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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地对生命说“再见” – 摘自《永不凋谢》 《永不凋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劳伦斯·谢姆斯，彼得·巴顿 著 张力慧 译 我不会假装对英年早逝跃跃欲试，但在全盛时期死去的确有一些优势。 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像一条钟形曲线。年轻的时候，曲线逐渐上升，人们拥有了力量，获得了教育，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真实的自我意识。接下来是一段显赫的稳定期——力量、乐趣和信心都达到顶峰的那一段成年。然后，曲线开始缓缓下降，生命力和影响力都逐渐衰退，人们或恬静、或痛苦地滑向生命的终点。 我的曲线不是这样的。 在上升阶段，我基本上符合普遍规律。但是到了人生黄金阶段的某一处，癌症进入了这个画面，我的曲线变得更像球从桌子上掉下的轨迹。 这不是抱怨。因为这意味着我离最快乐的日子从来没有太远，那些我最健康的日子，最自信的日子，当我过着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的日子。 我的记忆还没有来得及蒙上一层灰黑色调；事实上，我的回忆都近得几乎不能称之为回忆。我的壮年仿佛一直延续到了昨天。我用狂野、生动的颜色重温着那段岁月中的细节，并希望能够一直重温到死的那一天。 我想，一个人的黄金时期应该是一个近似的概念，而不是从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的。但如果要我选择它最丰富、最充实、最完美无缺的那一刻的话，我确切地知道它在哪里：我成为父亲的那一刻。 那是1987年。我们仍然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在我的记忆里，劳拉的怀孕就像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悬念的逐渐增强。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从一开始她感觉自己怀孕了，到证实一个新生命在她体内孕育，再到第一幅惊人的超声波图像：上面是我们的女儿蜷缩的模糊身影。 在我眼里，怀孕的劳拉变得越来越美丽了。我不打算去猜测一个孕妇的想法、感受或经历，但我想说的是，从外表看起来，她仿佛瞥见了宇宙最后的秘密，并因此获得了一种近乎超凡脱俗的宁静。 她在从事最重要的工作。尽管这给她带来了身体上的不适，却也给了她一个聚焦点，一种平静，一种肯定。这一切男人只能羡慕，甚至有点儿嫉妒。 我们很早就决定，劳拉分娩的时候，我也要在场，而且要尽可能帮上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能错过那个时刻。 当我们数着两次子宫收缩之间的间隔的时候，我握着劳拉的手。当她开始用力时，我鼓励她，抚摸她的前额。 当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兴奋与恐惧让我像喝醉了一样。看到新生的凯瑟琳·麦科德·巴顿脱离了母亲的身体，自己呼吸着，我高兴得哭了。我颤抖着双手，流着眼泪，剪断了她的脐带。 我强烈地意识到，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奇迹。 在有没有上帝这件事上，我从来就拿不定主意，今天仍然如此。但在我的孩子们一个个降临的时刻，我觉得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无可置疑地展现在我面前。 也许是因为我太爱孩子了。我必须相信他们将要居住的世界是友善的、有意义的。也许我必须相信有这么一个人—— 一个终极的儿童游戏管理员——能保证我的孩子们在世界上受到公平对待，不让我的孩子们受到欺辱和伤害。 无论如何，随着一个家庭的建立，家庭传统和仪式也随之而来。 前面我说过，这些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对着一颗星星许愿。这个习惯就是从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那天晚上开始的。 我需要崇拜，需要感恩。我需要为她的幸福祈祷。说我是个异教徒也好——在十一月的夜晚，独自站在寒冷的天空下，对着星星喃喃自语，在我看来是最自然、最真诚的祈祷感恩仪式。 随着杰夫和克里斯的出世，我们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多，我祈祷的内容也越来越长，越来越有纹理了。当我对着星星许愿时，我给了自己很多空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许下的愿望零零散散，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到头来，所有愿望总是归结到一点上：我祈求全家的健康、安全、快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呢？ 还有一些别的传统也从凯特出世起沿袭下来。每个孩子降临时我都在场，这成了一个神圣的习惯——每次都和上次一样令人兴奋，那种悬念依旧崇高庄重。令我感到惊异不已的是，我发现每个孩子都从母亲怀里带出来了一种完全成型的个性，而且这种个性永远不会改变。凯特从第一口呼吸开始就是那么热情、活泼、果断。杰夫瑞·斯宾萨·巴顿从母亲的子宫里一出来，就和今天一样温和、机警、亲切。克里斯多夫·佩瑞·巴顿从看到阳光、蜷缩着发出细语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是那么甜美、幽默。这些迥然不同的性格从何而来？这是另一个奇迹。 我亲手为孩子们剪断脐带也成了一种仪式，这是我欢迎他们到来、帮助他们迈开人生第一步可以做的一点儿工作。我对此公然变得迷信起来，甚至每次都穿着同一件衬衫，我的“分娩服”。 现在我仍然拥有那件衬衫。作为一件衣服，它没任何特别之处——厚厚的棉质，粉红色，有白色斜纹，衣领处有一点脱线——就是你会用来配牛仔裤穿的那种上衣。但它上面溅上了泪水、汗水以及家人的鲜血。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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