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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篇征文，思绪的潮水幽幽地洄溯到12年前，1992年我师专毕业，自然而然就当了一名闽北山区的农村中学教师，当时有统一分配的，开始我被发配到一个极偏远的乡，我不想去，我家就托了一个当官的亲戚去教育局走后门，居然改分配到一个离市区很近而且临闽江的小镇。从这事后我就坚信：事在人为。 如果不是那场让我心口隐痛不已的变故，教师是我第一份工作，也将是我最后的一份工作，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合格的好教师，有一叠发黄的奖状为证，那年头兴精神奖励，除了一纸“先进教育工作者”奖状，还有10多元钱的毛巾或枕头套之类的奖品。 刚工作时每月195元的工资，还居然月有盈余哪。我们新分配的老师都住在一幢50年代建的旧教学楼里，一间大教室用三合板隔成三小间，我住的那间小屋里墙上是一块黑板，有空时可以练习板书，你说学校多费苦心啊。三合板墙基本不起隔音作用，我邻居刘老师个胖会打鼾，他屋里的老鼠不堪忍受只好到我屋里避难。每天早晨刷牙时，刘老师总是满口白沫地问我：“一晚上你悉悉索索地不睡在干什么啊？”当时还算好，大家都单身，到后来刘老师谈了女朋友，我就更惨了，只好四处游荡到困得不行了才敢回宿舍。这种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日子，直到1995年学校盖了新的教师宿舍楼才结束，我凭着当上了校工会副主席才得以与在小镇上教大半辈子书的老教师一起搬进了新居，刘老师只是搬进了老教师退出的家属楼。说实话，其实住旧楼时热闹，张家吃菜李家喝酒的，几个单身老师常在晚自习后到校外的小菜馆喝酒，然后翻墙回来。 小镇很小，用教音乐的邵老师原话：他一泡尿可以从街头一直浇到街尾。一到天黑，街上除了几只觅偶的狗就没了人影。为了打发时间，我拿了一本陈之佛的工笔画谱，开始学画。一幅临了半年，两年之后，原本历史系毕业的我在教历史课的同时开始教上了美术，不管是我的历史课还是美术课学生都非常喜欢。我的课上总是笑声不断，轻松愉悦的。为了让历史课更生动，我和学生一起制作竹简、指南针、筒车等教具，我会将我的收藏搬出到教室：汉朝的五铢钱、北宋的陶罐、清朝的银元、民国的税票、建国第一版粮票。我上美术课时喜欢带学生到室外去写生，去亲近自然，画乡间简朴的小教堂，画古老斑驳的风雨桥，画田边悠闲的耕牛，画江中漂荡的渔船。画破庙里古拙的菩萨。小镇真的很美，我觉得处处皆可入画，如果没有太多物质欲望，那里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除了画画，我还学了一样乐器――二胡，是向教物理的李老师学的，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之于中。李老师那苦大愁深的水平，我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晚饭后，我一拉起二胡，开饭迟的老师可就省粮食了，因为没胃口了。我拉了一月后，教语文的冯老师夸我说：最近我们楼里的老鼠少多了，陈老师你的功劳很大啊，老鼠都让你折磨死啦。我2001年离开学校后，听说我的二胡启蒙老师――李老师有一阵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知道是不是让我折磨的。幸好我离开了，否则其它老师得了毛病，一定与我的二胡有关。 对于学生，我是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的，只是我教得学生太多，常不记得他们的名字，除了读书特好的和特调皮的两类。刚当老师时，有两个家住在很偏远村子的女寄宿生，特别纯朴，从名字上就看得出来，一个叫康春妹（毕业几年后，得白血病死了），一个叫康桂花，她们常在我门口的水桶里插上一些美人蕉之类的野花，然后一溜烟地跑开。或是周一从家里来时，就悄悄地在我的窗台上放上一大把酸枣、几个地瓜、几个春笋。记得有一次，窗台上的一个春笋就有好几斤重，那一周里我就吃二道菜，一道是笋炒肉，另一道是肉炒笋。小镇上的节日很多，像农历二月二、三月一、三月三、四月一，这里学生的家长特别热情，每到过节时一下课总是有许多学生围着：“老师，去我家过节”、“老师，你去年说过今年要去我家的。”、“老师，你不去，我爸会骂我的。”当主科老师和班主任的就更是热门了。 我在小镇上有一个老朋友张心友，不是交情老，而是这朋友年纪老，一个国民党的老兵痞，70来岁，光棍一条，是村里的“五保户”。他很乐观，见着人就喊“OK! 白白！”于是大家就叫他“OK”。“OK”常到我宿舍小坐，捎上一些自酿的米酒和自家地里种的青菜。然后开始评论我贴了滿墙的画。OK”是个热心人，“OK ”想在他村里为我找一个村姑。 学校边上有一个很大的湖湾，我常提着一篮的啤酒，邀上一二个朋友，在湖湾里划一叶小船。乡间的月色映着起伏的山峦，幽幽的虫鸣伴着几声犬吠，扑朔明灭的流萤和农家昏黄的灯光，一边饮着，一边划着，直到月色阑珊。 好在当时每年都有新的女老师分配，每到新学年，光棍们就像猎人盼着猎物一样等着，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在花开的季节离开了那美丽的校园，离开了我工作了近十年的岗位。 时常在梦里，会出现那映在江面的月色和那宁静的村庄，还有那纯朴可爱的学生。我那第一份工作永远是我生命中不磨灭的美丽的印迹。 [em0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19 12:21:40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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