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zhuandaola在2005-7-14 10:13:37的发言：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国之道是讲伦理（不是法理），论风俗（不是前案例）。我们试行孔夫子的理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论孝，也高举儒家学说。不要低贬这些事。以论理、风俗治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费用低廉。昔日包公审案或郑板桥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师、法庭，其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郑板桥是个诗人，精于书画；只因为读过书，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伦理治国费用低廉，在一个不变、安定或缓进的社会中，大有可取。但说到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伦理治国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价。
第一方面，在伦理治国的制度下，以读书识字来考什么进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职。历史上，从陶渊明到苏东坡到郑板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算是有学之士是没有做过官的。那是说，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伦理学问可治，科学学问不可治也。读书识字的，或多或少要向伦理那方面下功夫，论什么君子、小人，科学的兴趣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来。要是我们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师专业处理，懂得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苏东坡，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是的，我们历来科学人材的缺少，不是没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讲伦理，谈诗论词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会造成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历史上，我们从商的可能富有，为官的学者生活挺不错。余下来务农或工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用不读书识字。以学问治国就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没有一个纯以学问生产而谋生的空间。
第三方面的代价，是伦理治国没有弹性。伦理、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欧西法律那样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与戴维德（A.Director）论法律，他的高见是英国始创的普遍法的费用，比欧洲大陆的成文法为高，但较有弹性。相比之下，我们的伦理治国费用最低，但弹性最少。
弹性不足的伦理，遇到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起云涌的演变，就应付不了。我们要搞一个革命才能把辫子割下来！历史上，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要是伦理治国有足够的弹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惊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说一次：二百年来，我们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北京的领导人要放弃成见，大胆地引进老外可取的法门，用之于炎黄子孙的天才上。这样，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
张五常
说白了，功利社会而已，这个社会的人与动物有什么区别？不过是走回头路而已，又有何高兴可言？[em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