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中国通史教程》，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上，这套教材没有套用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论，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固有特征，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划分。这成为这套历史教材的诸多“特色”之一。征得教材主编姜义华教授的同意，我们节选了由他撰写的教材前言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中国通史教程》姜义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38元
●姜义华
1939年2月生，江苏扬州人。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协常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与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鉴于我国高等学校所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大多编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推进高等学校中国通史教学内容的改革，提高中国历史教学质量，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决定组织编撰中国通史新教材。当年11月10日，高等教育司发出通知，确定了本书主编及各分卷主编人选，并商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二、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五卷）出版。稍后，该司又确定由张岂之教授负责，另编一部中国通史教材，希望两部教材各有特色，供高等学校选择使用。现在，十年已过去，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历史》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我们这部却迟迟未能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着手编撰后，我们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要写成一部真正具有新义的中国通史，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太多的问题仍待深入研究。
通贯本书的“一贯之道”
众多前贤一再说得很清楚，通史的灵魂就在于“通”，除去贯通古今的“纵通”之外，还有汇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众多层面的“横通”。先前广泛使用的中国通史著作，将“纵通”与“横通”提纲挈领地融而为一者，多用所谓“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进化发展内在法则”。然而，究竟何者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如何在中国历史演进中体现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考虑如何贯通与汇通时，不敢以为已把握或能够准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只希望扼要而简洁地说明，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他们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历史形成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一边承继先前世代已形成的传统，一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旧的环境，从而使历史的中国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国，使历史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现今的中华文明。
基于此，本书的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活在现今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世世代代生息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部族、民族结合而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今天的中国人经由漫长岁月的种族混合、人口迁徙、社会变迁演进而成，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具有不尽相同的体态特征、社会文化秉性。除去精英人物外，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默默无闻地创造了先前各世代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他们的历史主动性与创造精神，在历史变迁中经常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尤其值得注意。中国人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汉族是现今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大的族群，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与贬低蒙、藏、维、回、满、壮等其他众多民族的地位与贡献。就汉族而言，也曾在历史进程中融合了众多部族、民族。自远古时代以来，生息在东亚大陆的各个族群彼此间建立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血缘的广泛联系，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共同开发了从黄河到长江，从黑龙江到珠江的广大河山，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因此，本书努力将构成现今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共同作为中国发展的主体，考察悠久辉煌的中国历史如何由他们共同创造。
其二，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现今中国，在历史上本是若干分别以自我为中心的地域性、区域性联系的政治实体，它们由于共同利益、共同需要而一步步发展为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密切的全国性联系。“天下大势”虽然被说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其后，纵使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分裂割据，却未能改变追求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强固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虽屡遭列强侵凌宰割，经历一次又一次瓜分风潮与国土沦丧，但经过全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又不可动摇地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为此，本书将中国的国家联系、国家认同、国家制度及政治秩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作为考察的一个重点。
其三，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包含中华物质文明、中华精神文明、中华制度文明，包含中华各民族、各地域各具特色、各有其独特贡献的文化，包含早先的农耕文明、游牧—草原文明与山林文明，以及近代工业文明，包含按时间发展顺序依次形成的早期华夏文明、汉唐文明、蒙元文明、明清文明以及近现代中华文明等。考察中华文明，不仅要考察人们物质的及精神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考察人们各层面的社会联系、社会结构、社会变迁，而且要考察人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创立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成文及非成文的制度，还有各种习俗、秩序，以及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抒情方式、行为方式。先前，人们很少关注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由此，也很少关注现实生活的生产。本书力求据此全过程、立体化地展现中华文明的全貌。
其四，中国的世界性联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往、互相摩擦、互相渗透，从而共生共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双向乃至多向的长时段的曲折运动。就全球而言，真正的世界联系是随着以西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创建而开始的；但是，此前具有始发性与原创性的几大古代文明早就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在这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惟一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而从未中断的文明，也是面对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创建的世界联系，既勇于开放又坚持自强不息地实现着自身创造性转化的文明，它有力地推动着既朝着全球化方向前进，又保持各不同文明广阔的多元发展空间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因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成为本书又一重点。我们深知，一部通史教材，无论篇幅多大，所能说明的问题总是非常有限的。它代替不了各种断代史、专门史、专题史、各种各样的地方史志和人物传记。我们希望通过上述基本线索或称“一贯之道”，为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思考框架，一种认识方法。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传统的划分方法，大体以中央王朝的盛衰兴替为标志，形成所谓“王朝体系”。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等阶段的划分，或分成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阶段。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后，爆发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历史分期在不少学者那里转变成以社会经济形态更迭为依据。然而，在人类发展史上，究竟存在过哪些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其社会经济形态及更迭的程序是否相同，更具体一些，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推进，是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地域。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社会是不是东方式的奴隶社会，由地主—佃农经济与自耕农经济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不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即使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那么，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取代前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如此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从未取得令人普遍信服的共同结论。关于基本前提的意见已极难统一，历史分期便很自然地各执一说。仅以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时间而论，就有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东汉封建说、新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南北朝封建说等不同的主张，时间先后相差一千六七百年，每一说都振振有词。而所有这些主张，其实几乎都是据中央王朝情况立论，忽视了今日中国版图内中央王朝以外地区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对于中央王朝内部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也缺乏足够的估计。分歧如此之大，固然有资料发掘及资料诠释问题，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当是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推进的理论本身还很不完善，有待作出新的概括与总结。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没有采用根据王朝兴替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没有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也没有径直按照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来划分历史时期。由于本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国和中国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上，特别是作为族类形态的中国、作为地理与国家形态的中国、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作为世界联系中的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上，便以由这四个方面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与转变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
以此，本书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第一，中华族群、中华酋邦、中华古代文明与文化孕育与萌芽阶段。时间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20世纪左右。在今日中国版图内广袤大地上，由血缘性原始群团、氏族、部落逐步组合成一批较大的族群，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西戎集团、三苗集团、南蛮集团等，开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质的酋邦。由于石制工具的进步，他们由采集与渔猎经济发展到开始农耕与游牧，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
第二，中华族群、中华早期国家、中华古代文明基本架构形成阶段。时间从公元前20世纪前后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扩大而频繁，使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出现了一大批区域性初期国家，它们在相互交往、冲突、兼并、同化过程中，逐步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相当广大的诸侯国，它们名义上拥戴一个共主，相互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开始趋向建成统一国家。农耕经济范围扩大，北方游牧经济、西南山林农业经济都有了一定发展，在它们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过程中，中华古代文明的基本架构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逐步确立。
第三，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确立阶段，也是今日中国版图内尚未纳入上述统一国家治内的各民族所建立的区域性邦国获得显著发展时期。时间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3世纪初。秦汉王朝的疆域西部已达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部达朝鲜半岛中部，西南达到云贵高原及缅甸，南部达到了越南中部，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主体此时已大体确定，也就是说，地域的中国的主体这时已经形成。就族类的中国而言，这时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的汉族已经形成，原戎、蛮、狄、夷诸族这时也发展为西域、匈奴、西南夷诸族，与汉族的联系更为广泛而密切。就国家形态、文明形态的中国而言，由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控制与协调体制的建立，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的大一统格局也逐步确立。
以上三个历史时期，为本书撰述的第一卷。（编者注：本卷由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主编）
第四，在新的民族混合与重组基础上，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中华文明辉煌发展阶段。时间从3世纪初至13世纪中。这一阶段开始时，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居内地，在激烈冲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也进一步强大。稍后又出现了一段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终于逐步形成宋、辽、金、夏、于阗、大理、吐蕃并峙的局面。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山林农业文明经过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亚西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华文明以及中华国家体制都获得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中华文明光芒四射，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二卷。（编者注：本卷由武汉大学冻国栋教授主编）
第五，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时间从13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叶。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它引发了欧亚大陆空前广大范围内的民族流动与人口迁徙，促成族类的新的组合；由于蒙古高原游牧文明一度取代农耕文明而占据支配地位，给原先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达，开始在原先农耕经济体制内形成一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经济力量。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定地确立。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林农业文明仍呈三足鼎立之势，农耕文明更臻成熟，但是，初期工业化和商业文明已经有了不可忽视的长足发展。中国与欧陆文明的关系，在起伏曲折的发展中已产生多方面联系。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三卷。（编者注：本卷由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主编）
第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阶段。时间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阶段，中国一方面面临着内部社会矛盾激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又面对着先前从未遇到过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扩张的冲击。中华民族在空前危机与共同奋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国家形态终于结束了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体制，开始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变。由于新型工业文明的诞生与成长，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但是，所有这些转变都仍在进行之中，无论在时间范围内还是在空间范围内，距离转变的完成还很遥远。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四卷。（编者注：本卷由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主编）
第七，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经由众多曲折和全国范围的反复试验，寻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全方位转型。时间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凭借质的升华而重振雄风，生机蓬勃地跻身于世界现代文明之林。
这一阶段为本书第五卷。（编者注：本卷由姜义华教授主编）
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表明，历史上不同部族、民族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冲突、混合、同化、重构，都非常有力地打破了中国今日版图内原先居民血缘的、地域的乃至部族、民族的封闭性，推动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促进了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中华各族人民是中国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各族人民为缔造中华国家与中华文明作出了他们各自独特的贡献，尽管这一进程并不都是和平，其中不乏许多战争、征服与屠戮，仍无损于他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过程还表明，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同时又是进行社会控制与社会协调的有效体系，是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作为国家形态的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表明，历史的中国尽管经常为剥削阶级所控制，但是除去维护剥削者的特殊利益外，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还在于它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人们生活实际中，对纷繁复杂的经常相互冲突的各方有效地进行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协调，有力地提供了社会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保障。除去政策上的措施外，其活力更源于制度上的、体制上的、机制上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贡献。文明的创造，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创造，包含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构建。自从阶级产生以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经常都是在阶级对立的关系中进行。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如此，制度生产也是如此。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经常不免要烙上阶级冲突的烙印。但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过程得以有效地进行，在阶级存在的历史阶段，不仅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离不开对立阶级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妥协，乃至一定条件下的互相合作。在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稳定发展时期，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最终是以不使生产方式破裂为限度，这时，实际上同一性是主要的，斗争性则是次要的。只有当一种旧的生产方式已经濒临崩溃，将不可避免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时，斗争性方是绝对的，同一性才转为相对的。中国历史发展诸阶段又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建立以后，人类历史方才开始全面超越先前的区域史而真正成为世界史。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和外部世界发生过多种多样的联系，包含和平的交往与非和平的冲突，中国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中吸取了养料，也对世界其他文明提供了自己的创造性贡献。近代以来，中国先是被动地，后来则是主动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要了解世界，不能不了解中国；同样，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又不能不了解世界。以上就是我们综合族类形态的中国、国家形态的中国、文明形态的中国、世界联系中的中国这四个方面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所作出的阶段划分。
（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1.3万字，限于篇幅，本报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一节“中国历史中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其他地方也有删节，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录入 陈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