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绝望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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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谈理想是件奢侈的事。一切的期盼，都寄托在那条叫做高考的唯一出路上。   

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但同时，它也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它的“贫穷”和“高升学率”形成鲜明对比，教育和高考成了这里居民的唯一希望。但考试为什么不能改变这里的现状？

当一个地区全民只剩下教育时，又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地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1 7:54:3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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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名叫《生活》的诗

    离开会宁的前一天，我花30元门票走进会宁革命纪念馆。

　　1936年10月的清晨，中国长征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聚齐，标志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他们从瑞金出发，在贵州遵义经历革命的转折点，然后在会宁会合，最后落脚于延安。在当地政府的宣传中，会师精神与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抗洪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和精髓是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团结一致、敢于胜利。最后，他们说，会宁办教育的精神，就是长征会师精神的现实体现之一。

　　在良友大酒店，我也曾看到这样的痕迹。酒店走廊的墙壁上，贴着许多照片。我留意到有一张是崔永元和酒店人员的合影。崔永元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去年1月，他发起了电视活动《我的长征》。26个选拔出来的人，沿着当年红军的路线，一直走到会宁。崔永元说：“在长征路上，所见所闻让我们切实地感觉到，一场公益演出，一场公益晚会，对现在生活在革命老区的许多贫困百姓意义根本不大。”

　　“改变百姓命运的，仍然是教育。”郑焕明说。他是会宁一中的校长。我们在教学楼的校长办公室坐下来，那是晚上八点，教学楼的三四五层灯火通明。1981年，郑焕明从定西师范学校毕业，回到会宁八里乡中学当语文老师。此后20多年，他进修，再回来，最后成为这里最好的高中校长。

　　他告诉我，自明清以来，会宁就有教育的传统。这里考出去过20个进士，115个举人，396个贡生，5万多名大学生。当地一直保留着儒家文化和读书的传统。“去沿海打工的人，社会地位很低，是苦力劳动者。”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如此轻商重文的言论。在北京或者上海，这足以变成笑谈。但在会宁，这句话却没有一点不合时宜。郑焕明说高考是功不可没的东西，但他否认中学教育已经成为应试教育。“我们绝不单纯是应试，因为老师还是在传授知识，只不过更强调高考技能。”但对学生来说，讨论这个已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走出会宁一中的校门，反方向往山上走。那里有许多的黄色平房。赵永康曾对我说，有许多学生在外面租房生活。我找到一家外观不错的人家敲门。一个中年妇女答应让我看看她出租的房间。这是一间大约8个平方米的小房。一个学期300元。两张石头做的单人床沿墙搁着，一张给孩子，一张给母亲。床间搁着一小圆桌，小台灯下面放着一本物理书。农闲季节时，母亲到这里给孩子做饭，这样生活成本更低。

　　春节快到了。母亲已经回到乡下，学生每天自己回到这间屋子。他可以看书到深夜。从小屋的窗户望出去，会宁一中整个校貌一览无遗。越过教学楼，我居然看到了实验楼赵永康家的灯光。

　　我回到学校，借着路灯再次读起陈列在橱窗里的“学生文化专栏” .有好几天，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停下来读一首名叫《生活》的诗。作者不知道是谁，没有标注名字。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天很冷。我一个人离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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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里

    王维走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去乡下。王芳有一个学生叫黄雪辉，2006年考上了天水师范学院，最近刚回到会宁。她的家在候川乡，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夏利车刚驶出会宁县城，我们就被一片白色包围。上午刚下的一场雪，把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房屋盖上了一层漂亮的绒衣。看起来很美。我们在一个村庄停下来问路。一个衣着破旧的中年男人从一家小卖部走出来，厚实的布帘被掀开那一刹那，我瞧见里屋黑漆漆的柜台，以及被白雪掩盖的脏乱。

　　那男人说我们应该掉头回去。他好像认识附近几个村所有考上大学的家庭，如数家珍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出来让我选择。在这家小卖部的背后，一张已经褪色的喜报还贴在村里某家的墙壁上，庆祝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大学。

　　往回走到半山腰，我看见一个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她穿着一件廉价的牛仔服和牛仔裤，短发，皮肤是农民特有的黝黑色，脸颊两团红色，像被太阳熨过一般，在冷风中红得更厉害了。

　　黄雪辉知道我们要来，一大早就拿着铁锨，把公路到她家的一条路清理得干干净净。她怕积雪路滑。村子非常安静，没有猪叫和鸡鸣，也没有炊烟，好像这里很久都没有人居住。

　　黄雪辉也闲得着急。她今年大二，学校这次放假两个月。在家呆了半个月她就受不了了。过完年，她决定提早回到天水，找个工作赚点钱。

她家的院子不大，黄土墙围成一圈，在前方开了一个小门，需弯腰才能进去。我们进了正屋，母亲有病，坐在床上不爱说话。一只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沙发，沿墙是一排矮柜，上面放着各种杂物，还有许多已泛黄的照片。屋子中间架着一个炉子，烟囱弯曲着冲向屋顶，锅里煮着鸡，茶几上堆着刚切好的“锅盔”.我非常不安，感觉自己给这个家凭空带来负担。鸡是刚杀的。母亲从一个铁盒里珍贵地倒出一点茶叶，兑了开水，冰糖也是珍贵的。然后，父亲散给我一支烟，终于坐了下来。

他是一个大胡子，西北人的面庞，皱纹像刀刻。

　　父亲也考过大学，在1981年。差了3分，家里没钱再供他补习。他一个同学补习了8年，最后终于考出去，现在是会宁三中的教导处主任。他仍在农村，为了三个孩子的学费，他前往内蒙、宁夏做建筑工，但工资总是拖欠。自从母亲病倒之后，他在附近一个砖瓦厂找了工作。他说他现在负债两万元。

　　黄雪辉坐在我的对面，很少插嘴。2006年，她考上天水师范学院时，想再补习一年考一个重点大学。父亲说，女人有两种改变命运的途径。除了考学，还可以嫁人。她哭了一个礼拜，决定暂时遵从命运的安排。也是为了她的弟弟，他正在会宁五中念高三，成绩很好，家里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考上重点大学。

　　我们的谈话很平静，甚至有时候还爆发出笑声。黄雪辉和他的父亲，想尽量掩饰他们的无奈，我也装作看不出来。在我们都没有话可讲时，就看照片。弟弟是他们全家的骄傲，从小到大的奖状贴满我身后整个墙壁。

　　我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了黄雪辉的姐姐。她看起来有点忧郁。2003年，黄雪辉和她的姐姐一起考高中。她考上了一中，姐姐考上了三中。但家里没法供三个孩子同时上学，在最简单的家庭逻辑中，姐姐退学了。去年年中，她前往江苏一个塑料制品厂打工。不久前，父亲收到了她寄来的3000元。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数额。

　　“我尽量不要让儿女跟我走同样的路。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拼死拼活也要供。”父亲停下来，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只有大女儿，和我一样。”他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几分钟过去，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姐姐的退学刺激着黄雪辉和弟弟更为拼命地学习。在会宁一中，她常常一天只睡5个小时。有时，她会抽出时间去五中探望弟弟。在番茄收获的季节，她会买点番茄带给弟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但弟弟总是抱怨她不该花这钱。弟弟从不主动找家里要钱，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吃家里带来的冷锅盔。直到父亲再来学校。他每年大概需要5000元。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学，他还得再补习。那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所有的家庭债务，要等到黄雪辉毕业才能慢慢还清。但我知道这其实并不保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一直走低。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你能找到工作。但父亲考虑得没这么多，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形势。我问他，如果儿女考上大学也挣不到钱怎么办？

　　“只要书能读成，管不管家里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走出去就可以了。”父亲说，“我们这地方，理想并不高。”

　　在山里，谈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姐姐想上学，黄雪辉想去更好的大学，父亲想所有的儿女都走出去，没有任何一件达成人愿。但这并不足以令人绝望。黄雪辉告诉我，她毕业以后，等工作一段时间，还想继续考研。我能理解这种对考试寄予的期盼，但我实在很难解释清楚，考试背后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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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出路

我几次从良友大酒店一路散步到会宁一中。空中总是飘着小雪，我感到脸上的皮肤正在崩裂。街上人烟稀少。萧条的马路上零散跑着几辆三轮出租车。每当他们驶到我面前，会主动停下来，直到我摇头才缓缓离开。

　　良友大酒店是会宁最高档的一个酒店。标准间100元，如果再加20元，你可以享用一天的宽带网络。在会宁，网络是通向其他世界的最便捷的路途，但仅此一家酒店。我在街上只看见过一个网吧。但和中国大多数三线城市不一样，这里的网吧人也不多。整个县城是冷清的，像冬天的太阳，晒得人心寒。

　　我走过会宁县中医院，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来到县城的主干道。烟酒、糖果批发摊位依次排开，但很少有人光顾。五分钟后，我将抵达会宁一中附近的牛肉面馆。如果是傍晚，街道会突然嘈杂起来，我会看见一股庞大的人流朝我涌来。

　　五点半，补课的学生们终于下课了。他们很安静，只是庞杂的脚步声吵醒了街道。牛肉面馆顿时排起了队，只需3元。他们用一种罕见的速度吃完一碗面，然后迅速消失在街道。十几分钟后，这里恢复了冷清。天渐渐黑下来，气温降到零下8度。然后我裹紧羽绒服，继续朝会宁一中走去。那里有人开始大声朗读。

　　在会宁，没有任何事情比高考重要。有时，我会觉得这个小城只有两个单位，两种人。一个是政府，他们都忙着怎么从甘肃省或者中央得到更多的扶持；另外一个是学校，他们都忙着应付年复一年的高考。除了学生，如果还有余下的人，也许都是家长，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努力让孩子考上大学。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经30年。大约有3600万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去年，一个名叫范谊的人大代表提出取消高考。范谊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他坚称“高考制度已经失败”

，“看似公平，实质却扭曲了教育丰富、多样化的内涵” .但同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反驳称，“高考仍然是现阶段选拔人才最公平的一种手段”.但这些争论和会宁隔得很远，远到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庞杂的声音。在北京，我的一个朋友陈琛说，在甘肃那些贫瘠的地区，除了高考，人们没有其他的路可选。

　　陈琛出生在甘肃另一个有名的教育县民勤。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我们偶尔会谈起西北那片土地。他常说，没有去过那里，你们永远无法体会西北那种土地和根的感觉。“在城市里，是没有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家有一种厚重的背景，好像冬天炉子生出的烟色，好像沙发上旧了的沙发套，好像爷爷们抽烟熏黄了的指甲，女人们家事做久了变得粗糙、无法伸直的手。”

　　但沉在这厚重背景下的底色，除了对根的思念，还有对贫穷的抗拒。

　　“西北的贫瘠是很让人心酸的。”陈琛说。我在良友大酒店温暖的房间上网和他聊天。“你们南方人不可能想象，我们每次坐火车，一旦过了秦岭，就开始雀跃，因为可以看见绿色，看见水。”但要想永远走出这种贫瘠，高考是唯一的选择，它是和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有天下午，王芳让我见到两个高三宏志班的学生。宏志班是中国政府推行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每学期为贫困学生提供大约2000元的帮助。在甘肃，会宁和民勤各有一个宏志班。它们的升学率往往都会达到100%.一个叫贾腾的学生羞涩地告诉我他要考清华大学。另一个叫郑彦锋，他提到了同济大学，但他却并不清楚这所大学的状。我告诉他同济大学以城市规划专业见长，他喃喃道：“城市规划……很好。”

　　他们俩穿着毛衣和夹克，因为瘦小，显得非常单薄。两个人都很紧张，王芳温和地对他们说，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但我一句话也问不出来了。

　　纯朴和不安，贫穷和自尊，这一切都在脸上。我们只好谈起大学，那是他们最喜欢聆听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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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赵永康：“你觉得这样的政治课上得有意思么？”
　　“……你知道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考试。”他嗫嚅着说。
　　“那你打算一辈子这么教下去？”
　　赵永康没再说话。那天晚上，我邀请赵永康和他的妻子王芳一起吃饭。
　　同桌的还有一位他的高中同学，叫王维。他在延安大学念了四年的政治学，现在在会宁枝阳中学教政治。这所中学只有初中部。王维所教的思想政治课，更为简单和粗粝。
　　我们坐在县城里一家肥牛火锅的包房里。王维专程从乡下赶过来，第二天，他将起程去兰州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王维24岁，穿着一件不起眼的夹克，不爱说话，心事重重。他仍像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时刻准备着下一场考试。去年，王维考过一次研究生，只差几分。赵永康说他今年一定能考上。

　　王维原本就不是学师范的，对当老师也没多大兴趣。他没有结婚，没有在当地交女朋友。也许是打定主意还要离开会宁的，而途径似乎也只有考研一条路。
　　但赵永康不一样。回到会宁的第二年，他就结婚了。王芳也毕业于西北师大，也是政治老师，但她是甘肃庆阳人。那里挨着陕西，是平原，资源丰富。家里曾强烈反对她到会宁教书，这里远近闻名的贫穷。然而她嫁给了赵永康，一切都安定下来。

　　王芳的教学经验比赵永康还多两年。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脸蛋红扑扑的，说话却有张有弛，随时准备补充和纠正赵永康。她已经带过一届高三的学生。那年，一中出了状元，是这几年考得最好的一届。这是王芳为数不多的成就感之一。但这种成就感，赵永康和王维都还没感受到。他们毕业才刚刚两年。

　　吃完肥牛的第二天清晨，王维在酒店找到我。他说中午就要去兰州了，然后给了我教育局一个叔叔的电话，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得到有关会宁教育的更多信息。“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刻地了解会宁，我建议你去更远更偏僻的农村看看。也许，那时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说完，他就离开了。

　　后面几天，我曾向赵永康打听王维考试的情。但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有时，赵永康会突然向我打听法律方面的考试情。他上次没有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晰地看见答案。他告诉我，想考一次司法考试。
　　“考完试做什么？你想做律师么？”我问他。
　　这时，赵永康再次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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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 

赵永康从来没停止过考试。1995年，他奋力从黑虎村小学考入郭城驿初中。

    三年后，他奋力考入会宁县第二中学。再过了三年，他奋力考入西北师范大学。现在，他的奋力得到了回报──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参加高考。

赵永康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吃公家饭的人，家境在当地已算不错。

但在黑虎村，赵永康的本科学历不算太高。村里考出了三个博士，其中一个现在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老师。而衡量一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家境并不重要，要看谁家的孩子考得更好，走得更远。

   有一次，一个姓牛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所认识的“混”得最好的人是一名考上复旦大学的同学。“他毕业以后去了新加坡，前不久回到兰州呆了几个月，最近又要出国了。”司机羡慕地说。他有一个在兰州交通厅工作的弟弟，也是考出去的。但很显然，距离会宁最远的那个人，才算真正“成功”.会宁像是一片令人憎恨的土地。留守下来的人，大都无奈而绝望。因为缺水，这里所有的学校只有一两个厕所。新修的教学楼即便建了厕所，也从不使用。刚刚过去的一年，整个县的财政收入是1981万元，而支出却达6.5个亿。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土地贫瘠农业萧条。“这里的米都是很难吃的。”赵永康说。

    中考那年，赵永康成为班里少数几个考上会宁“一中”或“二中”的学生。会宁一共有五所公立中学，这两个是最难考，但也是最有希望走出会宁的跳板。没考上高中的人，也大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了这里。也许是职业学校，技术院校。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通过考试，离开会宁。

    在会宁二中，赵永康可以一个学期不洗澡。背大量的书，做大量的习题，生活中所有的事围绕高考一个目标进行。2001年，他在“重点大学”一栏填报了兰州大学，但他只考上了西北师大。四年后，他带回来的教育方式，仍然像几年前一样。在中国，这种“题海战术”被称为应试教育。

    赵永康执教的政治课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哲学和政治。在近年掀起的高中教材改革讨论中，政治课却很少涉入其中。它很容易教学，但对某些人来说也更艰难。在学校，政治课因其在考试中的重要性而得到学生的重视，但是政治老师的地位却颇为尴尬。也许没有学生会去关注这个国家真正的政治现实，考试也会忽略这一切。赵永康告诉我，以前必考的“时事政治”部分，现在也已取消。

    对于会宁的学生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渠道，只有校园里的报栏橱窗──它可能甚至半个月才更新一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21 7:59:3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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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在兰州到会宁的长途汽车上，我碰到一个小女孩。她看起来只有12岁，穿着流行的火红色羽绒服、闪着金边的牛仔裤。她没有念完初中，直接去了北京当小保姆，每个月可以赚到600元。在两个多小时的旅途中，这个实际已经16岁的女孩，用标准的普通话不停谈论她在北京的遭遇。我问她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学。她承认英语太难了。

“我想你要明白，并不是家里不供我上学，只是我自己不愿意再读了。”她告诉我，成熟的语调令人吃惊，“在会宁，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在会宁一中，一个农村学生每学期的开销大约2500元。但很少有父母不舍得这笔投资。他们相信一旦孩子考上大学，所有的家庭债务会很快还清。更重要的是，下一代总算有机会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会痛苦地接受出门打工的事实─但除非万不得已，才走这条路。

“除了高考，其他任何方式，我们都觉得不太可靠。”赵永康说，“那不是会宁的传统。”

半个小时后，我下楼尝试走入这种“传统”.

在这块空地的中间，竖立着三个旗杆，但没有飘着五星红旗。顺着人群的缝隙，往前挤。在学校大门的两侧墙壁上，贴着两张巨大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2005年会宁一中的高考状。名字、成绩、大学，依次排开。两年过去了，纸张已经脱落褪色。但如果仔细凝视，你会发现纸上绘着一张中国地图。

会宁标记在地图的左上方，画成一把火炬。一条条直线从这里画出，像飞机的航线，辐射到中国各个角落。它意味着荣登高考榜的学生，都从这所中学出发，已经走出会宁。很少有人再回来。赵永康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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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在会宁的第二天，我看到了这里最习以为常，却触目惊心的一个场景。那是傍晚六点，我正在赵永康家里喝茶聊天。赵永康是会宁一中的政治老师 。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如果不是红军长征后在这里会师，几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但中学教育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会宁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它以“贫穷”和“高升学率”的鲜明对比，成为甘肃的模范。人们不能分离这两点去谈论会宁，它们是当地政府向中央寻求扶助的筹码。

赵永康25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灵动的眼睛。妻子王芳是他的同事。半年前，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学校提供给青年夫妇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公寓，在实验楼的顶层。从一楼往上爬，我经过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路过贴满名言警句的墙壁，然后停在一幅“竺可桢”画像面前。赵永康的家门是一块淡红色的布，紧挨着微机室。房间不大，却是挑空的屋顶，极高。王芳用淡黄色的布帘，将屋子分割成客厅、卧室和厨房。没有厕所──整个学校只有两个厕所，在操场那边，要走很远。

当天空渐渐变暗时，我和赵永康的谈话停了下来。我踱步到他家那扇巨大的玻璃窗前，对面的教学楼一间一间正在闪起灯光。空中飘着小雪花，外面的气温大约零下8度。这时我听到一阵人声，像蚊子，轻轻地响起来，然后越来越大。

从窗户往下看，在实验楼和教学楼之间的小操场上，突然冒出了许多学生。起先只有几个。人越来越多，从操场、宿舍、教学楼不停向这里聚集。每个人都拿着一本16开的书，翻卷在手上。他们来回踱步，边走边大声朗读着课本。具体念的什么我听不清，只看见底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各自低头徘徊在大约2米的直线上。

大多数学生穿得很少，脸庞和鼻头冻得通红。校园的路灯刚刚点亮，天空仍有一丝亮光。朝远处望去，是光秃秃的荒山，被白雪覆盖。临近春节，高一的学生已经放假回家。余下的学生还要补大约两周的课程。会宁一中的高三有18个班，每个班60个学生左右。每年，学校还会开设7到8个容纳往届生的补习班。现在，学校大约还有3000多人。他们正在背书。

“他们为什么不进教室？外面太冷了。”我转头问赵永康。

“在教室朗读会吵到别人，外面空气也会好一些。”他顿了一下，带着一种自豪的口吻接着说，“这是会宁中学的传统，你在其他地方肯定很少见到。”

“你也经历过这种场面？”

“当然。”赵永康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捧起热乎乎的纸杯，回到温暖的沙发上。屋子虽然不大，但有暖气，还开着电暖器。他接着说：“我们都是那样走过来的—但现在，你看，我再也不用受那种苦了。”

会宁以教育出名。像中国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一样，中学教育的最直接的指向，高考。这是一条艰难却极为有效的出路，我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记忆里有关高三的想象，大多停留在拥挤的教室、垒得高高的书本。但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