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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春节前后，我曾经做过一点统计，不到一个月，就有八家上市公司的高管被刑事拘留。ffice ffice" />
* ffice:smarttags" />1月12日，东方创业副总经理陶洪被免去职务，被“双规”。
* 1月14日，浙江东方前董事长刘宁生和前副董事长、前总经理吴建华被浙江省纪委实行“双规”。
* 1月15日，山东巨力原董事长王清华和原财务处副处长被提起公诉。
* 1月15日，东北高速公告，公司董事长张晓光因涉嫌挪用公款，已被刑事拘留。
* 1月19日，三毛派神（000779）公司原董事长（开开实业总经理）张晨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 1月25日，*ST京西公司董事长刘利华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 1月27日，深圳机场总经理崔绍先因涉嫌个人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 1月27日，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许宗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 1月28日，利嘉股份总经理陈翔涉嫌合同诈骗，被四川省广市公安机关逮捕。
* 2月2日，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蔡志祥和广州白云山股份原董事长李益民因受贿被广州市检察院审查。
* 2月3日，南宁百货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黄箭雀因涉嫌受贿被拘捕。
上市公司在中国企业群中，算是优秀公司集中的地方吧？然而，就是这个优秀公司群中，我们随便收集一下新闻，就会发现这批公司中的高管仍然在前赴后继地走向监狱。
看到如此多的上市公司高管入狱，我们不禁想问一句，他们是因为对财富的贪婪而入狱的吗？
我相信，这批高管中，没有多少是因为贪财而入狱的，因为对他们来来说，个人的钱财不会成问题。恰恰相反，我相信这批人大多是那种有一番事业心的“豪杰”。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你不想做事的话，可能还没有什么事，而只要你想做一番事业，就完全有可能走向监狱，那是为什么？
当然，我们最自然的解释就是：是环境把他们逼的。
当德隆倒下的时候,就有声音说,德隆的产融结合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滞后。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德隆这样的创新就只能以悲剧结束。
当伊利的郑怀俊倒下的时候，也有声音说，郑之所以铤而走险，是因为要面临蒙牛的扩张挑战。没有管理层与企业产权之间的制度性安排，郑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就只能在触犯法律与葬送企业前途之间选择。
所以，当创维的总裁黄宏生因为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香港拘留保外候审后，他在政协提案中，提出要向保护战时的将军一样，保护“那些优秀的企业家”。
我不知道看到这样的提案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我想说的是，面对这么多企业家的落马，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当时代已经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新视角了。
我个人觉得，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而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事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告诉我们，当中国企业成长壮大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是政府的正规化、法制化努力，导致那些基础不稳的民营大企业崩盘，而不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与权力干预，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前一段科利华、托普、德隆等一批企业的兴衰，只不过是这一环境变化的一个先兆，接下来，我觉得将会有更多民营大企业面临这一挑战。
所以，在我看来，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根本问题出在这一批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思维方式与逻辑。那就是，中国存在这么一批“市场政治家”，企图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方法来做大做强企业，进而成就自己的一番伟业。我想，德隆现象再一次证明了这种道路是一个死胡同。因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批企业家在以一种“英雄心态”在改造社会，是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英雄主义心态，英雄主义的心态只有在乱世中才起作用，但在中国走向法制的今天，任何与这种潮流相反的努力，都将注定是个必然的悲剧。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王石，作为八十年代的企业家，他一样经历过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但王石选择了什么？
“八十年代搞贸易利润在80%以上，利润高，大家都去搞，结果从80%掉到8%到2%，最后无利可图。后来我做了个计算，把万科1984~1994年的贸易盈亏相加，结果是负数！于是我得出结论：市场是很公平的。你怎么从暴利赚的钱，你再怎么赔进去。所以当我们进入房地产业时，尽管有些头脑热，有点盲目投资，但我还是把握住了一点，就是房地产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所以在1992年万科就明确提出，超过25%利润率的房地产项目我们不做。要知道那个时候社会上的说法是低于40%不做，一味追求暴利反而会丧失许多机会。”
在王石这样一个对比下，我想，从德隆现象到伊利现象，到创维现象，甚至近来若干上市公司的高管下台这一系列现象的出现，还说明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另一个关口的到来，这就是企业家的“原罪”。有人在呼吁不要追究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那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行为，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不追究也罢。其实真正追究他们原罪，让他们摆脱不了原罪的是他们自己：这批“原罪”企业家中，大部分并不具备自我忏悔的反省能力！没有忏悔，就只能换种方式继续他们的原罪。
比如中国消费者正在走向成熟，可他们今天的冲动与感性却被有些企业家叫做“中国特色”。比如中国政府正在走向以法治国，可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而纵容企业家破坏规则的行为，却被有些企业家叫做“中国国情”。不幸的是，我们相当一部分“原罪企业家”正是这种“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的制造者，所以，即使我们不清算过去，但他们自己却无法走出原罪的阴影！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把他们的过去上升为历史性的贡献，但他们今天的行为，却正在破坏企业的持续能力，结果这才有一批又一批企业家的落马，这实在是一种悲剧。
其实就单个人而言，我个人是很尊敬这些英雄的。但是，我觉得时势造英雄是一回事，我们如何评价这些英雄，进而确立成为时代的榜样，那又是另一回事。就榜样而言，以成败论英雄不仅不成立，而且很危险。道理很简单，成功是结果，如果我们把结果与英雄等同，那么，若干强盗与强权者岂不也会成为英雄？
自然界与人类的进化历程告诉我们，成功者之所以死于成功，大多情况下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无视环境的变化，把成功的原因当成永恒。对于那些自我感觉极好，无视环境变化的企业家，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比尔·盖茨的一句话，来提醒这些成功者不要死于自己的成功之中，这句话就是：你离破产有多远？
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姜汝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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