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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对华战略--遏制中国（上）
战略思想脉络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从那时起，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作为美国战略敌手的意义大大下降，中国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盟友意义日益淡化。1991年苏东剧变后，在柏林墙的轰塌声中，美国和西方高声庆祝出乎他们意料的辉煌胜利，并重新审视全球形势，制定新的全球战略。1990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构想，声称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国际体系，而其军事战略的重点则将转移到防止和对付足以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突发事件。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凡是不符合甚至挑战这一"世界新秩序"构想的国家、地区、组织和思想文化，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都是美国的明显的或潜在的敌人。
布什提出这一战略时正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时，其意图在于借轰炸伊拉克来为"世界新秩序"奠基。这一构想得到了美国统治精英的一致认可，并通过海湾战争昭告世界。
克林顿接任总统后，换了一个不那么露骨的口号："参与和扩展"。但细究起来，仍然是布什总统"世界新秩序"的那一套：所谓"参与"，即要保持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所谓"扩展"，就是要在全世界扩展美国的"民主制度"。按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的解释，"扩展"即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根据这一总目标，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基本民主国家"、"转折过程国家"和"无赖国家"。对前二类国家美国将与其合作、加强协调，对于第三类国家，即剧变后的苏东各国，美国将采取措施巩固其变化，对于第四类国家，美国将从外交、经济、军事、技术上采取孤立政策。
那么中国属于那一类呢？很不幸，中国事实上被看作第四类国家--在美国的眼里，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的朋友"的资格。如果中国也是象伊拉克、朝鲜这样的蕞尔小国的话，很有可能已经被美国公开称为"无赖国家"了。
苏东剧变后，中国既失去了对苏冷战的战略价值，又是剩下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有潜力挑战美国全球战略绝对优势的大国。因此，美国政治和传媒精英一致认定，中国是美国冷战后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就是说，21世纪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以保持和促进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布氏称之为"美国首要地位"为其根本目标的。[5]
著名国际关系大师基辛格认为如果国际关系领域还有一门科学理论的话，就是均势。何谓均势，就是国际各种力量之间平衡的维护、打破、建立等现象。从均势角度分析，国际舞台上必有几种势力，一种是秩序的维护者，另外一种是挑战者，还有就是各自的支持者。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在西方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眼中是一个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正如美国"国师级"智囊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所指出的，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及西方优势，就必须立足于美国已从世界霸权颠峰衰退这一前提上；也就是说，美国要以既存"文明（文化）形态边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强调"美国领导"的"美欧团结"去巩固现存西方优势(大西方主义)和美国霸权，便也要承认世界上其他重要文明的"地盘"和影响，亦实行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合作，但却必须同时削弱、争夺、阻遏其他重要文明的扩散影响。在整个美国社会主流派眼中，西方文明以外"最威胁西方"的重要文明有二：其一是中国文明，其二是伊斯兰文明，他们一般将"西方文明"连结为"基督教文明"，认为"文明冲突"甚至"文化战争"难以避免，骨子里其实是美国霸权；至于印度文明，人口虽仅次于中国，但由于领土细、资源相对少很多，而且国内宗教分立，千百年的种姓制度使社会四分五裂，在西方人眼中近世曾被英国统治二百年，力不足以挑战西方，却可作为西方（美国）牵制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助力。
亨廷顿认为："如果历史的经验应验的话，那麽，经济上辉煌的亚洲，将制造一个政治上阴暗的亚洲，一个不稳定和充满冲突的亚洲。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是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指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完全异质和冲突性较重的文明，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是要迁就"中国的霸权"，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決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事物的能力显著下降"，还是以軍事实力为后盾，以美日同盟为基轴，以军事威慑为底线，以接触交往为补充来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需要对此作出明确选择。冷战后一系列事态的发展证明，美国人选择了后者。
美国人认为，一国的实力越强，越容易自行其是，不听它的指挥，与之发生摩擦。在衡量一国实力的时候，美国当然会计算它的领土、人口及自然资源这类静态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这类动态因素。增长越快的国家越易于动摇现有的国际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得益者。
中国人口众多，领土庞大，中国人聪明勤劳，苏联解体后，中国又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管中国改革过程中引进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愈来愈多，也不管事实上即使到21世纪中叶还是中等发展国家，美国的主流势力仍将中国当作头号潜在的对手。因为目前排名第二、三、四、五、六位的日、德、法、英、意都无赶超美国的潜力，第八位的巴西和被挤出十位以外的俄罗斯无论在资源抑或在人口和发展现状上都无法同美国匹敌。美国为了自己利益想提前遏制中国使其不能成为美国真正的对手。
在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或"头号敌人"）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考虑是：防止中国进一步成长为与美国同等级接近的战略竞争者；防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向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利益挑战；防止中国与其他地区竞争者结成可能的联盟。
美国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200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年度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对手"；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一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执行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欲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严重、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了台湾当局"挟洋自重"，抗拒统一的的心态；同时，美国以中国的人权为借口不断在"三（台、疆、藏）独"、"宗教自由"（包括**功和"地下"教会）等问题上发难，攻击中国。
美国在长期战略上以中国为"假想敌"，实行所谓"软围堵"中国，以尽可能阻遏中国进一步兴起，维持美国在"后冷战"的唯一"超强"地位，维持美国资本主义对世界的优势，显然已是美国精英势力的基本战略取向。
美国对华一个长期不变的根本性战略目标就是遏制中国走向强大。克林顿任总统时采取的办法是实施接触性遏制，即软遏制。而小布什总统时代的政策则似乎更倾向于硬遏制，即武力遏制。 小布什总统在9·11后明确说过：凡不是美国朋友者都是敌人。
小布什总统当今所确定的关于美国敌人的定义是："任何持有或谋求对美国具有威胁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是敌人。"这个定义的潜台词是：只有美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百分之二百的反华分子。这位冷战高手迄今依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问题。副总统迪克·切尼负责以副总统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和情报会议，他和拉姆斯菲尔德一起被美国媒体评论为美国两个最强硬的"鹰派"分子。他们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兹组成了白宫外交和防务政策上的"铁三角"，强烈主张推行对华强硬政策。
布什政府目前正在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调整。美国将推行"新军事战略"，著名的鹰派人物，"当今美国政府的思想家、战略家"，美国现任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是炮制这一"新思维"的核心人物之一。布什在1999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第一次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沃尔福威茨。在他的主导下，最近五角大楼完成了《2025年的亚洲》研究报告。该报告强调，中国将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若要继续在南亚和东南亚扮演重要角色，就必须解决在这些地区没有前沿作战基地的问题，还必须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联盟以约束中国。
美国右派报纸《华盛顿时报》2001年8月28、29日连续登载了该报反华军事记者葛茨采访沃尔福威茨的长篇报道。这位五角大楼的二把手说，"我认为，对中国的正确看法是，这个国家将在未来半个世纪---甚至头25年---几乎肯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按照历史的标准来衡量，这是非常快的发展速度。"沃尔福威茨说："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将密切关注中国政策的走向以及中国发生的变化。"
沃尔福威茨还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称如果中国"低估了美国阻止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中国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我们会全力执行《与台湾关系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总统先生已经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如果中国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将是大错特错。"[6]
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及其在亚太地区地位的上升，使得美国国内一些右翼保守势力深感恐惧。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损害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为了给自己寻找扩军备战遏制中国的理由，并拉拢盟友为其助阵，美国人因此千方百计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
主张"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家"，主要是来自美英的一些政治学者。这些人极力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大的敌人，这些政治评论家甚至鼓吹21世纪的战争将是因受中国威胁而引起的。
综合起来，认为中国威胁亚太国家的主要论调有：
中国是一个不满现状、满怀挫折、受过150年历史耻辱的国家，因此，中国会试图改变国际现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威胁论学者认为中国要改变国际秩序，恢复过去中国历史辉煌时代如郑和七下西洋的时代，使整个东南亚成为中国势力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有大中华沙文主义思想，因此，对未来全球和平是一种威胁。
甚至，中国在40年以后，人口将增到16亿，因此，中国人也是未来的"黄祸"。
中国经济今后每年保持7%到9%成长，将加强中国的军力与国防费用，因此，40到50年之后，中国将崛起成为经济与军事强国。如果中国继续不满现状，将会对未来的国际秩序与和平产生重大的威胁。
他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好战，有用武力来对付邻国的倾向。例如，中国的志愿军在1950年参与韩战；1962年攻打印度；1974年用武力打败南越，把越南从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赶出去；1978年对越南在南沙赤爪礁动武，后来在南沙占领七个岛礁；1979年2月攻打越南北部，"教训越南"占领柬埔寨和搞苏越军事联盟；1996年2至3月之间，发射导弹威胁台湾。
他们认为中国可以随心所欲加强武装，购买高度杀伤力的新型武器，而日本却不能如愿以偿地增加国防开支。日本宪法规定，其国防开支只可在国民生产总值1%之内。如果日本不断地增加国防开支，将会引起邻国的非议。如果这个不平衡的局势不断地发展下去，未来的日本将视中国为不可抗拒的威胁，咄咄迫人，使日本不得不重振军备，应付中国的威胁。
中国威胁论学者还认为"一党独大"的中国领导人性好攻击。60年代的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之下，鼓吹文化大革命，向第三世界输出革命都加强了这一印象。
最后中国威胁论者认为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国家。如果中国内部发生重大的权力斗争，就会使中国采取激烈革命式的外交威胁到东南亚安全。[7]
芝加哥大学"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2000年在一次战略研讨会上说，在中国、日本和俄罗斯3个强国中，日本人口数量仅仅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其离岸岛国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难以在亚洲大陆立足；而俄罗斯由于人口、经济问题和需要关注欧洲，也不可能主宰东亚。这样，有潜力成为东亚地区霸主的就只剩下了中国。米尔斯·海默危言耸听地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将是前所未有的，它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二战时的日本帝国、纳粹德国甚至前苏联。"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似乎觉得从经济角度入手，更能煽动某些国家或某些人对中国的恐惧。于是，他们费尽心机，编造种种谬论，似乎中国穷了是"威胁"，富了也是"威胁"。
2001年9月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刊登载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的资源需求对世界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原油和粮食价格上涨，而较落后国家受到的打击将会比较严重。文章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中国可能为资源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以南海为例，"中国宣称南海为中国所有的主张，不仅涉及主权，也牵涉到对天然资源的争夺"。"对原油和粮食的需求使中国越发认为世界秩序不符合其利益，因此北京可能在许多国际议题上更趋强硬。中国对外要争夺资源，就必须扩充舰队，在全球掌握战略据点，抗拒西方国家的干预，展现他们不惜与美国作对的态度，并与立场一致的国家结盟。"文章认为，若要维持目前世界秩序，就不能光靠对中国进行劝说和消极的"围堵"来化解与中国的冲突。
还有另一种论调认为，中国现在是"吸收外国投资的海绵"。美国有媒体报道称，在20世纪90年代初，流入东亚（不包括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20％被中国吸收，东盟则吸收了50％，但现在这一比例正好倒过来了。"只要中国大陆和美国不发生严重的冲突，而中国大陆又能提高其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中国肯定能在50年后成为一个比日本大5倍甚至10倍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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