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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时开始一夫一妻——读《万历十五年》有感之一
作者：肉唐僧__ 提交日期：2004-01-08 21:00:00
一说起历史，中国人总是颇自豪的。5000年文明源远流长，比起今天得势的西洋、东洋鬼子来，自是大大的优越。可翻开史书一看，却很有几分尴尬：我们有准确记年的历史，只能追溯至841BC，也就是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就语焉不详了。以至于武王伐纣这等大事儿，历史学家们也只能吱吱唔唔地说：“肯定有这事儿，具体年份嘛，不是1027BC，就是1122BC。”你看，不过是三千年多前，这么大的事儿居然就有了近一百年的误差。
九十年代中期，宋健出访埃及，看到埃及在古代史和文物研究上的成就，深受刺激。联想到咱们自己，周以前的历史，不过是东周人编撰的一些神话故事。硬碰硬地拿纪年说事儿，竟说不到三千年之外，这和埃及相比，差距未免过大。还要硬撑着说咱也是四大古代文明之一，面子上终究不太好看。
回国之后，宋健拿出5700万块钱来，交给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字专家和物理学家，让他们去河南、山东到处刨地。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如今，我们对夏商周三代的知识，较前已有大大的进步。这自然要得益于考古学近年来的大量新发现。黄仁宇以他的“大历史观”蜚声海内外，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他又于1993著《中国大历史》一书，对自己的大历史观做全面诠释。但宥于当时考古知识的匮乏，他对到底有没有夏这一朝代都不抱足够的信心。书中他这样说道：“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
随着二里头文化的进一步挖掘梳理以及齐家文化遗址的出土，夏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但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夏的文字——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仍只是起源于商朝。从传统定义来看，“文明”二字是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的：一是要建立起国家这一政治社会组织；二是要有文字。现在的问题是：关于夏，只发现了城郭，而没有文字。那么，夏是个国家呢，还是仅仅像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那样只是个部落联盟？它有资格被称为夏朝吗？
一批中国史学家倾向于承认夏是国家而不仅仅是部落联盟。与其说这是出于乐观，不如说是出于将中国文明历史再向前追溯一大截的急迫心情。关于夏的文字缺如，他们这样辩解道：“那时的文字都是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上，时间久了，自然就烂掉了。”
这么一来呢，就死无对证了。心里犯嘀咕的悲观论者，也拿不出夏不是个国家的证据。这种情况下，再提反对意见，不过是白落下个“没有民族荣誉感”的恶名，谁愿意呢？！于是，史学界便“形成共识”：夏是一个国家。
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夏朝，是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如果夏只是个母系氏族社会，那么，再考虑到没有发现它的文字，再将夏称为国家，似乎就不那么说得过去了。
乍一看，这问题似乎不存在。《史记》开篇就讲轩辕氏的黄帝，取代了“德衰”的神农氏炎帝。单从炎帝和黄帝的姓氏看，似乎就有端倪可寻：轩辕氏，自然是热衷于征伐的放牧人；神农氏，自然是个种地的农民。这暗合了理安·艾斯勒的理论：父系对母系的取代，源于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征伐。于是今天，许多人愿意相信：公元前45世纪的中国，就开始有了以一个名叫黄帝的男人为首领的父系氏族社会。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中国的父系社会的历史，即可推溯至6500年以前。而父系氏族社会，和国家这一政治社会不过是半步之遥。至于文字嘛，那是因为当初写在竹简上和丝织品上，早烂光了。不像苏美尔人的泥板，可以保留至今。
这个说法，岂不大快人心？！
可是，《史记》又告诉我们，黄帝出生是因为“其母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可见以黄帝为代表的轩辕氏，是来源于一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部落。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史记》的说法，黄帝的二十五个儿子分属十二个姓。如果黄帝是个父系氏族首领的话,这可怎么解释呢？
从考古发掘来看，一直到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才第一次看到有成年男女合葬在一起的墓葬形式。其年代，是在公元前4040年至公元前2240年之间，比传说中的黄帝至少晚了500年，差不多正好是传说中属于尧、舜 的时代。但是，在133座墓穴中，能够确认是一对成年男女的合葬在一起的墓，只有4座。即使是这四座，我们也无法确定葬在一起的这四对男女一定就是夫妻。
说到尧、舜其人，不免让我想起陈顾远先生所著的《中国婚姻史》。按陈先生的意思，尧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之后，舜的弟弟象，也是可以与两位嫂嫂睡觉的。另外，《淮南子·汜道训》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昔苍吾绕娶妻而美，让其兄，……孟卯妻其妻，有五子焉。”如果我们以这些为依据，认为尧、舜时期中国即已进入了父子、兄弟共妻的早期父系社会的话，未免失于轻率。要知道， 这些不过都是东周人编撰的一些神话故事罢了。到底有没有尧、舜其人，都还成问题。有的史学家就以上述资料为依据，主张中国进入父系社会是始于尧、舜。如果是这样，那倒不如更进一步，干脆相信是始于黄帝得了，至少又能早上五百年。因为，《史记》里一本正经地介绍过，黄帝的正妻叫嫘祖，还生了两个有名有姓的儿子，一曰玄嚣，二曰昌意。这样的说法，你信吗？怎么会这么巧，黄帝娶的大老婆恰恰就是发明养蚕的“蚕花娘娘”？
所以，神话传说这样的“软资料”虽不可完全弃之不顾，但在解读的过程中，也要参照考古发掘这样的“硬资料”。两下吻合了，才能得出一个比较靠得住的结论。
齐家文化的时代正好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之间，与夏朝的时代吻合。不过在墓葬上，一夫一妻式墓葬的比例虽然较尧、舜时期的大汶口文化要高，却仍远不是主流。多数考古学家谨慎地认为，即使齐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父系氏族社会的形态，那也只是萌芽，绝没有成为当时婚配形态的主流。
这样谨慎的态度，似乎也得到了史料文献的支持：《尚书》和《史记》中，都记载了大禹在舜面前表功的一段话：“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 。这段话的难以翻译，就在“ 辛壬癸甲”这四个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曾颇多争议。郭沫若的解释，是说辛壬日娶妇，癸甲日生子。也就是说，大禹娶了这个涂山氏的老婆之后，过门才两天就生下了儿子启。为了圆这个说法，又有人扯出这么一套解释：那时的女性是有婚前性自由的，男子因而有“杀首子”的习俗——将娶回来的女人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杀掉，因此大禹便“生启予不子”了云云。但是我们知道，启并没有被杀掉，也没有被大禹不承认。日后，他还继承了大禹的权力，当上了夏朝的第一代国君。这个解释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是：不把启当亲生儿子，和“成水土功”之间有什么因果关联呢？为什么非得“生启予不子”，才能“以故能成水土功”呢？
对于“辛壬癸甲”这四个字，张光直先生在其《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做了这样的解释：“我娶涂山氏女子，是名门正户，且符合辛配壬、癸配甲的嫁娶规则。生了儿子启，我也没有回家看望，因而成就了治水的功绩。”这个解释不仅合情理，还与后来商朝的庙号相吻合。相比之下，郭沫若的解释这就显得很没有道理。试想，如果大禹真的娶了位两天后临盆的孕妇，他会拿这个说事儿吗？
大禹说“ 辛壬癸甲”这四个字的时候，神情中一定是充满自豪的。这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古希腊的那些英雄们在战场上自报姓名的方式：“我，阿喀琉斯，高贵的珀琉斯的儿子……。”一件值得拿出来炫耀的事情，一定不会是平常稀松的。由此可见，大禹能够确认启是自己的儿子，同阿喀琉斯能够确认珀琉斯是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当时一定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即使到了现在，祖上曾经荣耀过的人家给孩子起名字，也会与普通百姓有所不同。比如阿拉伯的奥森玛·本·拉登、西班牙的罗伯托·唐·卡洛斯之类，这名字中间的“本”和“唐”，就是“某某人的儿子”的意思，法国人名中的“德”以及荷兰人名中的“范”等等，估计也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试想，以大禹的社会地位，照规矩娶老婆也值得如此夸耀的话，当时的婚俗，亦可想而知。
夏之婚俗，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杂、乱。
杂，是指各种各样不同婚制的多元化并存。所谓“上古万国、至商三千，于秦则无”。这些组成了夏朝的大大小小、数目繁多的部落，其婚配模式自然也是形态各异的，既有早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又有母系的普那路亚伙婚制，甚至还会存在更加落后的血婚制部落。
乱，指的则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新问题——族内婚！
我们知道，在周朝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某人生了儿子，就将他命名为某某氏；而生了女儿，则将她命名为某某姓。这样的解释是说不通的，一对男女遵守母系的婚配原则也好、遵守父系的婚配原则也好，属于他们的子女不应该有姓氏上的不同。“姓”这个字，本意即为“女生”，因此，“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真正意思是，如果是遵照母系的婚配和承继规则，那么孩子就称姓；如果是遵照父系，那么孩子就称氏。由此可见，“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时期，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婚配和承继制度并行的时期。这种双轨制并行的例子，见于云南彝族的他鲁人。他鲁人的年轻姑娘如果不愿意出嫁，那她就会和一个母系的纳西族姑娘一样：呆在家里接待本氏族之外男子的拜访；当然，她也可以选择出嫁：离开自己的氏族去和自己喜欢的男子一起生活。在前者，她的孩子随母姓，也就是“称姓”；在后者，她的孩子归男方，也就是“称氏”。
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母系和父系“双轨制”的时期，即使是在同一个氏族中，也同时存在有认同父系婚配制度的“新派人士”和坚守母系婚配制度的“传统人士”。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的并存，必将造成婚配上的混乱。比如：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妹，如果是按照父系的新派观点来看，他们是同一氏族的，不能通婚；可如果按母系的传统观念来看，只要他们各自的母亲不属于同一母系氏族，那这一对兄妹就可以结婚。
在实行群婚的母系社会以及早期的父氏社会，对于男人们来说，他的姊妹以及所有那些可以和自己有性关系的女人所生的孩子，都是他的儿子或女儿；对于女人们来说，她所有的姊妹和兄弟的孩子，也都是她的儿子或女儿。所以，古代一对被称为兄妹的男女，往往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共同的父亲及/或母亲，而仅仅意味着他们是同一氏族中属于同一辈份的一对男女。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关于古代兄妹婚的各种传说，指的不过是族内婚而已。
父系氏族社会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男人们不但在一定范围内共享妻子，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在一个父系氏族社会中，妻子们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抢来的、有买来的、也有从战败部落中俘获来的。所以，从早期父系氏族中妻子们的角度看来，属于同一父系氏族的兄妹之间完全有通婚的资格——只要他们不是一母所生即可。这样一来，恰恰是母系社会所严守的族外婚观念，为早期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族内婚提供了伦理上的依据。
居住在云南的基诺族，便是这种情况很好的一个例证。婚前，同一氏族内属于一个辈份的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和同居，只是正式的婚姻需要与氏族外的异性相缔结。因此，基诺族青年往往会陷入一个痛苦的境地：有机会自由恋爱，却不得不和另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缔结婚姻。不过，如果两个人实在爱得太深了，无法分开，那么，在征得族内长老的同意之后，便举行祭祖的仪式，然后就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从神话传说中，也可看出父系取代母系的过渡阶段，曾经有过的这个族内婚问题：早先母系社会的时候，人们崇拜的只是一个女神，人类是由女娲“抟土为人”而产生。后来，她不耐烦了，改用一条鞭子在黄泥巴里蘸一蘸，朝四周乱甩，于是一个个泥点子变成了人，由此，女娲造人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这似乎解释了中国人的肤色以及何以中国会有这么多人；到了早期父系社会的时期，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也有了相应的新版本：出现了一个男神盘古——女娲的兄弟，他和女娲结婚，于是产生了人类。其它民族也有大同小异的故事，比如希腊，先是只有女神盖娅，后来她生了个男神乌拉诺斯，这一对母子再生出奥林匹斯山上的第一代众神。宙斯称王之后，便娶了自己的姐姐赫拉。
夏朝经历了约470年、十七代王之后，权力从桀的手上转到了商汤。从殷商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文字记载。这个来自东方的新统治集团，还保留着浓厚的母系氏族遗风。在王位的承袭上——按张光直先生的意见——还是舅甥承继，而不是父子相传。贵族们虽然都姓“子”，但是以天干为名分成十支，以甲、乙两支为首带一组，以丁为首带一组。两组间实行族内婚，以保王位血统的纯净。一个人能否继承王位，他的母亲在氏族中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夫一妻式的合葬也只占到三分之一。而且，从墓葬中陪葬品的情况来看，女性的地位并不比男人差。迄今出土的最大的青铜礼器司母戊鼎，出自商王武丁配偶的墓——而不是商王本人。从卜辞上我们也得知，武丁的另一个配偶妇好，还曾经率领大军四处征伐，战绩相当辉煌。
那么，会是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属于中原文化的夏朝，父系社会发展的水平很高。只是在被来自山东的新主子殷商征服之后，朝着母系社会“退化”了呢？这个可能性看来很小很小。一是按照理安·艾斯勒的理论，如果有一对邻居，一个是父系氏族社会，另一个是母系氏族社会。那么，挑起事端并能打赢战争的，应该是父系氏族社会的那一个。另外，《论语》中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里说的“诸夏”，当指中原地区与夏王朝并存的众多部落。孔子的这句话告诉了我们，总的看来，务农的夏代，其父系社会形态的发展水平要低于东方和北方的少数游牧民族。在这句话中，孔子举东方的夷和北方的狄，而不是提西方的戎和南方的蛮，似乎并不是无心的。我们知道，取夏而代之的殷商，来自于东方；而取商而代之的周，则恰好来自于北方。
由上看来，夏是一个国家的可能性很小，看起来更像一个母系的部落联盟——和印第安人的情况差不多。而至于商，我们确切知道的事情有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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