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另外，曲线的短和直线的长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会在竞争的过程中发生不断转化的。本来，可能直线确实是短，正因为大家都看到它短，所以大家都想取捷径而选择了自己意味的直线战略，但是人多路窄，直线道路很快就水泄不通了，这时短就变成了长。而曲线道路则相反，正因为大家都以为它长，不可取，所以走的人很少，当人们拥挤在直线道路上的时候，曲线道路就成了康庄大道，变成了捷径了。直路如果拥挤还不如弯路通畅来得快，会开车的朋友一定深有体会。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界曾经出现的“一窝蜂”现象就是这样的情况。开始有少数企业发现了一些冷僻的“死角”当中蕴含的商机，抓住了加以开发，获得了成功，其他的企业也随之而来。当大家的产品一同上市的时候，惨烈的价格战迅速展开，经过几轮“大出血”、“跳楼价”之后，商场上惨不忍睹：到处是“缺胳膊断腿”的，奄奄一息的商人，那里还有几个躲在床底下——逃债嘛。这就是直路变弯路的例子，在金融风暴过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
最后，战略和战术的区别在于，战术是短期行为，短期内竞争双方的实力的质量和数量都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影响竞争的各种环境要素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人们在计划战术行动的时候，可以在基本静态的模式中思维，但是战略指导全局和长期的竞争活动，双方的实力，实力的各个要素，实力的质量和数量，环境的诸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因此，短期内的直线在长期当中可能变成曲线，曲线也可能变成直线。这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道理。这里的“东风”，可能是环境自然发展的结果，也可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诸葛亮的东风是自然的结果，作为竞争者来说，只能耐心等待。在奠边府战役的初期，越南军队曾经穿过深山老林“直取”敌人要塞，由于没有大炮支援，伤亡惨重，败退下来。后来根据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越南军队清理奠边府周围的丛林，开辟大炮的通路，终于在大炮的支援下，攻克了法国人精心构筑的要塞。这是人为努力的结果，需要努力＋耐心。一旦条件具备，原来的曲线就会变成直线，而一旦条件改变，原来的直线也会变成曲线。人们习惯于根据眼前的事情来静态地预测将来，根据局部的情况估计全局，这样，就产生了战略思维上的“盲区”，正好给高明的战略家加以利用。
朱元璋打天下，请朱升出主意。朱升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当时在长江下游平原地带，诸侯纷起，战乱频繁，当务之急是生存。在战乱的平原地带要想生存下来，在古代的条件下，只有高筑墙，建立城市防御工事。城市的防御建立起来之后，工商业才能正常发展，这样，税收就有了来源。依托城市，周围的农村也可以控制起来，农村的治安恢复了，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保障，平原地带粮食生产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农民安居乐业，粮食积累多，兵源就有保障。在甲兵强盛，深沟高垒完备之前，不要急于称王称帝，免得招惹诸侯的攻击。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就象打仗的时候匍匐前进一样，不容易挨枪子儿。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借鉴了朱升的意见，把我们国家的战略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总体国策还是这个战略的延伸，是它的修正版：在今天的条件下“深挖洞”就不必了，因为高科技时代的国防不能依靠防空洞，就像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藏是藏不住的。”但是加强国防的指导思想是没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是死抠字眼，这个意思还可以照单全收。“广积粮”也太老土，那是自然经济的观念，君不见香港虽然没有寸土种田产粮食，但是世界上从来闹粮食危机都没有香港的份，最要紧的是香港人钱多，不怕没地方买粮食。中国那么大，打起仗来想包围我们，困死我们，饿死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有钱，世界上土地多的国家的农民们会抢着为我们种田呢！卡特是农民出身的美国总统，当年跟苏联过不去，想出了农民最损的一招：饿死那XXXX的！就宣布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结果其他全世界粮食出口国的农民都欢天喜地，就是把美国农民活活气死：以为你是农民出身的总统，会为我们农民着想，谁知道把我们坑成这个样子——全世界最大的顾客叫你赶跑了！接下来我们也把你赶跑吧！失去农民支持的卡特总统终于在大选中失败。继任的里根总统虽然咬牙切齿地骂苏联是“邪恶帝国”，另一方面却主动地把面包奉献给“魔鬼”——宣布完全取消对苏联的粮食禁运。中国是一个那么大的国家，１２亿多人口，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田地都不能养活那么多人，一定要给外国农民机会挣钱。如果我们的钱多，就不怕别人挣——所有挣回来的钱都是为了要让别人挣回去，不是吗？既然美国农民想挣我们的粮食钱，我们为什么不拿挣他们的汗衫钱来支付给他们？北朝鲜之所以发生饥荒，不是因为有哪个国家封锁，而是因为没有钱进口粮食。因此“广积粮”也就因该改成“多挣钱”，或者说“四个现代化”。至于最后一句“不称霸”就不用改了，现在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大国，经过２０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加入ＷＴＯ方面，在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方面，都符合贫穷落后这个不光彩的标准，就算再过２０年，中国真正达到那时的国际的“小康”标准（今天我们达到的“小康标准”是“中国特色”的标准。所谓“小康”通常是指中等富裕程度，我们今天的中等富裕程度显然比发达国家的中等富裕程度差得远去了，发达国家今天的“小康”大体应该在人均年收入一万美元左右），也绝对不应该猖狂到称霸的地步[11]。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之所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暴发户忍不住猖狂起来，结果给美国佬在背后“阴”了一下，三兄弟一起栽了跟头。萨达姆的遭遇就不用说了。
在这个方面，蒋介石就缺乏朱升这样的战略眼光。如果不考虑战争的正义性，仅仅从发动内战的时机来看，重庆谈判后，其实和平对国民党有利。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躲在西南大后方，日本投降后，急急忙忙抢占的都是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这些地方如果在经济恢复之后，可以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丰富的财源，但是眼下需要时间来恢复治安，收拾民心，不宜轻启战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活跃在敌人后方，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生产都有稳固的基础，对于战争的支援不成问题。迅速开战，国民党的新占领区全部变成了包袱：吸收了大批机动部队转入城市治安和要地防御，造成前线兵力不足，政权建设缺乏基础，经济建设来不及恢复，不但不能提供财政收入，反而造成混乱。其实这种情形，并非国民党独有，共产党在刚刚接收东北之后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国民党一进攻，共产党就节节败退。惨烈的四平保卫战失利，说明当时我军并不是不想坚守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线，而是实在守不住。《智取威虎山》就是反映了后来我军在东北剿匪，恢复和维护社会治安，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的历史的文艺作品。[12]美国特使马歇尔曾经估计到这种前景，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如果开战在财政上最多只能维持６个月，战争如果超过６个月，经济就要崩溃，仗当然也没法打下去了。因此，他打算让蒋介石和共产党玩“民主牌”，争取国际国内支持，拖延时间，利用拖延的来的这段时间巩固新占领区，恢复经济，整军备战。为了防止共产党得到大城市和工业区这张和平发展的王牌，他还敦促蒋介石不管在军事上是否有利，应该尽全力抢占全国主要的大中城市和工业区，尤其是抢占东北的主要大城市和工业区。等到经济恢复，政权巩固之后，发动战争的借口随时都可以找到。可是蒋介石独裁惯了，吞不下“民主”这颗美国“药丸”，哪怕是假的，也吞不下去。最后把他的西洋“朱升”赶回了老家，发动了全面内战。其实马歇尔并不是不愿帮忙，他是真心想搞垮共产党，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是美国政治的现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人民希望和平，而没有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认可，美国政治家就是很想，也不可能大规模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要想得到美国选民的认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演几场美国式的民主闹剧。闹剧演不成，自然美国佬也不付款给蒋介石买飞机大炮，在中国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当中，美国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支持实际上很少，和后来对于小小的南朝鲜和南越政府的支持相比，可以说基本上是持超然的态度。现在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凡是反映国共战争的题材，国民党军队似乎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的坦克机械化纵队，赛过７０年代的解放军。其实从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纪录片来看，胡宗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装备和军容，如果不是特别说明，好像和红军甚至北洋军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大盖帽，打绑腿，扛一条步枪的水平。黄维兵团干了一件中国军事史上很出名的奢侈勾当：用８００辆汽车埋到土里，埋没到轮子，形成一条所谓的“汽车防线”，阻挡我军进攻。后来这条“汽车防线”的照片被很多反映淮海战役的书籍引用。其实对于一个１０多万人的兵团来说，８００辆汽车根本算不了什么，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军的汽车拥有量就不止１０００辆。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战役，敌人投入２个步兵师，其中一个还是韩国师（后来美国佬给打怕了，换上韩国部队，最后变成了两个韩国师），支援的炮火达到每天２４万发大口径炮弹落到我军阵地上的地步，有的时候甚至达到３０万发的水平，显然国民党在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个战场上，都没有这么强大的火力支援，而这三大战役当中，国民党在每个战役中投入的兵力都在５０万人以上，几十个师。根据杜聿明的回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大骂锦西和葫芦岛的蒋军将领救援锦州不力时说∶“我们的将领真无用，以三个军加上优势空军炮火，把塔山都打平了，都不能攻进去，可惜我浪费了二十发二十四生的炮弹。” 看官留意，锦州守敌十五万已被全歼，加上塔山和其它战场的损失，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损失兵力已有二十万之众，蒋介石不心痛，反而在乎重庆号巡洋舰主炮打出的二十发炮弹，除了说明蒋介石已经六神无主，语无伦次之外，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元首竟然操心起几十发炮弹的窘境。而在朝鲜战场上，按照李奇微本人的说法，他要求美国政府装备南韩的军队达到火力和美国军队相当的水平，但是显然美国没有全力支持蒋介石内战，这和朝鲜战争中对南朝鲜军队的支持完全不一样。根据我军发表的资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歼敌７１８，４７７人，缴获坦克２４５辆，缴获汽车５，２５６辆，缴获火炮４，０３７门，缴获敌机１１架；而在解放战争当中，相应的数字分别为：歼敌８，０７１，３５０人，缴获敌人坦克６２２辆，汽车２２，０１２辆，火炮５４，４３０门，飞机１８９架。我们四舍五入，取个大约数字：歼敌７２万，缴获坦克２５０辆，比较一下，歼敌８００万，缴获坦克６００辆。如果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达到朝鲜战争的水平，我军应该在解放战争中缴获敌人坦克在３，０００辆左右才对，实际上只是五分之一略强。而且解放战争的结局是彻底胜利，而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平手，解放战争的缴获应该在比例上大大高过朝鲜战争才合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解放战争的统计，基本上没有击毁击伤敌人装备的数字，而抗美援朝的统计就比较详细。为什么？这是因为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部队对于击毁击伤敌人装备这件事情不重视，干脆不统计，而抗美援朝战争中，敌人的装备优势太大了，部队自然就重视摧毁敌人装备了。 |
|
