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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综合精华]我们的新教该是什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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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4-2 19:08:0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文化分析

原文来http://www.topoint.com.cn  作者: 肖知兴


  中国企业家正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转轨经济需要企业家在种种制度和文化的变迁中做出冷静的分析与判断,把握属于自己的机会。另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国企业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管理变革,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
  要想在变革时代完成自己的使命,需要中国企业家有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领悟,一种对当下制度及文化环境的深度体认,表现为领悟之后的决断。

  “我们是一边跑一边回头学走路。”这是一位中国企业家对自己企业的判断。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已经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回头解决企业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上的问题。这种仓惶上路的紧张感似乎是很多企业家共同的心理体验,在企业经营中他们必须完成诸多使命:产权改造、激励机制、管理变革、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等等,而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商业环境,需要更多的智慧,而这种智慧需要某种更为广博的精神资源的推动。

  什么可以在更本原的层面上推动中国企业的管理变革?是ERP吗,是供应链管理吗,是业务流程重组吗?这些企业管理技术层面的因素正在推动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程,它们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仍然期待一种更深厚的精神资源的出现。

  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经给无数中国企业经营者带来启发。胡雪岩的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的生意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变革时期的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为了生意,胡雪岩甚至把自己心爱的小妾送给了别人。毫无疑问,这种严重扭曲的人格并不能成为现时中国企业家的榜样。曾国藩在晚清乱世整合各种资源的手段和谋略曾经让不少企业家为之叹服,更有不少企业家津津乐道于清宫王朝戏,揣摩其间的帝王权谋之道,这些显然不是是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精神资源。

  曾经有人认真研究西方新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要好过“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宗教信仰对于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却又很难出现一个可以临时抱的上“佛脚”。

  但是管理大智慧的出现的确需要“管理”之外的精神资源的支撑,因此,对于更有创生能力的精神资源的追寻和探索,将是我们极为重要的一项任务。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高登·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是国外较早研究华人企业的管理学者之一。他于1990年出版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迄今为止仍是在这个领域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雷丁在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东南亚海外华人企业赖以成功的精神资源?

  走向卓越的精神障碍

  雷丁的结论大致可以用私人性、家长制、不安全感三点来概括。首先,华人的私人关系网络是他们进行各种商业交易的基础,包括外部市场上的交易和人员雇佣这样的企业内部交易。基于私人关系的各种交易不需要正式合同,往往效率很高。其次,华人组织里实行家长制,等级分明。不同等级的权利、义务不同,低层要孝顺、服从高层,但反过来高层也要关心、照顾低层。家长制的组织在一定规模内往往有很高的凝聚力。第三是不安全感。海外华人身处异乡,人生地不熟,随时可能遭到当地人的掠夺和驱逐,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压力变动力,华人不得不辛勤地劳动,孜孜于经营,时刻不敢懈怠。

  雷丁本人热爱亚洲文化,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但他仍然带有欧美人的视野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私人性、家长制、不安全感也正是妨碍华人建立世界一流卓越企业的精神障碍。私人性、家长制本质上讲的是同一个现象:华人不善于建立非私人的、基于契约的、平等的、正式的合作关系。反映到企业内部组织建设上,华人企业不善于进行职业化管理,搭建有可延展性、可复制性的大型现代科层制组织。而大型科层制组织是现代企业竞争的载体,尤其是在汽车、金融、大型连锁等战略性行业。在外部市场交易上,华人不善于与外人、陌生人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市场交易往往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生意伙伴大多是熟人或者熟人的熟人。小圈子内交易成本降低的代价是圈子之外的交易成本趋于无穷大,交易根本无法实现,从而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古往今来,中国人这个“合作障碍症”的顽疾不知让多少人扼腕而叹。要想治病,先得明白病理,我们先来看博弈论对合作的研究。大家都知道,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中(一锤子买卖),个体的经济理性使得大家走向集体福利的反面,无法使参与博弈的各方达成双赢或多赢的合作关系。但长期的交易关系(包括外部市场上、企业内部交易)相当于重复的囚徒困境,而重复的囚徒困境在一定条件下则有可能形成合作的均衡解。

  问题在于,重复的囚徒困境的合作解只是所有可能均衡解中的一个。大量研究表明,任何经济手段、经济理性设计都无法保证合作的自动实现,合作只有靠博弈各方的“常规” 、“预期”、“信念”来实现,而这种“常规” 、“预期” 、“信念”只能是外来的、外生的变量,只能靠共同的精神信仰来提供。也就是说,经济理性、法律理性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只能通过信仰的力量来调节,需要更为宽泛和深广的文化层面上的精神资源的支持。

  伪集体主义与企业生存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的“合作障碍症”根于缺乏一个基于普遍主义的精神信仰。在西方,这种信仰来自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人人生而平等,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各自平等地面对上帝,向上帝负责。在日本,这种信仰则来自于神道教、天皇崇拜,为国家、天皇,个人愿意贡献一切。西方强调个体本位、个体主义,先民富再国强;日本则强调集体本位、集体主义,大河有水小河满。

  那么中国是什么?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一般都很牵强地把中国归入集体主义。中国与日本的区别绝对不比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小,怎么能都是集体主义呢?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伪集体主义”。一个“伪”字,道尽中国文化密码。

  伪集体主义指的是中国人有两套理论,表面上讲集体主义,骨子里行利己主义。集体主义是话语(Discourse),提供合法性(Legitimacy), 起到遮羞布的作用。 满嘴里是天下、集体、以XX为家之类的大话,却都是给别人听的,自己其实从来不信。

  所以中国公司内,高层给低层讲集体主义,强调奉献、服从的义务,却往往忘了自己关心、照顾低层,倾听低层意见的义务。集体主义中“子孝”与“父慈”相辅相成,比如日本公司里上司往往就非常尊重下属的意见,努力实行真正的集体决策;中国公司却往往名为集体决策,实为一言堂,下属表达的意见都是察言观色的结果,所以能够“发领导之未发”的下属往往平步青云。日本公司采用年功序列,其实质是一种延期支付制度,相当于员工给公司提供一笔信贷,员工年老了再支付;中国公司到该支付时却往往赖账,通常的手段是“买断工龄”,甚至找个茬儿把你开除了,几十年的老账莫名其妙地被一笔勾销。

  父不慈、子难孝。中国公司的低层处于一种很尴尬的位置。一部分是老实人勤勤勉勉地服从、奉献;一部分则很勉强地虚与委蛇;一部分却变成了异议分子,整天牢骚满腹;另外一部分则成为机会主义分子,慢慢走向利己主义。

  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建成了相当成功的科层制组织关系,但是这种组织是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国有企业中,企业家的“觉悟”往往成为产权激励政策的替代品。这里面既有长期政治话语的熏陶,也有对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精神,“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互利精神的重新发现。但因为“觉悟”往往可遇不可求,企业高层领导的榜样作用,或者说是“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往往不能继续。因此就缺乏树立长期竞争优势的体制保障。

  寻找怎样的精神资源

  新加坡资深政要李光耀曾经不无遗憾地宣称亚洲价值观已经过时,走集体主义道路的日本如今一直处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中,看起来只有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影响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如今仍保持强劲的竞争力。

  中国人路在何方?是努力重建千疮百孔的集体主义,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个体主义?中国企业如今更关注的似乎还不是这些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们现在更关心诸如产权制度、法律框架、激励机制、诚信体制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和经济理性一样,法律的理性是有边界的。缺乏共同的信仰,即使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框架,利己主义对利己主义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中国企业界有很多“兄弟阋于墙”的例子,传统中国人别的方面再怎么“伪集体主义”,在家族荣誉这个问题上是不含糊的,祖先崇拜把大家庭牢牢地凝聚到一起。一些西方人如意大利人往往也是家族荣誉至高无上,在危难时刻绝对要保持团结,不能让The Name of the Family(家族荣誉)蒙羞。最近,菲亚特家族第三代掌门人去世,其庞大家族在危机中的团结能力,着实令人钦佩。中国私人企业如果连家族荣誉都不要,就等于中国人在家族内部发展合作的能力都扔掉了。毫无疑问,传统的家族集体主义在当前的社会文化中已经处于崩溃解体的境地。这是一个文化“失范”的时代,新旧传统精神资源都正在流失,能够支撑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精神资源在哪里?

  有慧心、想建立百年基业的中国企业家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觅着,虽然每个企业的探索可能因它的行业归属和企业家个人精神特质而有所不同。中国现阶段比较成功的几个企业在精神资源问题上都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探索。

  海尔的文化是日本式集体主义与德国式理性精神的融合。创业阶段的海尔受到较深的日本式集体主义的影响,强调员工对企业、国家的贡献(“敬业报国,追求卓越”)。海尔模糊的集体产权与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相得益彰。海尔员工工作压力很大,薪水在同行里又不算高,很难想像一个公司能长期维持这样的局面。网上曾流传一封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公开信,痛诉在海尔公司实习的“悲惨”遭遇,如果此事属实的话,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海尔的集体主义与那些更为张扬个性的文化之间碰撞的结果。

  “不能叫雷锋吃亏,以物质文明巩固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来形成千百个雷锋成长且源远流长”的提法,曾经在华为内部产生很好的沟通效果。华为总裁任正非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并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去凝聚员工。与海尔不同,华为公司有不逊于外企的高薪以及大方的内部股权制度,曾有报导说华为高层领导不设专车,吃饭、看病一样排队,与员工付同样的费用,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努力保持上下平等。这种“革命集体主义”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所以进华为的新人流动率很大),但一段时间内它的强大战斗力却让对手们闻之胆丧!

  联想建立的是一个类似于西方个体主义的企业文化。大家对杨元庆在联想公司推行直呼其名的做法可能印象较为深刻,看起来是小事,其实质是在用平等观念改造中国的根深蒂固的等级文化。联想的文化不高调,不强调新旧传统中的那些集体主义观念。联想的四条价值观(“服务客户,精准求实,诚信共享,创业创新”)中的“诚信共享”与精神资源有关。公司的标准解释为:“我们诚实做人,注重信誉,坦诚相待,开诚布公;我们尊重他人,注重平等、信任、欣赏和亲情;我们分享远景,相互协作,共享资源,共同发展;我们把个人追求融入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之中。”不讳言个人利益,平等,尊重,信任,分享。所以联想的个体主义文化是有一定的延展性和自我复制能力的。

三个企业的精神资源各异,一段时间内都比较成功,但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要找到一个和西方的新教、日本的神道教等量齐观的精神资源,担当为广大的中国企业提供“精神核子弹”的重任,看起来还离不开儒家。中国台湾的王永庆和张忠谋,作为两代华人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一个走传统的家族集体主义,一个走西式个体主义,但在创造性地利用儒家精神资源方面,做得比内地企业要好。几乎与西方新教改革几乎同时出现的王阳明的“心学”,对个体、个性的发现与重视,对于儒学的现代化,都有很大的意义。只是“心学”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点像新教那样刚开始在英伦、北欧发展),可惜在中国内地却只任其在寂寞中花开花落。

我们的精神资源应该是什么形态,是否一定是“儒学”,恐怕谁都不敢妄充先知。但是这样的问题是大家都要面对的:工资、奖金、股权能“买到”员工表面上的投入,员工对企业的深度认同则需要价值观层面的统一,需要一个共享的精神资源;同样,经济理性、法律理性也许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小康问题,但很难带来一个高度发达、长期繁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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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转贴过来. 文中提到的关于商业伦理的思考, 以及我们前段时间讨论的成功"学"及培训等等,我觉得都可以一起参照一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4-2 19:14:4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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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1 21:11:15 | 只看该作者
心学能否成为“新教”,期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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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4-24 09:50:00 | 只看该作者
这麽多评论,很好。我经常到企业,觉得杨子文章也非空穴来风,我们的企业实实在在存在许多问题,我认为外部环境是首要问题,即“人情网”“圈子”,有时,我和周围许多人也很无奈,否则,你很有可能成为“异类”。其中,最缺乏的就是公平,到企业内部,就是缺少高效的制度安排,大多数人都在为个人利益想尽办法,而有了“好的外部环境”,他们不会计较外部成本,因为没有约束,外部也不会形成竞争。
所以,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才能使企业这个肌体不受有害物的侵袭,有好的制度安排,才能人人讲诚信,使企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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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4-23 17:23:00 | 只看该作者
坦白、真诚还是好,不能针对所谓的不同的看法大肆宣扬、指点江山,应该怎么作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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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3-4-19 22:29:00 | 只看该作者
hover 兄是行胜于言, 我是没事瞎琢磨,呵呵 !

下面的这段话送给 hover 兄这样的实干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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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家协会的信条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一个不寻常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

我拒绝用刺激来换取施舍;我宁愿向生活挑战,而不愿过有保证的生活;宁愿要达到目的时的激动,而不愿要乌托邦式毫无生气的平静。

我不会拿我的自由与慈善作交易,也不会拿我的尊严去与发给乞丐的食物作交易。我决不会在任何一位大师面前发抖,也不会为任何恐吓所屈服。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我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自豪地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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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4-19 19:38:00 | 只看该作者
感觉谈论的越来越偏向文化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写的多了,显示出理论基础的不足,不敢下笔了。
扬子的转的文章很好,我想包含我想说的东西了。希望 大家继续讨论。
兄弟最近在开公司,忙得焦头烂额 。不过觉得自己心里还是有了些异教徒的精神。哈哈 ,搞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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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3-4-18 19:51:00 | 只看该作者
楼上提到的这本书的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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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篇 人性论
   人的本性都是恶的根性,人的生命即是对这些恶的根性的燃烧。火焰象征着人的精神,它引人向上,向着真、善、美。生命燃烧得愈是完全,精神愈是美丽、愈是富贵。
第一章 自然的人性
  主张人性本善的中国人,却让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皇权制度为自己造出了一个非常缺乏人道、非常不善的官场化社会。而主张人性本恶的西方人,近500年来竟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民主、自由,相对而言更富裕、更尊重人道的社会。这个巨大的悻论是怎样产生的呢?
  1.人性的生物之根
  2.基因:人性自私之根
  3.自私与原恶
  4.原恶:永恒的人类本性
第二章 社会的人性
   世界上的人类赖以表现其人性的时、空、信息场综合分解为官场、市场、情场。在官场,人类追求权力;在市场,人类追求利益;在情场,人类追求情感。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可由其人性场的中心所在判断出来:以官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权力高于一切,必定是愚昧专制的;以市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金钱高于一切,难免腐化堕落;惟有以情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才可能是最文明的理想社会。
  1.人性场:官场、市场、情场
  2.人性场与陷阱
地篇 人格论
   只有执著于至少一种人类原精神的民族才可以称之为世界性民族,而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总会有它典型的人格。我认准中华民族、英语民族和犹太民族。
第三章 三大世界性民族:中华民族、英语
    民族与犹太民族
  1.共性
  2.差异
第四章 世界性民族与典型人格
  1.中华民族与典型的官场人格
  2.英语民族与典型的市场人格
  3.典型人格与原恶
  4.典型市场人格使命的终结
  5.犹太民族与典型的情场人格
  6.场化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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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4-17 20:33:00 | 只看该作者
推荐大家一本书《中国人性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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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3-4-15 16:36:00 | 只看该作者
西方的新教精神也在面临困惑, 下面是与此话题相关的另外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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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下的资本主义精神

张跣/文

----在诚信极度匮乏的时代,回到马克斯·韦伯所倚重的新教伦理,探究——
----在写给美国总统布什的一封信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饱含讥讽,字字针砭:“我手下的部长的确有腐败行为,他们有时会贪污几千美元。不过,和你们国家的‘精英们’相比,他们的勇气和魄力实在是不值一提——我听说安然和世通的老板能够造出几十亿美元的假账,令一个世界性的跨国公司一日之间倒闭关门,数万人一觉醒来就没了饭碗。我打算请安然公司的老板做我的财政顾问,他好像在公司破产之后仍旧逍遥自在。”

----不知布什总统看后会作何种感想。安然、世通、施乐等公司的动辄几十亿美元的假账,不仅仅让布什虚火上升,更重要的是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甚至在伦理和精神的层面上撼动了资本主义的基础。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其封面文章中惊呼:“美国资本主义正在受到打击。”《金融时报》更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计划”。但是,种种“挽救计划”似乎都不可能触及伦理与精神,那是更隐秘也更具决定意义的地方。

----回到马克斯·韦伯

----我们不妨回到1904年的马克斯·韦伯,探寻资本主义有怎样的伦理和精神。

----在其对现代社会科学影响广泛和深远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产业地域分布、职业统计、宗教构成、教育类型等诸多因素的考察,韦伯着重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的关系。在韦伯看来,对资本主义精神发生影响的酵母,应该到西方宗教精神,尤其是新教精神中去寻找。“新教”,德文原文为“Protestanten”,意为“抗议者”,指的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各教派以及随后又从这些教派中分化出来的更多教派(包括路德教、加尔文教、虔信教、卫理公会、浸礼教派等)的统称。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尤其是天职观念、命定说、禁欲主义、忏悔期限论等内容,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是新教伦理也是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精神具有以下的涵义:

其一,对金钱的追求或者通俗地说赚钱成为一种“合理的伦理原则”,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而不单是那种到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

其二,赚钱,表现着一种“与一定宗教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情感”,是资产阶级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


换言之,赚钱,这是一种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留有宗教“天职”的成分,有钱不赚、失去赚钱的时间和机会等于渎职。“天职”一词“把完成世俗事务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认认真真地完成上天所交付的世俗使命,“敬神如神在”,是韦伯眼中的新教伦理要旨。在韦伯看来,赚钱的天职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认为,基督教禁欲主义本来就存在着某种明确的合理特质;而在新教伦理中,禁欲主义更是发展成了一种系统的合理行为方式。它使一个人能够抑制感情,坚持按照清教所宣扬的永恒动机行动。禁欲主义最紧迫的任务在于,通过使其信徒的行为规律化,消除自发的、出于冲动的享乐,让他们能过一种警觉而又睿智的生活。在韦伯看来,限制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其结果是“强制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

----通过相得益彰、互相促动的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把限制消费的行为与谋利行为结合起来,促进财富的增长,完成上天交付的世俗使命。这大概是韦伯思想的基本内容。所以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

----而现在,让布什总统感到尴尬和棘手的是这样一种现实: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因天主教的丑闻而蒙羞,诚信因华尔街的假账而动摇,对财富创造的信仰因CEO的贪婪而堕落。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许多跨国大公司经营困顿,甚至入不敷出。另一方面,CEO们年薪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社会平均财富的增长速度。而且这种景象显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几年,执行官和经理人的年薪像膨胀的气球一样迅速进到了9位数的亿元级年薪阶段。即使是像世通公司这样丑闻频暴、欲盖弥彰、随时面临坍塌的大型企业,其高层经理们的幸福生活似乎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就在世通公司申请破产的时候,该公司前首席财务官斯科特·苏利文的豪华住宅仍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而安然公司的那些妙龄白领,除了充当裸体封面女郎以示抗议之外,也没有了更好的办法。不仅如此,舞弊成风,贪婪盛行,已经成为商业领域公开的秘密:会计公司为了获取审计咨询费而屈从于客户的不正当要求;董事会的董事不能真正代表股东行使监督权;CEO们忙于在个人的小算盘上精打细算现实的收入,不愿更多地顾及企业的长远发展;数以万计的小股东们在资本市场上看着自己的退休金化为废纸。

----在“天职”蜕变成了“天谴之职”、“禁欲”堕落成了“尽欲”之后,CEO、CFO们也大变活人般地成了令人感到陌生和惊恐的UFO。也许此时布什总统的对手不是本·拉登、萨达姆、阿拉法特们,而是那些不仅高谈阔论而且举足轻重的CEO、CFO们——他们不仅掌握着经济命脉,也掌握着资本主义的精神命脉。尤为重要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命脉乃至“精神命脉”,与其说他们在维系,不如说是在蚕食。

----尽管对资本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反思与怀疑已经在媒体的喧嚣与躁动中荡漾开来——我们其实不必当真,不必当真以为资本主义真的就要怎么样了,也不必当真以为资本主义精神真的已经怎么样了。或许,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网络日益复杂和深刻的今天,我们倒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资本主义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甚至,资本主义有“精神”吗?现在还需要那些似乎已经老旧的“新教伦理”吗?

----需要怎样的精神

----事实上,对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生史上的地位,即使韦伯本人在其著作中也从未下过肯定的、独断的界说。在历史因果模式上,韦伯始终秉持多元、相对的立场。就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韦伯对当时欧美资本主义现状也并不满意。与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相比,他更早也更敏锐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的机械理性对人性的吞噬:文明的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以文化堕落、道德沦丧为代价。尽管通过历史的分析,他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密切关系,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诅咒起了资本主义文明。在该书的最后几页,他说:深受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已经把“财富”这一昔日圣徒们随时可以抛掉的“轻飘斗篷”,变成了一只禁锢人性、污染灵魂的“铁的牢笼”。他接着发表了一段略带悲观和无可奈何的独白:

[I]----“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I]

----韦伯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特别是社会转型的时期,都不会是一首静谧谐和的田园诗,而更像是一场乱哄哄的闹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尽管他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开创出现代工业文明的,不是那些投机政客、暴发户和奸商,而是在天职观念引导下克制、诚信地创造财富的新教徒们。也许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他只能多少有些无可奈何地把资本主义分为“合理的资本主义”和“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对于韦伯理论内在的矛盾,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从方法论上讲,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提纯。

----尤其是,作为历史分析的韦伯理论本身就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这其实是一种必然。在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和审视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理论武器的历史局限性。事实上,市场经济有着起码的诸如“公平”“公正”的价值系统,而“信用度”是社会价值基础的基础。追求利益最大化和追求信用导致的成本增加,构成了一个基本悖论。现代社会经济机制和经济关系,特别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内涵和手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生产—再生产”的缓慢扩张,也不是稍后阶段的小规模的资本扩张,而是更加依靠资本市场来进行大规模、高速度的资本扩张。经济增长带动的投资冒进心理,创新、兼并带来的迅速实现盈利的“CEO文化”,以及解除管制带来的制度漏洞,导致了这一时期道德风险增加。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信息不对称的机会也就加大了。这种不对称最终会导致高层管理者受利益因素影响的机率加大,道德风险也因之加大。因而,就以新教伦理为重要内容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而言,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历史性以及与此相生相伴的局限性。

----就像是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一样,也没有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精神。从“不新教伦理”到“新教伦理”、从不诚信到诚信、从不道德到道德的转变,不是靠良心发现,不是靠道德律戒,而是随着市场竞争机制不断健全。换句话说,诚信是有其经济规律性质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形成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因此,尽管可以呼吁“德治”、呼吁信仰、呼吁建立“有教堂的市场”,但是我依然认为,机制才是硬道理。

----从这个角度讲,韦伯的意义主要不在于他说对了什么,而在于他关注了什么和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向往。


IT经理世界版权所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4-15 16:41:1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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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3-4-15 16:31:00 | 只看该作者
你的反驳有一定道理, 同时我觉得作者或许不一定就是在故作高深.

希望早日看到你的 " 补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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