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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不再怀疑了，他们首先采取了自卫，上去解除了对方手中的凶器对大伙的威胁。他们甚至认为，对准大伙的这支手枪，和那套警服一样，肯定都是假的。几个村民扑上去，就把对方的枪支打掉了。接着，愤怒的村民对他们认为是打劫的刁徒一顿痛打。
直到尝到了苦头，司机赵灿龙才说了实话：“他们的确是派出所的警察，租了我的那辆仪征车，给了我十块钱，一盒渡江烟，叫我开车来抓人。”’
说着，忙把口袋里的十块钱和一包烟交出来，求村民们放他一码。
村民们听说这其中真来了抓人的民警，忙问王树魁和张复春，二人只得坦白：“我们是白庙镇派出所的。”
村民一听，炸了营：
“你们凭哪一条来抓上访代表?”
“抓人为啥偷偷摸摸?” 。
“你们明明是白庙派出所的，为啥要说是‘瓦店’的、‘黄岭’的、‘城丝绸厂’的；为啥一追问就逃?”
问得两人一时语塞。
村民们显然不会放过：“说!”
一个小声解释：“我们是来抓赌的。”
一个却说：“我们是来巡逻的。”
这么一说，更糟糕。来抓赌，为什么专找村民代表的家，显然不能自圆其说；说是“巡逻”，就更是睁着眼说瞎话了。因为从解放的那一天算起，四十五个年头了，王营村的父老乡亲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派出所的公安人员啥时下乡巡逻过。早不巡逻，晚不巡逻，镇里刚为王营清退了一点点加重农民负担的多收款，就“巡逻”到了王营?又偏偏是摸着上访代表家的门鼻子夜半“巡逻”。
村民们越听越冒火：“巡逻为什么不开警车?”
这时村民们才发现，这几人全喝多了“猫尿”，一个个酒气熏人。农村派出所的许多公安人员，本来就没给群众留下多少好印象，有的就与村匪路霸吃到了一块去，啥坏事都干得出来。为防止对方借着酒性胡作非为，村民们搜走了他们随身带来的手枪和手铐。特别是发现有四副手铐后，进一步证实司机吐露的是实情：他们确实是心怀鬼胎来抓村民上访代表的。想要抓的四个人，不用问，这就是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外加一个王洪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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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越说越来气，七手八脚就把租来抓人的那辆车给砸了。
这就是后来被临泉县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wenbin扫描]
被村民王来治称为“大个子”的民警张复春，在王来治的追问下，他曾懊恼地承认：“谁知道你们庄是有准备的，谁叫我和王树魁肯喝，要不然怎能把我们弄成这个样子。”
他承认这酒是在王天玉那儿喝的，王天玉是王营村与县里某些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一个人。蹊跷的是，王营村村民后来写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上特别指出，当夜少数村民情绪激烈，并非事出无因：混乱之中“村民在王天玉和村干部的带动下，一拥而上，发生了冲突，车也砸了，人也打了，枪也打掉了。”两个关键的地方都有这个王天玉!这或许就把“四二”事件深刻的背景兜底给端了出来。
总之，民警王树魁和“租来的”司机赵灿龙，不久一个个狼狈地逃出村去；被说是“打成重伤”的大个子民警张复春，这时候的酒性早就被惊醒了，他逃得最快，几个青年农民追了一截地都没撵上。后来，村民王洪军把民警们丢下的枪支、子弹和手铐，集中起来交给了镇武装部长王东良，王东良就是王营人，当天也就住在村子上。二更天过后，村民们便陆陆续续地散去，各自回家睡觉了。谁也想象不到，一觉醒来，当县委书记张西德知道了这件事，这事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尽管白庙镇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员及两名治安队员都早已回所，枪支、子弹和手铐也都完璧归赵，但是，临泉县委却仍向地委谎报军情，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由，于四月三日上午，对王营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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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四月三日上午十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警车，惊天动地从县缄开出。
车上驾着机枪，一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里拿着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啸。
这支拥有现代化武装的队伍，抵达王营村前，来了个“先声夺人”，他们用高音大喇叭警告：“王营村人不得外出厂显然这并非是聪明之举。他们忘了王营村所处的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一喊叫，有着一千多口人的王营村，村民们闻风而逃，逃起来十分便捷，逃到村子后面，就是河南省管辖的地带了。警车进村，村子里的大人小孩早就跑得差不多了。
当然有不跑的。这些人不是老人，就是从未参加过上访的，或只是外省来走亲戚的。他们认为这事与他们无关。也有极个别跟着上过访的，觉得不过就是“随大流”，不会有啥大事情，就呆在村里没有跑。
谁知，公安武警一进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连一个走亲戚的外村的小学生也不放过。
一时间，到处是拳打脚踢声，东西的摔砸声，大人的哀求声，小孩的哭喊声，鸡飞狗叫猎跳墙的吵闹声。
王洪岭的妻子周敏，从来没有参加过上访,公安人员扑上去要抓她，站在一旁的已是七十局派出的密探，就在外省的这个边远的小镇上也进行了布控。
四人觉得已经别无选择，作为村民代表，他们必须尽快地把发生在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的真相，报告中央。 ，
这天，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东、王洪超和王洪钦三人，在众多村民的掩护下躲过了临泉县公安密探的眼睛，上了一辆去河南省沈丘县城的公交车。三人经沈丘赶往郑州，然后转乘火车直奔北京。
王向东和王洪超这是第二次进京了，算是“轻车熟路”了，下车便直奔设在永定门一带的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谁知，住下不到半点钟，他们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临泉县公安局派来的警员抓个正着。
公开逮捕他们的理由是：三人在“四二”反革命暴乱中抢走公安人员“五四”手枪两支、子弹十五发，准备在北京制造出更大的政治事件![wenbin扫描]
三人大声地抗议着，怒斥对方这样做太卑鄙，完全是无耻的陷害，是一种十分恶劣的打击报复。但是，即使他们周身长满了嘴巴，在手续完备的执法人员的面前，一切都是徒劳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后，没有被押往临泉县，而是关进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老家的太和县。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两个月的日子，依然一下就变得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反铐起来，一天二十四小时就那么被铐着。吃饭时，铐在背后的手不可能端碗，不可能抓筷子，每顿饭就只能像猪狗一样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着的一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半夜醒来，常被惊出一身冷汗。
应该说，严刑拷打的各种画面，王洪超并不陌生，过去他从电影、电视或是小说上见到过；干出这种勾当的，不是杀人如麻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就是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或是德国法西斯。可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阳光普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这叫他难以接受，感到痛苦，感到悲哀与绝望。
临泉县政协副主席于广轩拍案而起了。
当他了解了“四二”事件的真相，特别是了解到发生在首都北京，就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临泉县公安机关竟然也敢明目张胆地编织谎言，逮捕前往上访的农民代表，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决定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揭露临泉县委某些人拒不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减负政策，残酷打击报复农民群众的犯罪行为。
这天，他利用一个星期日，乘车去了河南省，在河南新蔡县邮政局，他给江总书记拍了一个长长的电报。拍这份电报，花去了全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
他把调查到的“四二”事件的真相，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新蔡县邮政局的工作同志知道这份电报的分量，知道大老远跑到外省拍发这种电文的良苦用心。但是电文所反映的，毕竟不是河南省的事，更不是新蔡县的事，因为与她所在的地方无关，自然可以泰然处之。
于广轩的电报，当天就被河南新蔡邮局发往北京。
可是，于广轩没有想到，这份电报由各级党委政府层层批转下来，最后，竟然到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的手里。
张西德勃然大怒。
他责令县公安局立即进行排查，限期侦破给中央领导反映“白庙事件”真相的这个人。
公安人员确实费了一番脑筋。因为，于广轩在拍这份电报时，已经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结局，他在电文的落款处留了一手，并没有注出真实姓名，而是借用了已经被捕的王营村村民代表王洪钦的名字；虽是借用名字，他却又在“王洪钦”三个字的前面，标上了“王营村退休干部”几个字，这样，材料似出自事发之地，给人确可信据之感，同时又虚晃一枪，设置点迷雾，给那些按图索骥者增加点困难。[wenbin扫描]
临泉县公安局已将王洪钦在京抓获，现就同王向东、王洪超一道关押在太和县，吃喝拉撒睡双手都被从背后反铐着，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休想从看守人员的眼皮底下逃走，更不可能跑到河南省新蔡县去发这样的电报。因此，电报上虽然写着王洪钦的名字，王洪钦首先还是被排除了，于是公安人员就在“王营村退休干部”上寻找线索。然而，查遍王营，也没发现有一个“退休干部”，最后就把怀疑的目光，集中到了县供销社下属一个联营公司回村的退休工人王洪章的身上。
尽管“退休工人”与“退休干部”完全是两码事，临泉县公安局还是认定那事就是王洪章干的。这天，联营公司通知王洪章回单位领工资，很久没有发工资了，听到这消息，王洪章当即兴高采烈地奔县城而去，一进单位，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公安人员扑倒在地。为防止意外，也没将王洪章关押在本县的看守所。但是，因为王洪章压根儿就不知道电报是怎么回事，被打得皮开肉绽了，他还是说不知道。公安人员对这样的口供不可能会满意，一口咬定他是个沙锅里煮驴头的主儿，肉烂了嘴还是硬的，于是就把他往死里整。
四月二日那一天因为替兄弟媳妇周敏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被公安用电棍打得血流满面的王洪彬，至今还躺在床上；现在王洪章又被莫名其妙地抓了去；王洪彬和王洪章，全是王洪岭割头不换颈儿的兄弟，周敏又是他的妻子，妻子被关进看守所时被戴上八斤重的大脚铐，也受尽了折磨。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发生在王洪岭的身边，使得只想安安稳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王洪岭，也终于拍案而起了!
在这之前，王洪岭一直在河南省沈丘县留福镇上的铜管厂打工，每月有着一千多元的丰厚收入，此刻，他毅然辞去铜管厂的工作，拼出性命要为王营村的父老兄弟讨个公道!这一年的六月十八日，他协同村民代表王俊彬，冲破临泉县在省内省外设下的重重暗卡，带领五十六位村民成功地到达北京。
王营村这次是集体进京上访，在整个临泉县引起了巨大反响，县委书记张西德感到了恐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不是如何平息王营村村民对不堪重负的强烈不满，显然还是相信高压乃至镇压，才是杜绝上访最有效的办法。
于是，他派出了有一百多名干部组成的县委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进了王营村。一下去了这么多人，生活费以及烟酒费，又全叫当地的干部群众摊派，这使得已经十分困难的王营村民，雪上加霜吃饱喝足了的工作队员，像“文革”那会一样，开着架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村子里哇啦哇啦到处转，搞得王营人人自危，连邻省的老百姓也过不上安静的日子。
与此同时，临泉县公安局印成传单一样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处张贴。不仅敦促王俊彬等人投案自首，还措词严厉地“警告王俊彬等犯罪分子家属及亲属们”，大有“一人犯罪，殃及九族”的样子。
接着县纪委就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没过多久，县委再次调遣二百余人，分乘大小机动车三十余辆，包围了王营村，扬言要开万人大会，对上访的群众来一次大逮捕。那年的旱情十分严重，正值抗旱关键时刻，提心吊胆陆续回村的王营村民，不得不又四处逃散，以致千余亩玉米几尽绝收。
接下来，临泉县法院就对王向东和王洪超公开审判。开庭那天，县法院事先虽然进行了周密的防范，法庭内外到处布满了武装法警，王营村的村民听说县里要公审他们的上访代表，一个个都站了出来，呼啦啦涌来了六七百号人。当检察官宣读王向东和王洪超的“罪恶事实”时，村民们全然不顾法庭的纪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高喊道：
“你们这是诬告、陷害!
“他们冤枉!”
“我们要求放人!”
“坚决惩办镇压群众的真正凶手!”
法庭上大乱。
这种“炸庭”的场面，在临泉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法官和法警全都变得手足无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实枪荷弹的法警们怕事态进一步激化，不得不迅速撤离。审判长也只好中途宣布休庭。[wenbin扫描]
其实，法官们十分清楚，藐视法律的显然不仅是这些“炸庭”的农民。人民法院是我国国家审判机关，有权确定任何一件刑事民事案件性质的只有人民法院，但是就在“四二”事件发生不久，县委工作组就已经将其定性为“非法拘禁公安干警的刑事案件”；县公安局到处张贴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上，就将其称为“打砸抢”，甚至提到了“大肆进行反动宣传”的高度；县纪委做出的《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中，也明确地将其界定为“已构成抢劫罪”。显而易见，县委工作组、县公安局和县纪委都在县法院正式审理之前，就各自确定了“违法犯罪分子”的性质，这本身就是一种无视法律的违法行为。
如果临泉县法院不给抓到的上访代表安个罪名，判上两年，这对当时的临泉县委是不好交待的。因此，县法院中途休庭之后再没有重新公开审理，却于这年的十二月一日，以“妨碍公务罪”，判处王向东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样罪名，判处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至于二人究竟“妨碍”了什么“公务”，判决书竟比天书还难让人读懂。
5逼上梁山
王洪超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之后，被“判一缓二”放出，终于又回到了王营。回村才知道，县里在对王营村清剿时，不仅把他家彻底砸光了，还把他买来的那八千包老鼠药，拌进了麦囤里，使得五千多斤粮食染有剧毒不能食用。妻子李兰当场吓出精神病；女儿王玲玲也由于受到刺激，无法继续读书，至今呆在家里，不能听到警车的响声，警笛一鸣马上犯病。
王洪超望着妻女蒙受如此冤屈，不禁泪流满面。他想起了过去在报纸上读到过的一位信访工作人员说的一段话：“历史上的农民首先选择告状，今天的农民首先选择上访，他们首先都致力于寻找一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当前农民的直接抵抗特别是有组织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温和的上访努力失败之后，原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变得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如果说农民上访中有过火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批评教育问题，这和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地包庇那些证据确凿的腐败村官、乡镇干部相比，对农民的做法是太过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场太‘鲜明’了!”
当时看到这段话，王洪超确确实实被感动了。但是，此时此刻，王洪超想到这段话时不仅感到的是亲切，更多的还是吃惊，他发现那位信访工作者的论断，就像在评说临泉县眼前发生的事情。
他想，临泉县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访局接济站抓他们三个上访代表，肯定编造出的谎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给欺骗了。于是他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立即去为妻子女儿寻医治病，而是再次进京，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一切不实之词。想到了这一层，就不禁想到县法院开庭时，作为公诉人的县检察院在法庭上宣读的那些证人证词。
王洪超开始行动了。他分别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全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县法院开庭时邵喜英并未出庭，村民回来告诉她，说庭上宣读了她的一份证词，邵喜英听了吃了一惊。她说，“四二”那天，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觉了，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还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不可能写出啥证据，也从没在啥材料上按过手印。她不安地说：“如果真有我的证据，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来治说，县公安局来的人曾找过他，拿出两份复印材料让他看，他说他不识字，对方就念着材料上的名单问他：“你们村有没有这些人?”他说：“有。”对方就又写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材料上写的啥，他不愿按。这时，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走过来说：“该按的就要按，保证没你的事!”有韩书记的这句话，他就在公安人员带来的材料上和现写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要他指控几个上访代表“罪状”的“证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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