年前就想写这个东西,有的人喜欢静,但我就喜欢闹。我家里的那个阳台往外看就是一个汽车维修厂,他们每天八点就要上班的,而且经常搞职业培训,每天要做一个“早操”,就是举起拳头宣誓;而我在银行工作过,也受过类似的训练,要练习“微笑”。我当时就非常想写这些事情。 现在回过来说这个小说,我想写写外乡人早进城和晚进城的心态,特别是农村的。这其实是反映了城市和农村的两种碰撞。另外,素材的得来,有时候主要是靠观察,比如我由路过某条马路,听见鸟鸣,再看见地上有滴下的鸟粪,联想到鸟巢,再想到两个家庭,甚至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写成了短篇《树上的鸟巢》。 我想这个小说的完成,这就是基于一个职业小说家观察眼光的所得。那个细节绝对是真实的。世界就是那样真实的。那个《树上的鸟巢》是写到两个家庭,写到学校,两个家庭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钱人和穷人家是完全不一样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写第一个家庭的节奏是慢的,他不着急,因为有钱嘛,小孩读不了书可以给钱上,甚至可以养他一辈子,这个细节就很真实。我为什么会那样写呢?因为我表姐夫就是那样讲的。我就碰到了这样的父母,他就是那样说的。而写另一个家庭的节奏是快的,因为穷人对读书总是渴望的,总是艰难的,穷人要改变生存境况,大概都将希望放在小孩的读书上了。所以父亲对儿子成绩的好坏很在乎,他很看重,很认真,这使得他们的情绪急噪和焦虑。 王静萍:很多人都说深圳是没有文化的城市,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待的? 谢宏:文化看你怎么去解释了,比如说市民文化,我觉得肯定有了。和老城市比如上海比肯定是不一样的。深圳文化是很多元的,它是很杂的,比较相容。比如很多四川人在这边肯定会有四川文化了,还有湖南文化了。很杂的,不像上海,上海市很排外的,我在上海念四年书,我从来不学上海话,听得懂就可以了,就说感觉到那个环境不是很舒服。深圳就不一样了,深圳很有包容性,我觉得深圳就单个个体来说,都很有文化,你们大家都是研究生,而且还有教授呢。只是大家可能还没有那种休闲心。可能大家比较强调热衷于去做自己的事。有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就说我一点也不关心,因为现在信息那么发达,比如你跟北京跟国外的人联系,你马上就可以做到。因为深圳比较小,所以深圳集体文化氛围可能比较少些,所以要靠自己去创造机会去做了。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去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自己努力创造机会去做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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